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价值观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观是多种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一个问题，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都在这一领域进行过不同角度的探索（李德顺，1996）。其中，哲学关注价值观所反映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伦理学关注价值观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性；人类学关注价值观表达的文化特征；教育学关注影响价值观形成和改变的个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教育干预；经济学关注人类经济行为的深层心理原因和类型；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对价值观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则关注价值观的心理结构、过程、功能及其测量。这些研究相互补充和拓展，使价值观的研究不断深入。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而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观都会表现出很大的变化。所以，它还是关注社会变迁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特别重视的社会心理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引起了人们价值观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少学人的注意，有许多相关的社会心理研究成果问世，亦有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到价值观的内容。但是，由于社会心理这门学科在我国中断了多年，目前这门学科还比较薄弱，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所以，很需要对国外价值观的研究和我国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一、价值观的定义
（一）价值观的个体系统：价值（观）、价值取向、价值体系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价值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例如，1926年，Perry就对价值观进行了分类。 1931 年， Allport &Vernon出版了《一项价值观的研究》一书。但对价值观是什么，曾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Adler，1956）。而直到50年代， 研究者们才在价值观的基本定义上达到了共识，
这就是在区分了“值得的”（thedesirable）和“想要的”（the desired）这两个概念之后，将价值观定位于与“以人为中心的”， 与“值得的”有关的东西（Braithwaite& Scott，1990）。这一共识的经典表达就是著名的Kluckhohn（1951 ）的价值观定义：
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
在一个一个有关“值得的”看法的背后，是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构念系统，这套构念系统是有关对大自然的看法、对人在大自然的位置的看法、人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时对值得做及不值得做的看法，Kluckhohn（1951 ）称之为“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
“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概念的使用使得“价值观”在概念结构上清晰了许多。研究者不再停留在将价值观理解为“人们的兴趣、爱好、喜好、偏好、职责、道德责任、欲望、需求、反感和吸引以及其他选择性取向”（selective orientation，Williams，1968）， 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影响选择的建构”（constructs，Kluckhohn，1951）。
70年代Rokeach开创性的工作将价值观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他将价值观定义为“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与之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更可取。”（Rokeach，1973）他认为，价值观是一般性的信念， 它具有动机功能，它不仅是评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Braithwaite & Scott，1990）。
经历了差不多70年以后，社会心理学家大都认为，价值观是社会心理学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它是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的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的深层心理建构，是文化成员合理的信念体系。
（二）价值观的分析层面：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
以上价值观定义的出发点或前提是将价值观看成个体的心理现象和个体的社会心理现象，而社会学家Parsons 则把价值观视为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shared symbolic system，1951），文化人类学家更是将价值观作为某一文化类型的特征加以研究。在跨文化心理学兴起以后，又有大量的文化心理学的成果问世， 其中关于民族性、 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成果就不乏关于价值观的内容（如本尼迪克特，1946；许烺光，1989）。这就把价值观的研究从个体层面扩展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从而也引发了许多关于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与文化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研究。
1.个体价值观。个体价值观是指上面谈到的“价值体系”。杨中芳（1994）认为该体系包括：（1）对人及其与宇宙、自然、 超自然等关系的构想，对社会及与其成员关系的构想（简称世界观）；（2 ）它也包括从文化所属的具体社会中，为了维系它的存在而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社会观）；及其（3 ）成员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个人观）。这套价值体系给文化社会成员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以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并给予其成员一套行为准则。
2.社会价值观。个体价值体系中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或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架构，通常也被称作“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但它主要是指价值体系中有关“社会性”的部分，如个体在小群体中与他人的合作、竞争等策略，而不是指社会层面的价值观（Beggan
&Allison，1994）。社会价值观（societal values）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杨中芳，1994）。为清楚起见，笔者把个体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价值观称之为“社会性价值观”（socialvalues）， 而将隐含于社会制度中的价值观称之为“社会价值观”（ societal values）。 这一区分是价值观研究从仅仅关注个体价值观层面走向同时关注社会价值观层面所必须进行的。
3.文化价值观。杨中芳（1994）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文化中的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教导的一套价值，大体上，这一套价值是共存于文化成员之中的。Schwartz（1994a ）也指出：不同社会中的成员在有意无意的价值社会化（value socialization ）中表露出来的共同性（commonalitics），反映出支撑和保持这一社会（society）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文化的显要性。他在这里所说的价值社会化中表露出来的“共同性”就是一个社会文化中的“文化价值观”。
二、价值观的内容分类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对价值观的内容分类有过许多探索。例如：Perry（1926）将价值观区分为6类，即认知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有人的分类是经济的、道德的、审美的、工艺的、仪式的和社团的；Allport，Vernon & Lindzey（1960 ）根据德国哲学家E.Spranger（1928）《人的类型》一书对人的分类，将价值观分为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性的、政治的和宗教的6 类并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其中经济型的人具有务实的特点，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理论型的人具有智慧、兴趣，以发现真理为主要追求；审美型的人追求世界的形式和谐，以美的原则如对称、均衡、和谐等评价事物；社会性型的人尊重他人的价值，利他和注重人文精神；政治型的人追求权力、影响和声望；宗教型的人认为统一的价值高于一切，信神话或寻求天人合一（Braithwaite & Scott，1990）。 基于这一价值观分类而编制的量表“价值观研究”则在1960年修订以后被广泛使用，成为六七十年代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价值观量表。
我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也有类似的仿照研究问世（如彭凯平、陈仲庚，1989；张进辅、张蜀林，1989；孙健敏，1993）。还有的研究对此稍加改变，如黄希庭等人（1994）将价值观分为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职业的、人际的、婚恋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10种类型。但黄氏的分类存在某些混乱，如“婚恋的”与“人际的”有某种程度的重合，而职业的价值观是比较工具性的，可以进一步透过对职业的看法和选择发现人们更深层的价值观，如经济的、道德的、审美的、社会性的等等。人生的和幸福的价值观是终极性的，因此，也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1993）关于中国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在价值观的分类上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他们的划分是生活价值观、自我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姻和性价值观。
表1.Rokeach价值观分类
终极性价值观工具性价值观
舒适自在的生活 有抱负的
令人兴奋的生活 心胸开阔的
有成就感有能力
和平的世界 欢愉的
美丽的世界 干净的
平等有勇气的
家庭安全宽容的
自由愿助人
幸福诚实的
内心的和谐 富于想象的
成人的爱独立的
国家安全智识的
快感有逻辑
得救有爱心的
自我尊重服从的
社会认可礼貌的
真正的友谊 负责的
智慧 有自制能力的
Rokeach（1973）的分类突破了上述分类的框架， 他将价值观分为“行为方式”与“终极状态”两大类：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每一类由18 项价值信念组成（见表1）。
Rokeach 的这种划分体现了他对价值观具有层次性质和有顺序的认识，并且，也真正表达了价值观作为“深层建构”和“信仰体系”与“行为选择”之间相互体现与依存的性质和关系。他的“价值观调查”量表使得价值观可进一步操作化，人们亦可使用排序的方法表达他们认为哪一种价值更值得和更为重要。
我国学者王新玲（1987）、寇彧（1993）曾使用Rokeach 的量表（Rokeach Values Survey，简称RVS）对城市中学生进行过测查研究，探讨了道德判断及职业选择与价值观的关系。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1989）也使用这一量表对两千多名青少年进行过测查。
在Rokeach的基础上，Brithwaite和Law（1990）发展出了“目标和方式价值观调查表”。他们的划分不同于Rokeach 之处在于测量了价值的绝对重要性而不是相对重要性，区分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
Kluckhohn（1953）则从所有人类都面临的5大问题来划分价值取向：（1）人与自然的关系；（2）理想人格类型；（3 ）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形态；（4）关于时间评价和组织；（5）人的本性。Hofstede（1980）通过对40个国家11.6万个被调查者价值观的研究，确定了4 个价值观的潜在维度，他认为这是任何社会必须面对的人类基本问题。这4 个维度是：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或女性气质。从人类基本问题出发来进行价值观的分类反映了价值观作为“深层建构”和“信仰体系”的特性，并且细化了“终极性”价值观和整理了“工具性”价值观。但其在揭示心理结构方面却显然是不够的。
许志超和Traindis（1986）着眼于不同文化下的人们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他们发展出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简称INDCOL），试图从这一维度概括价值观念的文化差异。他们的假设是东方人更具有集体主义的取向，而西方人则处于个体主义的一极。许氏和Traindis的研究引发了大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同时，他们的理论架构也受到了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的批评（如杨中芳，1994；翟学伟，1994）和新近研究的挑战（Schwartz ， 1992，1994a）。
90年代初，我国学者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oir）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章志光，1993；李伯黍，1992），其中，一些研究使用了许志超和Traindis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如杨宜音，1991；董婉月，1993；汤志群，1993；刘磊，1993）。他们发现青少年中的友人关系中“分享分担”规范、合作行为、合作中的分酬行为、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等亲社会行为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多得出中国人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结论。但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是以“家”为单位的（杨国枢，1993），超出“家”或“家族”的范围，中国人就变得没有什么集体主义可言了。中国人基于亲缘关系而形成的对于“自己人”的认同，具有范围上的伸缩性，不仅包含了“个体—集体”两极，而且赋予“个体”、“集体”以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杨宜音，1997）。尽管许志超和Traindis的分类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但“个体—集体”维度的划分对推进价值观研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从若干个人类基本问题中找到了更加本质的一个问题。
Schwartz和Bilsky（1987）的分类依据了3条标准：（1）价值观可以是工具性的或终极性的目标；（2）价值观的中心可以是个人的、 集体的或二者兼而有之；（3）价值观与10个动机领域有关， 这些领域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之中，因为它们源于3种普遍的人类需求， 即个人的生物需要、 社会交往的需要以及群体生存与福利的需要（Braithwaite& Scott，1990）。他们将价值观分为守旧、和谐、平等的义务、 知识的自主、情感的自主、控制、阶序7类。
杨中芳（1994）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划分为3 个大的层次：世界观（宇宙观、变迁观、人生兴趣、理想世界、社会／个人关系、社会的功能、理想社会结构、个人的地位、理想个人、理想人际关系）、社会观（组织制度、基本单位、社会阶层、人／群关系、社会规范、人际结构、人际规范、人际交往社会化、社会奖惩、社会维系、社会分配、社会公正）和个人观（与环境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行为评价、自我发展目标、自我发展过程）。杨氏的分类受到了Rokeach的影响，世界观的部分与终极性价值观有较多的一致性，同时她显然注意到了Rokeach分类中西方文化的核心因素个体主义， 因此，她的分类强调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
黄光国（1995）延续了Rokeach的分类框架， 但是将人类社会中的价值观分为两大类：（1）关于个人行为方式的价值观， 称作工具性价值观，分为道德价值观和能力价值观；（2 ）关于存在之目的状态的价值观，称作终极性价值观，分为个人性价值（personal value）和社会性价值（social value）。他的分类不仅注重了价值观的层级特性，划分了终极性和工具性，而且在工具性和终极性两个层面都抓住了社会与个体、情感与工具、道德与契约等分类所表达的两大价值分野，从而更有可能探索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选择。
朱谦（1995）进行了一般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研究，旨在关注社会变迁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程度。他比较了在家庭关系、工作精神、物质欲望、社会秩序、进取心、宗教信仰和处世哲学这几个方面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他的研究使价值观研究又增加了时间的向度。
综上所述，在Rokeach、schwartz、 杨中芳和黄光国等人的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在对价值观进行“终极性”（目标）与“工具性”（手段、方式）维度划分的同时，再进行个体性与社会性维度的划分。这样，大部分价值观的研究都可以在这两个维度所构筑的4 个象限中找到位置。见图1。
图1.价值观分类的维度
我们可用一篇幅最短的价值观量表——Morris“生活方式量表”为例，按照上述两个维度进行题目的分析。“生活方式量表”共计13题（见表2）。
这一两维坐标的确立对于明晰价值观内容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同时，在这个坐标上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不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群体特征。
三、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研究
（一）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的价值观研究在70年代比较兴盛。起因是文化人类学者发现不同的文化类型，在人格上也有所不同。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由此注意到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具有不尽一致的价值观念，因而希望能够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他们使用某一些价值观的分类和测量工具，眼光超越了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域进行测量。比如，前述Hofstede对40个国家11.6万个被试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了4个价值观的维度。第1个维度是“权力的距离”。他发现在这一维度上高得分的国家，个体容易接受专断的领导人和雇主，家长喜欢听话的孩子；而在低得分的国家，领导人或雇主比较愿意与下属商量，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第2个维度是“避免不确定性”。他发现一些国家的人追求低风险和安全，拥有统一的国家宗教；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却相反。第3个维度是“集体主义—个体主义”。 个体主义是指个体独立自主、自负其责、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而不依赖群体和他人。第4个维度是“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他发现有些文化社会成员有较高的成就动机， 这样的社会竞争激烈、 社会压力较大。Hofstede认为，文化的价值渗透在文化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儿童的教养方式、职业的选择等等。当然，他的划分是两极性的，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处于这些维度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而不是某一极端上。
Traindis等人关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量表试图从价值观内容中抽绎出最可能反映文化差异的维度进行文化比较。 这一量表涉及6种人际关系（夫妻、父母、亲戚、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和7 种假设情境（对自己为他人所作的决定或对行为本质的考虑、分享物质财富、分享非物质财富、对社会影响的敏感性、自我表现与面子、分享成果、对他人生活的情感介入）。他们的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下人们的价值观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这一维度上，东方人相对处于集体主义的一极，西方人处于另一极。
表2.Morris “生活方式量表”的内容及定位
生活方式
描述在坐标上的位置
第1种方式 保存人类最好的成就 终极性、群体性
第2种方式 培养人与物的独立性 终极性、个体性
第3种方式 对他人表示同情的关怀
终极性或工具性、群体性
第4种方式 轮流体验欢乐与孤独 终极性或工具性、个体性
第5种方式 参加团体的活动来实践与享受人生 工具性、群体性
第6种方式 经常掌握变动不居的环境 终极性、个体性
第7种方式 将行动、享乐、沉思加以统合 工具性、个体性
第8种方式 在无忧而卫生的享乐中生活
终极性、个体性
第9种方式 在安静的接纳中等待 工具性、非个体性或群体性
第10种方式 坚忍地控制自己 工具性、群体性
第11种方式 静观内心的生活 工具性、个体性
第12种方式 从事冒险性的活动
工具性、个体性
第13种方式 服从宇宙的旨意
终极性、非个体性或群体性
为了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geography of values），将各个文化标识在相对的位置上（mapping cultural groups）， Schwartz等人（1992，1994，1995）发展出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Schwartz Values Survey，简称SVS）。这一量表囊括了57 项价值观， 用以代表10 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universal
motivationaltypes of values）。这10个动机类型是（1）权力。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对他人以及资源的控制和统治，例如社会权力、财富、权威。（2 ）成就。指根据社会的标准，通过实际的竞争所获得的个人成功，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3）享乐主义。 个人的快乐或感官上的满足，例如愉快、享受生活。（4）刺激。 生活中的激动人心、新奇和挑战性，例如冒险、变化的和刺激的生活。（5）自我定向。指思想和行为的独立——选择、创造、探索，例如创造性、好奇、自由、独立、选择自己的目标。（6）普遍性。 指为了所有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保护，例如社会公正、心胸开阔、世界和平、智慧、美好的世界、与自然和谐一体、保护环境、公平。（7）慈善。 指维护和提高那些自己熟识的人们的福利，例如帮助、原谅、忠诚、诚实、真诚的友谊。（8）传统。指尊重、 赞成和接受文化或宗教的习俗和理念，例如接受生活的命运安排、奉献、尊重传统、谦卑、节制。（9 ）遵从。对行为、喜好和伤害他人或违背社会期望的倾向加以限制，例如服从、自律、礼貌、给父母和他人带来荣耀。（10）安全。指安全、和谐、社会的稳定、关系的稳定和自我的稳定，例如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清洁、互惠互利。对这10项价值观的动机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Schwartz（1997）以图2表示：
图2.价值观10种动机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
图中划分了4个维度，即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 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他特别指出，对立的价值观在图中的方向上也是对立的，而互补的价值观则相互接近。Schwartz（1994a）的研究发现， 如果集体主义是指个体深深地融于集体而没有合理的自主意识的话，中国并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原型社会（prototypical collectivist society）。
Bond（1996）在其主编的《中国人心理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一书中专章撰文评介了有关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但他的角度是跨文化比较而非本土的。对此，他本人也已有所意识。事实上，跨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而不是站在非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也就是说，价值观中所包含的文化合理性被忽视了，不同文化成员对某种价值观在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差异也被忽视了。跨文化研究在价值观领域的这种遭遇说明，要找到一幅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分布图，还有赖于本土化方面的研究。
（二）本土定向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最初源于使用外来的量表或理念进行的研究（杨国枢，1988）。但以后开始检讨这种研究的效度，从理论架构和方法上突破了对西方研究的照搬照抄，杨国枢指出应从强加式的通则性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 ）转向本土化的特则性主位研究（indigenous emic approach）。在这种认识下，港台地区的社会心理学界自70年代末开始，推动了一场本土化的运动，取得了不少成果，这集中反映在《中国人的心理》（杨国枢，1988）、《中国人的性格》（李亦园、杨国枢，1988）、《中国人的价值观》（文崇，1989）、《中国人的蜕变》（杨国枢，1988）《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杨国枢、黄光国，1991）、《中国人、中国心》（杨中芳、高尚仁，1991）、《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文崇一、萧新煌，1988）、《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杨国枢，1994）和《本土心理学研究》（杨国枢，1993—1996，第1期至第6期）等著作中。祖国大陆的社会心理学家也从90年代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李庆善，1993）。在这一背景下，杨中芳（1994）回顾和分析了已有对中国人价值体系特征的研究，她将这些研究分为文化理念层次（包括人本主义论、“和合性”论、“内倾”文化论、道德价值论、儒家心态论）、社会制度层次（包括差序格局、传统导向论、个别／成就论、秩序情结论）和个人行为层次（包括社会取向论、情境中心论、关系取向论、权威性格论），进而从世界观、社会观和个人观3个层次各提出了10项具体内容，并在这3个层次30项具体内容上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做了比照，以此作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
黄光国的一项实证研究（1995）使用了自行编制的价值观量表，通过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处理数据，并在自己的理论架构下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发现，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在知识精英的认知系统中，已经融合成一种崭新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实现创造性转换的心理动力所在。
李银河的研究（1994）则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民的生育观。此外，郑伯埙（1987）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叶光辉关于中国人“孝道”（1992）的研究、余安邦关于“成就动机”（1990）的研究、翟学伟关于中国人的“脸面观”的研究（1995）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土研究的新进展。
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特征是什么，至今仍未有系统的回答。笔者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价值观内容分类两维坐标的基础上进行。即从考察中国人处于“个体—社会”维度和“终极—工具”维度上的特征开始。从“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的角度看，中国人的“自我”具有“家我”、“关系我”、“社会我”、“角色我”、“身分我”的特征（杨宜音，1995）。与西方人作为“在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相比， 中国人不够“个体化”；与西方人通过“自我类化”（self-categorization ）建立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而成为“在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注：参见Hogg,M.A.& Abrams D.(1988)Social Identification London:Routledge.）相比，中国人又不够“群体化”。所以，既会表现出对以家为核心观念的凝聚力，又会表现出对集体的事情不热心，散漫而自私。事实上，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个体—群体”概念，有以“自己人”为特征的整合和协调两极的心理机制（杨宜音，1997）。因此，在“个体—社会”这一维度上，中国人的分布可能处于中间的位置，并具有扩张到两极和收缩到中间的能力。与此相应，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够“终极化”，而具有实用性、世俗性的倾向；同时也不具有西方人意义上的“工具性”，而是通过对伦理价值的认同和遵奉将“终极性”和“工具性”统合起来。例如，“和为贵”这一价值观念深深地渗透在中国人的行为里面，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摸索了许多切实有用的办法来减少冲突的产生。所以，在“终极—工具”这一维度上，中国人的分布也可能是处于中间的位置。换言之，中国人在这样的维度上是没有完全分化的，因而使用试图在这样的维度上寻找差异或区别性的测量工具往往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四、价值观的变迁
价值观的变迁是价值观研究在时间向度下的研究领域。与价值观的空间向度和文化类型向度的研究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原因之一是西方社会的发展正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不过，中国大地上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急剧变化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的研究（1993）尽管有一些构念上的混乱，但这项研究比较敏感地透过青年人的价值观触及到价值观变迁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这项研究所涉及的变迁时限不甚明确，即由于没有前一时点的测量资料（如10年前青年人的价值观或上一代人的价值观，本群体前一段时间的价值观及对价值观变迁的陈述测查等）而无法验证价值观是否发生了演变。杨国枢（1988）曾在 1965 年使用Morris编制的“生活方式量表”（Ways to Live）对台湾大学生进行了测查，并与Morris1948年在北平等省市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所做的测查做了对比，从而研究价值观的变迁问题。20年后，杨国枢与黄啢莉（1988）再次进行了纵贯式研究，他们对比了1948年、1964年和1984年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结果，发现了其中的变化。谢惠灵（1987）也曾使用Morris的量表对北京和山东的大学生进行过测试，并与Morris、杨国枢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林春等人（1991）修订了台湾学者黄国彦编制的“我国当前祖孙三代价值观念之差异研究”量表，并据此对祖国大陆的500多名青年、中年和老年人进行了家庭价值、夫妻价值、亲子价值、法律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的测量，发现了年龄变量的区辨性。朱谦（1995）的研究关注到中国40年的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文化价值变迁，他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概括作为比照的对象，对1988年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做了测查。他发现这一时点中国人（1）家庭关系相当稳固；（2）勤劳工作的美德未受“大锅饭”的影响；（3）物质欲望升高；（4）人际关系趋向淡漠；（5）顺从尊长观念减弱；（6）中庸之道被排斥；（7）宗教信仰被存疑；（8）冒险进取精神不足。
时间变量所包含的意义是多重的，也就是说，影响社会价值观发生改变的刺激因素群有很多。例如大众传媒，商品生产与流通，生活消费的商品化，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交通和信息的日益灵便，城乡隔绝的削弱，职业的可选择和可流动性，传统人际关系的演变，政治权威的弱化，西方价值观念的侵入等等。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变化多浓缩在青年一代身上而体现在两代人的差异之中。因此，从代际差异的角度研究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入手处。这也是很多学者选择大学生等青年作为价值观变迁的研究样本的缘由。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方面，如从对消费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构成的新型关系入手来研究这种变迁。
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价值观也成为划分群体的一种根据（比如消费主义价值观群体），它表现出价值观是群体认同的一种标志，表明“心理群体”正在形成。这种情况在价值观变迁研究中也应该被注意到。
五、价值观的测量
价值观的测量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心理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论构架，尝试使用单测题（如Rokeach）和多测题、情景化、投射化、 序列式或非序列式等多种量表编制技术，试图使价值观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在Robinson，Shaver & Wrightsman（1990 ）主编的《性格与社会心理测量总览》（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ttitudes）一书中，作者汇集了15 个价值观测量工具（见表3），并对每一项测量工具进行了评价和介绍。
这些量表已经获得了有关测量的信度（内部一致性、再测信度）和效度（聚敛效度和区辨效度）数据，可以成为我们价值观测量的参考。但由于这些量表大多是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发展出来的，故有关测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社会赞许性问题便需引起注意。因为中国人的“应然”与“实然”存在脱节问题，即对“社会要求的”、“自己偏好的”和“自己实际选择的”往往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与中国人价值观所包含的规范性与选择性合一的特征有关。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价值观不仅意味着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意愿，还包括个人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以及从这种认同中间得到的自我肯定。因此，当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处于相互交融而不是相对独立的时候，价值观的测量就可能并没有测查出个体的选择，而只是测到了个体对规范的依从和认同。由于这个问题经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即便以“应该如何”、“实际如何”的问法予以区分，仍然会产生很大的偏误。所以，适当采用投射测验、较长期的行为观察、社会语言分析、作品分析等方法对已有量表和问卷进行补充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表3.15个价值观量表目录
量 表 名 称
价值观研究(The Study of Values)
价值观调查(The Value Survey)
目标和方式价值观调查量表(The Goal and Mode Values Inventory)
生活方式量表(Ways to Live)
生活方式量表简版(Revised Ways to Live)
价值观测描(Value Profile)
生活角色调查—价值量表(Life Role Inventory-Value Scales)
价值观念量表(Conception of Desirable)
实证价值建构量表(Empirically Derived Value Constructions)
东西价值观问卷(The East-West Questionaire)
价值取向量表(Value Orientations)
个人价值量表(Personal Value Scales)
人际价值观调查(Survey of Interpersonal values)
道德行为量表(The Moral Behavior Scale)
争议性道德行为量表(The Morally Debatable Behaviors Scales)
编 制 者年代
Allport et al. 1960
Rokeach 1967
Braithwaite & Law
1985
Morris 1956b
Dempsey & Dukes 1966
Bales & Couch
1969
Fitzsimmons,Macnab & Casserly 1985
Lorr,Suziedelis & Tonesk
1973
Gorlow & Noll
1967
Gilgen & Cho
1979a
Klukhohn & Strodtbeck
1961
Scott
1965
Gordon 1960
Crissman1942
Rettig &
Pasamanick 1959
Harding & Phillips 1986
标签：集体主义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个人价值观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心理学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维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