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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希迁是惠能之徒,也曾求教于作为惠能首席大弟子的师兄行思,盛年活动主要在如今的湖南和江西两省。对希迁的研究,学界一直以为较为注重其回互的禅理、其于哲学史、宗教史上的地位。本文对石头希迁出身早年行状与思想进行考辩,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其成长于初唐时期岭南西江地区政治、社会和佛教的联系。
关键词:石头希迁 行状 思想 禅宗 佛教中国化
惠能是佛教禅宗第六代祖师,是佛教史上开创了顿悟的禅风,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人物。希迁是惠能的小徒弟,他也曾求教于作为惠能首席大弟子的师兄行思,盛年活动主要在如今的湖南和江西两省。希迁的禅学思想主要创新之处是参同万事万物、回互贤圣之异,是佛教中国化进一步加深的表现,也因此奠定了希迁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然而,对希迁的研究,学界往往比较注重其回互的禅理及其于哲学史、宗教史上的地位,对其出身、成长、求学及思想变化无疑是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研究的,原因大约有二:一者,史文漫没,难以考证; 二来对于初唐的岭南文化和民族融合,关注不是太够。
本文对希迁的出身、早年经历与当时岭南的社会状况结合进行推断,尝试解释这些问题,进而说明何以在唐初岭南地区佛教南禅宗得以流行。
一、希迁的出身
《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这几部书对其出家庭出身皆为陈氏:
1.《宋高僧传》卷九:“释希迁,姓陈氏,端州高要人也。”
2.《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万头希迁大师,端州高要人氏,姓陈氏。”
3.《五灯会元》卷五:“南岳石头希迁禅师,端州高要陈氏子。”
据刘伟铿先生的考证,这一支陈氏家族自南朝梁大通六年进入粤西,渐与当地土人形成势力,在西江流域一带经营已近二百年。期间陈氏多次与各朝或分或合,或在粤西阀门斗争中沉浮。至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陈氏又开始与朝庭交好,重新在泷州修龛造像。但是,众所周知,在国家经济休养生息数十年、朝庭开科举取仕、武则天加强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依靠地方势力建立大小门阀军阀已经明显衰败。次年,希迁出生。
所以,从希迁的家庭出身和时代背景来看,他得以皈依佛教有几个因素:
一是陈氏作为西江流域一大门阀的优越出身,使得其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可以进行文化学习;而同样也是因为这种拥军自立的大家族在当时整体历史背景下已经在走下坡路,从而必然会在其内部人员之间形成焦虑,甚至矛盾,因此寄托于宗教进而出离这种情况就成为一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需要。
二是其成长时期武则天推崇佛教,也恰逢禅宗南宗的兴起。佛教入华至彼时已经六百余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融合,中国化程度已经比较高。惠能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开坛说法,至圣历年间已是名满天下。武则天曾请其出任国师,为其所拒,却只求得木棉袈裟赐予智诜。唐朝在文化上三教并重,武周彼时又大力崇佛,而在彼时的岭南,无疑是佛教禅宗的影响最大。
三是端州的地理位置。与韶州位于大臾岭相似,端州处两广要冲,新兴江穿高要而过,有舟楫之利,历代为军政重地,也是岭南的一个文化重镇。从文化史上看,真谛泛舟南海、陈钦陈元的讲学、惠能求法、鉴真东渡,都曾留下足迹。所以,在当时的岭南粤西,经济相对发达,人口密集,既是佛教容易争取信众、发展势力的地区,也必然是相对容易产生高僧的地区。
对于第一和第三点中佛教的社会性因素,王承文先生考证过,在初唐时期,粤西佛教是比较兴盛的,在端州、新州、泷州都有分布。而西江陈家,在当地就有本家所造塔寺进行供养。而在禅宗另一部禅师言行记录的《祖堂集》中,明确写到其母亲带幼年希迁去寺院礼佛之事。
从第二、第三点看,南禅宗远离了中原政治中心,扎根于湘、赣、粤,避免过多的政权干扰,也就便于更加贴近一般信众,与信众有更多的互动空间,从而更多地保持宗教上的独立自主,并能深入信众的生活,赢得广大信众的支持与拥护。在这种相互的影响下,从惠能、怀让、行思、希迁到惟严、怀海、大颠等人的实践中,形成了农禅、江湖禅这些与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高度融合的宗教修行方式,可谓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希迁的出身也正是诸多因缘契合之下成为其中一个代表人物的必要条件。
二、希迁少年行状与西江流域的淫祠
前面有述,希迁生于武则天圣历三年,此时距惠能开坛说法已34年,《宋高僧传》对希迁的少年时代记述如下:
释希迁,姓陈氏,端州高要人也。母方怀孕不喜荤血。及生岐嶷。虽在孩提不烦保母。冠然诺自许未尝以气色忤人。其乡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圣望。迁辄往毁丛祠夺牛而归。岁盈数千。乡老不能禁其理焉。闻大鉴禅师南来,学心相踵。迁乃直往大鉴。衎然持其手且戏之曰:苟为我弟子当肖迁。逌尔而笑曰:诺。既而灵机一发廓若初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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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嶷”二字,出自《诗经·大雅·生民》“克岐克嶷”一语,后来用来形容幼年聪慧之意。希迁作为当地一个世家子弟,营养跟得上,爱好思考,少年聪慧,又非生在泷州本家,难免多有自立自思,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神异之处不论。但其中有几个描述值得注意:
其中之一是“既冠,然诺自许,未尝以气色忤人”一语。唐朝男子行冠礼应该是在二十岁,依上下文推断,此时希迁应该是十一、二岁。而除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上的记载也都是一致的。最可能的原因,只能认为是赞宁、道原、普济三人的文本是同一个来源,甚至是因袭下来的。此处“冠”应为“丱”之误,因为二字读音相同,而丱表示儿童束的两只角辫。《诗经·齐风·甫田》里说“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毛诗正义》注解说“总角,聚两髦也。丱,幼穉也。”由此可知,希迁应该是在束丱之后,做事比较有主见,却又不恃势凌人,对当时西江地区少数民族的淫祠崇拜不时加以坚决制止,而且能以理服人。
淫祠,或者说“淫祀”,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应该指出的是,淫祠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存在的。在初唐至武周时,很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地消灭淫祠、移风易俗的运动。而在当时处在更为边远蛮荒之地的岭南,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崇拜行为自然是很多的。从身份和行为分析,希迁反对淫祠,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杀牲畜祭拜的行为会极大地影响生产,从而影响其家族的收入;另一方面,其童年成长经历与观察思考之中,家族的祭拜并没能改变其衰败的命运,使希迁对淫祠反感。如果从希迁的禅法回头反过来看,这种思路也是很清晰的:他接受的是即心即佛即众生的禅宗,与洪州一系着重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切入不同,他的关注点更倾向于从形而上的方向参悟万事万物万理的齐一。这一点,明显是其自少年时代以来的思维倾向使然。
三、希迁与惠能
希迁与惠能有师徒之缘,但二人相处时间只有一年多。至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惠能圆寂时,希迁才十四岁,未能受具足戒,所以后来他又拜在惠能首席弟子行思门下求法。
以希迁当时十三岁的年纪,毅然前去求法,无疑是需要相当大的决心和勇气的。现在能找到的师徒二人的谈话很少,只发现了两处记载。其中一段就是上文所引,二人的微笑对话。然而在《宋高僧传》中二人的笑容描写颇为传神,惠能的微笑是“衎然”地“持其手且戏之”,希迁的微笑是“逌尔”。对于前者,《说文》解是“行喜儿”。《尔雅·释诂》“衎,乐也。”汉代扬雄在《方言?卷十三》里说,“衎,定也”。其后郭璞又注解说“衎然,安定貌。”联系下文中希迁的笑是“逌尔”,悠然之状,继而“灵机一发廓若初霁”,不是羞涩,明显是感受到惠能肯定后的神态舒展开了。这里原作者应是表达惠能法喜常在,对希迁的悟性有充分的肯定评价,而又切合到了希迁尚且年少却理性深沉的特点。希迁无疑是早慧的,但毕竟跟随时间比较短,对佛法的理解与实践难免信心不足,所以在得到惠能的鼓励性评价,也就放下了心理压力。这一段对话所揭示的,是惠能对希迁的信心,同时也是从侧面写出了希迁在佛法理解和修行上精进,以及其高超的悟性。而前面有述,希迁出身在一个没落中的门阀家族,之前也有反对淫祀的经历,其心理必然是矛盾不安的,但从此处看却已有开解,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希迁此时对佛法的理解与修行已让他出离了这些矛盾。
另一处见于《祖堂集》:时六祖正扬真教,师世业邻接新州,遂往礼觐。六祖一见忻然,再三抚顶而谓之曰:“子当绍吾真法矣!”与之置馔,劝令出家。于是落发离俗。
此处记载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相近,但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其中差异最大之处是二人见面的地点,到底是在韶州还是新州。《祖堂集》所载为明确为新州,而《景德传灯录》所载为曹溪。此处笔者认为当为新州,理由有二。一是这几部书都写到惠能南来。惠能拄锡韶州开坛说法,直到延和元年七月才南下,彼时希迁十三岁,相对来说已经有一定行为能力。这是最可能的时间。二是韶州路远,就当时的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条件,对于当时的希迁来说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从端州到新州这段,特别是从地理上看,从端州坐船转新兴江返回新州是可能的路线。两地相去不足百里,是最可能的地点。而从这几部书的描写分析,“直造曹溪”、“直往大鉴”与“新州礼觐”应该是同一件事,《景德传灯录》中“曹溪”指代的是人名,就是对惠能的尊称。综上所述,就是在慧能回新州修建寺塔的时候希迁前往礼见。
《祖堂集》中写到,二人见面时,惠能很开心,认为希迁能传承其真法。此处其实也是从侧面描写了希迁当时已经有一定的佛法禅法素养,慧根具足。联系到前文所论其捣毁淫祠行为,足以证明希迁对禅法的理解已经很深刻,此时又得到惠能的肯定,作为一种印证。
综上所述,希迁的出身,是在初唐岭南西江流域一个南迁一百多年、与当地少数民族深度融合却日渐衰落的有佛教信仰的家族,自小接触佛教,显出有明确禅法倾向和行为。此个案揭示的,是佛教中国化、岭南民族融合和个体信仰在初唐时期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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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普济 著 五灯会元[M].中华书局,1984。
论文作者:廖永安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8年6月总第26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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