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众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学界论文,民众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6)02-0097-07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6.02.015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讨论的是日本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众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诸问题。首先，来看看民众史和社会史在日本历史学界是如何获得市民权并受到重视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日本历史学界“皇国史观”具有很大的势力。“皇国史观”认为，日本的历史是天皇统治的“皇国”的历史。这种历史观不仅抨击了唯物史观而且抨击了欧美的近代历史思想，只要是没有宣扬天皇统治的合法性，即使是学术性的研究也受到排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日本的历史学界被称为“战后历史学”的潮流有很大的影响力。战后历史学的特征，是以清算皇国史观、推进战后日本社会的变革为目标的社会科学性的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对战后历史学的影响很大。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特征如下：第一，致力于弄清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法则。第二，它从比较史的视点把握各历史社会的类型。比如，把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过程设定为英国型、德国型、日本型等等类型。第三，把阶级和民族作为分析社会结构时的基础概念。第四，重视内在发展的动因。它认为，日本的近代是“歪曲的近代”，需要重新进行一次市民革命①。 但是，1950年代后半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高度增长，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强调日本近代的后进性和畸形性的战后历史学没有预测到的事情。这一时期，从美国传来的“日本近代化论”思想，由于适合解释高度经济增长，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近代化论把日本近代历史描写为成功的历史，因此很容易被高度经济增长时期的社会接受。而仅仅墨守战后历史学是很难对抗日本近代化论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对战后历史学的研究开始摸索出各种各样新的形式。1960年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让历史学家认识到，应在超越阶级框架的历史中认识民众的作用。由此开始摸索民众史和社会史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一、民众史视野下的中国和日本社会 民众史，是从历史的底层将无名的民众们还没被整理、还没被客观化的精神挖掘出来的历史。1964年出版的色川大吉教授的《明治精神史》(黄河书房)，是日本民众史或民众思想史的先驱代表作。他描写的不是近代的“大思想”，而是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的民众的运动或生活里潜伏的“还没被思想化的思想”。受色川教授的影响，鹿野政直教授1969年出版了《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秩序意识》(筑摩书房)，用“秩序意识”的概念梳理了从江户末期到明治的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民众生活、民众运动、生活意识，由此归纳出自由、民主主义等近代概念所不能概括的未分化的民众思想。到1970年代，安丸良夫教授出版了《日本的近代化和民众思想》(青木书店，1974年)，把江户时代以后的民众自律性规范定义为“通俗道德”。 以下，关于民众史的中日比较，我介绍一下日本的研究。在此主要讨论中国的清朝到民国这一时期，日本方面则以江户时代为研究对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两国的社会结构。清代的中国是皇帝统治的专制国家，但是其权力并未能够掌握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基本上是到县一级为止，知县的业务仅限于征税、维持治安等。另外，从社会层面看，传统的社会组织性低下。比如说，华北村落没有明确、固有的境界而对内外开放。村落内的共同业务不太多，没有全体集会，担当村落办理业务的会首不是村民的代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不是身份性的，而是在生产关系上的阶级性的。由于家产均分，地主的地位不安定，很多中小地主经过两三代便没落为零星农民。 但是在华中、华南地区，发达的宗族势力对防止地主的没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华北，自耕农占多数，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所占比重不是很高。农民的流动性很高，而且秘密结社也很发达。 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特征是，被称为幕藩体制的政治社会体制与团体性很强的社会，存在士农工商这一稳定的身份制度。幕藩体制是以江户幕府和在它的控制下保有领国的“藩”作为统治机关的政治社会体制。拥有领主权的主要是将军和大名，很多家臣领取俸禄而住在“城下町”(即领主居住地周边的市集)。另外，村落是有一定自治权的社会单位。它对领主统一上缴地租和劳役，保有请愿权、山林的共同使用权。管理村落的中心是村长，日语叫“名主”、“庄屋”召集的本百姓集会，由这个集会来决定村落的事。本百姓是负担地租和劳役，在村落里对用水、山林的共同使用等拥有权利的农民。百姓的迁移需要村落的许可，而且存在村法等习惯性秩序，违反了村法便会受到村落的制裁，在日本被称为“村八分”。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下，民众具有什么样的生活意识呢?安丸良夫教授认为，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勤勉、俭约、谦让、孝行”等通俗道德是广泛民众遵守的最日常的生活规范。它们不单是传统的社会习惯，而且是民众所自觉实行的规范和伦理②。通俗道德的有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石田梅岩和二宫尊德。 石田梅岩(1685-1744年)，根据商人的生活意识倡导正直、俭约、孝行等日常伦理，而且积极地评价遵守这些规范的商业活动和积蓄钱财的意义。他的教导被称“心学”，影响到全国。二宫尊德(1787-1856年)，是江户时代末期致力于重振荒废农村的农业领导人和思想家。他将农业技术与勤俭等通俗道德相结合，用这一独特的方法尽力于农村的复兴，由此获得了成功。他的实践活动以“报德社运动”的形式普及到全国。 这些思想者的“心”的哲学对于封建身份制度的认识和批判大体上都是无力的，但是它克服了广泛民众的劣等意识且引导出了他们的信念和积极性。特别重要的是，它强调指出农业、商业等产业活动的道德性。这样的思想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倡的新教伦理有类似之处。 下面，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的民众斗争。 日本的农民起义，日语叫“百姓一揆”。从1590年到1877年间，共发生了3700余件。特别是17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要求减免地租、集结领内广泛村落并波及整个藩的起义。此后，随着时代变迁这些起义越来越扩大。关于斗争的形态，“强诉”这种方式很多。强诉，是指农民蜂拥而至城市，直接展开斗争的形式。村长等村落的代表领导斗争的情况很多。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他们阻止农民参加斗争或与苛政合作，这使得他们有时也会成为农民斗争的对象。另外，道德主义是支持民众斗争的伦理，在参加“一揆”的农民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为农民的自豪和自负。比如，在19世纪远野(现在的岩手县)，这一地区的农民对试图镇压“一揆”的武士这样说到：“你们!轻蔑百姓是很大的错误。好好地听俺们说的话。……正因为是俺们养活着天下的人们，俺们才被叫百姓。你们也让俺们被养活。不知道这个道理，把俺们骂百姓是荒谬的。从这里让开，让俺们走过去!”③ “百姓一揆”扩大到全藩规模的原因，是民众广泛认为领主的强行掠夺是他们共同的灾难，而且农民住在与领主阶级空间上分离的村落，他们是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本百姓”，具有法律制度上的统一性。但是“百姓一揆”只要求减轻封建负担，却没有推翻封建制度的意图。而且它是小规模的、经常性的，是不结合特定的宗教思想的，并不是农民战争。这一点具有日本的特殊性。因为在当时的日本，不存在宗教异端或秘密结社这些能把“百姓一揆”扩大到农民战争的杠杆。 关于中国民众斗争，我在这里介绍两位日本教授的观点。一位是小岛晋治教授，他是著名的太平天国研究者。另外一位是小林一美教授，他是研究嘉庆白莲教教徒的叛乱、义和团运动等19、20世纪中国民众斗争的学者④。 他们都接受了毛泽东的历史观，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这种历史认识下开始研究中国的民众斗争。而且他们肯定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们的研究受到了“文革”思想的影响。小岛教授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源流，他关注长江中下游的抗租、抗粮斗争，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以这些斗争为背景发展到全国的。小林教授还认为，发起抗租、抗粮斗争的贫困农民渴望出现这样一种“变革主体和革命的情景”，即能开辟朝向保障“真正的人”的政治、宗教世界的越境之路。他又接着这样论述，“会党、太平天国、白莲教等宗教、政治教派或党派从外部世界引进了世界观和组织纲领，从而将领导农民的抗租、抗粮斗争向革命运动方向获得质的发展”。总之，他们把白莲教徒的叛乱和太平天国运动理解为结合抗租、抗粮斗争的农民斗争。 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的农民战争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小岛教授说“我暂且废弃对农民战争学说的执着，通过太平天国开始考察中国农民叛乱的特征”。当时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国民众斗争与德国农民战争、日本“百姓一揆”或民众宗教相比较。他经过比较之后发现，白莲教徒的叛乱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的要求不明确，而起义的参加者抱有当新王朝的“官”的强烈志向。 小岛教授还重视危机时期中国农民明显的流动性。他这样阐述，“太平天国、白莲教的发生地区，存在很多从远方移居而来的生活不稳定的贫农和日工。他们常常被本地居民集体排斥，因此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发生斗争。对外来的人而言，上升为农民的机会几乎没有，他们很难接受日常的职业伦理和关于勤劳的说教。他们由于‘末劫’观念和对救世主的热烈期望，在克利斯玛(Charisma)型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强力的战斗集团，为推翻现有王朝，建立新王朝而当新王朝官的期望而拼命”。由此可见，小岛教授在“文革”结束以后对白莲教叛乱和太平天国作为农民战争的性质提出了疑问。 小林教授也认为，旧中国的农民“既不是稳定的农民阶级也不具有农民身份”，“大多数农民是‘百姓’的存在，以农业为中心，为了维持生命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才生存”。他又说，“在中国，恩格斯的农民战争概念不可能成立，它们应该叫中国民众大叛乱”。他认为抗租、抗粮斗争是“农民的斗争”，局部的、土著的、小规模的，“大体上不发展到叛乱”，跟太平天国等民众大叛乱要进行区别。 现在，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者基本上承认小岛教授和小林教授关于中国民众斗争的见解，研究中国民众斗争史的学者很少。在中国对他们的见解一定有异论。但是我认为，研究中国的农民和民众斗争时需要与欧洲和日本的历史相比较。 二、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的相结合 毋庸置疑，社会史是通过关注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主流的传统历史学所忽视的领域，构成社会的整体情况的历史学手法，其起源是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在日本，1970年代后半期作为对战后历史学的批判而被提倡。1982年，阿部谨也、川田顺三、二宫宏之、良知力等历史家创刊《社会史研究》，在日本对普及社会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中二宫宏之教授，向日本历史学界介绍法国社会史研究功勋卓著。从1960年到1966年，他留学法国，参加年鉴学派。回国后，他把其方法论和基础的思考模式引进日本历史研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他批判近代历史学把人们看作是“政治人”、“经济人”、“思想人”，认为首先要让人们退回到具有“身体”和“心灵”的存在，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也以“身体”和“心灵”作为起点讨论人和人之间的“纽带”或“羁绊”。他把“身体性”、“心性”和“社会结合”作为构成社会史的支柱⑤。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社会史的引进较日本史和欧美史晚。但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活跃起来。其理由，一是，对革命史和民众运动史的关心越来越低下，社会史研究吸引了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关注。二是，198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者访问或留学中国比以前相对容易，在中国可以做社会调查。 以下，我介绍一下日本研究者跟中国研究者共同进行社会调查的两个事例。 第一个是从1986年到1989年，日中各5名研究者、共计10位研究者做的调查。中国的研究代表是山东大学的路遥教授，日本方面是山口大学的佐佐木卫教授。调查地方是山东省和北京、天津地区。调查内容是农村的社会、文化、宗教、秘密社会等多方面。小林一美教授也参加了这个调查，这成为他对中国农民的见解变化的契机。关于这个调查的成果，可参见合编书《中国的家、村落、神》(东方书店，1990年)，调查资料集《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民众文化》(东方书店，1992年)。 第二个是从1990年到1996年，日本8名研究者跟魏宏运教授等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共同做的调查。调查地方是在“中日战争”时期满铁调查部的研究者调查的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平原县、河北省栾城县的5个村落。调查内容是，参考满铁的调查，住在这些村落民众的生活史和村落的历史、现状。这个调查的成果有调查记录集《农民讲述的中国现代史》(内山书店，1993年)和《中国的农村变革和家族、村落、国家》(汲古书院，1999年)，根据调查结果还出版了农村现代史的著作《从村落看的中国》(青木书店，2000年)。由于这些调查和研究，日本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个人研究者的社会史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缺点，虽然可以自由地制定题目，但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研究很多。法国社会史创立者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教授倡导的是“看整体的眼光”，即“多样性地、整体性地把握人们生活行为所创造的历史世界”。为了避免社会史成为以趣味为中心的研究，我们要回到全体史构筑的观点，要意识到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相关性。 那么社会史怎样跟政治史和经济史相结合呢?二宫宏之教授主张的不是从上至下的视角，而是主张要回到“身体”和“心灵”的出发点来重新把握历史。他说“暂且扭转问题，应该把经济体制或政治统治的要素重新拿进来。否则政治史、经济史最后也会成为表层的历史”⑥。不是“由上至下”，而是用“由下至上”的视角，把握历史的全体像，这才是跟政治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社会史方法论。 这次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拙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也是结合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尝试⑦。以下我谈谈，在拙著里我是怎样将两者相结合的。 第一部分“向饥饿宣战”的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老百姓的粮食问题。“粮食”是跟“衣服”和“住宅”一样，直接关系到社会史研究第一支柱的身体、日常生活史的问题。在拙著中，我讨论的是战争时期的粮食问题及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和统治者的应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广阔的土地成为了战场，许多农民或丧命或被征召参战，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另外，大量的粮食被征集为军粮。而且自然灾害比平时造成的损害更严重。通货膨胀的激化引起粮食价格的暴涨。这些情况接踵而来。由此，确保粮食供应，成为民众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饥饿，用糠、谷壳、树叶、树皮、野菜等充饥。特别是在河南省，从1942年到1943年，由于干旱、蝗虫来袭等自然灾害发生了大饥馑。饿死者或营养极度失调而导致死亡者估计为200万人以上。 粮食的不足对民心造成很坏的影响。河南省的状况是其典型事例之一。如美国在重庆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所说，由于大饥馑感到痛苦的河南农民对战争没有什么兴趣，怀有了“渴望和平的气氛和对本来被认为应该保护他们的政府和军队的厌恶”⑧。在1944年，日本军队发动“一号作战”，河南省西部农民对败退的国民政府军发起了叛乱。 统治者及领导层也十分理解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指出：如果能很好地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⑨。日本的统治阶层和日本支配下的汪精卫政权也认识到保证民众的粮食是掌握民心的重要环节。但是对各地区的统治者及领导层来说，解决粮食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在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以后，占领华界的日本军队包围租界并对运往租界的米粮实施严厉统制，还把长江下游主要产米地区作为日军的军用粮征集区。因此，上海的粮食情况更为严重。1940年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为确保其统治下的民食而和日军交涉，结果把产米区的一部变成了汪政权的粮食收购区。从1942年6月，汪政权又在租界开始实行按户口供应米粮的办法。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加剧导致谷物价格高涨，粮食情况日趋恶化。在这样的状况下，上海市民对汪政权实行的政治运动，比如他们对1942年初开始的新国民运动一向不感兴趣。并且，日本方面强行实施军用粮供应政策，因此造成民用粮供应陷入了极端的不足。1945年2月后，户口米配给便维持不下去了。其结果，上海的民心叛离日本和汪政权，市政府的公务员罢工，市警备警察队抗日叛乱连续发生，市政府进入随时有可能崩坏的紧急状态。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米粮运入的减少、通货膨胀、人口的增加，因此谷物价格高涨。为了应付谷物的不足和价格的高涨，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和强制征购。由于这样政策所汇集的大量谷物的分配次序为，第一为军粮，第二为公教用粮，第三为民食用粮。民食用粮按比市场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城市民众。按公定价格实施定量供应，这有助于城市民众的人心与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因为公定粮米的供给量有限，并且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扩大，城市民众的生活逐日恶化。其结果造成，民众的抗战意识逐渐低下。与国家民族利益相比，一般民众更重视个人的利益。另外，粮食征收政策是对农村地区农民有非常强制性的性质，因而引起他们的“怨恨”，加深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⑩。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抗日根据地，粮食短缺的状况也很严重。为了维持抗战民众的负担加重，日军的抢夺和破坏加重了粮食的不足。为应付财政的恶化，边区政府发行大量边币而物资不足，因此也激化了根据地的通货膨胀。并且，在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从1942年干旱、蝗虫来袭等自然灾害引起了很深刻的社会问题。小偷盗窃案件普遍发生，乞丐随处可见，由于吃野菜过多，因此瘟疫流行。在民众之间，厌战思想或宿命思想蔓延，秘密结社也增加了。为了克服这样的危机，边区政府谋求负担的平均化，实施精兵简政，发动大生产运动，因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在第二部分“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探讨的是抗日根据地民众对日军残暴侵略的感受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如何应对中共实施的社会改革，并且中共对民众的心态和行动采取了怎么样的对策。考察的地域是晋冀鲁豫边区内的太行根据地。 首先，面对日军残暴侵略时的民众心态，愤怒、憎恨与恐怖的两种心态并存在。前者让民众站起来采取抗日行动，但是后者让民众趋于对日妥协。民众对日军怀有恐惧心态是自然的。考虑到日军配备着现代化的武器，为战斗接受了专门的军事训练。而民众方面，却连对抗的武器都找不到，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南开大学江沛教授认为，“战争中无助民众的集体恐惧心态，是应该予以充分理解的”，“当面对实力明显不对称的侵略者时，个体的反抗是徒劳的”(11)。他的这番话恰当地表达了对民众面对日军侵略进攻时心态的理解。 实际上，百团大战以后，由于日军的残暴扫荡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民众中发生了恐怖、悲观、失望情绪，甚至出现了对军队、政府的埋怨，并且对日军的“治安维持合作”的村落数量有所扩大。比如，1941年8月，晋冀豫区党委宣传部的报告说，“在三次扫荡中，群众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群众认为这是八路军打日本的结果，因此把怨愤转到自己军队和干部的身上”，皖南事变和苏日协定之后，“由于谣言之流传，群众情绪低落，认为中国抗战没有前途”(12)。由于日军的扫荡遭受最深刻打击的晋中区，“敌占区与维持区域较前大大地扩大”，“党内党外发展着恐日病，发展着悲观失望情绪”(13)。 根据地的领导者正确且灵活地掌握了民众的复杂心理。比如，1941年12月，晋中区书记赖若愚认为，“在游击环境下，群众在生活上第一个要求是安全。群众保障安全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维持敌人，一个是武装斗争。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往往会互相转化，第一下所采取的办法十分之八九是斗争，斗争失败，跟着就是维持”(14)。1942年8月，晋冀豫区党委也认为，“战争中的群众情绪变化激烈的、复杂的，斗争思想与妥协的思想在斗争的，同时也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着，一定的条件会引起一定的变化。指导者必须注意这种变化。否则就不能指导群众游击战争”(15)。 在这样认识下确定了对两面派的领导方针。1941年11月1日，在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做了这样的报告。“首先要了解两面派的特点及其所处的环境。基本的由于敌强我弱，所以两面派对敌人是公开的合法的，面对我们则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其次，必须替两面派找寻办法应付敌人。在敌人压迫严重时，应顾虑他的苦衷：甚至在某一时期，可以允许他把革命的一方面缩小到极小的限度。要爱护两面派，严格替他们保守秘密”。“最后，要帮助两面派逐渐进步，尊重其人格，不应强迫自首或写悔过书，对之一般的应采取宽大的办法”(16)。 这样，中共充分地理解民众的心态而采取适应它的政策，这是1943年以后，抗日根据地能够克服非常困难的状况而扩大势力的原因之一。 最后，我讨论了在根据地中共实施的社会改革和民众对它的反应，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设抗日根据地时候，在中共的政策中，受民众欢迎的是负担的平均化，即合理负担，及村政的改造。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主要社会改革，即减租减息，民众表示了消极的反应。其理由之一是华北的土地所有关系。在华北，一般而论，佃农不过是30％左右。太行地区，承租户不过占农户总户数的20％左右。所以通过减租动员农民只限于比较小的范围。并且，农民认为地主的土地是“祖辈传统”，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17)。华中科技大学吴毅教授提出“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相信财富占有的多寡与各自的命运、智慧和努力相干”，“土地因买卖而获取，财富因劳作而积累，是最为基本的道理”(18)。对一般的农民而言，由于斗争减少地租，或获得土地的想法难于接受。如刘少奇所说，“农民运动在开始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19)。参加斗争的是一部分积极农民、知识分子和游民。 为了改变农民的意识而打开抗日根据地的危机，中共中央提出以动员民众站起来为目标的新政策。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接着发出党内秘密指示《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在这个党内指示，中央提出对地主采取“打”和“拉”并用的策略而指出群众的一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20)。晋冀豫区党委又指示，首先“抓住群众最迫切的问题，选择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全力发动斗争”(21)。根据这些方针，从1942年秋天以后，民众运动大规模地展开，武装斗争也得到强化，给根据地的领导层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但是，被称为“太行区历史的转折点”的1942年民众运动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问题。比如15县1925个村庄的统计显示，有过斗争的村落只占60％，7个县的统计参加斗争的人数只占43％，19个县的统计，最重要的斗争——减租减息问题斗争只占18％，合理负担斗争占24％。从斗争对象来看，根据13个县统计，地主只占34％，富农占33％(22)。并且，打骂地主等暴力行为也是相当普遍的。 1943年以后，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处于有利地位而日军华北的战力低下的状况下，从1944年秋季到1945年初期，新的民众运动展开了。为了克服1942年运动的弱点，根据地的领导层采取了先解决民众的思想问题，然后发动民众的方针。具体地说，在农闲期实施思想教育，让农民发现其贫困的原因，让他们抱有阶级自觉性自己站起来。其结果，减租斗争的比率飞跃增加，地主受到了进一步地打击，贫农，接着是中农获得了很多斗争的果实。 在根据地，关于跟中共推进的社会改革有关联的农民心理，根据地的领导层认识到：“农民的特点是实际主义者，一切问题多从其本身利益的打算出发而到达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的认识”(23)。这样中共领导者正确地把握农民的心态特征，并且附加自己的革命理论，发动民众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 从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社会与民众状况的比较上来看，国统区的四川省，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化，认为战时负担应当公平分摊的社会性压力升高，民众对一部分富裕者的怨恨和敌意广泛地在社会上扩散。而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共通过合理负担、清算旧账、减租减息等政策，使得根据地社会虽然贫穷但是相对平均化，即成功地使战争的负担在社会上公平化，从而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愿，增加了根据地的抗战能力。这些说明，中共有对战时体制更适合的政策，而且可以有力地实施其政策。 对近代中国民众实际情况和心态的研究，史料搜集上存在着困难。近代中国，特别是农村的识字率非常低，普通民众残留的记录几乎没有。我们不得不通过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记录者那里间接地探索民众的实际情况和心理。在这些史料方面，查询地方的档案与当时的报刊，对于外国研究者而言，存在很多的困难和很大的制约。因此，期待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在这方面能有长足的进展。 注释： ①二宮宏之：《戦後歴史学と社会史》，载《歴史学研究》第729号，1991年，(《二宮宏之著作集》第4巻，岩波書店，2011年，重新登载)。 ②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 ③《遠野唐丹寝物語》，载《日本思想体系第58巻民衆運動の思想》，岩波書店，1970年。 ④小島晉治：《太平天国と現代中国》，研文出版，1993年。小林一美：《中国農民戦争史論の再検討》，载《明清時代史の諸問題》，汲古書院，2011年。 ⑤二宮宏之：《歴史的思考の現在》，载《岩波講座社会科学の方法》第9巻，岩波書店，1993年，(《二宮宏之著作集》第1巻，岩波書店，2011年，重新登载)。 ⑥二宮宏之：《参照系としてのからだとこころ》，载《社会史研究》第8巻，1988年，(《二宮宏之著作集》第3巻，岩波書店，2011年，重新登载)。 ⑦石島紀之：《中国民衆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え、社会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研文出版，2014年。 ⑧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页。 ⑨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240页。 ⑩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2007年。中文版，林敏等译：《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1)江沛：《华北“治运”时期诸群体心态考察》，载杨天石等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268页。 (12)《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晋冀豫区一年来对敌宣传斗争工作报告》(1941年8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第628页。 (13)赖若愚：《转变晋中的斗争形势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1941年5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第320-321页。 (14)赖若愚：《群众运动与群众游击战争》(1941年12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第982页。 (15)《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五月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与当前准战工作指示》(1942年8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540-541页。 (16)彭德怀：《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年11月1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45-146页。 (17)《一九四四年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典型资料》(1944年12月20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五卷·土地问题》，第284-285页。 (18)吴毅、吴帆：《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第54-55页。 (19)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20)《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295-296页。 (21)《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1942年4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第243-245页。 (22)《李大章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六卷，第45-46页。 (23)《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四卷，第40页。标签：日本生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根据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