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世”概念在2002年被提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没有成功“支配自然”，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恩格斯以“自然的报复”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只追求眼前利益的生产活动将会走上末路。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严重扭曲，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经济、地理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其生产方式极度依赖自然却破坏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分析了资本是如何遵循其本身的价值增殖理论而占有“无偿的自然”和“廉价的自然”的。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目前的生产弊端，有必要对劳动进行社会性变革并重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关键词]人类世；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
一、 “地球的限度”
因在臭氧层研究中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2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的地质学》的论文，在论文中，作为新地质学上的时代区分，他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说法[1]。克鲁岑意欲用“人类世”一词，来指代人类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大规模单一作物栽培、森林砍伐、核试验等活动大幅度改变自然环境，并在地球表面各处留下痕迹的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需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了更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对干部素质的要求、更好地迎接挑战考验，需要在干部教育培训的理念、内容、方式、机制与考核体系上进行改革创新，使教育培训工作更好地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注重实效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类活动给自然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但近代人类“支配自然”的梦想却没能实现，不如说人类世是以支配的失败为特征的。气候变化、沙漠化、物种灭绝、核电事故等等这些人类已经不能控制的问题，是这个生态危机时代的特征。就像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等人的研究所警示的那样，如今，存在于地球九大系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的消失、氮磷循环、土地利用的变化、臭氧层空洞、海洋酸化、化学污染、淡水利用、大气的雾霾负荷)的“地球的限度”(planetary boundary)中，前4个系统已经超越了临界值，进入了不可逆的、急剧环境变化的阶段[2]。今后，其他系统超越临界值的可能性也很大，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由此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庞大生产力的发展使地球整体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会把可持续发展带入绝望的境地，这种关于支配自然的“启蒙辩证法”对人类世的未来投下了阴影。
人类世的这种状况，不禁让我们想起恩格斯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MEGA I/26:96)[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引自Marx-Engels-Gesamtausgabe(Berlin: De Gruyter.1973-)，原文标记为MEGA，并注明卷数和页数。下文中未收录进MEGA的资料引自Marx-Engels-Werke(Berlin:Dietz Verlag.1956-)，本文标记为MEW，并注明卷数和页数。恩格斯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等文明也是因为其无视自然法则的浪费性生产，瓦解了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导致了毁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追求眼前利益的生产活动，也同样会走向没落的道路。这一言论经常被作为恩格斯关心生态的体现而被引用，这种关注也可见于他那看起来很抽象的《自然辩证法》中[3]。“自然的报复”这种模式到底能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世的生态学危机呢？
二、 人类世？还是资本世？
一般情况下，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时，往往会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的局限性，他们认为，既然两人的社会主义理念以自然的“绝对性支配”为前提，且这种“绝对性支配”是基于极端的生产力至上主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那么对重视“自然的限度”的生态学式批判理论来说就派不上用场[4]。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德·本顿(Ted Benton)、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等“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企图融合生态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们只是补充了其认为不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学方面的内容，在实践上放弃了马克思的价值观、阶级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目的是想把苏联解体后的“劳动运动”拉到“环境运动”中去。
如今，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的评论格局与以前大不相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称为“反生态学”的人可以说已经成为少数派，这是因为2000年以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基特(Paul Birkett)等“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内部存在生态学要素这一事实，指出了以往的解释和批判的片面性[注]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New York: Monthly Review,2000;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M].New York: Palgrave,1999.另，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参照JOHN BELLAMY FOSTER,PAUL BURKETT.Marx and the earth[M].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2016.，尤其是福斯特着眼于至今都基本上被忽视的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农业化学》第七版为线索，重构了马克思的“物质代谢”(Stoffwechsel，metabolism)概念。福斯特的研究指出，马克思将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与自然关系里的严重扭曲现象即“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作为问题，阐明了缝合断裂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战略的重要性。这样，“物质变换”这个概念融合长期以来处于对立关系中的绿色思想(生态运动)和红色思想(马克思主义运动)[注]“绿色”“红色”思想的概念解释参考自：郑湘萍，田启波.“红”“绿”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1(6):5-8.，成为生态学“概念的希望之星”，为现代各种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5]，其结果是，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超越马克思主义框架的“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气候变暖、农业、渔业等领域，“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制度和可持续发展进行着积极的研究[注]NAOMI KLEIN.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the climate[M].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4；STEFANO B LONGO.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2015;IAN ANGUS.Facing the anthropocene[M].New York: Monthly Review,2016.。
根据建库后1961—2009年降雨径流资料，选择了较大场次暴雨洪水进行统计分析，表明本流域形成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为气旋、锋面、台风及北方冷空气等。气旋是本地区产生暴雨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台风是造成本流域特大暴雨洪水的重要原因，如 1974 年“8·13”特大暴雨洪水就是由当年12号台风所造成的。
4.构建产业联盟，共同提升发展。西部各省（区）应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尽快搭建组成西部中药产业联盟，并以此为平台，优化内外部环境，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做大做强。不定期举办各种交流会、学术会、贸易会，也可东西联动，不断改善软环境条件，吸收东部经验和资金联合发展。使西部中药产业，由资源大省逐步成为产业大省，成为中国真正的植物药王国和中药药都。
另外，“人类世”这一概念也成了环境理论研究中的热潮，研究者对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但另一方面，关于“人类世”这个专业术语在学术上是否妥当依旧存在争议，同时，对“人类世”时代区分的开端也存在不一致的见解。比如，克鲁岑认为因产业革命而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的18世纪是人类世的开始。此外，也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火的使用本身是使用化石燃料的契机，是导致人类与自然的敌对关系的最终原因[6]。
摩尔也重视价值论，不过那只是为了克服福斯特的生态学分析没有充分吸收价值论这个缺陷而已。摩尔为了突出自己理论的独特性，强调了“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和“后笛卡尔主义的一元论”的区别，认为后者才是对马克思生态学的正确解释。但奇怪的是，摩尔没有触及马克思提出的“断裂”概念。比如，摩尔根据福斯特的解释，指出“马克思的‘社会物质交换的关联’成为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交换’”[9]76，“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二元论的理解，像是福斯特歪曲马克思的思想而创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在出现“社会物质变换的关联”这种表达的地方，马克思本人谈到了社会的物质交换和自然的物质交换之间的“无法修复的断裂”。“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MEGA II/4.2:752-753)[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纪念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18-919.可以看出，摩尔的引用，为了使其一元论正当化而肆意对马克思的原文断章取义，但是，假设“断裂”是马克思本人为了表现生态学矛盾而勉强使用的概念的话，不也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同样属于“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吗[注]实际上，摩尔的理论与福斯特和伯基特的理论并没有决定性的不同，这是因为，福斯特和伯基特都没有把自然看做是被给予的东西来把握，他们也认识到，自然不仅仅是在与资本的关系中被改变，自然的力量也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这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围绕自然的历史性、《资本论》中“自然的无偿性”，或者是《1861—1863年草稿》的“棉花危机”，甚至是围绕南美鸟粪石的“环境帝国主义”的讨论中看出。？
这样，人类为了避免生态学上自然环境的悲惨结局，就会追求更深层次的“支配自然”。例如，克鲁岑提出了把硫氧化物的烟雾剂散布到大气上层以遮挡阳光来冷却地球这一地球工学性质的解决方案[8]。然而，这种自然科学领域的探讨，作为会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的决断，缺乏由部分发达国家的精英进行的伦理性和规范性的研究。对于这样的“人类世”的理论状况，马尔姆强调了分析以下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如何通过经济政策和政治上的、地理上的不平等来发展特定的科技以及其如何改造甚至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马尔姆提倡用“资本世”(Capitalocene)[注]Capitalocene的中译文有“资本世”与“资本纪”等，本文采用“资本世”。这个地质学时代的概念代替“人类世”。地球表面是被资本的痕迹覆盖的，所以应该分析基于资本理论的地球环境整体的形成过程。
中国白酒以醇甜、酯香为主要特点，辅以众多的酸类、醛酮类及其他物质，分析原酒中的微量成分可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代谢状况及原酒质量状况[8]。
受到马尔姆的影响，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也采用了“资本世”的概念，否定了人类世对自然的非历史性的理解。值得关注的是，摩尔从资本世的视角批判了恩格斯的“自然的报复”。摩尔认为恩格斯的理论局限于其人类文明的文明论式的感觉，存在于其中的“自然限度的物神化”使自然的限度被“非历史性”地、“静止”地解读了，因此，恩格斯的观点就陷入了仅仅预言自然总有一天会“报复”人类的“终结论”[9]80。从摩尔的理解来看，恩格斯陷入了大写的“社会”与“自然”的“二元论”，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自然的今天(即使是正确的)，无非是导出了不言自明的结论。但是，摩尔主张，重要的不是指出那样的“结果”，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关联以及共同生产的历史性过程的分析。
LB法三种处理方式,有湿润振荡(WS)、慢速湿筛(SW)、快速湿筛(FW)和Yoder法测定方式见文献 [8-9]。
2.2.2 扩展方向分析 对各个时期的建成区栅格数据矢量化后叠加分析，并计算出1997年德州市建成区的城市重心（见图2）．以此点为原点，建立坐标轴，将1997，2004，2010，2017年的建成区进行叠置分析，分为4个区域来分析建成区的扩展方向．以1997年为基期数据，在图2中叠加城市空间重心指数所计算的其他时期的城市空间重心坐标（见表4），来展示城市重心的移动过程和方向．
这些批判的矛头指向的不仅仅是恩格斯，摩尔对自己的老师福斯特同样进行了批判。以前，摩尔也试图用福斯特的“物质变换断裂”这个分析性结构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10]，但是，在以《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生态与资本的积累》为代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他却抛弃了那样的立场，批判福斯特等“断裂派”的论述不过是用“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分离了“社会”和“自然”之后探讨人类对被动且静止的自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而已，并不能把握“经由”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史。
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不同，摩尔的批判对象始终都是福斯特和恩格斯等人，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摩尔反而拥护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内在关系哲学”，他断言，只有将经济学批判和生态学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掘出潜藏于“资本世”中的马克思的理论。与此相对，福斯特对马克思的解释，分裂成了以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垄断资本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继承了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和伊斯特凡·麦扎罗斯(Istvan Meszaros)的物质变换论的“生态学”。我们从摩尔的主张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生态学是否存在”这个争论已经终结，如今，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的生态学”为前提，开始争论如何从马克思的思想内部把握人类世中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矛盾。
三、 生态价值理论
“利润率趋于下降”是摩尔生态价值论解释的中心内容，利润率是以剩余价值(m)除以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之和，即m/(c+v)。当然，资本家们尽可能地维持高利润率，以图获得更多利润，此时，与增大分子的剩余价值量一样重要的方法是减小分母中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部分的增加。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以机械设备为代表的固定资产的低廉化，并将其作为解决因资本的有机构成比重(c/v)提高而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对策。对此，摩尔关注了与节约流动资本有关的马克思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命线就是“劳动力”、“食物”、“能源”、“原材料”这些被称为“四大廉价物”(Four Cheaps)的大量供给。
“劳动力”被包含在“廉价的自然”(Cheap Nature)中并非偶然。资本通过无偿地占有各种自然之力来增加生产力以获得相对剩余价值为目标，然而，在这“廉价的自然”里包含了不同性质的人群——女性、奴隶、有色人种。资本不单单只是占有自然资源，也形成男尊女卑的等级关系，确立暴力的殖民地统治，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资本既靠剥削雇佣工人，也靠占有“自然”的无偿劳动(work)发展至今，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改变了自然的样子，资本也在紧紧依赖“自然”的同时“利用”自然得到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创造最适合自己的价值增殖环境，按照资本的理论重组了整个世界。但是，作为历史进程之一的资本主义的计划在现实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资源有可能会枯竭，原料的供给可能会遇上歉收的年份，或者殖民地可能会出现政治不安定的情况。当资本面对这些积累的制约时，就会找出新的使用价值，发现新的替代原料，形成占有其他地区自然资源的资源重组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这种倾向性会催生出“由自然以及人类的各属性的全面开发利用”而形成的“全方位的有用性体系”。“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MEGA II/1:321-322)[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9.话虽如此，这种资本的开发能力当然也存在限度。资本在无穷的欲望的驱使下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提高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自然却无法按照资本的需求持续增加供给。资本与自然在生产和再生产的时间上存在很大差异，资本的有机构成比重(c/v)的提高造成自然长期“产出过低”。熵在增加，可以利用的能源在减少，自然资源就会枯竭。不管资本打算开发多少自然的疆域，地球上并不存在无限的空间。这就是摩尔所说的“生态学的剩余下降的倾向”(tendency of the econogical surplus of fall)、“廉价的自然的终结”会引起资本积累的危机。资本积累并不是抽象的价值增殖运动(G-W-G，)，其在现实中十分明显地依赖对“廉价的自然”的占有[注]关于摩尔的主张的现实妥当性，请参照收录在岩佐茂·佐佐木隆治编著的《马克思和生态》(堀之内出版，2016年)中的权五范《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学批判及二十一世纪的粮食危机》一文。。
商品生产关系具有的特征是，社会分工由进行“私人劳动”的分散的个人承担，而社会再生产的必需品的生产不会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进行，因为私人生产者无法把自己的劳动直接变成社会通用的东西，所以在无意识中，他们会给物品加上“价值”这个“纯粹的社会性”属性，通过商品的相互交换来完成社会总劳动及产品的分配。尽管人类在自然界里与其他动物一样进行生理学的物质变换，但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人类行为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属性通过独立化以独特的样式来组织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尽管已经存在弗雷泽的“经济决定论”这一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以“价值论”为基础，开展“多重交织的批判”。虽然常常被误解，但马克思的价值论并不是用来揭露资本对工人压榨的工具，而是为了分析资本如何遵循自身的价值增殖理论，重新在工厂以外的家庭、自然、国家等领域进行分配，并将这些领域作为“无偿的自然”和“廉价的自然”进行“占有”的方法论基础。
因此，乍看是“二元论”的马克思的研究为了把握特殊的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暂且单纯地把社会性“形态规定”从物质性载体那里分离出来，该方法明确了从人类的行为中诞生却独立于人类“形态”的理论并阐明了它是如何改变了作为现实的承担者——物质世界(人类的意识和欲望、社会性习惯和制度、自然)的。这是因为，如果不首先以纯粹的形式提取出物质世界的组成原理即形态理论的话，就无法理解现实中的资本积累是如何“经由自然”实现的。在此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物质性”上属于一元论，但是作为“方法”，由于“形态”的理论在现实中是独立的，所以属于二元论。
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为了分析社会和自然是如何通过彻底的物化被重组和被破坏的。弗雷泽的批判错误地理解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即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明显依存于自然和性别等这些“可能性的背景条件”。马克思真正的目的，是以价值论为基轴，分析资本让自然和性别等领域的物质因素彻底改变，并最终影响可持续生产的物质条件本身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不仅着眼于产生价值的劳动，而且着眼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提出了被排除在价值生产之外的事物如何被利用来服务价值生产的这一分析结构。
面对这种热潮，《化石资本》的作者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指出了“人类世”概念中内含的“物神崇拜”所带有的危险性，也就是说那种企图把生态学上自然环境的悲惨结局的终极原因归结到火的使用上的观点，有将问题还原到人类的本质活动而舍弃社会关系的倾向，这样，就不能用生态危机问题与近代社会系统以及与之相随的权力、资本、科技的联系来分析该问题了。同时，关于人类一般活动的讨论，将会导致我们难以看到以产业革命为契机的科技变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和因温室气体排放等所造成的地理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十分危险的。当然，对于将现代的生态危机还原为人类本质的探讨已经不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了[7]。
四、 作为二元论的“形态”与“物质”
摩尔批判“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是“笛卡尔主义”，他强调一元性思维的必要性，但是这种认识论的对立不禁让我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MEGA IV/3:21)[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把类存在的人和神的本质置于认识论上的对立关系中，马克思否定了这一批判并将之归为启蒙主义。马克思采用“唯物论方法”分析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对神的本质的幻想，以及这种幻想是否拥有现实的力量——摩尔所说的“实在抽象”[12]。在马克思看来，不需要把人类与自然的二元论还原成一元论，而是要从社会的诸多关系中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二元论在现实中有力量。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进行二元论的叙述并不是源于哲学的二元论，而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诸多关系在现实中有着各自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力量进行分析。分析时，马克思强调了从“劳动”出发的重要性，“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25.[13]。
《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MEGA II/6:192)[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5.。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地影响自然，进行生产和消费。人类以外的河狸和蜜蜂等动物也影响自然，并与自然进行着物质变换。但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人类有意识地与自然发生关联并改造自然，为满足其膨胀的欲望而不断想出新的生产方法。然而，劳动并不能肆意改变自然，也受到各种制约。如同马克思在其一篇有名的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没有自然的帮助，劳动是无法实现的。“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MEGA II/6:76-77)[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因为有这样的制约，人类的知识和活动总是经由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被传播出去，借用摩尔的话来说，就是被“共同”。只要人类还在地球上劳动、生存着，那么被“共同”作为生理学上的事实是妥当且持续存在的，并且也是贯穿古今的生存条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个概念，并没有把人与自然毫不相干地分离开来，而是表现了两者统一的、一元论关系。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关于这种一般性的物质变换的认识本身，变成了“浅薄的同义反复” (MEGA II/1:24)[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这是因为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进行生产，其活动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本身是不言自明的。对于学术性分析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物质交换是如何被组织的。物质变换方式根据劳动的社会性组织的不同有很大区别，必须要分析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关联。因此，马克思认为，为了把握这种历史特殊性，即使站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这一一元论的立场上，也必须要将其社会性的“经济形态规定”分离出来。
摩尔认为，价值的实现，除了依靠榨取劳动力以外，还依赖于一系列的物质因素，资本和自然存在于无法分离的相互规定性中，该主张为反驳“经济决定论”这一主观地给马克思的理论扣上的(不正确)评价提供了根据。比如，近年来，在反省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亲和度的同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提倡要多方面研究资本、性别、生态、国家这些领域，并强调进行“多重交织的批判”的必要性[11]。她指出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并没有投入充分的关注，同时她主张有必要通过考察资本所依赖的“可能性的背景条件”，来完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但是，弗雷泽的理论并没有明示多重交织的诸要素是如何构成理论总体性的，只是罗列了多个不同的领域，借用摩尔的话来说，弗雷泽的理论“用加法的方式”增加了批判理论的分析对象并就此满足。
进一步说，近年来，这些“占有”(与资本的力量没有直接关系)作为使用国家暴力的“剥夺性积累”(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而经常被作为问题提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通过分析这些“占有”来发现资本拥有物质形态的力量。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的压榨和自然资源的滥用等问题，虽然为生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但对资本来说却不花费成本。这种“自然的无偿性”对价值生产来说有着独特的用处，资本为了利用这种“无偿性”，彻底地组织社会再生产和对自然领域的管理，有时还使用暴力。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只关注对工人的压榨而轻视其他领域。相反，马克思对劳动以外的领域也抱有很大关心，究其原因，是因为资本本身对无偿的社会再生产、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抱有很大关心。在此背景下，常见的“马克思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追求利润无视自然而造成环境破坏，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认为，资本对自然的利用怀有异常的关心。然而，资本主导的开发和组织不是基于持续性生产这一观点，而是根植于舍弃物质的价值理论之中的，这样就会使生产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技术革新逐步加强了对物质变换的干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MEGA II/6:477)[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3.。
因为遗漏了形态规定的重要性，所以尽管摩尔批判了福斯特，但他却没能完全地使生态学和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这从“劳动”概念没有在物质变换论中发挥重要作用上也可以看出。对于摩尔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对工人的“压榨”，而是对处于外部的自然的“无偿劳动(work)”的“占有”。“劳动力”只是与“原料”、“食物”、“能源”一起被并列记录的“廉价的自然”的一个要素，只不过是生产上的成本。资本主义制度里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人的气力变成了“劳动力”商品，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劳动”和“雇佣劳动”这些劳动形态的特殊性没有被分析。在遗漏了对“劳动形态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的情况下，摩尔的研究会引导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样，在展开了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的论述之后，马克思的分析以价值为媒介探讨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并阐明了生产过程是如何被迫从属于价值的绝对地位的。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覆盖了整个社会，通过实质性包含，价值更进一步地改变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话，那么，最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会被“搅乱”。“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MEGA II/6:476)[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1.，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产生了“无法修复的断裂”。回过头来看，产生物质变换断裂，是因为使抽象劳动对象化的价值，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舍弃了复合性要素，并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了生产过程。这样考虑的话，不仅“搅乱”和“断裂”会陷入摩尔所说的没有“价值论”的“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而且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搅乱”这一生态学批判概念也必须一如既往地从价值论中被引导出来。
五、 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马克思从劳动者个体角度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主干是“本源共同体”的解体和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的疏远。“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MEGA II/1：393)[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来自自然的“分离”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独立化的资本运动开始彻底破坏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然而，即使资本的破坏性特点使得“四大廉价物”枯竭，单纯地批判它将会引发资本积累的危机也是不够充分的。如果考虑资本惊人的“弹性”的话，难以得出仅仅因为粮食和石油价格开始上涨就引发了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经济危机”这样的结论吧[注]关于“资本的弹性”，请参照之前提到的《马克思和生态》所收录的明石英人的《资本的弹性和生态危机》。？
信息科技时代的来临，电子产品的使用使学生的“键盘输入”逐渐代替了“手写”，给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学生减少了动笔写字的机会，加之教师对识字教学的忽略，这让学生的识字写字学习举步维艰。
待孕产妇住院后,临床医生应询问患者上次行剖宫产分娩的时间,手术情况以及妊娠结局。经B超对孕产妇子宫瘢痕情况进行检查,获得孕产妇及其家属同意后,选取合理分娩方式。阴道分娩标准:(1)与上次剖宫产手术距离时间在2年以上;(2)上次剖宫产手术术式为子宫下段横切口;(3)上次剖宫产手术后未有感染;(4)经B超检查发现子宫条件成熟,未有阴道试产禁忌症。剖宫产标准:(1)与上次剖宫产手术时间在2年以下;(2)上次剖宫产手术为子宫下段剖宫产且为纵型切口;(3)经B超显示子宫条件未成熟,存在阴道分娩禁忌症。
经过前期的文献阅读，本人确定了自己的论文题目，再通过详细阅读和引用十篇有关于休闲体育、民间体育、课程开发的文献，确定文章的主要思路。
如果回忆起关于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劳动力消耗的讨论的话，我们会发现关于标准劳动日的法规推动了面向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技术革新。然而，只要技术发展以价值为媒介，那么大工业系统就会进一步破坏工人们的生活。同样，资本企图彻底利用“自然的无偿性”的尝试(地球工学确实容易成为那样的科技)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资本也可以考虑从环境破坏产生的问题中发现新商机的可能性。既然资本积累已经背离了维持人的生活以及生态系统的理论，那么即使突破“地球的限度”，直到地球的大半已经不适合动物生存为止，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依旧会存在。因此，摩尔认为生产费用的上涨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并会促使社会系统进行转变，这一观点过于乐观。
与此相对，《资本论》的物质变换论探讨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MEGA II/4/2:753)[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纪念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19.这里所说的危机不是资本面临的“经济危机”，而只是有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可持续性的“生态危机”[14]。作为价值理论和物质理论之间的相互背离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不仅试图分析资本积累的困难性，也试图分析物质变换本身。对此，包含1860年代李比希对农艺化学的研究在内，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关于森林砍伐、煤炭枯竭和气候变化等更加严肃的自然科学研究都体现了马克思对生态危机问题的高度关注[15]。
事实上，如果等到因自然的生产力过低而导致非常严重的资本积累的危机的话，生态系统的保护就可能来不及了。假设要在2100年之前把地球因温室效应而导致的气温上升控制在两度以内的话(即使这样也难以避免严重的影响吧)就不得不在2050年之前减少40%～70%的温室气体，也就是说，在资本积累的困难与维持生态的困难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正因如此，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也为红色与绿色思想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打下了基础。
然而，如果像摩尔那样从“资本积累”危机这一“资本的观点”出发进行分析的话，“解放的展望”也变得与马克思不同。一方面，对于资本来说，危机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所示，因可能占有的自然边界的消失而产生；另一方面，源于物化统治的主观性抵抗理论依旧被排斥。对此，马克思立足于“劳动着的每个个体”的视角，不仅仅揭露资本对城市工人的压榨，也试图发现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外部的“抵抗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那些工人作为“半无产阶级”，并不只是被迫从属于资本的掠夺，他们也进行反抗。资本彻底改变和破坏了传统上长期延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也成了抵抗运动的导火索。马克思着眼于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统治[注]关于英格兰与爱尔兰的问题参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等。、南北战争[注]关于南北战争参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中的《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太平天国之乱[注]关于太平天国之乱参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中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农村公社[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请参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中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三稿”。等主题的一系列文章和摘要、笔记，记录了他对外部资本的暴力性及其遭遇的抵抗超乎常人的关心。与此相关联，戴维·诺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对晚年马克思的思考的意义总结如下，“这个时候，马克思有必要正确地深入到文化细节中去了解资本在其不可避免的全球性扩张中可能会面对的事情，因此，马克思选择在这个时期研究非西欧社会并不让人惊讶。欧美的资本正加速进入文化差异显著的世界里，为了理解这些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面对资本时产生的差异，马克思有必要尽可能地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构造。”[16]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其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冲突也是不容易克服的，马克思试图在这种困境中找出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主体的源泉”[17]。
同样的展望在各种对自然的滥用上也说得通。石油管道建设中常见的对原住民公共资源的破坏和掠夺、转基因作物导致的传统农业的解体、农药和化肥导致的生态系统的破坏等事态，让人们认识到资本带来的人类与自然之间日渐的疏远这一事实。正如在图瓦卢看到的那样，发生于南半球的异常天气的影响不仅会在初期很快表现出来，而且由于缺少与之对抗的技术和财力，危机还会更加严重地表现出来。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和地理的不平等所展开的异议申诉和国际性合作中，就存在着人类世的“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MEW Bd.32:53)[注]MEW Bd即前述Marx-Engels-Werke(Berlin:Dietz Verlag.1956-)。。
虽然马克思试图基于物质变换的观点展开对自然科学和非西欧社会的分析，但在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和人类学知识的急速发展使得他分析计划的进展变得无比困难，导致《资本论》停留在未完的状态。马克思的这个计划大大超越了摩尔重新构建的始于16世纪的资本主义体系研究的范围。但是，马克思至少明确了：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劳动和雇佣劳动是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变换的条件。在未来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MEGA II/4/2:838)[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资本论(纪念版)[M].北京:人民出社,2018:928.是有必要的。超越人类世的全球化“断裂”，为了打造“新的更高级的综合”(MEGA II/6:476)[注]中译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应该考虑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之间存在的价值以外的部分。劳动的社会性变革是必要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削弱物化的力量的联盟，从为了价值而进行的生产中解放出来以后，不仅劳动时间会减少，非必要产业中劳动力及资源的浪费也会减少，这是重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第一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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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9)03-0009-11
[收稿日期]2018-09-05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生外语教学改革”(JGLX18_106)
[作者简介]斋藤幸平(1987-)，男，日本人，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陈世华(1973-)，男，山东诸城人，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日本问题、日本文学。 本文原载于日本青土社出版的《现代思想》2017年6月号“《资本论》150年专辑”，译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责任编辑 张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