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武装冲突的域外情境：策略互动视角^*

杨辰博

【内容提要】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关键词】内战；叛乱资助；反政府武装越境；强制行动；策略互动

一 国内武装冲突的域外情境

一般认为，一国国内武装冲突的爆发、升级和结束主要受到其国内因素的支配。^①但相当一部分国内武装冲突事件同时与境外因素相关。^②由于存在境外因素，面临内战风险的政府可以利用一定的对外策略实现减轻国内安全威胁的目的。相应地，政府选择对外策略并同策略对手进行互动、达致均衡的进程，可以看作是相关行为体在内部冲突的域外（out-of-polity）情境中进行的。在内部冲突的域外情境中，外国政府的介入对内战爆发及发展进程有着较强的影响。一方面，当筹划叛乱或已参与内部冲突的反政府武装势力受到外国政府公开或暗中的支持时，该势力往往具备较强的抵抗能力与反叛决心，^③当事国政府在此情况下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冲突威胁；另一方面，当一国国内的反政府武装势力有境外的集结据点，或存在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作战补给、资金募集等方面的境外渠道时，涉事的外国政府往往难以摆脱支持叛乱的嫌疑。如果内部冲突范围在事实上出现了向境外扩展的情形，本国政府在域外情境下做出怎样的策略选择将对冲突的爆发或升级风险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别国政府对内战进程加以干涉的可能性，本国政府的策略选择实际上也是对干涉国的回应，并影响着政府间关系的走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内战威胁的政府、反政府武装和可能支持叛乱的邻国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构成了内部冲突域外情境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主要讨论当反政府武装的境外散逸已经发生时，这种策略互动的可能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内战的域外情境的研究现已颇具规模。^④具体到内战范围向境外扩展和内战的外部干涉问题，现有研究的主要关注是其如何导致政府间摩擦的发生或升级。不少经验数据分析都发现，反政府武装的境外散逸同国际冲突之间存在强关联。^⑤特别是当境外散逸直接受到别国政府的资助时，内部冲突的当事国与干涉国之间使用武力的风险会显著提升。^⑥关于武装分子向境外散逸如何导致国家间冲突升级，常见的机制解释框架有以下几类：^⑦

第一，认为二者之间的关联是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和族群间冲突向国境线外的自动延伸。如果一国的国内冲突就性质而言是源于不同族群在认同方面的对立，那么参与内战的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很可能就是对立族群各自的政治代言人。在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里，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疆域范围并非是基于规范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原则划定，而是继承前宗主国划界的历史遗产，这导致不少族群的天然聚居范围横跨多个民族国家的疆界。来自此类族群的反政府武装大多倾向于利用这种跨国的族群纽带组织斗争，而政府军队在平叛过程中也有可能越过国境线进行域外打击。此时该国政府所实施的域外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同时针对邻国，但由此引发的国家间冲突实际上仍可看作是内战的域外延续（externalization）。内部冲突存在跨国族群纽带是该解释框架中的关键要素。^⑧

第二，认为国家间冲突升级是由于内战当事国政府对支持叛乱的外国政府发动的报复行动。当事国使用武力旨在降低后者干涉内战的程度，强制其约束跨境反政府武装的行动。对于有意愿改变国家间权力关系现状的国家而言，资助叛乱可以是一种成本低且隐蔽性好的对外政策工具。资助叛乱可以削弱当事国的内部控制力和对外影响力，却同时为干涉国带来政策成本。反政府武装进入干涉国境内寻求庇护或支援，极可能给当地带来额外的安全威胁。此外，资助叛乱还有招致当事国报复的风险。在该解释框架下，当事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是对资助叛乱的政策回应。报复行动有助于抑制邻国资助叛乱的动机，它所期望的是两国在控制武装分子境外散逸方面达成政策协调。^⑨

第三，认为国家间冲突升级是两国无法就控制武装分子境外散逸问题达成协调的结果。针对前一种框架的解释机制，此框架认为资助叛乱作为完全由干涉国控制强度的策略手段，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这使相关的政策承诺包含极高的违约风险。在有严重执行问题（enforcement problem）的策略情境下，当事国可能宁愿直接对干涉国使用武力，一方面进行平息内部冲突的域外行动，另一方面直接削弱其资助叛乱的能力。该解释认为国家间爆发战争是该情境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⑩

现有成果尽管大大丰富了相关研究领域对内战引发国家间冲突的机制的理解，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尚需进一步讨论。其一，内战当事国的域外追捕行动普遍存在着较高的执行成本。当事国政府为了消灭散逸境外的反政府武装而增加国家间敌意，这一解释暗示着当事国愿意承担跨越国境展开军事行动的成本。然而在更多情况下，跨境镇压叛乱对于政府而言代价高昂。由于国家边界在当代国家体系中较高的制度规约性，旨在平息内部冲突的域外行动的国际合法性较弱，而这种行动所带来的侵犯别国主权的负面国际影响增加了当事国政府的实施难度。^⑪

其二，即使跨境行动的成本对内战当事国而言可以承受，挑起或升级国家间冲突也未必会为其带来合意的结果。这是因为对资助叛乱的国家展开大规模的报复，在削弱其干涉能力的同时，也使反政府武装在当地获得更多行动自由。当事国对干涉国的报复行动在强度上既要足以抑制后者继续资助叛乱的动机，又要避免过分削弱后者约束反政府武装的能力。^⑫考虑到国家间冲突在爆发后往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强度并非单边可控，这意味着当事国将十分谨慎地决定是否发动报复行动。

其三，将内战范围向境外扩展导致国家间冲突解释为政府间策略互动的框架实际上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接收反政府武装分子入境的国家有明确的干涉内战意图。然而这些国家在武装分子境外散逸中所起的真实作用常常是未知的。有时，接收武装分子的外国政府并没有干涉内战的意图，只是因为自身无力阻止武装分子入境而“被动”牵涉进当事国的内战进程。当这种可能性存在时，内战当事国选择是否对潜在干涉国采取强制行动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两难。^⑬相应地，讨论国家间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发生以及具体冲突形式都很难得出简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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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将内战域外情境下的国际冲突理解为当事国对外部干涉的政策回应，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政策回应将给内部冲突的爆发或升级风险带来怎样的影响。当事国政府以加剧国家间敌意为代价对干涉国采取强制行动，其根本目的是切断或减少武装分子的外部支持，从而使内战风险维持在可控的水平。如果当事国对外部干涉采取强制手段的意图足够可信，相关的政府间摩擦很可能改变内战的发展进程。现有文献对于国家间冲突是否会影响内战进程尚未给予足够关注。在肯定现有研究对别国干涉行动如何影响内战爆发、^⑭时长、^⑮结果^⑯方面的系统实证努力的同时，必须指出对内战的外部干涉的回应并不是独立于内战本身的进程。受到外部干涉影响的内战当事国如何选择对外策略，可能影响其内部冲突的发展进程。

本文通过在内战的域外情境下建立关键行为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多探索。首先，在讨论内战当事国在什么条件下会对接收反政府武装的国家采取强制行动时，考虑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当事国在进入博弈后，对接收国与武装分子之间的实际关系并不知情，这直接制约着其与接收国和武装团体之间的博弈均衡结果。其次，将当事国可能采取的对外强制行动看作一个连续变量。在抑制干涉国资助叛乱的行动时，当事国在不采取行动和发动全面战争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水平的强制策略。对应其不同水平强制策略的，是当事国开展报复行动的决心与预期效果的强弱。强制策略的强度同时决定干涉国资助叛乱的策略成本，并影响博弈均衡结果。最后，该模型在分析关键行为体的博弈均衡时，同时考虑当事国发起对外强制行动的可能与当事国的博弈对手发动攻势并扩大内战的可能，博弈包含国家间冲突和当事国国内冲突两个层面的策略互动结果。在此基础上，该模型重点考察制约博弈均衡的关键因素并推断其可能的影响机制。

本文认为，内战的域外情境下行为体策略互动结果至少受到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当事国对接收国采取强制行动的强度、当事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已有合作关系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分别使用国家对武装分子行动的影响力、^⑰国家实施制裁策略的强度^⑱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⑲等因素构建模型，在研究内战的域外情境和跨国恐怖主义的文献中已有各自的进展。本文在那温·巴帕（Navin Bapat）和他的同事们的博弈模型设定基础上，^⑳结合戴维·卡特（David Carter）归纳的取值规则和分类讨论方法，^[21]重点讨论当反政府势力已向境外散逸时关键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均衡如何同时受上述各因素水平及其交互因素的影响。^[22]这些讨论归纳出反政府势力向外国散逸或受到外国资助对政府间关系的多种影响方式，指出现有研究已揭示出的在相同域外情境中国家间不同的行动反应未必是彼此竞争的关系。更进一步地，博弈模型所展示的域外情境中内部冲突和政府间摩擦的相互作用丰富了对同时或相继发生的两种性质的冲突事件之间因果机制的认识。从模型的理论观点出发，本文将冲突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对应于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观察，描述符合和偏离模型预期的观察各自的基本情况。将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与冲突研究的相关变量操作及量度进行初步结合，既是对模型有效性的衡量，又能为深入的实证分析提供明确方向。

南太平洋温暖的海水中蕴藏着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也是飞鱼选择在热带及暖温带水域生活的原因。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小飞鱼已经长大了不少。它们逐渐强壮起来，尾鳍摆动的力量增强了，游泳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个时候，浅海区的浮游生物已经无法满足它们生长的需要。小飞鱼必须离开珊瑚礁“幼儿园”，到更广阔的大海里去寻找食物。

二 策略互动模型的设定

在模型的设定中，当事国在进入博弈前无法掌握关于越境武装分子是否与相邻接收国结成“同盟”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博弈模型设定当事国在进入博弈后通过获取“间接信息”进行策略判断。这些间接信息反映接收国的干涉意愿或反政府武装在接收国境内的行动自由程度。前文所述的三组因素共同组成间接信息，直接影响当事国的策略选择。在博弈模型中行为体的策略选择以对手策略为依据，故三组因素实际影响所有行为体的策略选择以及博弈均衡结果。

博弈模型中的行为体行动保持固定的次序。图1表示了这一扩展型博弈在完全信息下的支付结果。该博弈的起点是给定的当事国境内的反政府势力向境外散逸。当境外散逸发生，当事国随即面临内战爆发或扩大的潜在风险。当事国在博弈中掌握采取对外强制行动和不采取强制行动两个策略选项，并直接对应国家间冲突风险的高低。对当事国政府而言，最为合意的结果是内部没有内战风险，同时外部不需要实施有代价的政策来阻止别国干涉。博弈模型为该结果赋予最大效用值1。内部武装冲突的爆发或扩大将威胁国内稳定及政权合法性，当事国政府在博弈中最不合意的结果是遭遇此类事件并在冲突中完全失利。失利的当事国政府必须向反对派做出政策让步，故为该结果赋予最小效用值-1。当事国政府参加内战的实际收益首先取决于其在战场上被反叛武装击败的概率，设为σ。^[23]又设接收反政府武装的外国政府对武装分子行动的影响能力为p。左右别国内战进程的影响能力直接反映着接收国的总体实力，因而可以看作是接收国相对于当事国而言的国家实力（设为α）的单调递增函数。接收国左右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p对当事国的效用影响可分为两种情形：（1）如果接收国资助反政府武装，其影响力显然将增强反政府武装的军事抵抗能力，当事国平叛难度增加。（2）如果跨境活动的武装分子没有得到接收国的资助，那么其在当事国眼中的危险程度降低。缺少外部资助的武装分子必须独立抗衡来自当事国政府的军事打击；同时，接收国政府将把自身能力用于制约武装分子的跨境活动。若武装分子入境并非出自接收国的意愿，即便出于本土安全的考虑，接收国也将努力调动资源抑制其自主活动的范围。因此，当事国与接收国在这种情形下存在压制反政府武装跨境活动的共同利益，此时接收国对武装分子的影响能力将降低当事国的平叛成本。在模型中，令p>1；在接收国资助叛乱的情形下，当事国遭遇内战失利的风险从σ增至pσ；在接收国不资助叛乱的情形下，该风险缩减至σ/p。^[24]参与内战除了承担可能的失利后果外，当事国还必须付出作战所用的各项资源，设为固定值c_T。

以上展现的是当事国对武装分子向境外散逸不作策略回应时的总效用组成。如果当事国选择对接收国采取强制策略，其效用的变化分为两个方面：第一，采取强制策略将削弱接收国对武装分子行动的影响能力。消除资助叛乱的国家在内战中的影响是当事国采取强制策略的目标，然而强制策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未必会为当事国带来合意的收益结果。无论接收国是否具有资助叛乱的意愿，强制策略的实施都将使p缩减为p-v。v表示当事国对接收国所采取的强制策略的强度。当事国可采取的强制形式可能多种多样，而强制策略带来的效果也有强弱之分。第二，单边的强制策略将加深国家间敌意，使现有合作面临中断的风险。国家间基于相互依赖而进行政策协调将为各自带来收益（比如双边贸易），如有合作收益因国家间摩擦的增加而消失，这实际上构成当事国选择对外强制策略的机会成本。设国家间现有合作收益为φ，当事国眼中采取强制策略的机会成本则为αφ。这反映了国家间合作收益的可替代性随着合作对象实力的增强而减弱。即使在收益等值的情况下，损失与强国合作收益的策略选项往往更加难以接受。

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博弈中当事国所预期对手需要视情况而论。如果武装分子越境是出于接收国的意愿，当事国的潜在叛乱风险升级可以看作是由接收国的敌对策略所致。在接收国有意愿资助叛乱的情形下，作为博弈对手的接收国掌握助长叛乱和停止资助两个策略选项。接收国停止资助叛乱意味着当事国将不再有内战升级风险，并设接收国在这一结果下的效用为0。接收国选择资助叛乱可以获得以削弱当事国实力为结果的收益，收益的最大值为1并取决于受资助的反政府武装在内战中取胜的概率σ。接收国对内战进程的影响能力p越大，内战以反叛势力获胜告终的可能性越大，资助叛乱的收益越大；同时，当事国的报复行动（强度为v）则会直接打击接收国干涉内战的能力。任何形式的资助叛乱都需要消耗接收国的资源，设为固定值k。如果资助叛乱招致当事国的报复，接收国同样要承担因国家间敌意增加而合作受阻的成本，即φ。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实践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新的教育思想的渗透，大量基于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不断涌现，现代教育技术成为现代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

如果境外散逸是反政府武装的独立行动，则内部冲突双方仍然是在域外情境下的博弈对手。反政府武装掌握是否发动叛乱的策略选项。选择不采取对抗行动意味着内战不会爆发或升级，反政府武装在这一结果下的效用设为0。反政府武装如选择与当事国政府交战，则有一定可能取得内战胜利，并获得最大值1的收益。这一结果既取决于反政府武装自身实力σ，也受到接收国对其行动自由的约束（程度设为p）的影响。反政府武装参加内战需要承担成本，设为固定值c_G。

后文的博弈均衡分析考虑在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互动场景下当事国与其最主要对手之间的博弈结果。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接收武装分子入境的国家是否资助叛乱对当事国而言是一个或然事件。设当事国对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可能性所抱有的信念为Ω。模型中影响博弈均衡的主要因素能够使当事国在进入博弈后调整Ω，对叛乱是否被资助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效用最大化策略。

图1 完全信息下反政府武装向境外散逸后主要行为体的扩展型博弈场景^[25]

除上述的基本设定之外，模型还有如下前提假定：（1）排除受资助叛乱场景下（采取强制行动，不资助叛乱）行动对和独立爆发叛乱场景下（采取强制行动，不发动叛乱）行动对存在的可能性。在任一场景下，当事国如果估计对手选择不增加内战风险，它将不会选择发动有成本的强制行动。（2）在一次策略互动中，两个场景只有一个实际发生，不存在受资助叛乱和独立爆发的叛乱风险同时出现的可能性。（3）p-v>0。这一方面意味着当事国的对外强制行动不可能完全消除已向境外扩展的内部冲突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假定当事国的强制策略在实施强度上并非没有节制。^[26]

三 策略互动模型的推导

基于对博弈场景的相关设定，本部分描述行为体之间博弈均衡的推导过程。均衡分析考察三个条件性因素——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p、当事国强制行动强度v和两国之间的合作收益φ如何影响博弈结果。所求的博弈均衡解均为完全信息下的贝叶斯均衡（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27]对博弈均衡的推导先分析条件性因素对各行为体纯策略（pure strategy）的影响，再分情况讨论条件性因素对均衡的整体影响。

译员: You requested the court to track down the phone number in order to capture Opupa in Nigeria?(你要求法庭追踪电话号码以便在尼日利亚抓住Opupa吗？)

（一）行为体的纯策略条件

当事国、接收国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纯策略如下：

1. 当事国的纯策略

由模型的基本设定可知，无论在哪个博弈场景下，如果没有内战爆发或升级的风险，当事国不发起强制行动应优于发起强制行动。若接收国选择不资助叛乱或反政府武装选择不发动叛乱，当事国一定选择不采取行动。如果当事国已知接收国是否资助叛乱，那么在两个不同的博弈场景下，无关对手策略而继续选择不采取行动意味着该策略的支付要比选择采取行动高。在叛乱受接收国资助的场景下，即当接收国选择支持武装分子时，当事国仍然认为不采取强制行动优于采取行动的充分条件是（1）。

第一，从国家间策略互动的直接结果来看，发生反政府武装境外散逸后，相关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博弈均衡的推导结果显示，当事国在面对叛乱受到外部资助的情况下是否选择增加与资助国之间的敌意，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叛乱资助未必直接导致国家间发生摩擦。更进一步地，如果将作为影响博弈均衡主要因素之一的当事国对外强制行动强度看作是事后两国间敌意增加程度的期望值，那么强制行动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推导结果指出，现有文献关于叛乱资助带来当事国不同形式报复的实证分析^[38]彼此在机制上并不对立，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制行动不同程度地削弱资助国干涉内战的能力并带来国家间合作方面的损失，从而增加外部资助叛乱的成本。在博弈过程中当事国具体的强制策略形式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可能是根据所期望的策略强度而调整或组合的结果。

在叛乱未受到接收国资助的场景下，当反政府武装选择独立发动叛乱时，当事国采取强制行动优于不采取行动的条件不存在（v非负），此时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是当事国的最优策略。条件（1）在合并上述情况后仍然可以看成是当事国不采取行动优于其他策略选项的充分条件。当条件（1）满足时，无论在哪种场景下当事国都将选择不采取强制行动，并且独立于对手的策略选择。

若当事国未掌握叛乱是否受到接收国资助的确定信息，Ω将决定其如何认定博弈场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Ω的取值影响当事国在不同策略选项下的效用函数。令当事国效用的期望为U，则其选择不同策略后的效用函数可分别表示为：^[28]

U（采取行动）

合并以上情况，可以得到当条件（2）满足时，不资助叛乱是接收国的最优策略且独立于对手的策略选择。

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当U（采取行动）=U（不采取行动）时，当事国在两个策略之间的偏好无差异。当事国偏好无差异下的Ω是一个临界概率值，设为Ω^*。进入博弈后，如果Ω低于Ω^*，当事国更愿意相信叛乱为独立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将选择不采取强制行动。进入博弈后，如果Ω高于Ω^*，当事国相信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并将尽可能采取针对资助国的强制行动。

2. 接收国的纯策略

淮安生态新城是淮安市城市化进程中规划的新区，原属清浦区，位于主城区与淮安区连接处，总用地面积约29.77km2（含水域面积）。其中西片区位于京杭运河西侧，面积为16.93km2，规划区现状为城区与农区结合部。

当接收反政府武装入境的国家有能力且有意愿资助叛乱时，该接收国实际上就是受资助叛乱场景下当事国的主要博弈对手。对接收国而言，行动对（不采取行动，资助叛乱）的支付在任何情况下都高于行动对（采取行动，资助叛乱）的支付，因为两种结果的支付差在v和σ非负的情况下大于零。给定当事国选择不采取强制行动时，接收国选择不资助叛乱，即行动对（不采取行动，不资助叛乱）优于（不采 取行动，资助叛乱）的条件是（2）。

U（不采取行动）

行动对（采取行动，资助叛乱）支付高于（不采取行动，不资助叛乱）等价于（3）。

又因为（不采取行动，资助叛乱）对接收国的支付恒大于（采取行动，资助叛乱），这意味着在条件（3）成立的情况下，资助叛乱将成为接收国的唯一策略。

如果（4）成立，接收国的策略选择响应于当事国的具体 策略选项。此时，如果当事国选择不采取强制行动，接收国将选择资助叛乱；如果当事国选择采取强制行动，接收国将选择不资助叛乱。

3. 反政府武装团体的纯策略

对努力将其反抗活动范围扩散至境外的武装团体而言，如果其跨境行动没有受到接收国政府的资助，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的变化由其主导。作为该博弈场景下当事国政府的对手，反政府武装团体在对方选择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时选择发动叛乱应优于对方选择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时选择发动叛乱。这是因为在给定v非负的前提下，行动对（采取行动，发动叛乱）对武装团体的支付高于行动对（不采取行动，发动叛乱）。在已知对方选择采取强制行动后，武装团体仍然选择不发动叛乱的充 分条件是（5）。

在满足条件（5）时，不发动叛乱实际上是武装团体的最优策略且独立于对手的策略选择。

求解该博弈均衡需要按照影响均衡的条件性因素的不同取值来视情况而论。本部分分别讨论接收国对武装团体行动的影响能力p与当事国针对接收国的强制行动强度v、p与两国合作收益φ对博弈均衡的联合影响。从前文对博弈主要行为体的纯策略描述可以看出，v和p的不同取值将共同影响接收国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策略（如图2所示）。经过简单代换，易知φ和p的不同取值将共同影响接收国的策略；同时，v和φ又各自影响着当事国是否存在唯一策略。^[29]由以上影响各主要行为体纯策略的条件为起点，可以得到关于策略互动均衡的一系列推论。

“你既然承认为什么还瞒着我做事？”杨力生的话音还没落下，杨秋香伸出巴掌就朝他的脸上打来。杨力生急忙用胳膊招架，杨秋香认为他想还手，便腾出另一只手继续打杨力生，杨力生急忙再招架，二人便撕扭在一起了……

类似地，当条件（5）和条件（6）同时不满足，即 （7）时， 武装团体的策略选择响应对手的策略。在此情况下，如果当事国选择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武装团体选择不发动叛乱；如果当事国选择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武装团体选择发动叛乱。

本文将考察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伪古文尚书》北传与青齐地区的关系;其二，青齐学术在北朝政权中的盛行与退潮。

图2 接收国和武装团体的纯策略分布情况

（二）均衡分析

武装团体无视对手选择而一定以发动叛乱为自身最优策略的条件，意味着行动对（不采取行动，发动叛乱）支付恒大于行动对（不采取行动，不发动叛乱）支付。 于是有（6）。

推论4 当且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国选择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接收国选择不资助叛乱爆发，武装团体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

根据条件（2）和条件（6），此时接收国和武装团体同时有唯一策略且独立于当事国的策略选择。接收国此时将选择不资助叛乱，武装团体将选择发动叛乱——这一方面直接导致当事国内战风险提升，另一方面改变当事国对武装分子受到接收国资助的信念Ω。在p的取值下，当事国认定内战风险升级是由接收国的资助引起的可能性，即P（内部冲突升级|接收国资助武装团体）将会降低。Ω此时可以写成P（叛乱受接收国资助|内部冲突升级）。根据贝叶斯定理（Bayes’ Theorem），Ω所代表的后验概率有如下相关关系：

Ω aka P（叛乱受接收国资助|内部冲突升级）∝

类似于推论4，此时当事国有唯一策略，即不采取强制行动。武装团体无法以独立发动叛乱作为其唯一策略；当其响应当事国的策略选择时，只能选择不独立发 动叛乱。此时，p的取值同时使接收国有资助叛乱的可能性，无论p与 的 相对大小如何，接收国都将选择资助叛乱发生作为其最优策略。^[31]

P（内部冲突升级|接收国资助武装团体）P（接收国资助武装团体）

武装分子受到接收国资助的先验概率在当事国进入博弈前后不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当P（内部冲突升级|接收国资助武装团体）降低时，P（叛乱受接收国资助|内部冲突升级）也会降低。如果当事国在进入博弈前对武装分子的境外散逸受到接收国资助的信念为Ω^*，在观察到此时其他行为体的策略选择之后，当事国对于此事件的信念将低于Ω^*，即更倾向于相信叛乱是独立发生的。在此情况下当事国的最优策略为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在这里，v和φ的取值不影响当事国的策略选择，因为无论当事国是否有条件（1）约束下的纯策略，最终的结果都将是选择不采取行动。

推论2 当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国选择 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接收国选择资助叛乱爆发，武装团体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

由于设定v非负，在该推论条件下隐含。根据条件（3）和 （5），此时接收国和武装团体同时有唯一策略且独立于当事国的策略选择。接收国只选择资助叛乱发生，武装团体只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当事国已知P（内部冲突升级|接收国资助武装团体）升高。在面临内战风险升级时，当事国对武装分子的境外散逸受到接收国资助的信念Ω，即后验概率P（叛乱受接收国资助|内部冲突升级）将越过Ω^*。又v的取值不满足（1），当事国能够选择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来回应接收国的干涉。

推论3 当且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国选择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接收国选择不资助叛乱爆发，武装团体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

该推论条件下隐含。根据条件（5），v的取值使武装团体有唯一策略 即不独立发动叛乱。根据（2），p的取值使接收国有唯一策略即不资助叛乱。上述策略选择同时发生意味着当事国将不会面临内战风险，根据博弈设定时的假定，在此情况下无论条件（1）是否满足，当事国都有唯一策略即不采取强制行动。因此，φ的取值将不影响此情况下的博弈均衡。

推论1 当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国不采取强制行动，接收 国不资助叛乱，武装团体独立发动叛乱。

根据（1），v的取值使当事国有唯一策略，即不采取强制行动。根据（2），p的取值使接收国有唯一策略，即不资助叛乱。同时p的取值也排除了武装团体以独立发动叛乱作为唯一策略的可能性，这使得武装团体的策略选择或响应于当事国的策略选择，或有不独立发动叛乱的唯一策略。^[30]在已知当事国不采取强制行动的情况下，武装团体将选择不发动叛乱作为其最优策略。

(1)尾砂粒度及成分组成。尾矿库中尾砂按粒度划分，以粉砂为主，平均粒径d50=0.04～0.1 mm，加权平均粒径dp=0.05～0.15 mm，不均匀系数Cu=3～4，粘粒含量1%～5%，局部大于20%。尾砂物质主要成分是石英，其次是难选铁氧化物，再次是少量的绿泥石和碳酸盐类矿物。

推论5当且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国选择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接收国选择资助叛乱爆发，武装团体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

矿石中含量最高的非金属矿物石英和金属矿物黄铁矿等多具他形晶粒状结构，部分石英粒度粗大，构成巨晶结构，黄铁矿粒度细小，该种结构又可细分为等粒结构、不等粒结构、粗粒—中粒—细粒结构等；自形片状结构表现为矿石中白云母主要呈自形片状结构，部分呈鳞片状集合体结构，铁锂云母、多硅白云母、绢云母等亦以发育自形片状结构为主；交代残余结构表现为金属硫化物之间偶有相互交代现象，可见磁黄铁矿不完全交待黄铁矿，偶见白云母交代钾长石，使残余钾长石与白云母毗邻相嵌构成交代残余结构；矿石中还可见巨大的粒状石英、萤石晶体以及片状云母晶体，构成巨晶结构，该结构仅局部可见。相对而言石英、云母巨晶集合体构成巨大斑晶较为常见。

推论6 当且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国选 择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接收国选择不资助叛乱爆发，武装团体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

根据（2），接收国有唯一策略即不资助叛乱发生。根据（7），武装团体的策略选择响应于当事国的策略。尽管此时当事国能够选择采取强制行动，但已知接收国此时的唯一策略为不资助叛乱，P（内部冲突升级|接收国资助武装团体）下降，当事国对于潜在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信念降低，将选择不发动对外强制行动。作为对当事国策略选择的响应，武装团体只能选择不发动武装叛乱。

推论7当且时，存在博弈均衡：当事 国选择采取对外强制行动，接收国选择不资助叛乱爆发，武装团体选择不独立发动叛乱。

由于符合（5）的条件下武装团体存在单一策略的情况，当事国在进入博弈后认定此时的武装团体不会单独发动叛乱。如果当事国内战风险上升，则将肯定与接 收国的资助有关，即P（内部冲突升级|叛乱受资助）升高。又由于，接收 国对内战爆发的影响能力使资助叛乱的动机存在。故当事国选择采取针对接收国的强制行动作为回应。另一方面，接收国尽管有能力资助叛乱，但根据（4）此时其行动响应于当事国的选择。在已知当事国必将采取强制行动的情形下，接收国只能选择不资助叛乱。

推论8当且时，博弈不存在均衡。

根据（4）和（7）可知，此时v和p的共同取值所构造的策略环境使三个行为体都没有唯一策略。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行为体的策略变动都会引起对手的响应及策略变动。从当事国的行为选择出发，如其选择采取对外强制行动，则接收国将选择不资助叛乱作为响应，同时武装团体将选择独立发动叛乱作为响应。此时Ω将低于临界值Ω^*，当事国有动机变更策略为不采取强制行动，这同样引起对手变更策略响应，使接收国选择资助叛乱，武装团体选择不发动叛乱。随之而来的内战风险升级又使Ω超过Ω^*，使当事国又有发动强制行动的动机。三个行为体如此往复，意味着各自实际上都没有固定的策略，相应的博弈结果将不存在纯策略均衡。

此外，对推论2、4、5、7、8的条件进行简单代换可以得到φ的不同取值水平对博弈均衡的影响，从而有表1所示的一组推论。

表1 与φ和p相关的博弈均衡推论一览

（三）博弈模型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关联

以上对博弈模型的推导展现了内部冲突发生境外散逸时主要行为体的策略互动模式。三个条件性因素的取值对内战风险和国家间摩擦都可能产生影响。图3表示接收国对武装分子的影响程度p与当事国能够采取的对外强制行动强度v在不同取值下对相关风险的联合效应。图4表示模型对p与接收国和当事国之间的已有合作收益φ联合影响下的相关风险判断。博弈模型揭示的不同形式的内战外部化问题可以同经验观察进行比照。内战外部化问题所导致的国内及国家间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一些饱受战乱影响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武装分子的跨境活动可能相当频繁，内战的外部化问题也更有可能影响邻近国家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列举出模型所揭示出的重要论点，并联系经验观察描述行为体互动模式背后所包含的机制。

图3 p和v的不同取值下可能的博弈均衡结果^[32]

论点1：当p极小时，无论是否面临内战风险升级，当事国都不会寻求对接收国发动旨在抑制武装分子境外散逸的强制行动。

在反叛武装向境外散逸的过程中，如果接收武装分子的国家对其影响力十分有限，无论接受国是否有资助叛乱的意图，当事国都可以认定其国内冲突风险主要与武装分子的自主行动有关。当事国此时如果对接受国采取强制行动，不仅无法抑制内战风险，反而有加剧它的反作用。这是因为接受国对武装分子的影响力微弱往往与其国家实力弱小或内部政局不稳有关，若在强制行动中进一步削弱其对内的控制力，将在效果上助长反叛武装力量在境外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东北部以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为代表的分离主义武装有组织地在邻国不丹境内积蓄实力，但印度政府从未因此试图发动过针对不丹政府的强制行动，而是采用外交协商和援助等方式加强两国在抑制武装分子跨境活动方面的合作。从类似的经验事实可知，在此条件下武装分子的境外散逸不大可能直接导致当事国与接收国双边关系恶化。表2对该理论预期方向上的经验观察^[33]进行了归纳。自二战结束以来发生过内部冲突事件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对应于无明显外部支持叛乱的当事国在当年都没有与其邻国发生过双边摩擦事件，有较大信心认为极小的p构成当事国无对外强制行动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3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把当年是否有内部冲突纳入上述充分性的考察时，上述结果没有变化，即内部冲突事件近乎随机地分布于上述充分条件成立的观察之中。

图4 p与φ在不同取值下的博弈均衡结果^[35]

表2 内战当事国与其邻国组成的“国家对–年度”观察中充分条件归纳结果^[36]

论点2：当p极大时，当事国预期受邻国资助的内部冲突将要爆发或升级。

接收国有极强的能力影响和干预武装分子活动，意味着武装分子难以自主行动，且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决心不易受到成本增加的影响。此时，当事国能否对接收国的敌对行为做出回应取决于条件（1）是否满足。在该条件中，v反映强制行动削弱接收国资助叛乱能力为当事国带来的收益，φ反映采取该行动并加剧两国敌意的机会成本。当v值有限或φ值很大时，当事国即便面临受资助叛乱的风险也将不采取对外强制行动。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后，阿富汗政府军队在继续同塔利班武装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因后者进入接壤的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而陷入被动。巴基斯坦政府与塔利班的联系常受到阿政府指责，但阿富汗当局对采取有针对性的报复行动一直保持克制。这一方面是由于阿政府在恢复国内秩序的过程中本就能力有限，遑论具备足够强的对外强制能力；另一方面与巴介入阿富汗战争并协助阿政府有关，两国政府在安全领域上仍然存在较高的合作收益。图5对可能包含此条件下域外情境的经验观察进行归纳，结果显示当邻国对当事国的反政府势力有明显且公开的资助时，当事国当年面临内部冲突的观察数量是无内部冲突观察的将近两倍。

图5 基于论点2的条件变量交集示意图^[37]

论点3：当p的取值使接收国和武装分子都有提升当事国内战风险的动机时，v的取值将同时影响内部冲突和国家间摩擦是否发生。

当条件（2）和（6）同时不满足时，影响博弈均衡结果的因素主要是当事国的强制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削弱接收国干涉内战的能力。随着v的取值不断增大，当事国有更强的意愿发动强制行动来抑制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动机，两国间摩擦升级成为内战风险提升的策略回应结果，内部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将同时发生。若v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大，强制行动发生而受资助的叛乱风险降低，国家间摩擦升级对叛乱资助形成威慑。当v极大时，强制行动在实现阻止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同时，也因为过分削弱接收国控制武装分子的能力而促进内部冲突风险提升。此时，内部冲突和国家间摩擦是否发生将包含更大的不确定性。当事国采取强制行动的实际效果相对于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决心而存在，这意味着在不同情境下当事国采取相似的对外强制行动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同样是因为对手资助本国反政府武装而诉诸边境冲突，印度针对巴基斯坦的强制行动同时导致1989～1990年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内部冲突升级和两国军队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一带展开交火；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的边境交火则伴随着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叛乱的逐渐式微。巴政府在两起内部武装冲突中都曾有干涉意愿，但其支持武装分子的决心有着鲜明的差别。这使印方发起的有针对性的敌对行动带来了不同的强制效果。过强的强制行动带来的不确定后果在阿富汗战争后巴基斯坦国内的安全局势中有所体现，巴基斯坦政府参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从根本上切断了后者同本国极端势力的长期联系，却也造就了阿南部权力相对真空的状态，这为跨境并盘踞在此的大批反叛势力（以巴基斯坦塔利班为代表）提供了自主行动的空间，并直接令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在2006年后成为大规模内战的战场。

论点4：当p的取值使接收国有提升当事国内战风险的动机时，低水平的φ将导致内部冲突和国家间摩擦同时发生。

旅游小镇发展模式按核心驱动要素标准，旅游小镇可细分为旅游资源主导型、旅游接待型、特殊行业依托型[5]。武陵山场镇主要基于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发展特色旅游小镇，因此定为旅游接待型发展模式。

国家间较低的相互依赖程度意味着当事国采取对外强制行动的成本较低，更有可能通过增加国家间摩擦来回应接收国资助叛乱的意图。同时，低水平的φ使国家间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后果变得更易于承受，有意图资助叛乱的接收国在干涉内战时顾虑更少，内部冲突风险可能提升。当国家间合作收益提升时，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决心减弱，当事国也将更加克制地利用国家间摩擦来抑制叛乱资助。泰国政府曾长期支持缅甸北部的克伦族民族地方武装势力。缅当局多次公开指责泰对其国内民族和解与和平进程的干涉。两国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改观，这与其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密切相关。由于两国在区域一体化和经贸方面的合作持续增强，泰逐渐放弃了对反政府武装的资助政策。这给缅政府军在内战战场上逐渐掌握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政府间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收益对当事国的报复决心的抑制十分明显。在可能包含内部冲突域外情境的观察样本中，叛乱势力受到当事国的安全同盟国资助并引发内部冲突的观察共有200个，其中只有2个观察包含两国间的武装冲突。

此外，当φ的取值适中时，内部冲突和国家间摩擦是否发生将出现不确定的结果。当两国相互依赖程度适中时，当事国有一定动机采取强制措施抑制内战外部化风险，接收国在面对国家间合作收益中止的威胁时也可能选择不资助叛乱。此时，只有当接收国对武装分子行动有足够强的控制力时，当事国所采取的强制行动才可能对接收国的资助行动构成威慑。20世纪90年代末期，土耳其政府能够依靠军事行动强制叙利亚政府自我约束对包括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容留和支持，离不开叙利亚政府有足够能力影响反政府武装的去向和驻扎地点。如果接收国对武装分子的控制力不够强，采取对外强制行动和增加国家间敌意在提升接收国资助叛乱成本的同时，也将削弱其控制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从而提升跨境武装分子自主发动叛乱的风险。这使当事国在策略选择时面临两难，策略互动的结果在此条件下包含更多不确定性。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进入叙利亚库尔德聚居区的行动已无法受到叙政府军的约束，这给土耳其政府通过发动对外军事行动遏制其跨境敌对活动增加了巨大的难度。

其中，装药比ξ1=mex/(mpb+M0)。该模型相当于不区分第1和第2个阶段，因此第2阶段的瞬时速度v1=v0。

四 小结

本文对反政府武装向境外渗透、境外叛乱资助、内部冲突爆发与升级、国家间敌意加剧等关涉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的重要政治现象进行形式化描述和分析。当一国内部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向境外散逸时，这一行动不仅使内部冲突的影响范围发生改变，还让接收国介入或被迫牵涉进冲突发展进程。在内部冲突的域外情境下，内战的当事国与接收武装分子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同内战本身的爆发或升级风险相互影响、互为条件。这一过程实质上包含着关键行为体对彼此策略的反应，而模型所讨论的因素正是行为体判断及回应对手策略的重要依据。简而言之，接收国政府影响和控制武装分子的能力、当事国抑制接收国资助叛乱的强制行动强度、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独立地或交互地影响内部冲突和国家间摩擦发生的风险。建立关键行为体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型有助于进一步探索相关经验观察背后共有的机制性关联。该模型对应着武力冲突研究正在形成的有关内部冲突和国际冲突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的共识。反政府武装受到外国政府不同形式的支持，既是后者改变与当事国关系现状的一种策略手段，也是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

模型推导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武装分子跨境行动背后的内战域外情境，得出的主要观点有：

通过对植被覆盖较为密集区值大于0.5的区域对比可以看出2013年植被覆盖较为密集区大于2017年，说明了城市在扩建过程中占用了部分绿地，导致植被覆盖区面积减少。

第二，从内部冲突和国家间摩擦的实际关联来看，导致两种冲突发生的策略互动机制可能相当复杂。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发生境外散逸的内部冲突如何引发国家间使用武力。本文提出的策略互动模型显示，这一机制路径可能只是该情境下两种冲突间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两种冲突风险的变化取决于相关行为体在条件性因素影响下的策略选择。在一些博弈条件下，国家间层面的策略互动（邻国如何支持反政府势力以及当事国如何对此展开报复）也可以影响当事国内部冲突爆发或升级的可能性。对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摩擦之间共变关系的扩展为实证分析提供了更多解释路径和建立假设的可能。

第三，从内战的外部化所带来的国际影响来看，两种冲突对彼此产生抑制作用的情况更值得关注。对反政府武装向境外散逸的普遍信念是它将加剧国家间敌意，使内战的发展情势具有更多不确定性，进而使国家间在相关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调。策略互动模型表明，在具备某些条件性因素的情况下，当事国的报复行动可以抑制资助国继续支持武装分子的动机。类似地，在另一些因素水平影响下，内战的爆发或升级可以抑制当事国采取报复的动机，从而为国家间协同处理武装分子的跨境活动问题提供契机。对此类冲突问题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内战域外情境下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多样性。

模型推导出的主要观点为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从模型所讨论的影响域外情境中冲突风险因素的理论预期与1946～2006年间的经验观察的一致性描述可以看出，并非所有内部冲突案例都与模型设定条件下的均衡结果相匹配。这首先意味着在影响因素的不同取值条件下实际发生的境外散逸及冲突事件仍可能存在着尚未被考虑的因素。同时，偏离理论预期的案例也共同指向模型本身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特征。在模型推导中，博弈在影响域外情境的因素的某些取值下不存在均衡，对应于这种情况的实证观察往往包括反复变动的策略选择和重复发生的冲突与争端。此类因素取值条件下的域外情境可能意味着较大的区域安全风险，与之对应的经验观察也值得展开更加细致的历时性研究。此外，偏离理论预期的经验观察反过来提示理论概念转化为变量过程中的测量效度（validity）问题。就模型所讨论的情境因素而言，其中一部分概念包含着行为体执行策略选择前的决心和预期结果，在对经验观察的描述中用执行策略的事后效果来代表这些因素，最乐观的结果也只能是对其十分粗略的近似，遑论像当事国对资助国的强制策略强度这样的概念尚无定序变量的操作化。这些情况恰恰表明了相关数据搜集、量度以及变量操作等方面的实证努力的潜在价值。

⑭吕一博、施萧萧、冀若楠:《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对内战外部化情境的分析将为旨在消除区域安全威胁的政策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从模型所描述的国内冲突和国家间摩擦的联动关系可知，叛乱资助和对外强制策略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会被涉事国家放弃使用。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利用适当方式推动达成相关条件，当事国内部局势和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将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缓解冲突危机不仅需要涉事国家的行动，还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于区域内大国而言，积极推动邻近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内战外部化问题，既是维护边境安全的需要，也是承担国际责任的直接表现。以中国为例，其近年在缅北武装冲突和中亚国家武装分子跨境活动等问题上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政治协调，力促各方对话，寻求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有利于保障其与周边合作伙伴的共同安全利益，为持续深入地推动互利共赢提供必要前提。由此可见，加强对内战外部化问题及其冲突风险的认识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本文所使用的博弈模型在解释发生境外散逸的内部冲突同国家间摩擦的关联上仍存在局限性。首先，博弈模型的均衡解推导除了对所关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讨论外，假定各行为体在进入博弈后掌握完全信息。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国家在进行策略互动的过程中经常故意制造干扰性信息来影响对手的决策判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助叛乱的外国政府往往否认其暗中接纳武装分子，并常常对外宣称自己也是冲突的受害方。此类有意为之的信息扭曲将使行为体更加难以决定策略回应，并使互动结果具有更多不确定性。^[39]其次，博弈模型所讨论的域外情境作用于冲突进程可能存在时效性问题。出于一般性概括的考虑，博弈模型将国家内部或国际冲突爆发和冲突升级归并为行为体策略选择的同一种结果。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实证分析显示，影响武力冲突的爆发（从潜在危机到突破爆发临界点）与冲突升级（即在强度或发展周期方面的变化）的作用机制或制约因素未必完全相同。^[40]在认定博弈情境下行为体互动影响冲突风险的同时，本文不排除这种影响在冲突事件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的可能性。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讨论。当然，这更加显示出相关议题广阔的研究前景。

①影响内战风险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反叛者动机因素（政治地位不平等、贫困、贫富分化严重等）、诱发冲突条件（政权更迭或政体转型时期的不稳定政局、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分布、局部地区地形崎岖等）和路径依赖（国内分歧曾有诉诸武力解决的历史经验）三方面。相关的文献评述可参考Nicholas Sambanis, “What is Civil War?: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mplexities of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6, 2004, pp. 814-858; Corinne Bara-Zurfluh,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A Complexity-Oriented Explanation of Violent Ethn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51, No. 6, 2014, pp. 696-710。

②相关的典型事件包括：2015年，缅甸政府军在与“民地武”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的冲突中单方面跨越与中国的领空边界对武装分子展开侦查甚至空袭行动；2008年，俄罗斯为支持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分离运动进行直接武力干涉；2006年，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国际维和部队介入和平息东帝汶内部武装叛乱等。

③ Navin Bapat, “The Escalation of Terrorism: Microlevel Violence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40, No. 4, 2014, pp. 568-578; Peter Trumbore, “Victims or Aggressors?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and Use of Force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2,2003, pp. 183-201.

④ Lars-Erik Cederman, et al., “Ethnonationalist Triads: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Kin Groups on Civil Wars,” World Politics,Vol. 6, No. 3, 2009, pp. 403-437; Kenneth Schultz, “The Enforcement Problem in Coercive Bargaining: Interstate Conflict over Rebel Support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2, 2010, pp. 281-312; Kyle Beardsley, “Peacekeeping and the Contagion of Arme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3, No. 4, 2011, pp. 1051-1064; Jacob Kathman, “Civil War Diffusion and Regional Motivations for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55, No. 6, 2011, pp. 847-876; Vincenzo Bove, et al., “‘Oil above Wat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0, No. 7, 2015, pp. 1251-1277.

⑤ Peter Trumbore, “Victims or Aggressors?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and Use of Force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2, 2003, pp. 183-201; Kristian Gleditsch,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44, No. 3, 2007, pp. 293-309; Kristian Gleditsch, et al., “Fighting at Home, Fighting Abroad: How Civil Wars Lead to Internation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52, No. 4, 2008, pp. 479-506; Idean Salehyan, “No Shelter Here: Rebel Sanctua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1, 2008, pp. 54-66; Zeev Maoz and Belgin San-Akca, “Rivalry and State Support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NAGs), 1946-20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4, 2012, pp. 720-734.

⑥ Stephen Saideman, The Ties that Divide: Ethn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35; Kenneth Schultz, “The Enforcement Problem in Coercive Bargaining: Interstate Conflict over Rebel Support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2, 2010, pp. 281-312.

⑦相关文献梳理可参考Dylan Balch-Lindsay and Andrew Enterline, “Killing Time: The World Polit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 1820-19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44, No. 4, 2000, pp. 615-642; Peter Trumbore, “Victims or Aggressors?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and Use of Force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2, 2003, pp. 183-201; Kristian Gleditsch, et al., “Fighting at Home, Fighting Abroad: How Civil Wars Lead to Internation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52, No. 4, 2008, pp. 479-506。

⑧ Idean Salehyan, Rebels without bord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5; Daniel Byman, Deadly Connections: States that Sponsor Terrorism,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

⑨ Navin Bap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rorist Campaig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 24, No. 4, 2007, pp. 265-280; Navin Bapat, “The Escalation of Terrorism: Microlevel Violence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40, No. 4, 2014, pp. 568-578.

⑩ Kenneth Schultz, “The Enforcement Problem in Coercive Bargaining: Interstate Conflict over Rebel Support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2, 2010, pp. 281-312.

⑪也正因为当事国域外军事行动的高成本，反政府武装才有动机将活动范围扩散至国境线外。参见Navin Bap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rorist Campaig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 24, No. 4, 2007, pp. 265-280。

⑫ David Carter, “The Compellence Dilemma: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ith Viol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9, No. 3, 2010, pp. 461-476.

⑬ Navin Bapat,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Incentive to Misrepres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78, No. 1, 2016, pp. 249-264.

⑭Alan Kuperman and Timothy Crawford, Gambling o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Moral Hazard, Rebellion and Civil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 Kristian Gleditsch,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44, No. 3, 2007, pp. 293-309.

⑮ Dylan Balch-Lindsay and Andrew Enterline, “Killing Time: The World Polit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 1820-19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44, No. 4, 2000, pp. 615-642.

⑯Patrick Rega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Intrastate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p. 55-73.

⑰ Navin Bapat,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Incentive to Misrepres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78, No. 1, 2016, pp. 249-264.

⑱ David Carter, “The Compellence Dilemma: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ith Viol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9, No. 3, 2010, pp. 461-476.

⑲Michael Findley and T. K. Teo, “Rethink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into Civil Wars: An Actor-Centr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4, 2006, pp. 828-837.

⑳ Navin Bapat,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Incentive to Misrepres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78, No. 1, 2016, pp. 249-264.

[21] David Carter, “The Compellence Dilemma: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ith Viol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9, No. 3, 2010, pp. 461-476.

[22]事实上，包括上述两个研究在内，大多数内战的域外情境研究在博弈模型设定和求解方面都遵循相近的模式。域外情境中三个策略行为体进行扩展式博弈，并讨论在此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此类研究共同的努力方向。相关研究很早就发现，外国对反政府势力的支持情况并非对每一步的子博弈都能产生直接影响。在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有境外支持的反政府势力在追求政治诉求时不会有更强的选择武力叛乱策略的动机；出现外部支持导致内部冲突升级的博弈结果的必要条件是冲突爆发前（反政府势力与当事国之间）的子博弈和爆发后（当事国和资助国之间）的子博弈都存在私人信息。参见Rupen Centiyan, “Ethnic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p. 645-677。随后的不少研究都反驳了这一观点。有研究指出，尽管当事国加剧内部冲突的意愿与外国资助叛乱的意愿呈负相关，却与外国资助叛乱的成本正相关，因此在同时考虑这两个参数条件时的完全信息博弈也会存在外部资助加剧内战的均衡结果。参见Arman Grigorya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and the Escalation of State-Minority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10, pp. 1143-1174。也有研究提出，外国资助反政府势力的某些形式会加剧当事国和资助国之间约束冲突烈度的遵约问题，使相互背叛的策略成为唯一的均衡结果。参见Katherine Sawyer, Kathleen Cunningham and William Reed, “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 in Civil War Term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6, 2015, pp. 1174-1202。还有研究从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策略选择出发建立信号博弈模型，发现资助国只有在自身实力和反政府武装实力等因素都满足特定取值时才不会扭曲自己对内战进程实际影响的信息。参见Robert Trager, “Diplomatic Signaling among Multiple Stat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7, No. 3, 2015, pp. 635-647。关于该领域更加系统的文献评述，参见Clayton Thyne,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fect Civil Conflict: Cheap Signals, Costly Consequenc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Chapter 2。

[23] σ也可以看作是反政府武装团体的相对实力。

[24]这里，博弈模型排除了当事国内战失利风险为σ的情况。该情况下的域外情境完全等价于内战只在当事国境内发生时的风险水平，即接收国政府对跨境散逸的反政府势力的行动完全没有影响。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的局部地区并不罕见，但是如果分析层次是接收国全境时，出现这种情况只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失败国家或政权更迭的无政府阶段。在更普遍的情形下，即使是再弱小的接收国政权也会对出现在本国境内的反政府势力的行动范围施加自主的影响。

[25] 左侧为当事国已知接收国有明确的支持叛乱意愿时的博弈树；右侧为当事国已知反政府势力越境并非出于接收国意愿时的博弈树。

[26]在模型中，对外强制行动是当事国对其内部冲突面临外部干涉风险的政策回应。挑起国家间冲突在实际情况下可能为其带来其他收益，比如在全面战争中击败干涉国可能带来的国家间权力关系方面的巨大回报，但模型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参见Kenneth Schultz, “The Enforcement Problem in Coercive Bargaining: Interstate Conflict over Rebel Support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2, 2010, pp. 281-312。

[27] Cho In-Koo and David Kreps,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02, No. 2, 1987, pp. 179-221.

[28]要使U（采取行动）存在，隐含条件为（1）不被满足，即。

[29]现有文献就内部冲突的域外情境的博弈均衡分析主要围绕单一因素的影响展开。有研究讨论了国家间实力差距如何影响当事国与接收国在遏制跨境恐怖主义势力上的策略互动均衡。参见Navin Bapat,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Incentive to Misrepres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78, No. 1, 2016, pp. 249-264。本部分的均衡解讨论是对单一因素取值影响博弈均衡的扩展，更符合现实中多个影响冲突的因素并存于同一域外情境的普遍情况。此外，内部冲突的域外情境下博弈均衡并非只有单一的求解方法。关于在类似的情境下的其他解法，参见David Carter, “The Compellence Dilemma: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ith Viol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9, No. 3, 2010, pp. 461-476。

[30]如果是后者的情况，则博弈均衡等价于推论3。

[31]当v的取值使当事国只有不采取行动的唯一策略时，原则上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此时武装团体有选择独立发动叛乱的唯一策略，接收国有选择资助叛乱发生作为其最优策略或唯一策略。二者同时存在与博弈之前所设定的每次博弈只有一次冲突发生的情况不符，故排除这一条件存在的可能性，并有。该隐含条件实际上指出资助叛乱和独立发动叛乱的高成本以及内部冲突以当事国完全失利为结果的较低概率，这与内战的域外情境中的多数实例相符合。很难想象当资助叛乱或独立发动叛乱成本低而取得回报的几率高时会存在除了内战风险升级之外的博弈均衡结果。

[32]其中粗实线表示；水平虚线自上而下分别表示和；点虚线自左向右分别表示和。

[33]由于k/σ和σ/c_G+v的大小不定，且σ(p-v)-k与σv/α的大小不定，故分为四种可能情况。

[34]该经验观察样本收集了1946~2006年间可能包含内部冲突域外情境的“有序国家对–年度”观察。在每个国家对中，其中之一在观察年份正在或至多五年前发生过内部武装冲突，另一个是该当事国的邻国或区域大国。这些观察所涉及的邻国叛乱资助、当事国内部冲突、政府间摩擦、国家间合作成果等变量的数据来源和操作化细节，参见Yang Chenbo, When Violence Can Be Knotte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ized Civil Conflicts in the Post-War Era, Ph.D.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pp. 67-81。

[35]判定某一结果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经验观察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指数：一是包含得分，即同时响应待验条件和结果变量的观察数量在所有响应结果变量的观察总数的比例；二是覆盖得分，即同时响应待验条件和结果变量的观察数量在所有响应待验条件变量的观察总数的比例。两个得分越高意味着响应条件变量的观察集合越近似是响应结果变量的观察集合的一个子集。参见Adrian Dusa, QCA with R.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Lond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36]基于论点1，当判定p是q的充分条件时，条件p指当年邻国没有明显支持当事国内任何反政府武装势力的证据，与归纳条件q对应着实证观察中的多个结果变量不同，条件p在归纳分析中对应着同一个变量。

[37]此图总结了四个条件变量——当事国与邻国有领土冲突、对邻国进行经济制裁、邻国直接资助反政府武装、观察当年当事国有内部武装冲突单独或同时发生的观察总数。下方黑色实心点及其连线表示该列为满足对应条件和条件交集的观察。上方柱状图中左起第二列是与论点2预期一致的观察数量；左起第四列是与论点2预期不一致的观察数量。

[38]具有代表性的有Peter Trumbore, “Victims or Aggressors?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and Use of Force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2, 2003, pp. 183-201; Navin Bapat,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Incentive to Misrepres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78, No. 1, 2016, pp. 249-264。

[39] Kenneth Schultz, “The Enforcement Problem in Coercive Bargaining: Interstate Conflict over Rebel Support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2, 2010, pp. 281-312.

[40] 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 75-90; James Fearon, “Why Do Some Civil Wars Last So Much Longer than Oth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41, No. 3, 2004, pp. 275-301.

Internal Armed Conflicts in an Extraterritorial Context: A Strategic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YANG Chenbo

[Abstract]Anti-government armed forces crossing national borders to carry out resistance operations pose a tremendous threat to regional security. The externaliza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mong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th regard to the extraterritorial context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pattern among the target state, the insurgents and the host state by establishing a game theory model. The extraterritorial context of internal conflicts can sabotage both domestic stability of the target state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e game theory model developed by this paper tries to illustrate conflict risks in an extraterritorial context by focusing on strategic moves of the target state, the host state and the insurgents. When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ists between the insurgents and the host stat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will lead to several possible scenarios in regard to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s 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state and the host state. The model tries to delineate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different conflict dynamics. It is generally argued that the conditional factors include 1) the capacity of the host state to exert influence on insurgents’ behavior, 2) the ability of the target state to prevent the insurgents from receiving support from the host state, and 3) the extent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arget state and the host state. The fact that the externaliza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s are interwoven with state-to-state hostility poses extra challenges fo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the mediation efforts exerted by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s. Relevant state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re supposed to discern the particular strategic context of each conflic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reation of long-term peacekeeping programmes.

[Keywords]civil conflict, insurgent funding, insurgents’ border transgression, coercion,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uthors] YANG Chenbo,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作者简介】杨辰博，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深圳 邮编：518060）。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1.004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1-0089-26

【修回日期：2018-05-21】

【来稿日期：2018-03-08】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

【责任编辑：谢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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