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玮[1]2004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研究》文中指出人口流迁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且逐年升高，90年代则形成波澜壮阔的流动大潮，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国内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但研究重点侧重于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影响，而对流动人口在城市(区域)空间组织方面的作用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于流动人口的规模日益扩大，流动人口的空间布局，对城市规划、人口调控、经济后续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逐年显现。因此加强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势必成为人口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本文就对90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自然特征、社会特征、动力机制和空间布局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全文包括以下6个部分： 绪论部分为本文的介绍，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 第一章为人口流动及城市空间相关理论综述，介绍和归纳了国内外人口流迁理论和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对城市空间组织的理论研究探讨、理论模式的构建及其演变。 第二章是上海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从常规特征和非常规特征两个角度来全面剖析上海流动人口的总体特征，并着重关注产生非常规特征的原因及影响。其后分析了流动人口对上海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采用数理统计建模方法算出流动人口对上海GDP的贡献率。 第叁章分析了上海流动人口的动力机制，根据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独特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推-拉”力及全球化作用下的特殊区位力，共同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口流动机制。 本文第四至第五章，就流动人口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层的研究。首先，采用GIS的科学手段，对1982年以来，上海市常住总人口、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数量变动和空间布局演化作了动态和静态分析，接着着重分析了上海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在总人口空间中的空间效应，并同霍尔城市演化模型进行比照，确认了流动人口对上海人口空间的双重作用，又对影响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城市层面和区域层面多层次的剖析。最后提出了上海市流动人口流迁模式。 第六章为结论和总结，针对发展新趋势，提出调控优化流动人口的一些想法。 文章对在上海业已出现高层次流动人口群，如国际境外移民、事业型流动人口，进行了探讨，并认为这将成为各特大型城市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人力资源。
钟靖[2]2014年在《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媒介无处不在,它对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因如此,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范式。同时,近年对于“空间”的研究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空间实则为媒介。从媒介环境的视角研究空间,不但能发掘空间作为信息载体的特点,并且更能专注于探讨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本文以“空间”和“权力”为逻辑起点,以上海人民广场作为空间媒介文本,将其作为研究城市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针对它展开文化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广场空间的生产,空间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进而探究广场空间的文化政治、文化实践与差异变化,以此解读人民广场的文化嬗变。并期待从一个侧面关照上海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特点,折射出上海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城市民众生活与文化水平变化,进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把握不同时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文化特征。并且期盼通过对上海人民广场的解析,揭示全国同类型城市中心广场的变迁特点、规律及广场文化嬗变的深刻原因。研究发现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的风格经历了由人为主导到物为支配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人民广场,作为群体而出现的人构成了广场的主体；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民广场,标志性建筑组成的符号取代了散落于广场的个体建构出了广场的主要媒介景观。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生产或编码存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其前身跑马厅长久持续性地传递着殖民者的权力话语,并且不断以此固化人们对跑马厅功能的认知。建国后的人民广场被打造成为巩固和强化政党合法性权力的政治空间,被重塑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符号。九十年代改建后的人民广场,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人民大厦以及城市规划展示馆等风格不一的标志性建筑拼贴共同组建的人民广场整体空间,被作为集中传播与展示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新形象的窗口。广场空间传播呈现支配性(及主导性)、协商性和对抗性叁种不同解码方式,以支配性和协商性为主要解码特点。支配性和协商性的解码行动总体上都可以归为符合权力编码的空间活动,占广场空间消费、传播与实践的绝大部分。而挑战性的解码行为则是对空间控制权的逾越与背反。人民广场的空间再现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空间解码实践,由此会产生多维度的再现空间。其中由支配性解码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而成的再现空间属于正式、主流的空间,符合权力的构想与定位。反之,挑战或对抗式的空间解码形成的再现空间则是边缘化的空间,并且仅有狭小有限的空间余地。人民广场的空间实践活动呈现由多元趋向于单一再回归多元的特点。权力控制力强化时,各种社会关系趋于组织化,被规范、整合,空间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就趋于单一。权力控制减弱时,各种社会关系更加多维,空间消费、传播和实践的活力才会被真正释放,呈多元化特点。权力具体作用于人民广场空间(涵盖跑马厅时期),管理风格不断变化,体现出规范化——行政化——规范化的转变特点。在广场的整体空间-权力运作中,体现出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风格转变,但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权力作用的减弱,权力是以一种更加隐而不显的方式进行着潜藏化运作,实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刘望保[3]2004年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区域差异性分析》文中提出自1913年奥尔巴赫发表的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文章掀起了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热潮以来，至今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内，城市规模分布理论日益成熟，新的统计模式也有很多。自周一星先生对1980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做了详细的研究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进行较为详细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了。在这二十年内，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变，相应地，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状况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区域差异变化更大。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城市体系转型时期对全国城市规模分布变化特别是省区差异新特征进行研究。 城市规模分布理论有很多，本文采取了富有代表性的叁个理论，即城市首位度、位序-规模分布集中指数和基尼指数。首先在对全国和各省区的叁个指数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后，利用五个指标(首位城市规模、四城市指数、集中指数、基尼指数和城市规模平均值)对全国26个省区进行聚类分析，并按照各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将其分为八种类型，并对这些类型的形成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对如何优化我国区域城市规模结构提出了一些措施建议。在文章的最后，根据我国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和相应的位序-规模分布集中指数的变化趋势，预测了本世纪中叶我国均衡型城市等级系统规模位序结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4]2013年在《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北上广叁地的抽样数据、农民工集体抗争的田野材料和官方二手资料的分析,课题组对新生代农民工与世界工厂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主要表现为集体抗争的频繁多发与诉求上的利益、制度转向。其行动的根源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群体特征与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根本冲突,冲突集中于叁个方面:城市发展期望与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工作的发展性需求与专制政体、利益诉求表达与国家干预方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学校的教育经历是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和抗争行动的重要动力。世界工厂日益剧烈的冲突表明,现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已难以维系,废除这一体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可具体着眼于落实农民工的工业公民和社区公民身份。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研究[D]. 徐玮.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D]. 钟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3].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区域差异性分析[D]. 刘望保.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4]. 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J].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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