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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模式相互竞争。目前，英语国家的市场体制与个人主义色彩相对较淡的欧洲、（尤其是）亚洲模式相比处于劣势。对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批评来自伦理和经济两个方面：道德上，它把个人从社区中分离出来，助长了自我中心意识和贪婪；经济上，它对持股人利益的过分关注，造就了短期主义，忽视了长期目标。然而，任何资本主义模式都具备一种共同的与生俱来的道德特征，只是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具有更明显的特征。过去20年，这种模式的开放性和相对的匿名性（anonymity ）与更加封闭的社群主义对手相比已经创造了极大的弹性和活力。
自从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以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而且别出心裁。有关中央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已经结束，但后者的胜利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彻底。现在的问题涉及市场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许多从前批评自由汇率制的人目前把矛头集中指向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这种模式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对持股人利益的过分倚重是争议的焦点。
显然，除了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些具有不同特征的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即使在美英两国也有许多提倡市场经济的思想家反对盎格鲁－美国模式。他们的攻击主要集中在经济和伦理两方面。他们认为，一种个人主义色彩和趋利心态较为淡漠的道德观从长期来看将造就更大的繁荣，如果一味追求短期效益的欲望能够被遏制，那么道德责任和经济利益最终能够和谐共存。即使这种令人欣慰的结合不会出现，那么在一定情况下，纯粹的商业考虑也会让位于社会的需要。从历史上看，这种立场很容易被保守主义者所接受。
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心目中最好的资本主义范式是美国的商业伦理，德国的“社会市场”，以及日本和东亚的更具社群主义色彩的反自我中心主义的市场体系。他们认为，自私自利的恶魔必须被驱除，而市场秩序必须服务于一些外在的道德目标。因此，通过把利润与社会公正或“社区”的利益相联系，追逐利润就能够合法化。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最应受谴责的是它过分关注市场参与者短期欲望的满足。
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
在18世纪的英国，我们能够找到最早的有关商业秩序的哲学阐释。这种秩序预示了今天的市场资本主义，它立足于人们追逐自身利益时所带来的有利结果之上，也立足于分散的市场所具备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的特征之上。正是在自由市场体系形成的早期，我们确实看到了人的天性和动机的可贵之处，然而，这一切却在今天招致如此众多的仇视。
我们先从亚当·斯密的前辈曼德维尔（B.Mandeville）说起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正是他戏剧性地表明了道德和商业的非调和性，他认为公共美德立足于个人的罪恶。在他的名诗《蜜蜂寓言》（The Fable ofthe Bees）中，他不仅首次阐述了分工、自由贸易的益处和社会机构的自然发展，而且公开标榜这一切只有通过压制所谓的道德才可能实现。处于不道德状态的蜜蜂心中充满了自利和贪婪，其结果就是他们的快乐和繁荣。一旦追求道德，蜜蜂就变得暴躁、贫困和好斗。商业活动依赖于我们原始的动机，它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方式运作。这正如曼德维尔所说的：“个体都充满了罪恶，然而他们合在一起却是一个世俗的天堂”。饱受道德批评家攻击、中伤的80年代可以被称为曼德维尔时期，这个时期，“贪婪是好的”这句话几乎变成了一首圣歌。
当今的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评家，集中批评的是作为曼德维尔主义的机构化身的公司及其所宣布的优惠权。他们认为公司没有社会责任感、游离于市场和政府控制之外。此外还有许多问题都招致谴责，例如，制造危险的产品；对工作场所存在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视而不见；危害环境；为追逐持股人的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奇怪的是，许多亲资本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如现代公司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追逐自身利益而非持股人利益的机会——却大受道德批评家的欢迎。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有利于政府强迫公司遵章行事。在那些批评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人看来，管理者不应把收入转为己有，而应反对贪婪的持股人的掠夺行径，保护更广泛的社区利益。
商业活动的另一个特征更令道德批评家反感。正如亚当·斯密担心人们的商业本能会破坏社会道德，现在的批评家关注的是市场社会的“匿名性”。在他们看来，如果经商者互不相关，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合作伙伴是谁（金融市场大多如此），则不道德的行为，为短期利润损害公平原则的做法就不可避免。但事实上，这些批评家是在以偏概全，用个别的实例否定整个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体系。
从长远来看，道德规范有利于商业活动。如果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都不遵守规则，他们自己也会遭受损失，导致浪费、利润减少、政府干预和因互不信任而造成的高昂诉讼费用。从此意义上看，“商业道德意味着商业利润”的格言千真万确。商业活动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从自律中获利。正因为此，伦敦市在缺乏复杂的金融立法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套道德体系。
传统的商业道德几乎完全是实用的和功利的，当人们遵循非正式规则时，商业体系运作得更好。然而，现代的道德批评家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富于道义学色彩的标准：某些社会责任是任何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承当的，即使他们因此遭受损失也在所不惜。而且这些责任标准超过了传统的商业道德标准。
但是，问题的关键涉及财产权，因为现代企业的基础是定义明确、受到良好保护的财产权制度，当商业道德将完全道德的责任置于商业行为时就破坏了财产权。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倡导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功利主义者认为私人企业而非集体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公司只不过是由个人自愿缔结在一起的一束产权关系，所谓的管理者是为持股人的利益服务的。
然而，现在的观点却迥然不同。道德批评家认为，公司应当通过一系列举措承当社会责任，例如反对工作场所存在的歧视现象；避免投资于回报率高但却有可能损害个别集体利益的项目；积极捐助慈善事业；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支付工人薪水，而不考虑他的边际生产力。所有这一切都以一个假设为前提，即控制资源的权力不是完全属于持股人的，而是分散于整个公司和社区的。
盎格鲁－美国公司一直处于特别的道德审视之下，因为它们是在一定的合法“特权”保护之下运作的，例如有限责任制。商业道德家们似乎认为公司欠社会的债，单纯地提供必需品和服务，制造就业和投资机会，以及遵守法律和传统道德还远远不够，公司还必须积极地为社会服务。持股人必须让出部分利润，为非持股人的利益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承担这种责任的不仅仅是持股人，而且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们。
事实上，管理者对于道德家的要求并不反感。他们往往站在主张承当社会责任的前沿阵地。原因有两个：公司的财产权不属于他们（除非他们拥有股份）；为社会工作比单纯地为持股人服务更容易，也更道德。
即使持股人和管理者捐献部分利润用于与公司无关的事业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要确定这些责任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无数的问题值得商业组织为之出钱出力，这就需要一套道德原则决定先后秩序。而在缺乏这套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将有可能像议会一样被利益集团左右。
慈善的非赢利性的活动只是企业面临的诸多要求之一。另一类重要的要求涉及公司的决策权。这一要求认为，除了持股人之外，一些“赌金保管者”（stakeholder）也应该拥有决策权，他们通常包括雇员、 供应商、社区成员以及任何潜在的有可能与公司相关的人。但是当这些人的利益相互冲突时，如何确定他们的先后秩序又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果每一个赌金保管者都被视为平等的，那么用传统的商业逻辑就无法解决他们的争端，因此这些争端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问题。相反，如果用财产权定义公司，分配的不平等是必然的，但公司却不会转化为一个微型政体。
有些道德批评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赌金保管者”的利益相互冲突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此，埃文（W.Evan）和弗里曼（R.Freeman ）建议公司任命一个“超然度外的理事”，由他公平地裁决一切争端。
赌金保管者理论的出现威胁到经济决策的微妙的合理性，但它却深受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欢迎。该理论倡导削弱财产权，但却不主张财产权的正式社会化。事实上，所有权不仅意味着对资源的支配权，而且意味着以一定的符合法律并尊重其他财产所有者利益的方式调度资源。如果赌金管理者理论的目标实现了，则很难想象还会有人冒险用自己的钱创办企业。
社群主义
对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许多批评，都是从社区概念中推导出来的。社群主义学说攻击所有主张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但他们最为反对的是那些传承亚当·斯密思想的理论家，这些人极力颂扬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于自由和繁荣的贡献。
社群主义者竭力反对的一个观念是，个人能够从其文化背景中被抽象出来，把他仅仅视为一个追求最大功利的个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个体显然无法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他们只有各自的利益，没有任何社会属性。不择手段地占有市场份额破坏了构成社会所必须的忠诚和道德责任感。
奇怪的是，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部分上述的分析，他们认为如果把信用和责任感这些非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补充到冷冰冰的合同逻辑和无情的价格裁决中，市场将运作得更好。但他们又承认这种“自愿”的道德行动在自由社会运行得更好，如果国家人为地保护社区和商业活动，则这些“自愿”的道德行为将消失。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形式各不相同，社群主义者无权谴责那些自生自发的经济组织形式，即盎格鲁－美国式的市场体制。
对社群主义者而言，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个人主义所做的上述修正完全是无关痛痒的。强调信用而非合同，也许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聪明做法；不解雇边际生产力下降的雇员，只是为了吸引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掌握某项与个别公司生产的产品有关的技能）。
社群主义竭力攻击的另一个焦点是接管机制。其论据包含经济和伦理两方面。在经济上，一些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通常并不使用接管机制达到有效的工业重组。但在伦敦市和华尔街常看到的接管仪式不仅不会增加财富，反而造成管理者不必要的注意力分散：经理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关心股票价格，却忽视了真正的财富创造。
从伦理上看，成功的接管将造成非技术工人被解雇；落后的技术被先进技术取代。被淘汰的“牺牲品”到头来发现自己已经在价格决定一切的市场上无立足之地。为此，赌金保管者理论强烈要求所有与公司有关的群体都应参与投资决策，因为总是有个别群体将成为工业进步的牺牲品。
社群主义并不主张以法律制止接管，他们认为非正式的压力足以发挥作用。德国并没有制定正式的法规限制接管，但接管的现象却很少。相反，80年代美国出现的接管浪潮导致许多国家制定法律，严格限制通过买卖股票的方式实现企业重组。实际上，盎格鲁－美国式经济必须以这种方式运作，它是在一个匿名的，就许多事情缺乏公共协议的经济海洋中整顿管理，确保持股人利润回报的唯一方法。
社会市场经济
多数社会市场理论家们都发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两个缺陷。首先，它缺乏自动修正功能，因此，无序的竞争导致垄断、卡特尔出现，竞争秩序消失。合同市场的彻底自由又将导致自由的终结。第二，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总有人将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社会市场经济起源于战后西德，它设法把资本主义与极有吸引力的道德的价值观结合起来。
事实上，早在社会市场观念开始吸引盎格鲁－美国模式的怀疑者之前，德国的市场理论家们已经对他们有名无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忧心忡忡。政府公共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艾哈德时代的30%飚升到目前的50%，其中许多是用于福利开支，这无形中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非报酬性成本增加，德国工业的竞争力严重受损。
尽管有关社会市场经济死气沉沉的证据越来越多，一些理论家仍然试图用它替代盎格鲁－美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家们要求，从工业调控到福利机构、国家政策，都必须顾及经济和伦理两个标准，但却很少注意这种理想状态的经济可行性。社会市场理论的创始者们没有深刻地探讨实施福利制度的现实机制，确实，福利制度能够造福于每个人，但市场却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公共商品。他们接受了传统的多数决定论的思想，但由此产生的政策却削弱了原来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秩序。
反思盎格鲁－美国式资本主义
显然，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步调一致的社会、经济实体，它以多种形式存在。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误以为新兴的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决定他们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市场经济的形式五花八门，一些基本的特征却是普遍的。法治和市场价格的非人格化是自由的根本前提，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道德原则是所有市场社会必须遵循的。这包括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严守程序上的公正。所谓严守程序上的公正即指不违约，尊重他人财产，尊重交易协议。这些最基本的规则并不能构成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社会，但它却是商业运作的必要框架，只有遵守了这些规则，才可能实现更加美好的目标。
在盎格鲁－美国式经济体中，经济文牍主义似乎是亲密的社会关系的昂贵替代品，而在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密切的社会关系却是凝聚社会的有效纽带。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文化传统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某种特别的经济形式。美国是一个十分多元的社会，这必然导致商业关系或多或少的疏远。但疏远制造了惊人的活力，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这一点正是那些社群主义社会羡慕不已的。通过对过去10年美国和亚洲两种资本主义体制的比较发现，亚洲社会中的信用太多，但刺激社会生产力的贪婪不足。
社群主义的商业体系并非是由更高的道德理想驱动的。事实上，交易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管理者和持股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按照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大多是不合法的），例如在日本所看到的，都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目的（因此它现在已经失去了原先的诱惑力）。形成这种密切关系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某些企业免受竞争威胁，而竞争正是大多数盎格鲁－美国式市场的典型特征。出现在日本商界的丑闻，远甚于华尔街众所周知的丑闻。实际上，商业道德家们所强调的那些道义准则在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非亚洲或部分欧洲国家所奉行的封闭经济体中更为有效。
令人疑惑的是，商业伦理或道德哲学能否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中作出判决，每一种模式似乎都多多少少地符合资本主义所必须的内在道德原则。也许政治经济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盎格鲁－美国模式能够更加便利地达到功利主义的目标。
在80年代，持股人的权力得到重新肯定，这削弱了过分膨胀。但却不负责任的管理阶层的权力。社会市场理论家们预言这将导致所有权的集中，产生垄断和卡特尔。显然，他们的预言大错特错了。80年代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企业权力更加分散，竞争更加激烈。有趣的是，由持股人自身管理的公司再次出现，这种现象出乎意料，想必会令亚当·斯密难忘。
摘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98年第1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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