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国民党论文,星期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大学学报》主持人语：如何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其间某些年份、某些事件和某些人物所蕴含之历史意义自不能忽视。这些年份、事件和人物有“大”有“小”，然我们不能以“大”压“小”，亦不能偏“小”而略“大”。本期民国研究专栏发表三篇文章，欧阳军喜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为读者展示了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严海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提供了现代中国语境中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范本；陈廷湘、李德婉的《留欧学人李思纯及其〈金陵日记〉》，则以鲜活的资料叙述了时局动荡中的文人生活。三篇文章所涉主题、事件与人物，或有“大”有“小”，然都是过往历史研究有所忽略，然而又对后人理解这段历史有所助益者。历史是丰富而多面相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以及经此所得之结论亦是多元多样的，循此，我们或可得到更接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民国研究”专栏在《南京大学学报》已开办有年，值此新年伊始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并对本专栏和民国史学科未来的发展更寄期待。
新文化运动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甚至是多歧性的运动，国民党曾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学界通常认为，国民党自五四运动之后，积极支持并参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又推动并最终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①这种看法最早可能始于胡适，②后来为大多数学者所沿用并发挥。不过胡适当年的文章是在特定语境(人权讨论)下发表的，并非严格的学术研究。有关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仍是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国民党自五四运动之后加入了新文化运动，但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始终是有限度的，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向，这种独特的内容和方向又导致国民党在新文化运动仍处于“极盛时代”时突然转向，再度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之中，并逐渐转向反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从总体上看，国民党与主流新文化运动有离有合，有同有异，国民党的改组与新文化运动无关。由于国民党主要是通过《星期评论》和《建设》来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因此下文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个刊物展开。
“新文化运动”一词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③国民党之加入新文化运动也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其主要标志就是《星期评论》和《建设》创刊。
《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编辑，每周日出版，随《民国日报》派送，也对外出售。翌年6月6日停刊，共出53期，并分别在1919年10月10日、1920年元旦和5月1日发行过“双十节纪念号”、“新年纪念号”及“劳动纪念号”增刊。该刊设有评论、世界大势、主张、思潮、创作、研究资料、纪事、诗、小说、随便谈、短评等栏目，格式和体裁类似《每周评论》。文章大多出自戴季陶及沈玄庐之手。重要作者还有孙棣三、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沈仲九、李汉俊、刘大白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等也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尽管其作者并非全是国民党员，但该刊是公认的国民党的重要言论阵地。该刊的宗旨是“对于哲学、文艺、社会、政治的自由批判”，④其目的是要探究世界的大势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沈玄庐在发刊词中写道：“现在世界的大势，怎么样了？世界的思潮又怎么样了？我的国家，处于现在世界的大势，该怎么样？处于现在世界的思潮，又该怎么样？我就不能不用着我们的思想来创作星期评论。”⑤
按照星期评论社同人的说法，《星期评论》是在1919年5月中旬发起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党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次运动与从前的运动绝不一样，它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⑥基于这种认识，五四运动发生后，国民党就迅速表示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5月6日，《民国日报》完全站在学生的立场，以“专电”的形式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经过。自7日起到17日又连续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题报道运动的进展，对各地学生活动的消息也尽量予以登载。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纷纷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对于社会上攻击学生运动的言论，国民党人也予以驳斥，为学生的爱国行为辩护。⑦
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及工商界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看到了民众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感受到了思想变革的巨大威力。戴季陶注意到，此次学生运动的发动点，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北京。他认为这种潮流发动地点的变动是“科学”战胜“迷信”的表现。⑧戴季陶还说，一个时代的革命，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为前驱，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为表现，所以无论在哪一国，哪一个时代，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学潮的发生及移动，就是“新旧思想战”的必然经过。⑨朱执信也从学生运动中感受到了思想革新的重要性，明确表示此后“得全力从事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军事界。”⑩
同样，学生运动对孙中山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意识到学生的奋起，是受了新思想的“鼓荡陶镕”，所以决定以“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11)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方向发生转变，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要想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指派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12)1919年6月3日，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星期评论》出版公告。公告说：“中国人渐渐的觉悟起来了，中国人渐渐知道从国家的组织，政治的内容，社会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但是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是甚么样，应该怎么样，好像大家还不曾有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13)
在《星期评论》创刊后不久，孙中山又命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组织“建设社”，发行《建设》月刊。(14)1919年8月1日，《建设》正式创刊，1920年12月终刊，前后共出版13期。该刊设论说、纪事、杂录、通讯等栏目，宗旨是“从精神上物质上图国家及社会之改造。”(15)与《星期评论》一样，《建设》的作者也不以党派为限，(16)但无疑是当时国民党最重要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写道，《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17)
《建设》的发刊无疑也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孙中山对此曾有明确的说明。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18)由此可见，无论《星期评论》还是《建设》，都是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之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调整革命方略后的产物。
《星期评论》和《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明显的。双方的成员是重合的，言论上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是互为补充。两刊都宣称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两刊的共同编辑戴季陶说：“我在此刻，只努力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是我们‘境遇应化’的当然努力，也是我们促进新时代展开的当然努力。”(19)对于那些对国民党投身新文化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戴季陶这样回答他：“你以为一定要炸弹、手枪、军队才能够革命才算是革命，那就错了。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20)对于宣传新文化可能会受到官僚武人的压迫和守旧派的攻击，国民党人也表示了绝不妥协的立场。戴季陶说：“他们那些官僚武人和迷信国粹的学究，最希望的是全国人都不识字，不读书。全国读书识字的人，都不研究科学，不和现代文明接触。我们要传播科学的思想，要建设现代的文明，要使全国的人都识字，要使全国人从‘被治者’的地位觉醒起来，当然和他们是冲突的。既然冲突了，就得分一个胜负。”(21)1919年11月，浙江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行的《浙江新潮》“主张改造社会，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为由，将其取缔。(22)《星期评论》随即发表评论对该刊表示声援。沈玄庐说：“即使全浙江学校里面的新文化运动算是凌灭罄尽，浙江之外，还有新文化运动的。即使北军阀势力范围底下各行省，都被蹂躏平了，西南半壁，一样有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即使南北军阀同盟和新文化宣战，以为是可能的事么？算是也做到了，能够使朝起的阳光不照到东大陆，不照到韬光山上么？空气流到得了的地方，就是新文化运动得起的地方。”(23)
除了公开打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外，《星期评论》和《建设》还积极向当时的新派人物靠拢。《星期评论》出版后，戴季陶等就把《星期评论》第1至4号给胡适各寄去10本，同时向胡适索稿。(24)而《建设》尚未出版，戴季陶、廖仲恺就分别向胡适索稿。(25)胡适对《星期评论》和《建设》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他把《星期评论》称为“我们的兄弟”，并说《星期评论》的主张“大致都是我们所赞成的”。(26)他又称赞《建设》有“远大的计划和主张”，认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27)不过，这种相互间的好感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与其他主张新文化的派别之间的分歧便逐渐暴露出来了。
《星期评论》和《建设》虽然以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自居，但实际关注的仍是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表示，“我们对于目前的政治问题，要积极的去求解决，不好消极的厌恶他放任他……既然要积极的求解决，那么我们对于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研究，不能不主张，不能不实行。”(28)朱执信则表示，《建设》所论仍然是时局，“是时局所以有今日之缘故，是把这不满意的时局，变做满意的将来时局之方法。”(29)这与《新青年》明确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同，(30)也与《学灯》所宣称的“从学术的根本研究，建中国的未来文化”相异。(31)在国民党看来，讨论政治社会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一致的，文化运动就是社会改造运动。
对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国民党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作为《星期评论》和《建设》的共同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戴季陶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戴季陶认为，“发展人类的本能，使之脱出一切人为的束缚，利用一切自然力，造成人类协作共享的社会，凡此为归宿点的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努力，就是文化。使为文化尽力而不能享受文化利益的大多数人，享受文化的利益，就是文化运动。”(32)显然，戴季陶所讲的“文化”包括了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他所讲的“文化运动”当然也就包括了精神方面的改造和建设与物质层面的改造和建设。基于此，他把新文化运动定义为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33)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基调就是“平民生活改造”。(34)至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目的，他认为“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35)
既然新文化运动就是社会改造运动，那么应该如何着手开展这一运动呢？国民党认为，改造社会应该是有理想有计划的。“我们一定要先把计划发表出来。我们这种改造的战斗，某种人有某种任务，实行这种任务的结果，可以做到某种的地步，我们做到这一步之后，又有什么办法。……这个就是改造社会的方略，是对于旧社会的战斗的攻击计划。”(36)这种计划也成了国民党新文化运动的蓝图。《星期评论》和《建设》的同人有意识地承担起了指导人们从事社会改造运动的任务。《星期评论》第2号发表了“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的29条意见，“供全国国民的研究，求全国国民的批评”。(37)《建设》也从第一期开始，连载孙中山所写的建国方略之发展实业计划。与此相应，《星期评论》和《建设》拒绝讨论那些玄妙的“哲学”问题，而是花大量的篇幅讨论具体的社会问题。(38)
劳动问题是《星期评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其特别“用力的地方”。(39)戴季陶自称他所研究所介绍的，大半“都是关于劳动问题的思潮和现状”。(40)他对劳动问题如此关注，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劳动法规”的制定和“国际劳动同盟”的组织表明，劳动问题的国际解决已成为世界社会问题的一个趋向。(41)二是他认为中国的劳动者智识低下，根本不知道劳动问题是怎么回事，需要有智识有学问的人，“出而研讨加以指导”。(42)他提出要研究十个具体的劳动问题：(一)八点钟工制的实现；(二)工银100％以上的增加；(三)工人住宅的改良；(四)义务学校的普遍设备；(五)结社、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权要求；(六)罢工权的树立及罢工基金的准备；(七)生产消费信用各种组合的组织；(八)劳动者互相保险的组织；(九)平民病院及平民食堂的设置；(十)失业者的救济设备及职业介绍所。他认为这十个问题，“是最小限度的基本问题，不但要切实研究，并且要切实宣传；不但要切实宣传，并且是要切实运动”。(43)
关注劳动问题，并非《星期评论》独有，而是当时报刊的普遍现象。在1920年劳动节到来之时，京沪各大报刊都刊发有纪念专文。戴季陶对《新青年》的劳动问题纪念专号还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凡注意劳动问题的人，不可不手置一编”。(44)不过，《星期评论》与其他刊物谈劳动问题出发点并不一样。其他刊物是把劳动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研究，而《星期评论》则是把它作为“文化运动”介绍和宣传。戴季陶认为，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是“有同一意义的东西，离开了劳动运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因此，文化运动的意义一定要由劳动运动才能具体表现出来”。(45)所以他把五四之后劳动运动的发生和新工业的发展都视作新文化运动“律动”的结果。(46)
妇女问题是《星期评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该刊曾以“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为题，向胡适、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章太炎、王国维约稿，同时还请胡适出面，替《星期评论》向当时尚在北京的杜威夫人约稿。(47)虽然最后应约写文的只有胡适，但《星期评论》和《建设》的同人，如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胡汉民认为女子解放是要女子自己解放，而实现解放的途径就是教育和经济独立。廖仲恺认为，女子解放的问题，实际上是男子解放的问题，而女子是否解决，则完全视女子自身是否自觉地为之奋斗。戴季陶则认为女子解放应该通过“女子的经济独立”和建设“社会主张的新道德”来达到。(48)虽然他们的观点各异，但共同点都是把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各种妇女运动及劳动运动，都是为完成社会的文化的行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如戴季陶所说，“劳动运动，是一切社会运动的主要点，为男女劳动者及失业者图谋的文化运动，才有文化的真意义。”(49)
总之，国民党把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理解为社会改造运动，与当时其他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对这一运动的理解有很大距离。胡适在那时根本不承认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他只承认有新思潮运动。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50)朱执信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新思潮的内容除了怀疑的态度外，还要加上“合理的批评”，“向上的进展”，否则就不算完整。(51)陈启天也认为胡适的理解偏重思想和方法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的真精神。(52)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也与研究系不同。研究系所认可的新文化运动包括“学术、艺术、道德、伦理的各方面”。(53)《时事新报》虽然也有文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包含有政治、经济、教育、宗教、艺术等现象，但又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平行并列的，教育是核心，新文化运动是要全体人类增进自己的能力，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着各种现象(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互相教育，共同创造一种新生命。(54)由此将新文化运动仍然落实到精神层面，与国民党的理解有本质不同。
国民党把新文化运动与社会改造运动等同起来，遭到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认为，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文化的内容包含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等。“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55)针对国民党人的观点，陈独秀指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两件事，文化运动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一类的事情，社会运动的内容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一类的事情，二者并无必然的连带价值。那些把社会运动当作文化运动，或者拿文化运动当作改良社会工具的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回事，并且不懂得文化是什么。(56)显然，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本质的理解并未得到其他新文化派的认同，但其独特的文化运动内涵和文化运动路径，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
在时人的眼里，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新思想、新文学运动。国民党虽然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社会改造运动，但对新思想、新文学运动也给予了积极响应。《星期评论》和《建设》在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学方面成为《新青年》有力的同盟军。不过，国民党对新思想的理解仍有独特的内容，对新文学的支持也始终是有限度的。
什么是新思想？时人的理解各不相同。西方18-20世纪的思想都曾被当作“新思想”加以介绍。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有选择地介绍西方的“新思想”。那时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倭铿(R.Eucken)的思想在中国大受欢迎。无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还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都大谈特谈二氏的思想。国民党人则是个例外。《星期评论》和《建设》都对二氏的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反科学的。与之相应的是他们把海克尔(E.Haeckel)当作“科学”的化身而大力宣传。虽然《新青年》对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已有译介，(57)但《建设》还是刊登了古应芬选译的海克尔《宇宙之谜》中的第十一章，而其目的，则是要宣扬科学和理性，打破“精神不灭”的迷信。(58)朱执信在谈及此文时指出，“现在有一班人，想把神秘主义的东西来掺在知识里头，把世间有为的事神的现象，来跟随他的思维，那就不敢赞成。”(59)可见《建设》宣传海克尔的思想有很强烈的现实动因。胡汉民对此有更清楚的说明。他在给马君武的信中说：“进化论的学说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打破世人的糊涂思想。这两年中国人才稍稍有知识欲的要求，而那些灵学鬼学，还乘着向来社会生理的弱点——病的心理——在那里胡闹，真是思想界的一个障碍物，非把他推陷廓清不可。我前次的信请把达[尔]文赫克尔两人的书拣些介绍到杂志上，就是为此。”(60)显然国民党人把海克尔当作了“科学”的代表并以之作为对抗迷信的武器。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比陈独秀的主张更为彻底。陈独秀也宣传海克尔的思想，但同时他也对宗教存有好感。他曾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61)朱执信认为这种看法是“上了倭铿的当，以为精神生活和社会的爱，是要宗教才能完成”。(62)沈玄庐则明确表示“不愿独秀先生拿宗教作文化运动”。(63)实际上，从西方思想史看，柏格森和倭铿的思想是比达尔文、海克尔的思想更“新”的一种思想。显然，国民党人是站在19世纪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上来决定对“新思想”的取舍的。
那时，风靡一时的还有杜威的学说。但国民党对其则表现出谨慎的、有限度的赞同。他们对杜威的教育思想非常认同，(64)但对杜威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则表示反对。杜威不认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65)是杜威哲学不为国民党接受的根本原因。就政治主张而言，杜威主张“零买”的改良，(66)而国民党则主张“根本解决”和“全面改造”。胡汉民指出，“零碎底革命，一部底改造，究竟是没有效果底。社会全体，都有因果相连底关系，不从全部着想，岂不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底毛病？”(67)对于杜威提出的改造中国的药方，国民党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民国日报》一篇文章对杜威的放言高论提出了批评，直言杜威不是中国人，“断不能知道中国社会的内容”。(68)这一点显然与胡适试图借杜威访华之机宣传杜威“实验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69)
最能体现国民党在宣传新思想方面之独特学理取向的，是《星期评论》和《建设》对“全民政治”的阐释。与《新青年》泛泛宣传民主思想不同，《星期评论》和《建设》明确提出了“全民政治”理论。廖仲恺是最早鼓吹全民政治的人，也是这一名词的创译者。(70)他把威尔确斯(Dele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论》翻译出来，发表在《建设》杂志上。“全民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直接民权”，它包括“创制权”(the Initiative)、“复决权”(the Referendum)和“罢官权”(the Recall)。“创制权者，人民于一种制限之下，有提出请求书，要求公众投票，决定一种政事之兴废，或强逼国会通过法案之权也。复决权者，人民有受政府机关采访其意，而以投票决定立法机关所通过某种法案之权也。罢官权者，人民于一种制限之下，有提出请求书，要求公众投票，决定所选举官吏应否罢免之权也。”(71)这一直接民权制发端于瑞士而传播于欧美各国，被视为是现代政治新潮流。(72)孙中山对直接民权制非常赞美，并在三大民权基础上又加上了选举权，提出了四大民权思想。(73)国民党相信，只要实行了直接民权，就可以解决一切政治争论，救治“中国政治上的毛病”。(74)直接民权的提出，表明国民党民权思想发生了变化。虽然民权主义是国民党一贯的主张，但是此时对于民权内容的解释却已不同。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以为有了国会便算民权，国会权力增多就算民权发达，但是此时国民党对代议制却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议院政治和政党政治，“几乎只看见有政党，不看[见]有人民；只看见有政党的政见代表，不看见有人民意志的表现。”(75)朱执信还认为代议制只会引起国会事实上的专权，而民意则不见代表。(76)不仅如此，他们在批评代议制的同时，连带对卢梭及其民约论也进行了批判。廖仲恺呼吁大家不要听卢梭和亚里士多德的话，因为“他们的旧思想、旧眼光，拿来判断我们新国家建设的前途，是很不对路的。”(77)在他们看来，卢梭的学说已经过时，代议制也已成历史遗物，只有实行“全民政治”，“然后孙中山先生所谓‘民之所有’‘民之所治’的民国才算成功。”(78)
宣传新思想与批判旧思想、旧文化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宣传新思想方面与其他主张新文化的派别有异，在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态度方面也与其他派别不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星期评论》和《建设》并未像《新青年》那样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他们对待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一方面，他们对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又认为“旧日学说，也有有价值的。”(79)国民党对儒学的批评主要是以下二点。第一，儒学为统治者所利用，支配中国二千多年，成为一种“思想的监狱”。(80)第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伦理，决不能用旧时代的旧伦理来支配现代生活。戴季陶指出，伦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通规范，人是进化的，社会也是进化的，所以伦理的规范也是进化的。(81)就这二方面而言，国民党的观点可谓了无新意，《新青年》对此多有论述。不同的是，国民党在批评儒家伦理的同时，又肯定了其中也有与新伦理相通的地方。比如胡汉民就认为儒家思想中有较为发达的“人格平等观”。(82)而戴季陶所设想的“理想中的新伦理”更是充满了儒家的色彩，他把“仁爱”作为个性和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范畴。(83)这与《新青年》对儒家伦理的态度相比，显然要温和得多，也保守得多。
国民党的这种保守倾向还表现在他们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上。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陈独秀诸人，希冀通过文学革命，变换国人的思想，为民主政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方面得到国民党人的积极响应。戴季陶也认为政治的革新和社会进化，文学的感化力最大，“今后如果要把组织新国家新社会的真理，印到多数国民的脑髓里去，韵文的陶融，一定是少不了的。”(84)沈玄庐还提出把新旧文学的战场从诗文扩大到匾额屏幅联语及书春等，因为凡此种种蕴含着旧式的人生观，所发生的影响比诗文还要普遍，因此有必要在这些地方也开辟战场，散布新思想的种子。(85)在文白之争问题上，国民党明确表示支持白话文。《星期评论》的文体采用白话，《建设》的文体则随作者之便，可文言也可白话。他们支持白话文，主要是因为看到了白话文在宣传新思想、新学说方面的优势。在回答读者对白话文的疑问时，胡汉民指出，白话文在达意方面根本不会有困难。(86)胡汉民并亲自实践白话文写作，他在《星期评论》和《建设》上的文章均用白话。不过朱执信仍用文言写作。对此，朱执信表示，“弟之不为，非不主张，乃未学也。非未学白话文，乃未学足白话也。”(87)对于白话文的语法和修辞问题，国民党人也非常重视。孙中山曾希望通过制定一部中国文法来规正言语，实现言文一致。(88)廖仲恺为此还专门致函胡适，请胡适“赶紧把中国白话的语法和修辞法，以规则的系统的方法弄了出来”，“分期在《建设》上发表”。(89)不过，胡适并未将他的研究所得交《建设》发表，而是发表在《新青年》上。(90)此外，国民党对注音字母也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他们把注音字母当作“新文化运动的武器”，(91)认为白话只是对识字的人才有用。如果推广注音字母，就可以使不识字的人识字。这样，注音字母就可以“补白话缺憾做白话羽翼”。(92)这一切表明，国民党对正在开展的新文学运动是支持的。
尽管国民党明确表示支持新文学运动，但在一些具体主张上，国民党人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主张仍有距离。首先，国民党人不同意尽废文言，也不认同文言已死的看法，(93)而是主张以文言来补白话之不足。朱执信说：“以现在口语之不完全，有时须赖文言为之补助，故将来尚须多插意义简单确定之文言于口语间，构成较完全之国语。此不特有资于古代文言，亦有待于外国文。但其旨在补其所本无，非易其所已有。此不足为主白话文者病也。往昔之应用文学，已不能不参用白话。将来白话文，亦不能不补以文言。”(94)其次，国民党虽然赞成言文合一，但又认为文与言的进化轨迹并不同步。孙中山认为，“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语，而言语每随时代以变迁……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而文字则虽仍古昔，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所以“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95)对于孙中山的这一观点，胡适明确表示“不能赞同”。(96)廖仲恺还专门为此致信胡适，为孙中山的观点辩护。他说，“孙先生所谓‘中国文字有进化’自非实在，但语言退化却系事实。”他并以“近时之白话小说，白话文字，较之前代之小说语录，已大不如”为语言退化之征。(97)再次，国民党也不赞成全盘否定古文学的做法，认为“桐城而非谬种”，“选学而非妖孽”仍是可能的。那种全盘否定古文学的做法是“最新学术思想之专制”，是不应该有的。(98)可见，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国民党的主张也相对保守和温和。
总之，从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伦理和提倡新文学等方面来看，《星期评论》和《建设》的立场和主张与《新青年》同中有异。这表明，国民党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但也是独特的一员。
自1920年起，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方面是出版物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是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新文化”却很少。罗家伦就注意到那些大量涌现的新出版物“根基太薄弱”，“多半借新思潮当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符咒”。(99)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你递给我，我递给你。”他认为要想真正替中国造就一种新文化，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100)陈独秀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出版物只是新文化运动之一端，不是全体。他希望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要注意精密的研究。”(101)就在这一背景下，有人建议“少办杂志，多译丛书”。(102)这一建议得到新文化界广泛响应，很快新文化运动就由“杂志的时代”进到了“丛书的时代”。(103)到1920年6月止，京沪各报所登的丛书出版广告中，书籍出版预告至少在一百种以上。(104)受此影响，国民党决定暂时中止期刊发行事业，加入编译丛书的队伍。1920年6月6日，国民党首次在《民国日报》刊登了“社会经济丛书”的出版预告。其中有言：“经济组织的改造，是社会改造底基础。自去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应着全世界改造的潮流，激动起来，由空泛的文化运动，向着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这是中国人觉醒的好现象。我们同人，在这一年中，作了多少研究，对于中国人知识上的要求，也供给了若干资料。近来觉得片断的批评，对于今后思想界没有多大的贡献，所以决定把现在定期刊行的事业，暂行中止，一面静心从事于系统的研究，一面把一年来的旧稿，努力增削，同时致力于翻译和著述。现在决定在一年以内，刊行下列各种书籍，定名为‘社会经济丛书’，共计十六种约五千六百页。”(105)
编译丛书，实际仍属新文化运动范围，并且是希望新文化运动向更深层发展，但对国民党而言，这是方向性的转折。就在《民国日报》刊登丛书出版广告的同一天，《星期评论》宣布停刊，从此“新文化运动的言论机关，失却一个”。(106)《星期评论》停刊时，《建设》原本也打算停刊，但考虑要做足一年的功夫，所以后来又出版了二期，直到1920年底才正式停刊。(107)
导致《星期评论》和《建设》先后停刊的原因，除了新文化运动自身发生转向的原因外，还因为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事业遭遇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双重压力。就外部压力而言，主要是政府的压迫和其他从事新文化运动派别的打压。《星期评论》的停刊宣言称，“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本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108)无疑，这是导致《星期评论》停刊的外部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在与其他新文化派的竞争中，特别是与研究系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这大大影响到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事业的态度。国民党认为研究系试图垄新文化运动并借机谋利。孙中山认为，研究系把持商务印书馆，“故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保皇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不特此也，又且压抑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即如《孙文学说》一书，曾经其拒绝，不得已自己印刷。当此新文化倡导正盛之时，乃受该书馆所抑阻。”(109)这也是孙中山决定另创大印刷机关的主要原因。
与外部压力相比，国民党内部分歧的扩大对国民党新文化运动事业造成的影响更大。1920年以后，《星期评论》的言论日益“左”倾，其主要表现是对苏俄政府越来越同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逐步增加。沈玄庐在《星期评论》上宣称，今后“要从打破阶级制度上努力奋斗”，并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作“我们建设工作的信条”。(110)戴季陶则表示马克思“是指导我们道路的人。他所指导的道路实在是最确实最安全的道路。”(111)导致《星期评论》“左”转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苏俄对华宣言的影响。苏俄政府第一次发表对华宣言后，戴季陶就表示苏俄政府的政策“是可以和中国相容的”。(112)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后，戴季陶已经把它看成是“为自由而战”的象征。(113)而沈仲九更是认为中俄两国的劳动阶级应该携手，“共同为自由而战”。(114)
事实上，此时星期评论社的主要人物不但言论上日益“左”倾，而且在行动上与苏俄政府日渐接近。1920年4月俄共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后，还访问过星期评论社，并与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有过会谈。(115)那时孙中山本人也在积极寻求苏俄的援助，并且在上海与俄共代表联系密切，他还准备派廖仲恺和朱执信赴俄作为常驻代表。(116)不过，孙中山并不相信俄国能实现共产主义，也不认为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这是孙中山与戴季陶等不一致的地方。此外，孙中山对戴季陶、朱执信等在《星期评论》和《建设》上宣传“世界主义”也日渐不满。戴季陶认为，“俄国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他还说，“全世界民主和平，非全世界各地方各民族各自抛弃他们的国家主义，完成其一局部的改造之后，才能够实现。”(117)朱执信也认为，“国家主义，非吾人所绝对主张者。于国家之上，更认有一种生活形式视国家为重要，且以彼为目的，而认国家为之手段。……所谓更重要之生活形式者，即近日渐次为人所认之‘全人类社会。’”(118)戴、朱所谓国家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感到戴季陶等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因此重提民族主义。1920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119)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三民主义时，多次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无疑这是孙中山对国民党新文化运动中偏向世界主义的纠正。(120)
而另一方面，孙中山指派党人焦易堂、居正等在上海从事投机生意及孙中山暗中与段祺瑞的联络也不为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所理解。朱执信还在《星期评论》上写诗讽刺党人在上海的投机生意“糟踏了事业千秋”。(121)戴季陶因为与孙中山有口头契约，即“背后不反对他，不用文字反对他”，所以才没有撰文批评孙中山。不过戴季陶等人还是设想过，如果孙中山联段成功，他们将脱离孙中山“而与新思想界融合”。(122)尽管这种分歧没有公开化表面化，但孙中山与两刊之间的裂痕已然形成。《星期评论》与《建设》的先后停刊显然也与此有关。
《星期评论》和《建设》宣告停刊时，该社同人曾表示要转向精深的研究。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人对他们“是否能够拿得定，守得住，对于政治的实际关系，不去问他，专心致志的为学问而求学问”表示怀疑。(123)他们也确实没有按原定的路子走下去，而是响应孙中山“再来一次革命”的号召，(124)重新投入实际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中。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事业就此中断。
国民党转向实际政治运动有其必然性。国民党人原本就把新文化运动当作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反对空谈新文化。朱执信就曾对新文化运动可能变成“魏晋的清谈”深表忧虑。(125)朱执信还说，“新文化的大敌，不是外面的抵抗，是内面这些微生物。我们不能容许这几个人在这里做文章，拿一本‘新式骈字类编’里的‘人格’‘解放’‘打破’‘建设’等等名字，杂凑起来，勉强工人去印，骗青年去读的一个现象，便算做新文化的代表。”(126)朱执信的本意，是要避免新文化运动成为空谈。在他看来，缺了可以实行的方案，新文化运动终归破产。这是国民党人的普遍共识，也是他们最终回归政治军事运动的内在依据。
1921年后，国民党逐渐放弃了新文化的立场而转向反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开始发表批评新文学和白话诗的文章。(127)国民党与胡适的关系也日趋恶化。特别1922年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走避上海，胡适发表了偏袒陈炯明的文章。国民党批评胡适没有“新的觉悟”，(128)胡适则讽刺国民党的“伟人小政客”只会“跑”到上海的租界里“说风凉话高谈主义”。(129)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达到了顶点。他批评“那些醉心新文化的人”，“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他强调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种种旧道德，都是“驾乎外国人的”，并且“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应该“发扬光大”。(130)1929年，胡适有感于国民党对传统道德所持的“昏聩”立场，(131)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国民党的反新文化立场提出批评。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认定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都有历史的背景和理论的根据”。(132)不过，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而言，国民党之转向反新文化的立场，除了与其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结有关外，也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独特的文化运动取向及其所遭遇到的内外压力有关。
注释：
①陈万雄、吕芳上、刘永明等先生均持此说(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7-53页；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557-559页；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86页)。
②1929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写道：“民国七八年之间，孙中山先生还反对白话文，而八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便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十三年的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这又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7-588页)
③周策纵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开始流行的(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王奇生先生则注意到，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实际上，早在1919年8月31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13号中，就已刊发了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的武器》的短评(《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第4版)。同年9月1日出版的《建设》第1卷第2号中，戴季陶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一文也多次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建设》第1卷第2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362页)。这比《新青年》中出现“新文化运动”一词要早得多。鲁迅先生曾在《写在〈坟〉后面》和《〈热风〉题记》里两次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最早是由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提出来的(《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307-308页)。从现有史料看，“新文化运动”一词最早由国民党人提出来的可能性极大。
④本社同人：《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第4版。
⑤玄庐：《发刊词》，《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第1版。
⑥季陶：《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第2版。
⑦汉民：《吕邦的群众心理》，《建设》第1卷第1号，第77-78页。
⑧季陶：《潮流发动地点的变动》，《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第1版。
⑨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第2张第1版。
⑩朱执信：《致蒋介石函》，《朱执信集》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1页。
(11)孙中山：《复蔡冰若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6页。
(1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80页。
(13)《星期评论出版》，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3日，第1版。
(14)《建设》杂志的名称是孙中山确定的。开始时胡汉民欲命名为《改造》，孙中山不以为然，称“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遂定名为《建设》(参见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39-240页)。
(15)参见《建设》刊登在1919年7月24日和25日上海《民国日报》中的出版预告。
(16)朱执信在给居正的信中说：“现在我们的结社，不是一天的事情。本来不愿意用党的界限，来画住自己在圈里，所以结社也有不是中华革命党的人在里头。”(朱执信：《覆居正函》，《朱执信集》上集，第406页)
(17)孙文：《发刊词》，《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1日。
(18)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19)戴季陶：《世界战争与中国》，《建设》第2卷第1号，第190-191页。
(20)季陶：《我和一个朋友的谈话》，《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第4版。
(21)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第2版。
(22)《卢永祥查禁浙江新潮等书刊有关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
(23)玄庐：《学生与文化运动》，《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第3张第4版。
(24)《戴传贤等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2页。
(25)《戴传贤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2-63页；《请赐稿建设杂志至胡适函》，《廖仲恺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第305页。
(26)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胡适文集》(11)，第11、14-15页。
(27)胡适：《介绍新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胡适文集》(11)，第39页。
(28)季陶：《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第4版。
(29)朱执信：《覆居正函》(1919年8月15日)，《朱执信集》上集，第405页。
(30)《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15日。
(31)《学灯栏宣言》，《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第4张第1版。
(32)戴季陶：《“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45页。
(33)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1卷第2号，第362页。
(34)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一)》，《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第1版。
(35)戴传贤：《革命！何故？为何？》，《建设》第1卷第3号，第596页。
(36)朱执信：《新闻界今后的着力点》，《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第3张第4版。
(37)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第1版。
(38)戴季陶认为，“烦闷的哲学，只能够引起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怀疑和厌弃，决不能够指导我们人生的归宿的。”(戴季陶：《对于时事新报的希望》，《时事新报增刊》1920年1月1日，第3张第4版)
(39)《本社启事》，《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第2版。
(40)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星期评论》第35号,1920年2月1日，第1版。
(41)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第1版。
(42)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
(43)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第48号，1920年5月1日，第5张第4版。
(44)季陶：《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星期评论》第49号，1920年5月9日，第3版。
(45)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1920年5月1日，第2张。
(46)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一)》，《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第1版。
(47)《沈定一致胡适》(1919年7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5页。
(48)以上各文均见《星期评论》第8号，1919年7月27日，第1-3版。
(49)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第3版。
(5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527-528页。
(51)《杂感》，《朱执信集》下集，第674-675页。
(52)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4月5日，第4张。
(53)《学灯栏宣言》，《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第4张第1版。
(54)姜琦：《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时事新报增刊》1920年1月1日，第2张第1版。
(5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56)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8-610页。
(57)《赫克尔之一元哲学》，马君武译，《新青年》第2卷第2、3、4、5号。
(58)海克尔：《精神不灭论》，古湘芹抄译，《建设》第1卷第2号，第333页。
(59)《通信》，《建设》第1卷第4号，第840页。
(60)《通信》，《建设》第1卷第4号，第836页。
(61)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独秀文存》，第282页。
(62)《介绍杂志》，《朱执信集》下集，第855页。
(63)玄庐：《对于〈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怀疑》，《星期评论》第36号，1920年2月8日，第1版。
(64)1919年6月2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7号刊登了杜威的演讲稿《现代教育的趋势》。《星期评论》对此发表评论说，《每周评论》所载杜威博士的演讲，“是中国人不可不细心读的好文字。”(《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第4版)
(65)杜威不认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沈玄庐还专门举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杜威“释疑”(沈玄庐：《知难行易的释疑》，《民国日报》纪念增刊1920年1月1日，第1张第2版)。
(66)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五大讲演》，胡适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67)《胡汉民致马伯援函》，《建设》第2卷第4号，第824页。
(68)希平：《对于杜威“试验主义”的感想》，《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27日，第4张。
(69)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385页。
(70)戴季陶：《无涯的悲痛与无限的责任》，《廖仲恺全集》，第15页，《民国丛书》第二编(92)。
(71)威尔确斯著：《全民政治论》，《建设》第1卷第1号，第37页。
(72)民意译：《瑞士之直接民权》，《建设》第1卷第2号，第555页。
(73)《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9页。
(74)仲恺：《三大民权》，《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第1版。
(75)《选举权与政党制度》，《民国日报》1919年10月29日，第8版。
(76)民意：《国会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济方法》，《建设》第1卷第4号，第739-740页。
(77)廖仲恺：《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建设》第1卷第1号，第28页。
(78)廖仲恺：《革命继续的工夫》，《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第2张。
(79)朱执信：《睡的人醒了》，《朱执信集》上集，第328页。
(80)大白：《思想的监狱》，《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第3版。
(81)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星期评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第1版。
(82)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建设》第1卷第3号，第536页。
(83)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第2版。
(84)季陶：《白乐天的社会文学》，《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第4版。
(85)玄庐：《新旧文学的一个大战场》，《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第2-3版。
(86)《胡汉民答黄世平函》，《建设》第1卷第1号，第195页。
(87)《朱执信答黄世平函》，《建设》第1卷第1号，第196页。
(88)《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3页。
(89)《请即为建设杂志撰稿致胡适函》，《廖仲恺先生文集》，第307页。
(90)胡适1919年12月23日写有《国语的进化》，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该文为《国语文法概论》的第2章(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388页)。
(91)先进：《新文化运动的武器》，《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第4版。
(92)楚伧：《告反对白话文的人》，《民国日报》1919年12月11日，第2版。
(93)朱执信说：“说文话是死，或者太过。文话最少在从前所谓读书人的范围里头还是活的。但是活得很不完全，很不灵动。所以我想叫他做中风麻痹，不叫他做死。”(《广东土话文》，《朱执信集》下集，第760页)
(94)《致杨庶堪函》，《朱执信集》下集，第689页。
(9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1页。
(96)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97)廖仲恺：《与胡适讨论文字语言问题函》，《廖仲恺先生文集》，第305-306页。
(98)朱执信：《致杨庶堪函》，《朱执信集》下集，第688页。
(99)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1日。
(100)胡适：《提高与普及》，《胡适文集》(12)，第436-437页。
(101)陈独秀：《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时事新报增刊》1920年1月1日，第3张第3版。
(102)邰爽秋：《敬告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家》，《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第4张第2版。
(103)《罗志希复熊子真》，《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1日。
(104)郑振铎：《我对于编译丛书的几个意见》，《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8日，第4张。
(105)《“社会经济丛书”出版预告》，《民国日报》1920年6月6日，第1版。
(106)本社同人：《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星期评论》第53号，1920年6月6日，第4版。
(107)《胡汉民致胡适》(1920年6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99页；力子：《介绍新刊》，《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8月16日，第4张。
(108)本社同人：《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星期评论》第53号，1920年6月6日，第4版。
(109)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页。
(110)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第1-2版。
(111)戴季陶：《“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戴季陶集》，第1246页。
(112)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第1版。
(113)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意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第2版。
(114)仲九：《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第3版。
(115)《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6)《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117)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第3版。
(118)朱执信：《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建设》第1卷第2号，第239页。
(119)《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120)参见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21)朱执信：《悼黎仲实》，《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第4版。
(122)《沈定一致胡适》(1919年12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78页。
(123)树声：《对于〈星期评论〉〈建设〉停刊的感想和希望》，《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7日，第4张。
(124)孙中山：《复刘泽荣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85页。
(125)朱执信：《杂录》，《建设》第2卷第5号，第1035页。
(126)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朱执信集》下集，第881页。
(127)张默：《新文学的研究》，《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5月12日，第2版。
(128)力子：《“胡适先生到底怎样”》，《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2月29日，第4版。
(129)胡适：《胡适先生到底怎样？》，《胡适文集》(11)，第109页。
(130)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247页。
(13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0、572页。
(13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5)，第580页。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戴季陶论文; 孙中山论文; 建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胡适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