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省级论文,面板论文,财政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全球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工业化给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动力，但也使得人类生存的环境不断地恶化。根据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源形态的不同，可以将污染分为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它们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废水污染会使得江河变臭，鱼虾绝迹，生活用水越来越紧缺甚至不得不食用受过污染的水；废气污染则会造成空气质量的下降，导致多种咽喉肺疾病；固体废弃物污染则会破坏土地等。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让人们生活富足，但严重污染的环境却直接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在世界的经济版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2007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246.65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38.82万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达到17.56亿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量排放污染废弃物的基础上的。工业化的进程中会排放污染废弃物，从而造成环境污染，但废弃物排放数量的多少却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比如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所使用的原材料、工业化的程度等等。此外，制度层面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污染废弃物的排放，比如财政分权制度，往往被看成是激励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也就越大。那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对我国的环境污染有什么影响，它激励地方政府限制企业排放污染废弃物还是激励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排放污染废弃物?
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份1992年到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回顾；第三部分根据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假设提出计量模型；第四部分对数据的来源和变量的构造进行说明，并给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给出了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第六部分是根据模型结果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以及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的研究最早来源于Tiebout的“用脚投票”理论(Tiebout，1956)，他在七大假设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地方政府支出模型，论证了人们可以通过在不同的社区间自由流动来选择自己最偏好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根据“用脚投票”理论，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高的环境质量。以“用脚投票”理论为开端，Stigler(1957)、Musgrave(1959)、Oate(1985)等学者相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但核心观点都是强调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提高财政分权的程度，将配置资源的权力更多地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在相互竞争中向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其中也就包括提供更好的环境质量，这些理论被统称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由钱颖一(1997，1998)、Weingast(1997)、Roland(1998)等学者提出，他们认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中对政府官员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政府官员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会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做出与辖区居民的愿望相违背的决策，因此第二代财政理论引入了激励相容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寻求促进政府官员利益与辖区居民需求相一致的制度。就环境质量来说，没有污染的环境是所有居民都偏爱的，如果存在一套激励相容的制度，那么政府官员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最好的环境质量，但如果缺少一套激励相容的制度，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就不会对企业排污行为进行管制，而是采取向排污企业设租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更加严重。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讨论往往只限于理论层面，尚没有学者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设定
(一)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假说
Tiebout的“用脚投票”理论的前提之一是假设居民可以在不同的社区之间自由流动，可以根据自己的税收负担与公共服务获得的成本收益对比来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社区，但我国的现实状况是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员的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强调的是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需要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但我国的现实状况是缺少这么一种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辖区居民的利益是没有交集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比如地方政府对居民土地的非法征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公车私用等。
可见我国的现实状况是既缺少居民自由流动的宽松环境，也没有一个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所得出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可以改善环境质量的结论从理论上讲在我国都将不会成立。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下，财政分权的程度与环境污染的程度成正比。
(二)模型的提出
由于本文选取的是1992年到2007年的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应考虑不同时点的截面，不同个体的时间序列都有不同的截距，存在内在的差异，同时参考林毅夫、刘志强(2000)，Iwan、Ben(2007)等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四、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1992年到200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鉴于计量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必须具有可比性，而我国1997年才将四川省所属的三个地级市合并为一个重庆直辖市，因此本文将重庆市的历年数据与四川省合并。
在数据的搜集整理过程中，本文采取《中国统计年鉴》优先的原则，凡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里可以找到的数据，都以《中国统计年鉴》为准，而没能找到的数据，则通过查阅《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应年份《中国财政年鉴》补齐。其中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各地区总人口、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第二产业生产总值1992年～2004年和1996年～2007年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的数据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没有报告，所以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补齐；各地区预算内财政收入1995年～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1994年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福建和四川的数据出现异常，从相应年份《中国财政年鉴》中补齐。
(二)变量构造
1.环境污染。环境污染(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环境的污染程度可以用污染源排放的数量来进行衡量，虽然污染源可以按照形态分为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但废水污染在这三者中所占的比重最高，是最主要的污染源。同时，由于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形态不同，无法将它们合并计算综合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
2.财政分权。财政分权(
)有许多衡量指标，比如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等作为衡量指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指标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指标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更具有可靠性，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包含了不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上级政府的各项财政转移资金，不能准确地衡量财政分权程度，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SY
)与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QY)之比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即=SY/QY。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Fit的数值就越高，财政分权度与各省份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成正比，与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成反比。
3.人均GDP。人均GDP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人均GDP的指标通过该省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人口的方法计算得到。
4.第二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体现了一个省份的工业化水平，由该省份当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除以该省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一个省份第二产业比重越高，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所占的份额也越高，工业化的水平也就越高。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表1中给出了模型中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我国30个省份从1992年到2007年间相关指标的差异。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检验与结果
本文建立的是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不同时点的截面、不同个体的时间序列都有不同的截距，为了检验建立的模型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本文采用Chow检验的F统计量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检验。经计算得到F统计量的值为107.3，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05，分子和分母自由度为44和434时的F统计值
(44，434)，因此本文建立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表2给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
模型1给出了解释变量只有财政分权并且没有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时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此时财政分权这一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而调整后
非常低，且为负值，这也印证了模型中不能忽略不同时点的截面、不同个体的时间序列存在不同的截距这一事实。模型2给出了当解释变量只有财政分权并且有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时的估计结果，此时财政分权的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调整后提高到了0.90304。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两个控制变量，此时财政分权和第二产业比重的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人均GDP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调整后R2提高到0.90675。
从模型3中可以看出，财政分权的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增加213.17万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环境污染的水平也就越高；人均GDP每提高1元就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1.11万吨，第二产业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1180.83万吨。从数值上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虽然比第二产业比重提高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要低很多，但还是非常严重的。
(二)时间固定效应
为了分析财政分权给我国的环境污染所造成影响的趋势，本文将模型3中得到的时间固定效应以图1表示。在图1中可以看到，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时间跨度的限制，1993年之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的趋势并不明确。1993年到1995年间环境污染水平持续地上升，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1993年作为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的基数，地方政府闻风而动，从1993年开始人为地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财政分权度，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在时间上存在连续性，从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程度连续三年的上升。但是随着分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呈逐年降低的趋势，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也从1995年开始连续大幅下降，尽管此后不断地波动，但一直到2004年以前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都相对地保持在低位。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又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略微上升而有恶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所掌握的收入在全国各级政府中所占的比重越高，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就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的降低减少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区污染企业发展的激励，从而使得环境的质量得到改善。
(三)个体固定效应
为了分析我国各个省份的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不同影响，本文将模型3中得到的个体固定效应以图2表示出来。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中部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而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的环境质量水平要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天津、上海这三个直辖市虽然都位于东部，经济发达，财政分权的程度在全国30个省份中是最高的，但从图2中可以看到它们的环境污染水平在全国30个省份却是最低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财政分权、人均GDP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了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比如这三个直辖市的第二产业比重要比其他省份低而服务业的比重高于其他省份，并且作为直辖市，它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国其他省份有着明显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导致了即使有较高的财政分权度，但地方官员也有较高的激励来限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也就是说这三个直辖市可能存在政府官员与本辖区居民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
图2 我国30个省份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图
六、结论
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推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环境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1992年～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在我国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影响，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环境污染就越严重。此外，一个地区的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等都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
1.如果单纯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角度来讲，应该降低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中央政府支配更多的财政权力，使地方政府失去放任排污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从而提高地方的环境质量，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
2.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的财政分权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它们的环境污染程度却比较低，由此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并不是影响环境污染的唯一因素。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强调激励相容的制度的重要性，可能正是这三个直辖市存在激励相容的制度，比如直辖市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其他省份有很大的不同，直辖市的相关政府官员的行为更容易被中央政府观察到，从而即使有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但地方官员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选择了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一个较高质量的环境。因此，不能单纯为了提高环境质量而降低财政分权程度，也许更高的财政分权在其他方面有更积极的意义，而通过建立起一套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相容的制度则可以更好的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使地方政府官员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有利于辖区居民的决策。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能将是否存在激励相容的制度这一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主要原因是无法对该制度因素进行量化并纳入到模型中。
3.第二产业是污染废弃物最主要的源头，但一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二产业的增长带动的。在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积极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有效减少污染废弃物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