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论论文,汉字论文,构形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2—015—021
0 引言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可以说，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每一层汉字的共时平面上，都已经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汉字本体历史，以及作为汉字存在背景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汉字学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科。历代的汉字学，包括汉字形义学、汉字字用学、汉字文化学、古汉字考释学、汉字形体演变学……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真正的、具有科学理论体系的汉字学，至今并未完善；这是因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两种固有的积习。这两种积习，都是早期汉字研究的实用目的带来的。
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因“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这一制度而得名。它的目的开始是起点很低的识字教学，两汉经今古文斗争以后，因古文经学家的推崇，一下子上升为考证、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也就是讲解古代书面文献的工具，而有了崇高的地位。汉字所以能成为解读古书、考证古义的依据，不仅因为它具有记录汉语的功能，还因为它始终是表义文字系统，据义而构形，从字形上可以探求词的本义，以本义推导引伸义，再加上语音的因素找到本字而辨明假借义。由词义而句意，由句意而章旨，由章旨而知文献所传播的思想。这种十分明确的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的。“六书”是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模式的凡例与法则，但是，“六书”的前四书虽勉强可以涵盖《说文》小篆的构形类型，后二书却与构形没有直接关系。细究“六书”的意图，很大成份是着眼在探求形中的意（造字意图）和义（构字所依据的词义）。只有兼从“释字之法”而不是单从“造字之法”的角度，也就是汉字形义学的角度，才能准确理解“六书”。而通过造字意图来探求词义，已经跨越到语言学范畴，并非单纯的汉字本体研究了。“字”在“小学”家心目中常常是“词”的同义语。正是因为他们忽略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相对的独立价值，才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小学”家对汉字的关注一般是以个体为对象的。汉代及此后纂集的“小学”专书，大多以音、义为纲来订编则，以形为纲的《说文解字》尽管包含着十分宝贵的构形系统的思想，但是由于使用他的人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太强烈了，后代人对它的应用，多数都着眼在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而对它的评价，自然也以它提供的每个形体与意义考证的效果为标准，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后代《说文》一类的字书在理论的自觉性上比之《说文》远远不如，绝大多数只是袭用《说文》的框架来罗列字形——而且是不同历史层面的字形——因而很难看出汉字形体所具有的系统性。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这种本体研究的障碍。加之历代字书都不区分字形的历史层面，提供不出一批经过整理的系统字料，创建科学的汉字构形学便更加难以起步。没有一套能够分析汉字构形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可操作方法，有关汉字的许多争议问题便不易取得共识，汉字史的研究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传统文字学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研究汉字总体的重要体，字书对字的类聚本身就表现出“小学”家认识汉字总体的愿望。而且，任何单字的考证都必须借助大量相关字的参照，考据家不可能没有总体与个体关系的意识。但是，传统文字学仍然不能完成创建汉字构形学的任务。这是因为，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未能给它提供分析总体字形内部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因而面对三千多年不断变化又不断积淀的数万汉字，他们难以由纷繁之中见其规律。
辨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的提出与发展，给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它首先启发我们，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这种演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解释，才能称为汉字史。汉字构形学应当为各个历史层面上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和历时层面上汉字构形不同系统的比较服务，为之建立基础的理论与可操作的方法。描写是解释的前提，比较又是探讨演变规律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这种汉字构形学的建立，会使汉字学与汉字史都进一步科学化。
1 小篆构形封闭系统的验证及描写
处于共时层面上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这是一个并未经过验证的问题。要想验证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必须保证字料的共时。这些字料还必须属于同一体制。而验证的方法则是将这个共时的构形系统描写出来。
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贮存并整理了秦代“书同文”后统一的、经过简化的篆字，这批篆字中的主要部分，首先被收入小学识字课本，字形上经过严格的规范。其它扩展部分收入的字形，也经过编著者许慎的优选。极为可贵的是，许慎对《说文解字》的编排及对汉字的处理，已经表现出十分明确的系统论思想，在他的思想基础上略加整理便可看出，在小篆阶段，汉字构形系统已经成熟：
1.《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
对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可以得到558 个形体不同的基础构件，其中423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构件；125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构件。在423个成字的基础构件中，有141个属于变体，可以进行归纳，归纳以后的基础构件，成字的289个，非字的125 个， 共414个，我们称作形位。可见以下统计表：
形位数量构字量 频度(%)
成字
正体 289 10422
97.00
形位
变体 144
非字形位 125 2434
23.25
这些形位都有自己体现构字意图的具体功能，它们是构成小篆的基础元素。
通过统计我们还可以知道，小篆构字量在100 字以上的成字形位有77个。一个形位的变体数量一般为1—2个，最多可达7个。 就构字功能而言，成字形位主要以表义为主，其次是表音，再次是表形。有少量形位只承担表义功能，而绝大部分形位都同时兼有表义、表音功能。
我们以构字频率较高的若干成字形位的功能与构字量为例：
形位
水
木
手
心
人
女
金
口
土
火
表义功能 479 429 264 272 298 226 197 237 142 124
表音功能
1100040451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汉字基础构形元素的形位在系统中活跃的程度。
2.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
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中都可拆分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形位。然而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大多数小篆分别为1至5个层次组合。
我们把全部形位的集合看作构字的储备材料，而把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可以看出，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的形位数不断的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例如：B.“支”的小篆是“又”和“个”的组合，组合前的“个”是半个“竹”字，有形而无音、义。但它却在组合后造就了与“又”完全不同的形与义。C.“居”的三级构件中，两个单形位构件的声音都尚与“居”音无关。但是在经他们组合的二级构件中，双形位构件的“古”，却具有了表音功能。D.“诗”的情况恰恰相反，三级构件的“
”对“言”字说来本有表音功能，但它一经与“口”组合为二级构件“言”，对“诗”来说反而失去了表音功能。
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现系统性的重要原因。
3.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的类型由构件的功能来决定。
构件在相互组合中彼此制约，使每一个构件的功能得到体现。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以下六类：
A.全功能零合成：由一个单形位构件自成的汉字。这个单形位构件必定是成字构件，它的功能是表音、表义、表形俱全的。它的组合公式是：单形位成字构件+0。
B.形义合成：由一个表形构件和一个表义构件组合而成的汉字。它的组合公式是：表形构件+表义构件。
C.标形合成：由一个标示符号去指示或区别一个表形构件。它的组合公式是：表形构件+标示记号。
D.会义合成：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表义构件组合而成的汉字。小篆的会义合成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纯会义合成，另一种是残留图形性的会义合成。后者在组合时构件的位置仍保留着物象的位置。它们的组合公式是：表义构件+表义构件。
E.形音合成：由一个表形构件与一个表义构件组合而成的汉字。它的组合公式是：表形构件+表音构件。
F.义音合成：由一个表义构件与一个表音构件组合而成的汉字。它的组合公式是：表义构件+表音构件。
这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
4.对上述六种模式所含小篆的字数加以统计可以看出，小篆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别词手段。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的描写完全是可以操作的。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应当说，这种系统的形成带有一定的人为因素。
2 汉字构形开放系统的验证和字符的认同别异及优选
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类似《说文》这样的科学优选和精密整理。前面说过，《说文》以后的字书往往转相抄录，无法保证字料的共时性。要想验证各个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是否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只有从这个历史时期用汉字书写的一定量的文献材料中去穷尽地撷取字料。但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使用中的汉字，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民间书写文本中的汉字。这些文本的书写者是一般的民众，文本的内容社会意义较小，流传范围不大。例如个人书信、帐目、便笺、日记、契约，以及不拟流传社会只为个人保存的典籍钞本等等。
第二种，社会通行文本中的汉字。这些文本或是官方的正式文告，或是流传于社会的典籍钞本，或是名人书写的诗文。雕板与活字印刷发展起来后，刻印文本所用的汉字也属此类。
第三种，权威规范汉字。历代官方运用政治权力、通过教育与考试制度规定在某些场合必须使用的汉字，或者经书法家写于碑匾、形成字书以为示范的汉字。
《说文解字》所收的汉字，属于第三种。而第一种和第二种，尤其是第一种，却是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与破坏的字符群。这些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文本中的汉字加以整理。以汉代的隶书为例，具有多种字样。必须进行三种性质不同的归纳：
（1）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 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库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在碑刻隶书中，有很多重复，只须取其中的任一个。例如：
除第一个字样外，后三个虽略有不同，但仍为同一字样，只须取其中的一个。
（2）结构、功能相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 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
以上六个“此”字都属笔画多少、笔形不同的异写字，它们的结构没有差异，只在书写上有差异。
（3）功能相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它们的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
这些字虽然都记录同词，但结构发生变化，构字意图也有所不同。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例如在上述异写字中，加“*”的字就是优选出的信息代码， 此外的几个则是它的变体。而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加*的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 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也就是汉字科学规范的过程。
总之，汉字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汉字构形系统的形成既不可能是自发的，也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结构内部的自身规律而一意孤行。《说文解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既尊重了小篆结构和使用的事实，又正确把握了汉字构形的内部规律，许慎是求实的，又是科学的。
3 不同时期汉字构形系统的比较与汉字史的研究
汉字经过三千多年的变化，有着漫长的历史。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整个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着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各个阶段的构形系统既然是可以描写的，相互的比较也就一定可以操作。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 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甲骨文的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第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音义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没有的会形合成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
第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 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占不到。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导，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义音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第一，隶书——以至更后来的楷书——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第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这不是它与小篆的主要差别。
第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黏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部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
“更”在小篆里是声义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黏合后，“便”、“梗”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
“卑”在小篆里是会义合成字，从“甲”、从“又”，隶书黏合后，“碑”、“埤”、“俾”、“婢”等字的构字意图，无法再找到末级的单形位构件上，也只能由直接构件“卑”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这一方面说明汉字总体的性质没有变化，仍是义音文字；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构件的义音化给汉字的简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以上初步的比较告诉我们，只有对每个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构形系统作了准确的描写后，经过比较，汉字的发展历史才可能真正弄清楚。
4 汉字构形学的任务及其创建的意义
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是以汉字构形系统的存在为条件的。它的任务应当是：第一，认识汉字构形的种种现象的实质，为其设置术语；第二，提出整理汉字的可操作方法，特别是由大量异写字与异构字中优选出代表字作为信息代码的原则和方法；第三，提出用共时平面上的同一形制的汉字为字料，描写汉字构形系统的方法；第四，提出对不同历史层面的构形系统进行比较的可操作方法；第五，在树立系统的观念后，提出对个体字符的分析、考证及相关关系的比较方法。
负有以上任务的汉字构形学，对汉字的研究和理论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将使汉字的研究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例如，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的教学等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逐步完成后，汉字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应当产生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些进展之后，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
第三，汉字构形系统的存在又一次说明辨证唯物主义仍应是语言文字研究的指导思想。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千百次实践中总结出的辨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现代系统论的哲学基础。汉字构形系统的证实又一次说明了，辩证唯物的基本原理完全适用于汉字，只有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揭示汉字的内部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从本质上解释各种语言文字的现象。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轻视理论仅仅围着材料转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强调第一手材料重要性的同时，作为领先科学的语言学（在中国，也应包括文字学），应当把科学地掌握材料和深入地探讨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普通语言学和文字学通论，也进一步证实和发展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
收稿日期：1999—12—10
标签：甲骨文论文; 汉字的演变过程论文; 汉字结构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系统论论文; 说文解字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隶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