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众路线强势回归的三个关键着力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着力点论文,强势论文,群众路线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这一政治核心问题的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和最有威力的创造，是党的起家资本、发家途径和看家本领。党的十八大之后，群众路线的强势回归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中央相继出台恢复群众路线传统的系列强力举措，特别是当前党正着手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应了这一时代重大需求的急迫呼唤。趁此时机，有必要抓住当前这一党建的重中之重，从以下三方面的关键着力点入手，针对贯彻群众路线最凸显的时代关切点，重新焕发这一中国特有的思想政治资源的活力，为融洽党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延续执政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南。
一、认清群众主体多元化格局与“我是谁”
何谓群众？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目前党内以及学界对其尚未有明确统一的界定。在中国语境中，群众与人民并列摆放在一起被定义为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这一表述虽从质的方面简练抽象地勾画了群众的内涵与外延，但具体对党员干部而言又显得泛化，不如弄清“谁是群众”这一执政的首要问题来得直观明了。为避免抽象空泛地贯彻群众路线，需避开以指称方式提出精确定义的方法，首先对“谁是群众”中的两个关键认识问题进行辩清澄明：
1、认清群众主体的多元化格局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更多地把人民称为群众。这是因为群众这一概念更加平民主义，更加贴近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工农劳动大众，而不包括人民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政治精英(干部)、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经济社会精英(民族资产阶级、专家、技术人员)等。群众这个概念原初意义上是拒斥精英主义的，而且专指人民内部、精英以外的以体力劳动方式生存的大众。①当中国共产党初创时，群众路线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工人阶级；土地革命时期，群众路线针对的主要群体转向农民阶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群众路线针对的主要对象仍仅是涵盖了工农阶级等群体；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群众路线赖以支撑的群众概念发生了主体的根本而广泛的变迁。群众涵盖了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的几乎全体国民，即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群众的范畴。这种对群众范畴的界定，使群众路线的贯彻范围覆盖了执政服务的全体对象并获得了广阔的适用空间。鉴于执政党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带领全社会实现奋斗目标，不存在像党的发展历史上选择什么样的群众问题，今日中国群众路线的践行指向已然由“群众”演变成了“人民群众”：每个党员干部直接打交道的、各司其职的服务对象就是群众。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当党的传统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辨清群众的主体构成就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前提。当前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剧烈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分层极为简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利益主体呈多元化态势。多元利益主体在市场逻辑的规制下，使得群众再也不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工农两大阶级组成了，而是由诸多现实利益有很大差异的不同阶层构成。这种群众主体多元化格局，给执政党如何定位群众和贯彻群众路线，如何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不同利益群体或阶层成为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在利益多元、思想多变的时代，群众已不再是抽象的整体概念，而是具体的利益个体；并且，经过60多年的政治历练，相当部分社会成员已由群众成长为独立的公民，有能力和技术表达利益诉求和愿望，故弄清群众主体的多元格局，不但有利于明确党的服务对象，而且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代表并兼顾好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
2、认清中国共产党也是群众的一部分
在刘云山针对党员干部的著名的“三谁之问”中，弄清“我是谁”是理顺“三谁”问题的关键前提。共产党员是不是群众？如果说党群关系是指党和普通群众的关系，所有党员都不在群众之列，这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把党员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党就不能代表自身利益，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是群众的一员。党员干部来自群众、植根群众，不是游离群众之外的另类。毛泽东说，与剥削阶级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②。倘若党员干部来自群众却以上层阶级或新贵自居，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并用诸如强化维稳机制等方式为自己构造“安全城堡”，那么“城堡”外的群众谁还能信任“城堡”内的党员干部呢？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是可预见的：一旦群众围城，最坚固的“城堡”也会不堪一击。③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当刘少奇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贵的问题后，毛泽东接着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我们一定会被革掉。”④所以，缓解乃至避免围城现象的有效方式，除了整治“城堡”内部大力反腐外，最为关键的是要拆掉城门，主动诚心诚意地融入群众中，让执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不是议会党、上层党和贵族党，而是大众政党。当前特别应当辨清：党虽然是先锋队，但也是群众的一部分；党虽然是群众的领袖，但也是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如果党游离群众并与群众争利，就把群众推到了对立面，则群众就必然视党为异己了。
二、制度化构建的呼唤与破解制度困局原则的确立
1、自身制度化缺失呼唤制度构建
群众路线是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法，那时因现实逼煎，党贯彻群众路线往往只需动员、倡导便能使党员干部自觉遵行。故群众路线从形成伊始，就一直基本局限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而缺乏制度保障，这是群众路线的最大缺憾。由于制度能够为路线的实现提供机制基础，搭建起路线转化为现实的桥梁，因而党对群众路线的制度化问题一直很关注。毛泽东在1956年曾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⑤胡锦涛也强调，“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必须建立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⑥
但群众路线在现实的贯彻中遭遇到制度化困局，其运作需要中央历届领导和上层屡次三番反复强调、不断警示以求得中下层的重视遵行，根本的内在原因在于群众路线很大程度上仍沿袭历史的惯性主要作为一种方法作风、价值取向而存在，并没有提供处理党群关系的技术手段和明晰稳定的制度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取得了执政地位，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何在目前体制无法确保所有党员干部一体遵行的情况下将群众路线置于制度框架内，使之超越惠民的政策层面与亲民的作风层次，而更多地体现在党的日常领导和决策部署中，以构建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的长效机制？如何进一步把原则性的制度具体化为联系群众的操作性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性极强的规定，破解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历史性难题？这就要求党实事求是地对待群众路线中的缺憾，通过相应的制度构建来主动回应群众诉求；而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力求形成制度成果，亦正是着力于此。
2、破解制度困局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以民主制度为依托的原则
群众路线作为一种观点和方法，在政治实践中很难独立地发挥作用，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依托。贯彻群众路线所依赖的基本制度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构建过程，也是群众路线的实现过程。
现今，中国履行民主功能的法定政治设施相对完备：处于这一结构的核心是各级党组织，其次是作为民意代表机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再次是作为民意协调机制的政治协商会议、工青妇和其他群众性社团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体系的核心，在畅通党群关系等方面有着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特点：民主制度的构建必定应在党的领导下回归群众路线才可有效展开。而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既能将党的意志转化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同时又能以较低的成本代表和反映群众意愿的政治机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补充，其主要功能是体制内的利益表达和民主监督。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既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组织，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但总的看来，群众路线的国家层面的最基础的制度化机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带到决策层，经过决策中枢的聚合最终形成决策，然后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群众中加以宣传解释并监督政府部门执行。
虽然这些政治设施能程度不同地反映群众利益，但实际上这些机构在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等功能的发挥方面常难以为群众所用。党不得不通过依靠自身系统以非制度化途径来联系群众，即不断敦促倡导党员干部走向群众，并强调这是他们的责任。这虽是一种群众利益表达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亦表明这些政治设施的功能还具有很大的完善与提升空间。充分发挥和完善这些民主组织制度的作用，是制度化贯彻群众路线首选的重要安全通道。
第二，决策程序制度化的原则
从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看，群众路线实际是一种决策模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决策对群众来说多数时是个黑箱。近年来，信息公开、程序正义、政策透明度、听证会等虽一再被强调，但总体进展并不令人满意。在评价机制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保证。一旦决策错误，群众路线本身没有立即纠偏的机制。党的决策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决策过程实质是不断进行利益分配的过程，其背后是各种利益的艰难博弈。特别是属最多数人的群众利益常最少受人照顾，即使进入了决策系统，仍需完备的程序设计使其有机会在平等的平台上与非公共利益抗衡。在当今民主政治实践的视野里，没有正义的程序很难产生正义的结果。虽然对中共而言，其作为决策者是大公无私、有战略远见的，但实现决策程序的制度化以提供公正的博弈规则，仍是保证决策合法性不可或缺的路径。为确保程序正当，党必须保证程序参加者进行直接、充分、平等的对话，使各种不同的利益、观点和方案均得到充分比较和推敲。与投票民主相比，群众路线的协商式民主格外注重程序正当，这就需要党开放决策程序，保证群众广泛参与理性协商，注重将群众的智慧和正确意见作为决策基础，以避免群众缺失话语表达的窘境，从而使决策成为有制度保障的集思广益的过程。
三、诉诸先进性教育以回归群众路线的原本境界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是十八大作出的战略部署。这里的教育，是着眼于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而进行的宏观教育活动(即培养)，它更接近于教育的原本真义：“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的方法是党员干部接受群众路线的理念并自律修为成执政的基本素质，自上而下层层推进身教言教。“育”是使党员干部做善人——有益于群众的人。
虽然制度构建是当下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但制度构建仅是依靠外力强制起作用，而教育党员干部将群众路线内化到个体心灵中，使他们贯彻群众路线发诸自觉自律并成为体现其先进性的从政之德，这不但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也是贯彻群众路线应有的境界。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与先锋队地位是群众路线得以产生的基础前提。鉴于贯彻群众路线有去制度化而更强调党的先进性的倾向，故当前特别应从如下三个现实关切点着手，教育并提升党的先进性：
1、对利益的超然与公正配置
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和利益代表问题，因而贯彻群众路线首要的就是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先锋队，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彻底地摆脱狭隘的阶级利益局限的政党。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工业化道路上努力了一百多年，成效寥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攫取农民的剩余之后，不能有效地转用于工业化，而是用于挥霍，巨大的农业剩余被无效地耗费。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者手上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被共产党谨慎地收集起来，有效而无私地转用于工业化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在于其党员干部能超越狭隘私利的局限，为整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国家有难时最先为此担当；在于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党员除了法定个人利益外，没有特殊利益。正因为党没有特殊利益，党员干部必然被要求以对利益的超然和忘我实现自身对国家和群众的责任承担与义务履行。在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党如何在各利益群体间公正合理地均衡改革的收益和成本，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利益均衡原则代表、兼顾和仲裁好群众利益，是群众路线教育必须关照的基本维度和重大政治问题。
2、以“君子之德风”正天下
走群众路线必须把作风建设放在核心位置。在中国，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君子之德风，风吹草偃。所谓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引领社会走上正道。正人必先正己，然后再教化他人，这是为政的根本原则。故政治是比修身更高的境界，是推己及人，教化众生。
在革命年代，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浓缩了中共的政治理想、宗旨性质。那时，共产党人之德如风，对群众形成天然的感召。毛泽东曾描绘过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没有贪官污吏、豪绅、赌博、娼妓、小妾、叫花子、结党营私、萎靡气、磨擦饭、国难财)，就是良好党风民风的统一体，就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根本所在。即使在敌人营垒中，也无法完全遮蔽共产党人的特殊人格之光，因为党员之间常可以作风互相感觉出来，甚至群众也可以此看出谁是党员。这种党员干部的浩浩君子之风，小人(意指群众)之草怎不会倒向风吹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党的失败，亦是“君子之德风”的失败。而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自十八大闭幕不久，就出台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意在上行下效，以“上梁”之举引正“下梁”。虽然塑造风气比踏实做成几件有利民生的事更困难，但党以先进作风的培育为突破口回归群众路线，并从最上层做起波及整个社会，此谓“正党风而后正天下”，是凝聚社会正能量和避免“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根本之法。
3、容得下尖锐批评的胸怀
2013年新春，习近平与民主党派等人士代表谈话时表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这一观点宣示了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雅量与智慧：群众的尖锐批评是一种值得关注体恤的正常诉求表达，要把经受尖锐批评做为为政的基本功来锤炼。
2011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很多网民骂我，这很正常，作为公众人物，应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的如此“容骂”胸襟，在当今的政治语境里看似属新鲜。但其实，这种问政雅量早已存在于中共执政的核心理念中。1943年，周恩来就强调过，领导者与群众打交道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调查大骂他的农妇的保卫部门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⑦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⑧这些话语今日听来依旧振聋发聩。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来自群众的声音虽较刺耳甚至偏激，但往往最真实，催人反躬自省，是发现疏忽、改进工作的好时机。一个不具备“容骂”雅量的人，不会有基本的政治素养和大作为；一个不能经受尖锐批评、闻骂则喜洗礼的党，注定要失去沟通进步的机会进而丧失先进性。
总之，在当今中国面临着促使群众路线的价值意义再次凸显的紧迫政治问题的背景下，选取以上三个着力点扛起群众路线这面大纛，是因为此三者同为群众路线强势回归之互为含摄的根本大计。以此三者强力推进十八大确立的党建科学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有利于和谐自信地排除转型中国的各种成长烦恼，稳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①周全华：《群众路线新透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人文社科专辑。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③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书摘》2012年第1期。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605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学习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⑦薛鑫良：《毛泽东在延安“挨骂”的史实》，《学习时报》2007年4月2日。
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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