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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史，还是研究文学“史”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关键。前者是以文学自身的审美标准为主，后者是以文学的客观存在标准为主进行研究的。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文学史学者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已经有70多年了。但是在上述研究过程中，总结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成就，我敢说并没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地方。
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回避自己的现实。他们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启蒙和救亡，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以文学自身的审美标准为主的研究态度。但是这样的研究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研究的片面性。
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片面性研究方向大致如下（注：龚书铎《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第一，完全排除西方文化，顽固固守传统文化（即中华主义论）。第二，以传统文化为主体、为体位，吸收、容纳某些西方文化（即文化保守主义论）。第三，醉心于西方文化，鄙视传统文化（即全盘西化论）。第四，不论对于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加以具体分析（即会通中西论）。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尝试了宏观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他们特别注重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并不放弃对这方面的研究，然而至今还没取得完整的研究结果，只获得了片面的研究成就而已。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还面临着重新审视自己的起点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最紧要的课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儿先说对“近代”、“现代”这两个词语观念的理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区别“近代”、“现代”是真不容易的。很多研究者不仅在模糊的观念上使用“近代”、“现代”这两个词语，甚至于在有些著作中常常混用这些“近代”、“现代”（注：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的概念与“近代性”、“现代性”（注：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概念。特别从80年代初开始，因为在这些词语的含义中掺入政治、文化（注：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意识、观念等层次。二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包括像哲学家的著作等的‘物’。三是哲学和宗教等的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等等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些词语的范围也变得更复杂又更模糊。如今，随着这些观念的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了。
在此情况下，我们把“近代”、“现代”或“近代性”、“现代性”这些词语称为“近代意识”，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也可能追溯到19世纪以前。因此，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更需要宏观性的研究方式。
所谓宏观性研究是以作家群、社团、流派等为主进行的研究。如果我们要按这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必须有如下的研究过程：第一，个别作家群、社团、流派、思潮乃至文学范式的考察。第二，对两个以上的上述单位间的联系、比较、承传、转换等论述。第三，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甚至更大范围的文学现象做出概括，每个层次内部还可以有更细致的划分，如同属总体研究，就有以一个时代文学现象（时代跨度又会有差异），几个时代文学关系，整体民族文学比较乃至一般文学史原理原则为探讨对象的区别。个别、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是相互推移，彼此转化的。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不是从综合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而是从一个一个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整体中国的现代文学，不能不扩大研究工作的视野。在这儿有加强宏观性研究的必要性。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风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可能具有的发展前景，以图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及不足作一个方面性的总结。
二
至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三个层面上向纵深拓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期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门研究者，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其二，这时期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即兴批评，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其三，这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在这一时期中虽然也有几种研究成果，例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1932年），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1939年）等问世，但这些著作在整体研究系统上都还处于成型阶段，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视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胎动阶段。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绩是决不可否定的。因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获得了若干的成就，特别是鲁迅和茅盾等几位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同时代文学家的评价，至今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76年的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开阔了它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研究实绩也超越了前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很快就被政治运动及政治斗争代替了，所以其后半期的文学研究工作毫无提起的价值。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明暗并存的诞生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是从这一时期的开头，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者都以激扬的态度从事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工作，特别以王瑶、唐弢、孙昌熙、贾植芳等几位老研究者及严家炎、孙玉石、林非、叶子铭等几位中坚研究者为代表先导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第二，上述的文学研究一开始就被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很快代替了。因此，除了开头时期以外，在这一时期中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中较早出现的研究著作即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搞》，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是最可注目的研究成果。虽然这本书也显现着叙述式上和内容上的偏向性，但是因为它进行了范围较广的研究，而且它叙述的内容也是在较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这本书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被当作一个范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是新时期（注：朱寿桐《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历史》，韩国现代文学会1995年7月版，第3页。在中国，‘新时期’是一个政治概念，盖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以后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当代历史。而我们假借这一概念，表述在逐渐脱弃政治僵化的气氛中快速而曲折地发展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小说研究。）（1978年）以来的近二十年。在这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确定了它的主要位置和比较鲜明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的特征如下：
第一，思想和观念的解放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色。这可以说文学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回到了它自己的独自领域。这个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一边冲破了不少的研究禁区，一边开拓了比以前哪一个时期都更广阔的新境界。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就是对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的重新研究和再认识工作。第二，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研究方法。此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但是新时期以后对于这方面的文学研究取得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角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这样的文学研究方法从纵的来讲，使中国现代文学可能追溯自己的历史渊源，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工作范围；从横的来讲，在跨世纪的路上可能确认在世界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第三，这一时期的“文化”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特别深刻。因为从“文化”的博大而富有启发性的内涵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找到了更好的把握文学家及文学创作现象的途径。任何文学创作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目标紧密相连的，尽管有的文学价值未必很大，但其所显示出来的文化现象却是不该忽略的。第四，这个时期另外一个独有的特别就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同时给文学研究者带来了新鲜的活力。1978年，中国重新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培养出来大量的硕士和博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可能具备了他们的队伍，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值得注目的是，至今已召开六次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在决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牵引动力。第五，随着出现大量的专业研究者，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著。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研究论著，在资料收集和文学史叙述方法论等方面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领域。虽然至今还没出现出综合的文学研究著作，但是对作家评传和个别民族研究以及各个地域研究、个别宗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以及文学社团和流派研究等方面，都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
总括上述，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从新时期起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也带着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鲜明的特色。纵然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以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第二时期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和在第三时期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版。）（以下简称《三十年》），《中国现代小说史》（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小说史》），《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但本文引用的内容出自1990年在台湾业强出版社的版本）。）（以下简称《整体观》），《中华文学通史》（注：张炯、邓绍基、樊骏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以下简称《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注：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中心1997年10月版。）（以下简称《史论》）等几本著作，是在比较丰富的资料基础和刻苦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重要研究成果，给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章以上述几本著作的主要叙述结构特征为主，研究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得与失。
第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看法：
1.王瑶的《史稿》由四编二十章所构成，而且把五四运动(1919)当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始发点。这四个部分的论述，都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它肯定了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而且其基本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还有其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认为五四运动的主要性质就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所以中国通过五四运动才能达到新道德和新文学的世界。这就是表示对文学与政治所有的同一看法。但是，80年代后，不再用革命史的分期来截断文学史，希望能按照文学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分期。第二时期就是从1927年到1937年之间的左联时期。这也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把文学史和政治史放在同一线上进行研究。第三时期（1938年到1942年）和第四时期（1942年到1949年）的分期基准就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它把第四时期的文学认定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一体化。
另外，这本书仍然包含着五四以前的历史评价——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之间的这一段时期，但是，它把这一段时期归结为清代文学史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也是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放在同一线上进行研究的结果，它为以后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代表性的研究模式。
2.《三十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十年（即1919年到1927年，1928年到1937年，1938年到1949年）。虽然这本书也是把“五四”当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头，但是它把启蒙作为五四的主要思想。此外其他的分期观点与《史稿》的看法差不多。但是我们在这本书研究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是：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初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它把这三个时期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上篇。这种看法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但是在时期、分期过程中仍然坚持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的同步的观点。
3.杨义的《小说史》虽然不能说是综合的文学研究著作，但从其篇幅的宏大与内容的充实方面来说，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本研究著作。它也以五四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始，而且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三时期（与《三十年》时期分析看法一样）。但是，这本书在叙述过程中比上述著作更强调了文学自身的自律性。因此，它特别注意到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能接触的世界，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能接近较完整的文学世界的新道路。
4.陈思和的《整体观》也是把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特别是它把中国新文学史的特征把握为以开放性、继承性、补充性、发展性等几个要素为主进行的研究过程，进而，它把握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整体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标示出螺线型的发展方向。按照这种理论原则，它就扩大了从单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向到宏观性文学研究方向。因此，它给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对文学史的巨大的研究视野。这点就是《整体观》的最大特征。
5.《通史》：虽然它也是把五四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不过，它在叙述过程中不摒弃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它以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就是在西欧的冲击过程中诞生的连续的现象，所以它将近、现代文学合为一编而构成。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诞生背景做进一步探究的视角。但是这本书也显示出了几个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在研究过程中不注意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诸现象的相互联关性。即不注重史的考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不是文学“史”的研究，只是文学的研究。
6.《史论》：《史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合作的文学史研究专著，而是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选，汇集了50多位研究者写于最近15年的80余篇文章。因此，严格地说，它不是文学史研究著作，而是一本文学研究资料集。无论每个人的看法怎么样，反正，这本书的著者在基本上都认为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这就等于说，他们都把20世纪中国文学在整体当作中国文学史过程中的一个时期来把握。这就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开放的态度。
综上所述，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还在探索着各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它们还未能免俗，但它们已经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道路。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研究来讲，它们虽然还没打破思想的、历史的桎梏，但是，它们已进行了研究范围的扩大工作。这种研究工作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发展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进而，是世界文学潮流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研究方面的成果和限界。
第二，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体裁上的特征：
1.《史稿》：《史稿》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有较完整的体系。它写了约50余万字，内容也是以十分丰富的资料为根据。除文学思想以外，它运用了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四个方面来分析的研究方式，这便给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主要研究典范。其次，它所涉及的方面比较宽广。因为，它记载的作家及作品又多又丰富，所以，这本书尽管在不少地方显示出作家及作品选定的任意性，但至今仍然具有史料的价值。再次，《史稿》具有较鲜明的倾向性。如前所述，《史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之一，所以，它自然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并不把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等同对待，但是强调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这种倾向性自然地决定了《史稿》把作家或作品的思想作为评论的重要标准的态度。总的来说，无论如何，《史稿》在其创作范围和创作深度两方面来说，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因此，它虽然存在作家及作品选定的片面性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宏观视野的缺漏，但是，《史稿》仍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历史的地位。
2.《三十年》：《三十年》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自己明确而独特的总体的文学史观。这使《三十年》在文学诸现象之间要求相互适应的新形式。因此，《三十年》都以“改造民族灵魂”为主旋律，要叙述哪一个时期文学时，就应具体描述在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文学如何表现出“改造民族灵魂”的精神，具有什么特点。经过这样的研究，它开拓了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史未能接近的领域，如对京派小说作家群的研究等。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它已经超过了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就，但是在叙述过程中还显示出对作家和作品的偏向性。这起因于一种根源于民族危机感的“焦灼”，成为笼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这就是《三十年》在研究工作中最大的弱点。
3.《小说史》：该书在其规模上，比以前出版的各类新文学史篇幅都大。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是著作者尽可能地发掘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料的丰富矿藏，这是此前的小说史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不仅人家以前听说过但未能亲炙的小说家都被他解析得很清楚，而且许多人闻所未闻的作家也被他发掘出来，并且尽量给予充分的评价，如华南作家群中的马宁、侣伦，东北作家群中的王秋萤、关沫南等。其次，《小说史》力图始终从小说家团体着手，分析小说现象整体性的社团流派。它沿用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已有的一些群体概念，如“乡土小说”、“东北作家群”等，也独立发现而命名一些群体概念，如“四川作家群”、“华南作家群”等。虽然它获得了以前的文学史研究者未能得到的成就，但是，这只是小说史研究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已，并不能代表整体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因此，为了整体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方面并行研究。
4.《整体观》：《整体观》不仅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批评视角，而且，它标示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3页。）它从文学背景的整体上予以把握，文学的各种现象都不再是孤立的碎片。因此，它特别阐述了对下列三个问题的见解：第一，中国新文学史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第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各种外来思潮流派的消长及其相互关系。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它特别注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中诸现象的横的研究。第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当代思想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本著作特别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历史的继承及影响关系等做了纵的研究。
以上述的理论基础为主，《整体观》特别强调对文学研究过程中叙述主体（作家）和叙述者(Text)，受用主体（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并行研究方式。经过这样的过程，《整体观》就成为从1985年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口号以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早、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整体观》对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5.《通史》：《通史》是经过较长期的研究准备过程问世的文学史研究专著。尽管如此，《通史》在其记述过程中仍然显示出只以重要作家和作品为主截断整体文学现象的面貌。虽然它言及少数民族作家及创作和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多样多种的文学现象，但也只是百科式的罗列而已。这说明在《通史》的叙述过程中研究者还没有建立起文学史的整体性观点，只有单一性的研究视野。《通史》的最大缺点就在于此。而且，从《通史》的研究内容来看，除了收集此前丰富的资料以外，它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研究成就。
以上总括来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成就，特别是在从80年代起重新开始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上述几本研究著作的出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备齐了较前更丰富的内容。虽然，它们仍然在探索着文学史研究的新道路，而且，其综合的、宏观性研究成就也还没问世，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否定上述文学史著作自身的研究价值。
四
概言之，到8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显示出如下的几个倾向性：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受到极“左”思潮若明若暗和时起时伏的严重影响。其次，封闭的思维模式和单一的研究视角也严重影响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程和研究范围。再次，研究方法的单调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了突破这些文学史研究的限界，从80年代起重新开始的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快到二十年了。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了建设可贯中国文学的理论，运用由内到外，由一到多，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封闭到开放的方法来做模式。随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也开始在整体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对它自己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评价工作。并在如下几个层次进行：
第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研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最要紧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否定中国现代文学是从借助西欧文学的冲击力量，开始民族传统文学的变革，到以现代民族文学的崭新特色在世界文学中取得自己的位置。（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7页。）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时期就把规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性格当作关键。
第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史的观念的研究。一个在目前似乎表现得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对近代以来思想和文化历史的反省和重述。其实，对历史的反省一直是“新时期”社会精神生活的主导潮流，随着它的深入，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反省的锋芒也愈益集中。（注：这样的反省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多样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如发展和停滞，主观和客观，普遍和特殊，传统和反传统，调和和破裂，感性和理性等。）
第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
为了进行这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新研究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阐释论、比较文学论等。这些新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注：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虽然，“新方法论”的提倡给了我们一定程度新鲜的空气，但遗憾的是，这种新方法论依然未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也几乎没有拿出使人信服的成果来。
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注：曾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没确定它自己的路。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显示出百人百色的面貌。
本文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探索，所以还不足以把握整体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和内容。纵然如此，笔者以本文当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步，今后要继续走到整体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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