邵静[1]2011年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和美国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的代表国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崛起,美国对其产生的矛盾情绪与日俱增,既寻求合作,又借机打压,可以说是既爱又恨,美国针对中国的这种复杂情绪在其大众媒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言而喻,目前,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仍然是建构世界印象的最为有力的途径;美国媒体,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声望较高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它们逐渐成为了塑造中国形象、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阵地。本文在这一大背景下,分别从样本分析、框架总结和比较、框架过程探究、媒介框架与国家形象等几个方面对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近千篇涉华报道进行了研究。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不仅详细梳理了国内外涉华报道研究的现状,分别总结了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的特点,还在这一总结的基础上引入了目前较为新颖的框架分析法,利用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千篇的涉华报道样本,对美国主流媒体中涉及到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框架进行了归纳、思考与运用。为了有理有据、有条有理地论述本文所涉及到的主体内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笔者将全文分割成了包括“绪论”、“主体”以及“总结”等三大部分在内的共七个章节。在“绪论”这一章节中,笔者首先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现状与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等问题相联系,找到了对“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背景与意义。随后,笔者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纸质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总结与比较,由此找到了本文的切入点,引入了框架分析的方法,并对其四个分析取向,两个分析路径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和探讨。最后,为了使论文的主体部分显得科学、有条理,笔者又搭建出了一个紧凑、可行的论文框架,利用清晰形象的模式图展现出了全文的架构。在本文主体的第一章节中,主要研究的是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笔者主要采用了主题分类的方法,主要对其中的政治类、经济类和民族宗教类等三类报道进行了研究。在这三类涉华报道中除了民族宗教类报道的负面性较强之外,在政治类和经济类报道中均未发现普遍的针对中国的负面倾向,《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总体上还是较为客观的。但是,在这些涉华报道中,框架建构手段方面的倾向性还是存在的,主要建构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中国形象,即虽然有不可掩饰的进步方面,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时,摆出了明显的“旁观者清”的姿态。在本文主体的第二章节中,主要研究了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笔者以版面为分类标准,分别对其中的“头版新闻”和增刊中的“中国专题新闻”进行了个案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中具有“妖魔化中国”的倾向,虽然在框架的建构手段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且选题中的负面性特征较为明显,但是该报也注意到了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这一框架的建构。当然,“中国专题新闻”这一体现“中国主流媒体声音”的增刊存在本来就体现了《华盛顿邮报》注重公正、平衡报道的原则。在本文主体的第三章节中,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归纳和比较,将较为分散的个案分析结论进行集中性的统一分析,并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框架建构方法与框架建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既分别归纳出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的主要框架,也对两者进行了细致地比较,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新闻来源和报道切入角度差异性明显的表相之下,隐藏着《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同质(主要表现为各主题主导框架同质)的深层内涵。在本文主体的第四章节中,我们对上文中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根源性的追溯,从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入手,以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具体建构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找出相应结果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论述内容包括了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媒介框架的作用与评价等三个方面。最终,我们认为,媒介框架是普遍存在的,且并无对错之分;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媒介框架,其积极和消极作用是并存的;理性对待媒介框架是研究之根本,将媒介框架为我所用才是始终的王道。在本文主体的第五章中,主要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笔者首先界定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并对不同时期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还对本文中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总结,一共总结出了五个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即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专横独断。此外,为了探索研究美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本文又对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之后,笔者还对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负面形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地探究。在本文的结语部分,笔者不仅纵览了全文的内容,还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全面性等方面归纳出了本文的优点与不足。最终,鉴于目前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语部分还对“涉华报道框架研究”这一课题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几点建议。
杨雪燕, 张娟[2]2003年在《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文中研究指明作者从Lexis-Nexis数据库中收集了从1990年至1999年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家美国大报国际版上有关中国的所有新闻报道的标题,从媒体的议题设定功能出发,对标题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走势三方面如实反映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
赵美合[3]2013年在《日本三大报关于日中钓鱼岛争端报道研究》文中指出在中日两国的交往中，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媒体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0年9月撞船事件后，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升级，中日关系趋于恶化。根据2012年由日本法人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进行的第八次中日联合舆论中日方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相较2011年更为恶化。是自2005年来8次调查中情况最糟糕的一次。钓鱼岛争端是影响日本国民对华观感的重要因素。日本主流报纸围绕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一方面是日本民众获取相关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同时也大致反映了日本国民在此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就中日钓鱼岛争端而言，日本主流报业与民众倾向之间呈现相互肯定和固化之势。而这正是民主党政府应对钓鱼岛争端的民意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并限定了在此问题上日本政府未来的政策选择。本文选取2010年9月7日撞船事件到2012年4月15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导致钓鱼岛争端进一步激化这一时间段分析日本三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相关报道。通过对整体数据的分析、三大报社评的分析、三大报民众投稿的分析把握三大报对钓鱼岛事件的基本报道立场和投稿民众对三大报报道的基本看法。本文通过分析报社传统价值取向、社评倾向和读者群的价值观，以及报社社评和民众投稿之间的互动联系，探宄了影响三大报关于钓鱼岛问题报道基调形成的因素，最后说明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媒体和国民之间的互动是如何相互强化彼此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固有认知，进而形成简单、封闭且僵化的“刻板印象”。
李千晴[4]2012年在《新世纪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形象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日双边关系的好坏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历史渊源上看都意义重大,进入新世纪的两国经济往来更加密切,两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然而与此相背的是中日两国民众的亲近感步步下滑,特别是2005年以后屡创历史新低点,令人堪忧。其中,媒体在对国家形象构建、影响双方认识上作用重大,这成为探究改善双方民间关系的一个着力点,也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入手,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大众传播学理论结合,以分析日本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中心,考察日本报纸向民众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是如何进行构建的,并就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如何改善等问题进行探究。文章共分五个部分。第1部分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新世纪以前日本媒体构建的中国形象,为理解新世纪以来媒体构建的中国形象做铺垫。第2部分阐述了本文选取日本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深厚的报纸之一的《朝日新闻》为观察中心,选其2006年至2010年五年来中国报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和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为研究的理论依据。第3部分按照框架理论,通过抽样编码方式,用文本分析法、社会系统分析技术等方法对样本展开量化的统计学分析及定性的梳理分析,展现《朝日新闻》关于中国报道的主要内容、类型和倾向性,分析了《朝日新闻》典型的选题框架、报道视角和基本态度,完整直观的对《朝日新闻》近5年来构建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归纳呈现。第4部分着重根据朝日新闻的采编制度,结合第3章统计数据,分析总结出《朝日新闻》中国报道的特点,考察了日本媒体构建中国形象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发现其中国报道框架的形成主要受媒体的国家性、市场性和新闻性等内在因素及国家政策、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时文章还根据大众传播理论对形象塑造原理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寻求切实可行的改善策略。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提炼,指出媒体构建中国形象的偏差来自于不同的价值和评价体系。我们应当从历史角度看待媒体对中国形象构建的影响,以及媒体对中日民众互相认识的作用。
鲁昊[5]2016年在《20世纪70-90年代日本三大报涉华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围绕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主流报纸与日本政府对华态度的保守化转变以及二者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思路、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等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和日本三大报涉华报道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处于蜜月发展时期。在友好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报纸虽然还会报道两国间因为台湾问题等历史遗留因素导致的分歧,但总体上呈现出对华友好的报道特点,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章,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出现摩擦、矛盾分歧不断扩大的时代特点入手,勾勒出日本主流媒体在不同事件报道中所呈现的不同立场和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政坛对华态度和日本报纸涉华报道出现“转向”的十年。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尚属良好,但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出现不小的分歧。日本主流报纸在对相关问题报道时,也出现了友好与反华并存的时代特点。日本主流报纸的相关报道出现这一报道偏向,固然与政坛的态度有关,也不能忽视因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复苏这一重要因素。第三章,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对华态度保守化和两国政治摩擦加剧入手,对日本主流报纸大量出现敌视中国的报道情况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20世纪90年代,虽有天皇访华等重大外交成果,但也存在不断发酵的历史、领土等方面的遗留问题,更有“中国威胁论”这一严重抹黑中国的右翼言论出现,呈现出总体保守化的趋势。日本主流报纸在这一时期也逐步统一口径,充当政治的“扬声器”,极力打造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日本产生巨大“威胁”的负面舆论形象。第四章,主要对20世纪70-90年代,日本报纸涉华报道逐渐从总体友好演变为总体保守化的原因进行分析。维护国家利益是报纸对外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狭隘的民族性、媒体与政治力量相比的相对弱势地位、媒体自身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等,都是导致日本主流报纸对华报道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结束语部分,总结了日本主流报业的涉华报道出现保守化倾向及其影响,并提出了简要的应对之策。
朱子超[6]2005年在《近年来美国主流报纸涉华报道的倾向性研究》文中提出美国主流报纸在涉华报道中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文章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重点研究了最近几年来美国的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从报道的数量、类别和变动幅度进行了整体分析;在常规议题中详细阐述了台湾问题;从政治、经济、军事、公共生活几个方面对相关重大事件的倾向性报道进行了深入分析。这种倾向性的形成是基于意识形态、利益和文化三大方面的原因。这种对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同时在报道中也反映和折射出国内媒体和政府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进而针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应对措施和改进方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媒体和政府应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改进,要加强信息公开,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重视新闻传播技巧;加强对外报道的导向性和针对性;提高我国媒体的影响力。由此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
张娟[7]2000年在《美国大报对中国的报道与美国对华政策》文中研究说明进入9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巨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机制和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中外不少学者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国内政治、价值观念等角度就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对新时期下美国新闻媒体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相关的研究寥寥无几。西方一些学者曾研究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但由于他们选取的材料和时间不同，所得结论大相径庭，于是形成不同的理论。究竟9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这便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问题：1）90年代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2）若存在相关性，如何表现？若不存在相关性，原因何在？ 本文从美国大报上取样，包括美国四家享有国际声誉的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洛杉矶时报。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只搜集了四家大报10年来在国际版上对华报道的新闻标题。本文从报道数量、报道内容、和态度倾向三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讲，90年代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存在相关性，具体表现包括： 1.报道数量与美国对华重视程度二者在发展趋势上极为相似。 2.报道主要涉及的内容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大致相同，且呈相 似发展趋势。 3.报道态度上的倾向与美国对华政策指导思想大体一致。 同时，对某些问题或在某些较短阶段中的报道与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包括： 1.对台湾问题的报道相对较少，与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地 位不相符。原因在于新闻媒体对常态下长期存在的事物漠不关心以及 美国政府希望保持台湾现状的政策。 2.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中美贸易的报道趋势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 脉络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密切相关，表明 新闻媒体在这方面作了较为客观的报道。 3.1994年之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报道呈上升趋势，但没有影响美国 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框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新闻媒体对人道和反面 新闻的强烈兴趣。 这项研究表明，不能把新闻报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美国新闻媒体在总体与政府政策相关的同时，也呈现自身的特点。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媒体在这方面以及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等问题还值得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基于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关性，中国方面应注意美国媒体的动向，加大自身对外宣传。
陶志峰[8]2004年在《中国报业规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发展文化产业非常重要。在发达国家,报纸产业是重要的文化产业,地位显著。例如在美国,报纸广告长期超过电视广告,占据主导地位,约占全部广告的两成。《纽约时报》售价 1 美元,平均每份报纸能带来 443 美元的收入。中国的报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极其落后,2000 年仅仅一张《纽约时报》的广告收入接近于该年中国所有报纸广告收入的总和。中国报纸人均拥有量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报纸拥有量的最低标准相距甚远。在中国,报业和电视业并驾齐驱成为传媒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传媒业是中国文化产业中最主要的盈利产业。中国报业的落后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造成了社会层面的其他一些问题。 中国报业的规制(管制)制度是造成中国报业产业层面和社会层面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严重落后的中国报业,在网络经济时代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意义,中国报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同时报纸产业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广播、电视等其他媒体产业和文化产业所共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讲,对报业的研究超越了发展报纸产业本身,其研究成果对这些相关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报业宣传事业的定性,使报业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空白点。本论文第一次将(规制)经济学方法引入对报业的研究,分析中国报业规制问题,提出重建规制制度、发展中国报业的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论文的思路如下:开始两章对报纸、报业,规制等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阐述和交代;第三章分析中国报业的规制问题;第四章探寻造成中国报业规制问题的历史原因,从中得出一些结论,为最后一章作准备;第五章介绍国外报业规制的历史和目前规制的一些制度,洋为中用,为最后一章作准备;第六章进一步阐明重建中国报业规制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并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建中国报业规制的目标、政策思路。 论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1、论文第一次用规制经济学的方法,对属于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报业的规制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对报纸等媒体新闻信息产品社会性规制的一条原则,丰富了规制经济学中的社会性规制理论。2、提出了重建规制、发展中国报纸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王艾莎[9]2007年在《《纽约时报》网站涉华报道研究》文中指出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问题对于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掌握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理念和运行机制，改进中国的对外传播体制，最终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与评说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纽约时报》网站2006年平面版的涉华报道，和自2002年8月2日以来的涉华多媒体报道，对其数量与类别、重大事件、常规议题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得出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受到新闻理念、文化背景、商业利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我们应当客观认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从中寻求启示。
李莉[10]2010年在《近代中国的媒介镜像：《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文中指出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形象远播世界的历史。晚清以降,在与世界不同民族国家的频繁交往中,通过社会各色力量参与的建构实践,近代中国之形象在继承和颠覆传统认知的过程中,开始获得新的面向和认同。此间,外国传媒机构和记者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一跃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单元,通过他们各自多样化的职业实践,促生了近代中国之媒介镜像,并对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传播。哈雷特·阿班(Hallett E. Abend)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派驻中国的重要记者之一,1927年后,他不仅担任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一职,而且负责管理《纽约时报》的全部中国报道。一直到1940年底离华回国,阿班的驻华新闻实践历经十五载春秋,共发表了一千余篇的中国报道。因此,阿班自身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驻华美国记者中的重要代表,而且他的报道也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新闻业塑造和传播近代中国形象的关键文本,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研究试图通过考察阿班在华十五年的新闻采访实践及其一千余篇的涉华报道作品,展现阿班及所属媒介组织《纽约时报》如何通过其特有的新闻框架和话语系统建构起一种典型化、历史性的近代中国形象——“危机中国”的形象,并揭示此种形象背后所蕴含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步主义价值评价体系和功利主义的国际关系观,说明20世纪以来的国际新闻传播实践是一个充满了西方意识形态浸化、价值评判垄断、国际政治利益制约、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复杂过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问题的意义和缘起。首先提出了国际新闻生产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认为近代中国的媒介镜像是中国加强自身理解,重塑当代中国形象的一面镜子。其次,分析了当代西方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中国本土研究比较偏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而较少对其他历史时期加以关注、偏重于使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而较少使用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并藉此说明哈雷特·阿班涉华报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指出了《纽约时报》和哈雷特·阿班在美国国际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认为阿班的中国报道是研究西方媒介建构中国近代国家形象和塑造美式“中国观”过程中无法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通过对1257份报道文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发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在报道的总量和频率方面,哈雷特·阿班的报道基本上与中国的现实律动保持了一致,比较全面及时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二,在报道议题的设置方面,阿班的中国报道呈现了突出的硬新闻特质,中国内部的政治动荡和中日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是主要的新闻议题。其三,在发稿时间、地点和版面安排方面,出现了发稿日期与刊载日期间隔时间由长变短、发稿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重要版面占有量不足等特点,说明了阿班的中国报道在国际传播层面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现实。第三章分析了阿班的“危机中国”这一主导性的报道框架。认为新闻框架不仅是报道者传播意图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把握国际新闻生产深层社会意涵的途径和方法。指出阿班“危机中国”的框架实际具有“双重危险”的含义:其一是对中国社会本身危险境遇的言说,其二则是对当时的中国现实对美国方面所构成的挑战和危险的言说。通过对132篇阿班撰写的中国评论性文章的内容分析,揭示了“危机中国”这一主导新闻框架的话语呈现方式和表达路径。认为“危机中国”这一指导思想基本上贯穿了阿班对中国全部社会问题的认知和判断。第四章讨论了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四个重要案例:有关“满洲问题”的报道、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有关日本侵占上海的报道以及有关新闻检查的报道。首先,指出“满洲问题”的报道不仅是阿班塑造“危机中国”形象的重要起点,同时也是阿班在美国外交关系视角下对近代中国做出的一种负面判断和陈述。第二,指出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是对中国社会冲突和无序状态的一种强化和凸显,是阿班建构“危机中国”过程中的典型范例。第三,指出有关日本侵占上海的报道是阿班在华工作中后期塑造“危机中国”形象的主要依据。认为阿班对日本侵华行为的揭露是说明美国利益在中国遭受挑战和侵害、敦促美国积极干预中国事务的意图表达。第四,指出有关新闻检查的报道是阿班籍以说明中国社会危险不安、有悖西方社会秩序的又一证据。第五章是对哈雷特·阿班“危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历史逻辑、话语策略和社会意涵的讨论。认为美国的中国形象建构是一个深具历史关联和逻辑转圜的发展过程,包括传教士、商人、作家等多元力量都参与其中。阿班的“危机中国”形象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美国的中国形象塑造这一历史传统的继承。其次,通过五个方面的新闻话语分析,展示了阿班的报道文本建构近代中国媒介形象的路径和方式,认为报道内容的选择、主题的归纳、信息的相关性控制以及典型词汇的调用都是阿班塑造“危机中国”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最后,指出了“危机中国”这一国家形象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心理的反映和表现,它不仅是美国进步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照中国事务时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西方功利主义外交理念的真实写照,因此,“危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美国有关自身利益的一场公开言说。美国的中国形象历经两百余年,《纽约时报》和阿班的近代中国报道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主流媒介建构中国形象上的重要一环。正如第六章所示,这一形象认知不仅受到美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受制于新闻组织惯例、其他利益集团以及记者自身经历等多重社会因素,是一个充满了复杂互动的话语建构过程。本研究认为,“危机中国”这一媒介形象并未超越西方知识传统上那种典型的“他者”立场,仍然是西方表现其主体的观念、价值、信仰和情感的一个与之对立的、负面的文化形象。“危机中国”实际上是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转型时对自身恐惧和焦虑的一种公开化表达,它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也有所疏离,是美国视角下的一种中国叙述。阿班的中国报道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公众有关中国知识和想象的重要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故不失为美国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上值得珍视的一个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D]. 邵静. 上海大学. 2011
[2]. 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J]. 杨雪燕, 张娟. 外交学院学报.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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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世纪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形象构建[D]. 李千晴. 复旦大学. 2012
[5]. 20世纪70-90年代日本三大报涉华报道研究[D]. 鲁昊.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6]. 近年来美国主流报纸涉华报道的倾向性研究[D]. 朱子超. 河海大学. 2005
[7]. 美国大报对中国的报道与美国对华政策[D]. 张娟. 外交学院. 2000
[8]. 中国报业规制问题研究[D]. 陶志峰. 复旦大学. 2004
[9]. 《纽约时报》网站涉华报道研究[D]. 王艾莎. 黑龙江大学. 2007
[10]. 近代中国的媒介镜像：《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D]. 李莉. 上海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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