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背景下的执政风险与有效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数字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字革命”②背景下的执政风险，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实质性地影响一国执政活动之事实，这表现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出现造就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它改变了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式，使得争夺“网络信息空间”，赢取思想文化领域的“软实力”，进而影响一国舆论、干预一国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互联网无边界的特性为强权国家扩张其霸权提供新的隐蔽渠道，使得“信息弱国”面临着主权被削弱、政权被颠覆的威胁。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中东、北非的政治剧变，都可以发现强权国家利用“网络技术”操纵他国内政的新手法；二是互联网的发展从总体上降低了国家控制公民的能力，赋予个人、非国家组织更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同时，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互联网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增加了政治参与活动的活跃度、突发性以及“无序化状态”，从而加剧了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使得执政者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威胁。
一、互联网的特性及其对执政的总体影响
互联网，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通信的基础设施，是人们取得联系、实施交往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由于其特殊的技术秉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社会对其广泛应用和依赖，互联网越来越深嵌到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从而改变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实践，其对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虚拟性和自由开放性。在互联网中，信息跨越了时空界限，实现了自由开放的流动，呈现出容量丰富和方便快捷、去中心化和平等互动、隐蔽性和难控性等特点。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简单的上网设备，就可以接入互联网，向世界发布政治、经济等信息，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念，同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因为“虚拟”和开放，所以，网上的信息资源可以无限扩大。由于没有时空的限制，信息流动的速度和范围极大地被扩展。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特性决定了在网络世界没有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管理、控制中心，也没有集中的绝对权力。在互联网上，网民是以“虚拟”的形象出现的，这就使网民能够以“匿名”的方式在网上活动，大大减少了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压力和被监控的不安全感，也使得互联网上的行为和言论难以控制。同时，互联网络的四通八达为管理和控制带来了障碍。网状的节点决定了传播渠道的多路径性，即使切断一条通道，信息仍然可以通过别的通道和路径继续传递。因此，在互联网上阻止某个信息的传递十分困难，而一些蓄意附加反屏蔽技术的信息控制起来就更加困难。
就其效应而言，互联网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进而必将引起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革。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的影响力正在于它是信息工具的变革。信息以及由信息产生的知识，从来都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资源。无论是对于个人、组织和国家来说，信息都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资源。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是建立在环境给予的信息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对人的控制取决于对思想的控制。自古以来，信息对权力与利益就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往往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所说“数字革命的深层，不只是信息，而是权力。”③
执政的核心历来都是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和有效，它的基础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既来源于政府的政策绩效，也来源于政府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能力以及利用一切舆论和媒体手段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能力和有效。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信息和信息工具。然而，信息和信息工具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增强国家内聚力，巩固国家政权的力量，也是分化国家内聚力，威胁国家政权的武器。因而，控制信息资源和信息传播工具，历来都是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扩大了信息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量信息的频繁流动，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动荡多变，而互联网去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打破了旧体制和旧有媒体形式对信息的控制，使信息成为更多人手中的武器，赋予更多的个人、组织于更多、更大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舆论控制能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而开始出现“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趋势，这瓦解了政治权威的信息主导权，从根本上冲击着基于现行权力结构的社会稳定观。它使得国家控制公民的总体能力被削弱，而个人、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则被拓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舆论动员和新型集体行动已开始影响社会安定和政治安全，而宗教激进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各种形式政治极端主义则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拓展了其活动空间和破坏能量，对现实世界形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总体上看，就互联网对执政的负面效应而言，它削弱了国家控制公民的总体能力，提高了大众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思想动员和体行动的能力，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去中心、反权威、匿名难控的技术特性，大大增加了政治控制的难度，加剧了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其对突发性事件加速度的放大效应，更是叠加或加剧了现实世界中的执政风险。
二、互联网对执政安全的威胁与挑战
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执政风险，从宏观上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具体而言，互联网给执政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霸权和“文化殖民”威胁执政安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网络的普及，传统的国界概念逐渐淡化，一种新的无形的国家领土——“信息边疆”正在形成和崛起。在信息时代，信息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特别是政治信息，与一个国家社会政局的稳定乃至前途命运密切相关，对信息的舆论导向能力和对信息流动的控制能力是国家主权独立完整的重要体现。基于思想、文化的“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今国与国之间争夺的焦点已转移到无形的文化思想战场上。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论述了权力的实质性变化，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④因而，在后冷战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自己的“软权力”资源来塑造国际形势，影响他国的优先决策和利益界定。
网络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谁掌握了“网络信息空间”这个当今世界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由于经济科技实力和信息传播技术事实上的不平等，互联网实际上放大了信息强权国家的霸权效应，为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新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信息的输出发布，使西方文化成为网上的主导文化，将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思想通过网络渗透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造成了事实上的“文化殖民”，消解了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旗帜，出于遏制中国或谋求霸权利益的考虑，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分化”和“西化”我国政权的图谋，没有停止过“和平演变”战略图谋。互联网“无边界开放和匿名难控”的技术秉性，使得其成为实施“和平演变”新的有力工具。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有了互联网，就有了对付中国的办法。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曾说过，如果因特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⑤西方一些政治分析家公开宣称，互联网将终结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他们视互联网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源泉”，认为民众“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⑥。
(二)互联网为国际干预和政治颠覆提供了便利，加大了执政风险
在后冷战时代，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政治颠覆的重要工具。随着信息手段穿透力的增强，一国的社会政治事件和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地传输到整个世界，并迅速形成全球舆论，这使得一些传统上影响空间仅限于本国内部的政治事件与动荡，越来越有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一国内政受到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拥有信息强权的发达国家操纵着全球大部分越境信息流的流向和分布，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他们常常利用其信息优势，操纵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操纵国际舆论乃至控制一国的舆论，抹黑当政政府的形象，削弱当政者的合法性基础，煽动民众造反，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权的更迭，使国家政治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近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借助所谓的“人权”、民族、宗教问题，操纵全球舆论，在互联网上诋毁我国社会主义政权，恶意歪曲、抹黑我国国际形象，以达到遏制我国崛起的目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博讯网站就是敌对势力办的专门攻击中国的网站之一。这些网站在中国各个城市雇佣了一批职业爆料人，负责搜集和向网站提供国内的负面新闻和图片，借网络监督之命来攻击和否定现行体制，网站向他们发记者证并定期支付佣金。境外媒体报道称，美国、日本等国的情报机构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资助一批“网络汉奸”，专门在网上张贴攻击中国政府的文章和假消息，攻击范围涉及中国的政体、价值观念甚至社会道德伦理，并对中国网民进行思想渗透、策反。⑦
(三)互联网弱化了国家控制信息的能力，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是执政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堡垒就会从内部被攻破。任何国家和政府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都会对信息进行必要的筛选和过滤，来影响公民对特定事件的认识和判断，获取政治认同和支持。
互联网开放性和离散性的特点决定了其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管理与控制，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信息发布的权力逐渐弱化，政府不得不面临统一的社会舆论被瓦解的尴尬处境。网络的丰富性和便捷性带来了大量异质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各种思潮和意识更加容易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冲击，从而降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人们不再仅仅听从执政党单方面的报道和阐释，也不会简单地追随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同时，互联网无边界的特性，使得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阵地”，它们利用在互联网上的优势与主导地位，源源不断地输出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标准，将“文化全球化”定位为“西方化”和“美国化”，在大量西方文化网络信息的干扰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西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和诋毁社会主义政权的敌对性言论，催生了社会指导思想和政治信仰的异化，弱化了民众对政治统治的忠诚感和向心力，直接冲击着国家政权和政党权威。
(四)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与“无序”，威胁社会稳定
网络空间的出现及其发展，突破信息传递的时空界限，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为公民获取政治信息、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开辟了直接政治参与的新途径。网络在线参与在推进政治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会引发大量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以及非理性、甚至非法性政治参与的滋生，当政府无法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节制在一个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使其突破原有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限度时，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削弱，继而动摇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容易引发民众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大大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导致民众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但是，参与的增长未必等同于有质量的参与的增长。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⑧该公式表明，当政治制度化欠成熟时，失控的政治参与必然促生政治动乱。网络政治参与由于其自主性和便捷性，往往不需要经过传统形式的政治动员就会形成大规模的参与，从而造成和加剧参与膨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集中，部分民众具有政治参与简单化、理想化的倾向，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尽快消除社会分配不公、政治腐败等现象。当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较高的政治参与期望同现实发生冲突而又不能有效消除时，他们便容易转向制度外寻求抗争，这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严重危及党的执政安全。
第二，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将威胁政治稳定。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使得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容易助长公民的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造成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⑨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任何传媒的信息发布都需要经过“把关人”的审核和过滤。但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却突破了信息“把关”的控制，导致了网络表达的“无政府状态”，网络上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泡沫”，网络舆论容易被误导和操纵。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出于种种目的在网上歪曲事实进行宣传，巧妙编辑操纵信息，制造假新闻和谣言。这些虚假信息或者政治谣言一旦被采信，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必然通过网络有所反映，并可能被借助网络凸显、放大，在一定条件下引发民众的思想波动和情绪激化，导致突发事件，甚至酿成危机事件，威胁国家政治的稳定。
第三，互联网为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提供了便利，将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由于国家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始发于民间的自由结社和集体动员行为将面临较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由此，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空间便成为人们结社和集体动员的渠道突破口。而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障碍，从而有助于维持一个分布广泛的“虚拟社群”的存在与发展。网络的快捷性和低成本性，使得政治动员的成本大大降低，几个人就可以完成信息在网络上的快速而广泛的传播。而手机等移动技术的发展，则加强了网上行为和网下行为的联动能力，为网络集体行动延伸到现实世界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直接威胁社会稳定。借助于网络难以管控的特点，大量的自发的网络结社和网络集体动员在互联网上形成与发展，如果不加以有效的控制，很可能成为威胁国家政治稳定的潜在隐患。
由于互联网难以管制，各种极端主义思潮、民族分裂分子、反政府的政治派别都会利用互联网提供的便利兴风作浪，破坏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较为突出，面临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恶意炒作和煽动的危险。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以网络为中介的群体行动，会在网络之外产生现实性的后果。一旦网络抗议延伸到现实世界，就会导致街头非法聚集等政治危机事件，直接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
三、“数字革命”背景下抵御执政风险的对策与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执政安全面临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变得复杂而多变。因此，必须认清形势的变化，把握执政规律，抓住核心问题，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真正应对随时存在的挑战和风险。
(一)巩固执政基础，增强执政认同
纵观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影响我国执政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瓦解人心的“西化”意识形态的侵入，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维护执政安全，最根本的是，以优异的执政业绩，获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顺应时代发展，夯实执政基础，增强执政认同，是符合执政规律的根本之道。这一点在网络政治时代也不会改变。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反应和延伸，无论网络政治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其根源仍旧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
1.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维护执政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应对执政风险的基础物质条件，也是国际较量中保障执政安全的内在要求。“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民众的生活、生计问题，一直都是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也是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民生决定民心，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赢得民心的关键。民生问题的解决，固然涉及公平、正义，但经济发展是基础。没有发展，就没有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发展。特别是要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创造财富和公平分配的协调。
综合国力的提高是保障执政安全的根本途径，一个国家没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就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为维护执政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2.创新意识形态建设，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保障执政安全构筑坚实的思想基础
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灵魂，是社会凝聚、人民团结的黏合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⑩就执政安全而言，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执政安全的思想基础。社会对执政党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直接关系到执政党长期的执政安全，因为它既从正面论证和支持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也对异类意识形态及其支持的制度进行攻击并否定其存在合法性。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面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和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挑战，我们党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意识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首先，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多元文化的发展，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其次，针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要针锋相对，给予有效回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一是加大技术投入，应用网络防范技术，有效实现网上信息的监控。严密控制“敌对信息”的传播，最大程度地避免对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的直接攻击；二是充分利用管理资源，加强网络媒体的“主流”宣传，确保执政党的意志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优势和导向作用，保证“主旋律”的弘扬。三是加强“主流”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培养亲党亲民的“意见领袖”，掌握网上舆论主动权，在国内外网民心目中树立威信、扩大影响。四是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借助互联网跨越地域疆界、突破组织界限的优势，实现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用民主的互动的方式凝聚人心，实现对传统的灌输式思想教育方式的创新。
3.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保障执政安全夯实社会基础
执政安全，离不开社会政治的有序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国家政权保持稳定，政治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如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贪污腐败的猖獗以及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此，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提高政府的政治领导能力，使政府的合法性深入人心，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凝聚力。要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妥善处理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增进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为实现国家政治安全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同时，要畅通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人民群众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增强其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程度，提高其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大力推进阳光政府和电子政府的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开放度，主动利用网络在政治领域开展政务公开、意见表达、决策民主、工作监督等活动，充分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提高人们的政治责任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凝聚力，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执政安全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更新观念，加大技术投入，确保信息安全
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传统的国土“边界”已经变得愈加模糊和容易被穿透，国家事务已经很难控制在一国之内，威胁执政安全的因素，已经从现实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网络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威胁与挑战，在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的条件下，确保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信息安全，成为维护执政安全的重中之重。在信息时代，如果信息系统不安全，就谈不上国家的整体安全，国家信息系统的不安全会使国家建设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并引发其他系统的不安全，如政治失稳、经济紊乱、文化迷失等等，使得国家秩序陷入混乱。因此，我国在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有利影响的同时，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确保信息安全，才能有效防范其对国家安全和执政安全的影响。
1.更新观念，强化信息安全意识
在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是一国国力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化战略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最优先的重点之一。一国的各个关键性部门、产业和领域正在被网络连成一体，形成信息化国家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包括政府系统、电力、能源、交通、航空、通讯、金融、军事等信息系统，这使得信息安全从一个产业问题上升为一个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核心问题。在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无论战时还是平时，一国的信息设施和重要机构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而且保护它们免受攻击已经超出了军事职权和能力的范围。而目前信息网络系统仍存在着诸多脆弱性，一旦遭受攻击易导致系统瘫痪，引发混乱，后果不堪设想。这使得信息安全成为网络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信息时代的执政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的扩大了，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把执政安全和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信息安全综合加以考虑，不仅要保卫有形的疆土，还要保卫无形的网络“信息疆域”。
2.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建立“网络防线”
维护和保障网络时代我国的政治安全，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的监管与治理，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监管体系；(1)要建立国家网络监管体系。这个体系由网络监测系统、网络防卫系统和网络人才系统三个部分组成。网络的监测系统是国家网络监管体系的“眼睛”，它通过对网络信息的动态跟踪与分析，发现安全隐患，并及时反馈给决策系统和防卫系统；网络的防卫系统是国家网络监管体系的具体执行机构，它负责具体的保障行动；网络的人才系统是为国家网络监管系统招聘、培养、输送人才的机构。(2)要加强对信息源管理和控制的研究。这是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为此需要提高我国的网络技术水平，发展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产品。一是要开发和安装先进的过滤软件，对网络信息的内容进行审查和筛选，及时发现和剔除不良信息，减少信息欺诈。二是利用防火墙为主体的多重保护措施，强化对国际互联网接口的管理，屏蔽国外、境外提供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以及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的网站，遏制互联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和蔓延。(3)要加强对网络服务供应商的管理。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们连接着有形和虚拟的世界，网络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这个层面得到解决，政府通过加强对互联网服务商的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和控制西方价值观、黄赌毒以及宗教邪说等不良信息的传播和查阅。
3.加大技术投入，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包括信息技术的安全和信息内容的安全。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核心问题是要提高信息技术的自主能力，积极开发自主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加密技术，构建自己的防范体系。目前，我国网络建设存在众多安全隐患，致使破坏分子有机可乘。由于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我国所需的大量基础设备仍然需要从国外引进，引进设备中的核心芯片和系统、内核逻辑编程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这样就为他们在网络系统中做手脚提供了便利条件。如美国微软的操作系统就留有可供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随意出入的“后门”(11)；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重视安全防卫技术的创新和开发，从而根除网络安全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
1.加强政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引导，积极建立完善网络回应制度
目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参与“膨胀”和“非理性”的现象，为此，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建立完善网络回应制度，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防止危机的发生。第一，完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最新的政府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求。对假消息及时做出澄清，防止“小道消息”的散播，抑制虚假信息的影响和泛滥。这要求政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消息。政府人员应当定期浏览收集网络信息，将比较真实，关系公共利益的事项整理分类，并及时在网上进行答复。第二，要加强对互联网涉及政治性内容的信息监控，引导热点问题的讨论，控制极端言论在网络上的传播，减少和避免网络政治参与“情绪性”的不良倾向。网络上的信息瞬息万变，真假难辨，任何一个吸引眼球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网民关注的舆论焦点。这也使不法分子容易操作网民舆论，造成政治关系紧张的局面。对此，政府可以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为“舆论领袖”，及时揭穿一些不当的舆论焦点，以理性的声音进行充分辩论和澄清，作为社会理性的代言人。第三，政府密切监控涉及政治稳定的网络活动。对于政治性网络群体的活动，要引导他们理性地利用网络表达意见，同时鼓励生态保护者等具有建设性的网络群体的形成。互联网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些非法的政治活动借助互联网进行。对于这些影响政治稳定的活动，要及时发现并予以取缔。第四，积极应对网络热点议题，注重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反馈落实。网上舆论热点是社会重大事件、群体利益诉求的集中反映，是舆论引导的重点和难点。针对网民关心的问题应及时做出反映，并组织熟悉情况的专家学者给予理性的解答。对于政府做出的网络回应，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政府要及时兑现自己的承诺，对实际落实情况也要用网络进行跟踪报道，接受网民的监督。
2.加强网络立法和网络思想道德教育，规范公民网络参与秩序
面对无序的网络信息传递和非规范的政治参与，制定网络法律是规范网络参与秩序的当务之急。目前我国的网络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网络发展迅速，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形式的复杂多变，从1991年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到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我国的网络立法总体还呈滞后性，仍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要完善网络立法：其一，提高立法层级，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作用，创制一部融合网络技术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律。同时鉴于网络技术发展多变的现实，在人大立法之外，可用相应的行政法规来弥补。其二，在立法内容上，网络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同时又不能损害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在秩序和自由之间，网络法规应体现二者的协调和平衡。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规范网络实名制，既然网络政治参与也是政治参与形式的一种，那么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抱着负责的态度，政治生活中不应存在“隐形人”。只有认真落实网络实名制，才能有效抑制网络政治参与无序性的现象，同时督促公民严肃对待自己的网络政治参与活动。
由于互联网的特性，要对网上信息和行为进行完全的监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健全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增强网民的自律意识显得尤为必要。尤其是要做好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当今中国网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是青少年，他们不仅是未来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而且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受外界影响较大，因此，应着力加强对他们的网络思想道德教育。通过网络道德教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增强网民的抗干扰力、免疫力，强化网上自律的操守理念，提高网络道德水平，推动网络文明建设。
(四)慎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构建网络危机处置机制
我国正处在机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发生往往异常活跃，只要有适当的导火线，就很容易引发突发性事件并成为危机。而互联网的出现，为民意聚集和舆论煽动提供了便利，更是增加了突发性事件出现的概率，加大了突发事件处置的难度。近年来，网络传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网络时代政府必须经常面对的一种危机，如果处置失当，可能形成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冲击，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
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突发事件具有异常性和独特性，比如瞬间爆发性、加速蔓延性和难以控制性等等，很多原来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处置程序和应对机制可能收效甚微，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方式，提高应对网络风险能力，即要注重事前的预警研判，又要注重事中的平等对话和快速处置，由于网络突发事件发生、发展和后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在处置网络风险事件时需要具有更大的弹性、柔性和机动性。这就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应急管理的基础建设，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广泛搜集信息，遵循事件的处理规律，积极联络媒介，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澄清民众疑惑，缓和安抚群众，最终主导舆论，化解事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冲击。同时，也要建立应对网络危机的专门机构，制定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通过建立健全网络危机处置机制，发挥政府的应急管理的职能，以有效预防和处置各种网络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突发事件的负面效应。
注释：
①②“数字革命”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技术层面，指的是将所有文本缩减为一个二进制的编码而进行生产、存储、传递的数字化处理方式的变革。二是政治层面，“数字革命”是喻指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政权更替的一种方式，其彰显的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政治的革命性影响。
③[美]马克·斯劳卡：《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④转引自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网络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⑤蔡翠红：《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⑥秦章：《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一些资料》，《政治学》(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2期。
⑦叶皓：《网络时代执政的机遇与挑战》，《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
⑨[美]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⑩[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11)《恐怖的“后门”：科学家发现Windows为NSA留有第二把密钥》，《计算机世界》1999年9月13日。
标签：政治参与论文; 互联网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信息安全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信息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