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机制、组织机制及政治机制相协调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市场机制论文,模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模式的疏漏与“三位一体”新运行模式的提出
认真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新运行模式应通过重新导入市场机制、彻底变革传统计划机制、完善和强化政治机制来构建。所谓“重新导入市场机制”与计划模拟市场（兰格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过程完全是两码事。市场机制的重新导入恰恰是基于计划模拟市场的失败。首先，个人利益到社会利益的转化还需要通过一个迂回曲折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意味着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任何人为的程度都无法替代它。市场机制必须作为一种独立的机制重新导入，过多地改变市场的特性将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功能性障碍。其次，在处理经济运行中的信息问题时即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差异过程中最最关键的恐怕是如何使个人需要获得自发的表露。不清楚个人需要和偏好，对社会利益及其构成的认识和把握便无从谈起，市场机制的重新导入将使个人的需要通过商品货币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从而大大提高社会利益的清晰度，局部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信息问题。由于经济运行中资源的分配和流动不仅仅是实物性的，在实物的流量背后隐含着行为主体的意志或利益要求的信息分配和传递，从而隐含着一个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所以市场机制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提供量化需要的相对重要性的尺度，并引导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相一致；二是通过资源分配来进一步强化个人利益，通过资源流动来促进利益的整合和一体化。
关于彻底变革计划机制，笔者强调两个观点：一是经典意义上的计划机制是对市场机制的扬弃，即包含着在更高层次对否定对象所包含的合理内核的肯定。成熟的市场机制所造就的反映真实需要以及其变动信号的有效参数体系，有效解决了经济运行中需要的自动表露及其变动信号的准确及时传递与反馈问题。它在计划扬弃市场的过程中似不该被否定，相反，应该作为否定对象包含的合理内核而在更高层次上把它肯定下来。计划对市场的扬弃方式实际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分散的自主的微观计划对市场的替代；另一部分则是集中的宏观计划对市场的替代。看不到这一点，往往容易形成经济生活中的两个极端：完全市场化或集中计划体制的回归。
二是自主的微观计划既是对集中计划的积极分解，又是对市场机制的局部扬弃。笔者以为强调自主的微观计划的作用、突出自主的微观计划的地位是彻底变革传统计划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之所以要突出自主的微观计划的地位是因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集中的宏观计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经典意义上看，计划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扬弃前提是确定的显性的社会利益，因而在目前情况下，纯粹意义上的计划机制的作用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在公共产品运行领域，由于普遍存在一种变化着的非显性的社会利益，因而经典意义上的计划机制显然不能胜任其间的调节功能。彻底变革传统计划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治机制从传统计划机制中分离出来，专门处理公共产品运行领域中社会利益的非显性问题。
关于完善和强化政治机制，笔者以为主要不是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动员和分配资源，而在于妥善处理经济运行中的利益歧异及其相互作用过程。在传统计划制度利益的歧异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过程被认为是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而强化政治机制恰恰表明对这种利益歧异及其相互作用过程的重视，反映了经济主体的需要及其表露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对经济主体的需要及其表露方式和途径的重视是计划机制按需要调节生产的前提。因而笔者认为，政治机制在处理经济运行中的利益歧异以及调节其相互作用过程中不应该简单地消除这种歧异，而应重视这种歧异。在这种歧异中寻求一致。因为社会利益的内涵及其构成正是由这种利益的歧异及其相互作用过程决定的。
由于社会共同利益在内涵及其构成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因而不仅计划机制按需要调节生产失却确定的前提，而且由此对经济运行状况缺乏确定的评判标准，从而在很多方面，人们缺乏正确设计调节经济运行的制度和政策的能力。而经济主体的差异本身便提供了一种实验的方法和可能性空间，为探求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手段从而为对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制度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提供了方便。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来说，强化政治机制便是把集团与个人的差别和社会秩序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差异的重视和保护为个性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进一步拓宽所有敞开着的有限的可能性空间的必要前提。而社会秩序既是对存在着差异的个人和集团相互作用过程的保护，也为协调这种差异从而保证个性的全面解放创造了充分条件。政治机制的完善意味着要在差异和社会秩序间求得平衡，使得社会经济运行不偏颇于任何一方。正是在这一点上对现实的社会政治体制提出了新的课题。
我们对政治机制与计划机制作一个比较：计划机制是以无差异的确定的整体利益为调节对象；而政治机制则专为处理经济运行中不确定的社会利益（即经济主体的利益歧异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因而可以说，在计划机制调节的领域，制度和政策是通过建立在统计规律基础上的分析和科学的观点来设计的；而在政治机制调节的领域则是通过经济主体的利益歧异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来选择的。政治机制的独立化并不是要取消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从而科学的规划，而是要避免把它们推上“无能极”，从而使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从而科学的规划限于它力所能极的范围。而一旦越出这一范围，分析和思想的地位将降低（并不是取消）；而用各种经济主体的利益歧异及其相互作用代替科学的设计将更为可靠。笔者以为政治机制的历史使命在于扬弃被物物关系模糊和扭曲的商品经济关系，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架起了超越商品货币硬壳、作为一种直接的自然的社会关系的共融通衢。政治机制通过对过程和程序的重视及制度建设，使每个消费者的偏好充分反映到计划者那里，从而弥合计划者偏好与消费者偏好体系间客观存在的裂痕，使计划按需要调节生产形成坚实的社会利益基础。
二、“诸侯经济”运行中利益争议的规范化与完善和强化政治机制的重要意义
只有建立在社会利益基础之上的经济运行模式才能保证经济运行总体高效和有序。所谓“建立在社会利益基础上”是指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并不导致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与社会利益的实现方式和途径间的冲突和对立，有时我们也称这种状况为“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与社会利益间较为协调统一”（这一含义与新奥地利学派的相容（Co-Ordination）概念十分相近）。 经典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运行是天然地生长在社会利益基础上的，因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现实经济中生存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大部分经济运行在起点上存在的是分散的和有差异的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除非有特殊的运行机制来协调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间的矛盾，规范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实现途径和方式，从而把整个经济运行建立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否则，经济运行必然陷入低效率和无序之中。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机制在调节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矛盾，规范利益实现方式和途径从而将市场经济运行建立在社会利益基础上方面是可行的和有效率的。但经验同样表明，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市场机制在协调利益矛盾、规范利益实现方式和途径过程中也存在着例外。即存在着最终偏离社会利益的可能性（用新奥地利学派的术语来讲就是存在着许多不相容）。在这些例外和可能性中显然需要别的运行机制来填补空白。无疑这种机制不可能是经典意义上的计划机制，因为计划机制的运行天然是以社会利益为前提的。在人类社会的实验和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这种机制，那就是政治机制。在专制社会中，政治机制通过设定一种王权利益，以协调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间的差异和矛盾，规范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保证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有序和效率。在民主社会中，政治机制在一种扬弃了被商品货币物的硬壳扭曲了的商品经济关系后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中调节经济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矛盾，规范利益实现程序和方式，保证不同利益主体公平地展开直接的利益活动，最终为社会经济的高效和有序运行提供坚实的利益基础。或许可以说真正的计划经济运行是以成熟的政治机制为前提。也需要为它建立起特定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以保证其运行秩序。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其疏漏恰恰在于：在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设定特定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的同时，将政治机制排斥在模式框架之外，使得政治机制因缺乏相应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而陷于无规则调节之中。
政治机制的无规则运行是产生诸侯经济运行特征的直接原因，而且要规范灰市经济运行中的利益争议，消除诸侯经济的运行特征关键在于完善和强化政治机制。规范灰市经济的最大难点在于规范地方政府这一类中间经济主体的利益活动。这是因为象地方政府这类经济主体虽然代表一种非社会利益，但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利益，存在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运动中的中间利益，带有一定的社会利益特征。由于它在社会利益秩序中的特殊位置和作用，使得任何针对这类利益活动的规范协调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将这类利益活动纳入计划机制运行将会使计划陷入科学性与利益性的矛盾之中而导致计划的变异和无序。而将这类利益活动纳入市场机制运行轨迹产生的将是一种更为危险的结果：市场运行规则与行政运行规则的错位。行政规则渗入商品经济运行，产生非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的失序；而市场规则渗入行政权力运行轨道则导致权钱交易和行政权力的腐化。据此笔者强调，或许通过特定的程序和规则把各地方政府间的这种利益活动纳入直接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协调规范将会更加富有实效。中央政府通过特定的程序和规则保证各地区利益实现的中立性，即某地区的利益实现或增进不损及其他地区利益的实现和增进。各级地方政府作为中国利益主体在一种直接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直接的利益活动，通过不同利益间的权衡和相互妥协、相互包容，最终实现利益均衡。这实际上是把灰市经济中的利益争议和诸侯经济行为公开化规范化，并且把这种利益争议和诸侯经济行为只限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见这种存在于直接的社会关系中的直接利益活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一种特殊的政治过程。从中起作用的机制既不同于“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又不同于“看得见的手”（计划机制），而是一种“看不见的脚”（政治机制）。任何一种运行机制都有其特定的调节成本，“看不见的脚”亦不例外。但笔者肯定，“看不见的脚”起作用的领域恰恰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不起作用的领域。无疑，在该特定领域由“看不见的脚”调节比“看得见的手”或“看不见的手”调节成本来得低。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所需要的体制不仅仅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模式，而是一种计划机制、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三位一体”的新运行模式。
三、传统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政治机制的关键作用与“三位一体”运行模式的福利经济学意义
1.传统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政治机制的关键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公司组织或近代史中的新式企业很弱小，规模和数量都很小，无法肩负起资源动员和配置利用的重任；而市场发育亦先天不足，市场法规不完善从而市场有效运作的信用基础不牢固，市场体系不全从而市场触角影响范围有限。所以要依靠市场机制自身运行的结果来渐进地突破传统社会权力结构对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束缚，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之所以一直孕育不出现代文明，原因恐怕就在于，当市场昌盛、政治机制运行较为健全时，组织机制的发育却先天不足如盛唐时期；而当组织机制开始艰难生长时，却面临市场分割、政治机制软弱无力如晚清和民国初期）。但一般来说传统社会都有一个集权的政府，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政治机制的作用十分关键。从不成功的经验如印度及拉美国家来看，政治机制运行的低效率是其无法打破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完成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的主要原因。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除香港以外其他三条“龙”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传统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政治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机制的作用。在市场发育不良、企业组织不完善从而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动员和调配中无法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集权而开明的政治体制担当起了动员和调配社会经济资源的重任，并在打破传统社会原有权利结构、完成向现代商业社会运行体制的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要并不是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而是集权而开明的政治机制。当然这种政治机制也存在着严重的负面效应，如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的政府腐败与产业垄断等。但这种负面效应无法抹杀政治机制在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商业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及其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2.“三位一体”新运行模式的福利经济学意义
上述三种运行机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绝对的、万能的和包罗万象的，都有其相应的运行边界。超越了相应的有效运行边界，运作失灵和低效率便是必然的结果。要保证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高效和有序，不能倚重于某一种单独的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三位一体”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除市场机制以外的另外两种机制分别是企业内部计划过程中的组织机制和企业与市场外部政治过程中的公共选择机制。组织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均拥有各自特定的运行规则以及相应的激励动因，它们完全不同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及与之相应的激励动因。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市场失败”。其一可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完善而得到解决。另外两种则应该分别由企业计划中的组织机制和政治过程中的公共选择机制来弥补。公共选择机制中的反托拉斯、管制或反管制则既是对组织机制替代市场机制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对这种替代损及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或竞争秩序的一种校正和限制。在前面我们阐述的“三位一体”运行模式中计划机制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计划，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计划机制并没有相应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对自主的微观计划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企业组织机制的强调。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勃兴，大量的市场交易行为内部化到公司组织形式之中，使组织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地位和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企业内部计划过程中的组织机制在调动和配置资源总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机制所调配的量，有关专家的研究数据表明，其份额已经达到60%以上。而这里把政治机制又称为公共选择机制，对于经济研究工作者来说或许更能把握政治机制的运作方式和运作范围。随着政府干预日益介入经济活动之中，以及民主政治的日益普及，公共选择机制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中其份额也将日益增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并非占支配地位的运行机制，但它无疑是一种基础性的运行机制。
“三位一体”运行模式提出后无疑将对福利经济学产生影响。在此笔者想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初步提出其福利经济学意义。
首先，从“三位一体”的运行观出发，相应地效率观便必须发生变化。不能从单一机制本身的运行结果出发来孤立地评判其效率状况。政治机制的运行效率不能单单地从它本身的运行结果如过大范围、过于强大的政治机制运作带来的腐败或政府与企业间的联姻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来加以评判，必须结合政治机制的运行对企业组织机制、对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影响从而后两种运行机制的效率状况来加以评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的发生过程中政治机制所起的客观历史作用。对企业组织机制（如收购兼并、规模扩张、跨国经营等）及市场机制运行（如在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牺牲规模经济的反垄断措施如解散）的评价同样应该如此。如美国80年代进入结构调整后，为加速其结构转换进程，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而对其国内企业收购兼并活动所持的宽容态度、对实施反托拉斯法所持的谨慎态度，目的就在于通过鼓励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从而扩张组织机制的运行范围，来校正政治机制及市场机制运行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偏差。又如上海市划小核算单位引入竞争机制，对其公共交通运行体制实施伤筋动骨的改革等等，虽然牺牲了规模经济但增强了竞争机制；增加了交通道路的拥挤程度和交通运行秩序的混乱但降低了高峰期乘客的拥挤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民的乘车环境；增加了非高峰期客运的空载率但固定化了政府对公交运行体制的财政补贴，有效抑制了原先亏损窟窿的日益扩大。
其次，“三位一体”新运行模式对计划机制的现实作用范围的收缩以及把它从宏观层次拉回到微观层面，强调自主的微观计划的作用，无疑将极大地贬低前定的形而上的目的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再进一步讲就是要尊重实践对社会主义具体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样一种主张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我们是非目的论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必要在此强调，这种非目的论并不是要否定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而在于否定形而上的前定的目的及其对人类行为的指导意义。有意义的是形而下的易变的价值趋向驱动着人类行为的努力方向从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 通过某个客观中立的独立意志（A
SingleMind）来把握这种形而下的分散的和易变的价值趋向是十分困难的。善恶好坏的价值判断是一直有的，但是善恶好坏的具体内涵是因人而异的，且一直都在变化。从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整体运行来说，不同利益主体间行为决策的相互兼容是至关重要的，是一切效率的前提或基础。行为决策间的相互兼容从而不同利益间的相互包容是社会稳定存续的前提，是社会经济运行和谐与秩序的基础。为了行为决策间的相互兼容从而社会稳定存续，多变的价值趋向始终会积淀部分共同的因子。所以对这种长期沉积的文化遗产隐含的价值标准的把握和强调对于社会经济运行总体高效和有序十分重要。但这种强调与目的论对形而上的前定的目的之强调有本质区别。后者会抑制自愿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而前者则是组织机制和政治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