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道教的管理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唐代论文,管理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唐王朝为了更好地发挥道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功能，对道教实施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对后代道教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唐代道教管理体制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中央道教管理体制的确立与变动
唐代道教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道官制度。它充分体现了道俗结合、政权高于并控制教权的管理体制的特征。从中央道教管理体制的确立与变动来看，它是与唐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政治风云变幻相联系的。
秦汉魏晋时期，尚无专门的道教管理机构，一些受早期道教影响较深的起义和割据政权曾建立过政教合一的政权，如汉末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张鲁在汉中建立的五斗米道政权，西晋末年李特、李雄兄弟在巴蜀领导流民起义所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等。这些政权和起义大都稍纵即逝，并没有形成正规的道教管理制度和机构。这主要是与早期道教还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有关，它还没有得到封建政府应有的重视，且经常处于与政府相对抗的状态。即使如此，这些起义政权的探索，为后世的封建政府更好地管理道教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迪与经验。
北周始有道教管理机构的记载，在政府中置春官府，下有司寂上士、中士，掌沙门之政；司玄中士、下士，掌道门之政。隋朝正式建置专职管理佛道事务的机构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控制；炀帝时还改佛寺为道场，改道观为玄坛，各置监、丞[1]（卷二十五《职官典》七，P704），强调皇权和政权凌驾于教权之上。
唐初承袭隋朝旧制，但又有所变化，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道教管理体制。在中央政府中，唐王朝设置了专门机构，任命官员管理道教事务。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宗正寺·崇玄署”记载：
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735年），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年），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788年），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807年），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年），以僧、尼隶主客，太清宫置玄元馆，亦有学士，至六年废，而僧、尼隶两街功德使。
从以上记载看，唐代中央道教管理体制屡有变动，大致说来，经历了一个从僧道共管到僧道分管，再到僧道共管的合——分——合的发展轨迹，从中也反映出道教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之变化。
唐前期，道教管理机构的变化，显示出道教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的趋势。唐初，沿袭隋制，由鸿胪寺下属的崇玄署管理佛道事务。鸿胪寺是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2]（卷四十八《百官志》三，P1257）的机构，这显然与唐初皇室尊崇道教的政治态度不相适应，所以，唐高宗将道教划归宗正寺管理。关于这次变动的时间，文献记载不一。杜光庭在《历代崇道记》中说，乾封初（666年），高宗追尊老君太上玄元皇帝，其后又“敕道士隶宗正寺，仍立位在亲王之次”。而《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庙，高宗又下敕令道士自今宜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又据《犹龙传》卷五与《混元圣记》卷八的记载，均系其事于仪凤四年。总之，这次变动出现在唐王朝崇道的第一个高潮期，当时武则天的势力已经形成，唐高宗企图通过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借助神权力量来巩固皇权。但在官修史书中却没有关于这次变动的反映，这可能与后来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变故有关。武则天称帝前后，佛教徒为她上台大造神话舆论，因而佛教受到格外尊崇，社会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而被尊为李唐祖先的道教教主太上玄元皇帝则为人所利用，伪造“显圣”的神话，遣邬元崇传言武后不可革命[3]（卷八，P23823-23824）；尤其是，武则天要革唐命，就不可能将李唐祖先玄元皇帝继续尊为武周祖先。因此，武则天在永昌元年（689年）废黜了玄元皇帝的尊号，仍称老君，相应地此时道士、女冠又复归鸿胪寺下属的崇玄署，仍与僧、尼复归共管。武则天登基以后，于延载元年（694年）五月下令：“天下僧、尼隶祠部”[4]（卷四十九《僧尼所隶》，P1006），从此正式结束了自隋代以来僧、道归崇玄署共管的格局，崇玄署成为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中央机关。
崇玄署，设“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府二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二人。令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丞为之贰”[5]（卷四十四《职官志》三，P1881）。
唐玄宗即位以后，掀起第二次崇道高潮，恢复了高宗隶道教于宗正寺的作法。《新唐书·百官志》将此事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实际上这件事是在这一年由中书门下提议，次年才由玄宗下令予以确认的[4](P1006)。宗正寺是掌管“天子族亲属籍”[2](P1250)的重要机构，唐政府将管理道士、女冠的崇玄署由隶鸿胪寺改隶宗正寺，正如当时中书门下所奏称：“圣心以玄元本系，移就宗正”[4](P1006)，也就是说正式确认道教徒为其本家，道教为皇族宗教。其用意当然是通过抬高道教的地位，进一步神化李唐皇室，以达到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目的。
唐玄宗在重申道士、女冠归宗正寺管理的同时，又在具有皇家宗庙性质的玄元皇帝庙设立崇玄学。天宝二载（743年），崇玄学改为崇玄馆，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兼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等，宜委崇玄馆大学士都检校，务在精修，勿令喧杂，仍不更隶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4]（卷五十《尊崇道教》，P1015）。以宰相兼领玄元宫及道院，实开宋代以宰相领道观之先河，这标志着道教的政治地位极大提高。但宰相兼领不过是名义，具体事务还得有关部门专管，所以同年又下令由吏部的司封负责道教具体事务的管理。据《通典》卷二十三《职官典》“尚书吏部司封”条载：司封，“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诸亲、内外命妇告身及道士、女冠等”。掌管道教的崇玄署由宗正寺划归司封管理，一方面是为了使崇玄署与新成立的崇玄馆相配套，实行对口管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宰相的直接领导。这次变更，从本质来说，并没有改变道教为皇族宗教的意义。
唐后期道教管理机构的变动，反映了中唐以来封建政治体制的变化。中唐以来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现象，即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宦官势力通过使职差遣逐渐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东岳泰山保存下来的近30块唐代各朝派遣道士修道祈禳的碑刻中，就有武周、中宗、玄宗朝派遣内廷宦官协同前往的情况[6]。这对掌管道教事务的职能部门必然形成巨大冲击，所以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重申“道士、女冠宜依前属司封”[4]（卷五十《杂记》，P1031），显示了政府加强对道教管理的姿态。但在代宗朝出现了专职的宦官修功德使，这说明道教归专门的使职管理已是大势所趋。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崇玄馆罢大学士，这意味着宰相兼领道教事务的结束。随着左右街大功德使、功德使、修功德使的正式设立，佛教事务皆归其统管，道教的归属问题亦需有所调整。宪宗“元和二年二月，诏僧尼、道士同隶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4](P1031)。此后，武宗会昌二年至六年，曾以僧、尼隶掌“诸蕃朝见之事”[2]（卷四十六《百官志》一，P1195）的礼部主客郎中短暂管理，意在贬低排斥佛教；道教管理则基本上再无变动，从而在唐后期形成了一个由宦官领导的、国家实行有效管理的控制系统。佛道管理问题也由分管格局复归共管。
二、各级道官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道官，即由政府任命，由道士、女冠担任的管理道教的各级官员。如果说中央道教管理体系的确立，是国家试图将道教管理纳入政府管理系统，实现以政（政府）管教（道教）的目的，那么各级道官机构的设置，就是政府充分发挥道官统治教团管理道教的职能，达到以教（教团）管教（道教）的目的。
就全国范围来看，唐政府设有全国性的道官和地区性的道官——道门威仪，又称道门威仪使，简称道门使。道门威仪的职责是“监领诸道士”[7]（卷五十四《帝王部·尚黄老二》，P605），所谓“道、释二教，必在护持，须置威仪，令自整肃”[8]（卷三一○，P3154），即在唐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实行以道（道官）治教（道教）的方针。威仪本来是道士修行的一种名号，据《唐六典》卷四《礼部·祠部》载：“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唐政府将表示道士道行和修炼程度的名号纳人道官制度，由国家正式任命，表明政权高于并控制教权的管理特征。
由于史载阙如，关于唐代各级道官机构的组织形式及管理职能难以确知，但从一些零星记载来看，唐政府对各级道官的选拔态度是严格、审慎的。
据记载，唐代担任过全国性威仪的道士有：玄宗开元时道士汉东胡紫阳、龙兴观道士司马秀、天宝时昭成观观主萧园裕、东明观道士王虚真和阎□、肃、代两朝光天观道士申甫、文宗、武宗朝道士郄玄表、僖宗朝道士尹嗣玄等。
胡紫阳与大诗人李白有很深的交往。李白撰《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曰：
先生姓胡氏，□□□□□□族也。代业黄老，……始八岁，经仙城山□□□□□□□□□□□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岁出家，十二休粮，二十游衡山，……召为威仪、及天下采经使。因遇真人，……道始盛于三茅，波乎四许，华阳□□□□□□□陶隐居传升玄子，升玄子传体玄，体玄传贞一先生，贞一先生传天师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阳。□□□□□于神农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禀训门下者三千余人。邻境牧守，移风问道，忽遇先生之宴坐□□□□□隐机雁行而前。为时所重，多此类也。天宝初，威仪元丹丘，道门龙凤，厚礼致屈，传箓于嵩山。东京大唐□□宫，三请固辞，偃卧未几而诏书下责，不得已而行。入宫一革轨仪，大变都邑，然海鸟愁臧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文，志往迹留，称疾辞帝，克期离阙，……归骨旧土。王公卿士，送及龙门，入叶县，次王乔之祠，目若有睹，洎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轻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举国雷动，□□□□，开颜如生，观者日万，群议骇欲。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东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余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篆石颂德，与兹山不朽。[9](P1735-1736)。
其侄胡齐物也是道士。玄宗即位以后，即着手搜集、整理、编纂《道藏》，胡紫阳当是在此时出任威仪及天下采经使的。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道士。
司马秀，生年不详，仅见于今河北邢台开元寺西北的“道德经石台”。台为八角形，现存台座、柱身、宝盖三部分。南面上部篆刻“大唐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注道德经台记”，其下刻经注，皆正书，经前有玄宗自序和敕造年月。经文最后有：“玄元皇帝道德经御注。右检校道门威仪龙兴观道士司马秀奏：望□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取尊法物，各于本州一大观造立石台，刊勒经注，及天下诸观并令开讲。敕旨依奏。开元廿三年九月廿三日”[10]。唐玄宗从开元十一年（723年）起亲自注解《道德经》，用了近十年时间，注成颁下，其间司马秀参预了这项工作。
萧园裕，生平不详，仅见于今陕西周至楼观的《玄元灵应颂》碑。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梦见玄元真容，命人往周至楼观山谷间掘得天尊像，迎置兴庆宫大同殿，掀起一股崇道热潮。《玄元灵应颂》碑就是记载这件事的。碑后题“敕检校道门威仪昭成观观主萧园裕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七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中元建”[11]（卷八十六）。看来萧某参预了开元、天宝之际的这场尊老崇道活动。
王虚真（? --755年），天宝后期颇受宠幸的御前道士。据《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二》记载：天宝十载（751年）六月戊辰，“道门威仪王虚真奉宣圣意，……为五圣写一切《道德经》五本，于玉清宫、兴唐、东明、龙兴观各置一本”。又天宝十二载（753年）二月，“新献太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又诏太清宫阙，圣祖仙居，频告休征，屡贻启迪，不有优异，岂表殊常，其本宫道士宜各赐物三十段，道门威仪王虚真赐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赐物二十段”。王虚真卒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四月，追赠洞微先生，可谓备极哀荣。
阎□，生平不详，仅见于《唐华封观主王楚玉墓志铭》，曰：“天宝十四载十月十四日，（王楚玉）归真也。道门威仪阎□，骠骑高公，咸闻之而出涕。”[12]看来阎某是继王虚真之后出任道门威仪的。
申甫，生卒年不详，约在肃、代朝担任道门威仪。据《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二》载：“（大历）七年（771年）二月。光天观道士检校殿中监冲虚先生申甫上言，请下制诫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许之。四月，申甫又上言玄真观、开元观、望天观，并载先帝圣谥，请至讳日，各于其观行香。从之。”又“十三年乙巳，新作乾元观，……仍遣道门威仪申甫司其事”。又据《永仙观主田名德碑》载，“粤有道门使检校殿中监冲虚申先生”，曾于肃宗上元、宝应年间（760-763年），举荐田名德出任永仙观主[6](P152)。这个申先生当即申甫。另外，申甫还著有《道德真经疏》五卷；在安史乱后两京秘藏多遭焚毁散佚的情况下，他搜扬海内经书，于京师缮写七千余卷[13](P140)，对道教典籍的保护及道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郄玄表（? ——847年），约活动于文宗、武宗时期，卒于宣宗即位初。刻石于大和三年（829年）的《唐大明宫玉晨观田法师（元素）玄室铭并序》就是由郄玄表书写的，其结衔曰“太清宫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兼左街道门威仪赐紫郄玄表”。又据开成元年（836年）刻石的《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载：“道门威仪、麟德殿讲论大德赐紫郄玄表，冲用希声，为玄门领袖。”[12]但是，这样一个地位崇高、颇为活跃的道士，在崇道高潮的武宗会昌年间却相当沉默。大中元年（847年）二月，宣宗下令赐道门威仪郄玄表谥曰通玄先生时[4]（卷五十《尊崇道教》，P1018），他已经去世。
尹嗣玄，生卒年不详。据《西川青羊宫碑铭》载：“右街威仪明道大师尹嗣玄，大仙灵苗，高族茂叶，太上玄元之上足，文始真君之哲孙。七岁悟道，十三逢师，紫玉之骨将成，终游阆苑，黄书之文已究，即上朱陵。”[6](P191)碑铭中说尹嗣玄出自“高族茂叶”，按唐前期高宗、武后时有著名的楼观派道士尹文操[6](P102-104)，玄宗开元时有高道尹愔（卷二○○《儒学下·尹愔传》，P5703），抑或尹嗣玄即其后人。
按：郄玄表曾任左街道门威仪，尹嗣玄结衔称“右街威仪”，看来到唐后期，随着左右街大功德使的设立，道门威仪也随之分为左右街道门威仪。
担任过地区性道门威仪的道士有：玄宗时东京道门威仪张探玄、代宗时括州道门威仪叶修然、唐末淮南管内威仪谢遵符等；还有主管一县或几个县的道门威仪，如水仙观主田名德为检校两县威仪使；更为基层的则有主管几座道观、甚至一座道观的威仪，如文宗时道士孙智清和唐末道士邓启霞，曾先后出任茅山道门威仪，中宗时道士张
行为易州重光观都监斋知威仪事、成正因为紫烟观威仪[6]（P98,《龙兴观道德经碑额并阴侧题名》）、玄宗开元时道士张湛为□□观威仪[6]（P123,《大房山投龙璧记》）、元丹丘为天宝时西京大昭成观威仪等。
唐政府对各级道门威仪的选拔是较为严格和慎重的，所选大多是道教界头面人物。如张探玄，“家世南阳，正一真人道陵师君之胄也。……玄元将斧缋妙门，光传法印，兴复乃烈，是生贞玄。……文明初（684年），天皇下度，国家延庆于道，度为仙官。……（开元）廿一年（733年），诏为东都道门威仪使，与洞唐先生司马秀同拜于玉清玄坛”[6]（P136，《张探玄碑》）。由此可见，张探玄是唐代兴复张天师一系的重要人物。又如叶修然，据《宣阳观钟铭》记：大历十二年（777年），“宣阳观奉为国王圣化普及，道俗存亡，敬造洪钟一口，用铜一千五百斤”，“都检校道门威仪、紫极宫道士叶修然（舍）廿斤”。宣阳观为著名道士叶法善在他的家乡括州丽水县舍宅所置的道观，紫极宫即括州的国立道观。大历十二年前后的全国性道门威仪为冲虚先生申甫，叶修然应该是括州道门威仪。《钟铭》还提到叶郎清、叶惠光、叶仙灵、叶齐真、叶招福、叶招泰、叶思庭、叶待贤、叶待正、叶万春、叶光超等人名[6](P161-162)，显然都是叶法善的后人。他如谢遵符，为上都昊天观声赞大德、赐紫道士[14]（卷十四《上都昊天观声赞大德赐紫谢尊符充淮南管内威仪指挥诸宫观制置》，P136）；田名德，为道门威仪申甫举荐，由朝廷颁诏正式任命的检校两县威仪使，据《大唐检校两县威仪使兼永仙观主田（名德）尊师德行之颂》碑载：“粤有道门使检校殿中监冲虚申先生，德高讵仰，道邃难名，偏承雨□□□□□中统之教，奏尊师为四方妙选，领两县□□□□□声自宫闻，扃鐍而诏从天落，因于□□□以光荣乃抑□之欤，岂求之也”[6](P152) ；孙智清，为茅山宗第十六代传法宗师，“大和六年（832年），为山门威仪”[15]（卷十一， P6920）；邓启霞，为唐代邓天师一系的传人，五代人徐锴《茅山道门威仪邓先生碑》云：“故茅山道门威仪邓君启霞，字云叟，其先南阳人，今为丹阳金坛人也。开元时有邓天师者，……君即其后也。……君所传经箓，昭显于时”[8]（卷八八八,P9283）。元丹丘，为玄宗时道门威仪汉东胡紫阳之弟子，被誉为“道门龙凤”，他和李唐皇室有密切来往，曾于天宝二载（743年）奉敕修建《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碑，其结衔称“西京大昭成观威仪臣元丹丘”[6](P139)。他与大诗人李白来往密切，结下很深的友谊，李白诗文中有多处提到他。（注：元丹丘，又称丹丘子，或称丹丘生，李白与之相交甚厚，在诗文中经常提到他。如《李白集校注》卷七《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P488)《元丹丘歌》：“元丹丘，爱神仙。”(P492)卷十三《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风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春华沧江月，秋色碧海云。离居盈寒暑，对此长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梦魂虽飞来，会面不可得。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晚途各分析，乘兴任所适。仆在雁门关，君为峨眉客。心悬万里外，影滞两乡隔。长剑复归来，相逢洛阳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烦。迷津觉路失，托势随风翻。以兹谢朝列，长啸归故园。”(P837～838)卷十五《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吾将元夫子，异姓为天伦。本无轩裳契，素以烟霞亲。……我为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P915)卷十九《以诗代书答元丹丘》：“故人深相勗，忆我劳心曲。”(P1106)，《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P1115)，卷二十三《与元丹丘方城谈玄作》(P1325)，《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P1327)，卷二十四《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P1425)，卷二十五《题元丹丘山居》(P1438)，《题元丹丘颍阳山居并序》(P1439)，《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白久在庐霍，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P1445)。此外，还有许多诗文也提到过元丹丘，如卷二十七《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云：“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P1591)。
除各级道门威仪外，还有道门都教授博士一职。如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以太清宫道士赵归真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7]（卷五十四《帝王部·尚黄老二》，P607）；敦煌文书P3768号《文子》有题记为“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之校定”。索氏为敦煌望族，敦煌设有道学博士，表明唐代在地方也设有此职。
最基层的道官当属三纲。据《旧唐书·职官志二》“尚书吏部司封郎中”条载：“每观立三纲，以道德高者充”。所谓三纲，即“每观观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统众事”[16]（卷四《尚书礼部·祠部郎中》，P101）。如建于垂拱二年（686年）的潞州长子县白鹤观，有观主谷太希、上座常齐物、监斋任太素、练师李知白、威仪程游玄、法师韩驯蜺以及道士关兴图等10人[6](P74)。这是一座建置很完善的道观。三纲由政府选拔道德高者充任，具体负责掌管一个宫观的宗教活动，是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道官。唐初，政府曾试图直接控制与管理基层宫观，“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每寺、观，各监一人”[16]（卷十六《宗正寺·崇玄署》，P337），但不久即于贞观中废除。这样，由政府直接控制与管理基层宫观的作法，最终由政府任命的基层道官所代替。
由此可见，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宫观，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道官制度。道官就是由政府任命的、代表政府管理宗教的代理人。他们一方面是宗教界的头面人物，受到统治者的礼遇和重视，同时又是政府任命的职官，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下从事工作。
总之，唐代的道教管理体制，体现了国家通过道、俗两条渠道，实行以政（政府）管教（道教）前提下的以教（道官统治教团）管教（道教）方针。这是唐代封建专制制度下，政府与道教的特殊联结形式。这种道教管理体制既体现了君权至上的原则，又使得道教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既不完全附属于王权，又不能够完全自治。唐政府正是通过这种道、俗结合的模式，实现了政府对宗教的有效控制与管理。这点正是中国宗教区别于西方宗教的不同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没有形成过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或教权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情形。唐代道教管理体制对以后各封建王朝的道教管理体制也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