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农村影片观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感论文,影片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喜见农村影片的新探索
在一天半的时间内，看完六部农村题材的影片，而且是各有特色的新影片，实在是一席丰盛的精神会餐。要对这些影片做出艺术的评价，可就难了。不论作品多么动人，一次过的印象往往使得直觉感受多于理性分析。
据闻1994年农村题材的电影大丰收，共制成12部，看过的6部是其中的佼佼者。当豪华的大厦，炫目的服饰，娇声媚语、玉体横陈，以至刀光枪影、拳脚齐飞，种种斗艳炫奇的货色充斥于银幕的时候，艺术家敢于冒风险，耐寂寞，深入穷乡僻壤，把镜头对准农民，喂养了12亿人却倍受冷落的农民，这本身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电影界毕竟有不忘本的，有坚持我们的文艺好传统的，敢于在遍地荆棘的地方开拓新路的志士仁人。
六部影片有共同性，同时又各具特色。扣紧时代脉搏，直面社会人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胆的艺术探索，这些方面是共同的。在这共同性的映照下，又明显地觉察到它们各不相同的特色和各树一帜的艺术品格。《被告山杠爷》是质朴，敦实，撼人心魄。《留村察看》是深沉、浑厚、发人深思。《二嫫》是质直中见巧思，地方风情浓郁。《天网》是呼天抢地的抗议和剥开灵魂的嘲讽并用。《天地人心》以热烈高昂的音调呼唤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莫忘那段情》则是以激愤之情，在新时代呼唤一个永恒的命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二、新的银幕形象和新的意蕴
山杠爷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触犯了法律的好人。是这么简单么？显然不是。银幕推出的这个新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很值得玩味和深思。山杠爷即真理，即正义，即原则，即法律。你说他违反原则，触犯法律么？看！满墙的奖状颁发给他的是肯定，是鼓励，是荣誉。共产党从来不赞成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但是这些奖状以红艳夺目的光彩在唱反调。这就是说，长期以来，层层上级只看山杠爷的完成各项任务，而完全不介意他使用的什么手段。
按银幕形象所示，两个方面都表现得具体，也很强烈。一方面是虐待老人，酗酒闹事，拖欠公款，超生多育等等。除了农民的实际困难不论，在在表现了农民的愚昧和落后。另一方面则是强迫命令，捆人游街，关人禁闭，拆人信件等等。除了山杠爷所受的工作压力不论，也在在表现了山杠爷的愚昧和落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被领导者，有什么样的被领导者就有什么样的领导者。山杠爷这个悲剧人物演出的不是命运悲剧，也不是性格悲剧，乃是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悲剧。
听话不听话，多年来是各级党政干部的一把尺子，用之衡量下属和群众。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被庸俗化了的党的原则长期流行着，代替了党内民主，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了一批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共产党什么时候肯定过粗暴压制和强迫命令，肯定过以感情代替政策，肯定过随意捆人关人和游街示众？共产党又什么时候否定过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否定过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什么白条子满天飞？为什么会有名目繁多的变相摊派？为什么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处处在坑害农民？这笔账该怎么算？
农民宁愿要一个山杠爷。他勤劳奉公，持身刚正，关心生产，不谋私利，实行的是“共产党不打好人”。（反言之，共产党可打坏人。进而言之，则是凡被共产党打的一定是坏人。）挂满墙的奖状是山杠爷的荣誉，也是全村的荣誉。所以山杠爷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一切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山杠爷的悲剧，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悲剧。
如果向山杠爷提出一个问题：“你有党的灵魂么？”他会大为惊谔。“我就是党，党就是我嘛。”自认为忠诚于党，也被上级认为忠诚于党，竟然把党的灵魂扔掉了。什么是法？法是社会主义原则和政策的条文化。法带有强制性，只对于违法的人是这样。全体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里有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的根本区别，尽管后者有其参考价值。我讲这些，意在说明，共产党的原则与共和国的法是一致的。山杠爷违法了，但是山杠爷在承认犯法之时，却还没有认识到他早已颠倒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他是山村的家长，是他说了算。全体村民也承认他说了算，因为他的“统治”办法行之有效。山杠爷式的头头，在村，在镇，在县，在市，在省，在各系统，都有他的化身。一个有概括力的艺术形象一经完成，他的涵义必然超过他自身。山杠爷是一个专名，同时也是一个类名。影片《被告山杠爷》最使我欣赏之点在此。
关于《留村察看》，如果只看一个干部跌倒了爬起来，这是表层的。如果只看一个人从官员到公仆的变化，也还是表层的。必须从世界观的角度看主人公简正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才是理解了作品的深刻内涵。这是灵魂深处的变化。这一变化一经完成，（其实这一过程永无止境，），这个共产党人才真的会“放在火里不怕燃烧，放在水里不会下沉”。
简正本来是一个好干部。他的被免职是因为受贿妻子的牵连。他对于这一案件究竟负有什么责任，作品没有明确的说明。不管怎样，他承担了责任，接受了处分。不同的道路摆在他面前。他毅然地选择了下放到最贫困地区的道路，这一选择本身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不是首先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是接触到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真理：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有所作为，不过要看你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中的什么位置。近年来不少人把爱和人性挂在嘴上，可是抽掉了这些美丽词语的实质性内容。爱是付出，是奉献，不是索取，不是自甘自肥。人性不是天赋，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际关系中美好思想感情的升华。简正来到哑吧村，和贫困的农民滚在一起，看到了即使一个好县长也难于接触到的真实的实际。接下来的一连串戏剧动作：为村民募集衣服，为扶贫贷款而四处奔走，带领群众开渠引水，发现了他当官时某些决策不是利民而是扰民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他在心灵深处与农民融为一体。这变化是质的变化。群众需要带头人，不过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龙头，而是和他们同甘共苦以身作则的旗手。公仆精神自然是共产党人的本分。
“回来吧！”哑吧村的农民引亢高呼，向着离去的新任县长简正。时在今日，当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党风受到严重侵蚀的时候，这一呼唤带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人民企盼回来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真正的共产党党风。
《天网》使我的灵魂颤抖，有如受到雷震。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竟然有这样的冤案么？这问的多么可笑，真好像一个从月球下来的人。前后30年，上访1600多次，从青年到老耄，其间女儿死，老妻疯，媳妇去，外加倾家荡产，行乞为生。一个农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他不屈不挠，坚持到底，只为了自身的清白。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这是我国人民最可宝贵的品质，相信正义和公道总会战胜不义和邪恶。他终于碰到一个正常的人，县委书记秦裕民。老人一生碰到的上上下下的官员实在太不正常了。因而正常两字在这里竟是最高的褒奖。难道那些官员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当然不是。可怕的是麻木，是因循推诿，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怕和同级或上级搞坏关系，是躲入蜗牛壳里的自安。影片没有一个个展示这些嘴脸，但是一个顾专员、一个村长也就足够了。一面是冤气填胸，呼天抢地，一面是鱼肉村民，冒功受赏，自营华屋和官官相护，高官厚禄，装腔作势。我曾一时想不透，为什么拍得相当粗糙的《包青天》会造成一阵电视热。看了《天网》，我想透了。可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老百姓，数十年高唱“社会主义好”，竟然寄希望于一个清官。主人公云乎哉！
在六部农村片中，让我得到特别的艺术享受的是《二嫫》，有特色的人物造型，有特色的生活环境，有特色的地方语言。二嫫的形象塑造为我提供了一个例证，证明我关于形象性格的立论是有理由的。人物造型从横的方面看是单一性和多面性的结合，而以单一性为基调。从纵的方面看，是一贯性和发展变化的结合，而以一贯性为基调。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艺术造型都是这两方面的结合。限于篇幅，恕不详论。很久没有见到银幕上的劳动的诗，这一次又欣喜地一饱眼福。数年前，《乡音》中的劳动的声音造型曾经使我一醉，而今二嫫那麻利的、舞蹈似的、心魂专注的劳动使我赏心悦目，大为惊奇。我不知艾丽娅经过怎样的苦练、才赋出这雕塑般的节奏和谐的诗。
二嫫是“这一个”，又是我们可爱的农村妇女的共名。她善良，勤劳，默默地负荷全家的生活重担，悉心服侍那个不成为男人的丈夫。改革开放的风正悄悄吹入这偏远的山村。环境的造型，那断垣残破的长城，那突兀嵯岈的山势，那崎岖坎坷的山路，都以浓郁的地方特色化入主人公的性格。别笑吴瞎子那辆老掉牙的卡车，这可是市场经济初期的象征物。二嫫可以为感情相互呼应而委身于他，但是决不泯没自己的独立性，她要保持自己的完整的独立人格，决不接受对方恩赐式的豢养。她有一个坚执明确的目标，要为儿子买来那最大的、连县长都买不起的电视机。为此，除了连朝接夕的苦干，不惜出卖自己生命的液体，血。当我看见她那么义无反顾地吞下三大碗盐水的时候，我不免暗暗地呼唤：我亲爱的受贫困折磨的农村姐妹们啊。她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当这片最大的电视屏幕引来全村男女老少的欢笑时，她已经疲惫得颓然坐在地上。
《天地人心》和《莫忘那段情》各有艺术特色。两部影片的演员阵容都很强，而导演的艺术追求也各有深意。这里不能详说了。
三、艺术构思和形象结构
艺术创作需要振翅高飞。我常常感觉飞不起来，只是就地爬行。“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在六部农村影片的座谈会上，人们一再提到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为什么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又引起大家的关注。市场经济固然在扫荡只管生产，不问销路的旧观念，同时也催生出大量的假冒伪劣品。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当大量的艺术膺品充斥于银幕时，真品和上品自然弥觉可贵。好作品总是显示出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和生活追求。后者决定前者。生活不自己呈现为艺术。不同的美学观决定对生活的不同观照，从而决定不同的艺术表现。
我们常说吃透生活。生活是永远吃不透的，因为生活如流水，总是变动不居的。但是观照生活，也有一个量与质的关系的问题。正如游水。学会游泳不难，谙于水性，浮沉自如就难了。同理，抓一把生活进入创作过程不难，游刃自如于生活的采撷就难了。上面讲过，六部农村片有共同的长处，也各有特色。金无足赤。如果从另一侧面观察，我发现它们也有类似的不足之处。创作者的艺术构思在突出主要人物，安排情节上下了功夫，而对于整部作品的形象结构则有所忽略。在《被告山杠爷》中，除了赵山杠，没有一个有独立生命的人物，这一来就把生活简单化了，而主人公也就缺少了必要的性格映照。《留村察看》也有类似的情况。沈丹萍是一个好演员，可惜没有戏剧空间使她成为立体的人物，因而简正复职离去时，她的感情迸发显得颇不自然。《二嫫》全剧很像一个耐人寻味的民间故事。重复的“闭嘴”、“早就不是村长了”是生活的，也是性格化的。如果说妻子的内在和外在都表现得十分出色，那么丈夫的精神世界则没有得到应有的烘染。邻居的两夫妻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如果吴瞎子的心理活动有适度的揭示，那么《二嫫》的形象结构在六部影片中会有示范的意义。这里我想起《野山》。这一作品中的两对夫妻可以作为形象结构较为完整的例子。
《天网》是一种特殊的情况。第一主人公不是告状的老人，而是县委书记。奇怪的是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老人，是村长，是专员，而不是书记本人。这一人物给人理念的东西多于感性的东西。直观的东西多于形象的意蕴。他为了平反冤案，确实冒风险，迎困难，得罪上级，因而十分可敬，只是缺少令人回味和感念的因素。究竟为什么，我想症结于艺术构思。事件和人物在作品中是不可分的。事是人做的，人活着必然干这干那。从艺术构思的规律性看，有一个从事件出发抑或从人物出发的问题。现实生活为创作提供一个人物，艺术上完成这一人物，使他活在银幕上，有独特的品貌，有独特的思想感情，有独特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这些都要从日积月累的生活印象的仓库里提取。抓一把生活，现蒸热卖，固然未尝不可，真的要驾轻就熟，不经常汩没于生活的长流则是不行的。再重复一遍，“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
李卓吾曾有“画工”和“化工”之说。他以为《西厢记》是“化工”之笔，而《琵琶记》则是“画工”之笔。浑然天成，不露斧凿的痕迹，是“化工”。苦心孤诣，至于佳境，但是作者时露嘴脸，则只是“画工”而已。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为的。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凡是经历过战争年代，和农民滚打跌爬在一起的人，自然都寄深情和厚望于农村和农民。这里有汲取不尽的灵感的源泉。这源泉往往是地下水，需要生命灌注和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