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历史批判性思维的“学史四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思维论文,历史论文,学史四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技能的概念可追溯到杜威的“反省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进而指向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鉴于批判性思维定义的严重分歧，美国哲学学会将批判性思维界定为：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①由于历史是一门兼有科学和艺术特点的人文学科，对历史的叙述、解释、评说呈现出特别丰富而复杂的景象，甚至有“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之诮，所以，在历史教学中，以任何一项历史事实或历史评论，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其“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尤其必要。近年来，就历史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问题开展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一线历史教学的策略层面看，还有待更深入的实践。笔者在承担《历史课程中“史证教育”的课程价值及实施路径》这一项目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证据和方法、时代和背景、立场和角度、前提和标准都是影响历史判断的最重要因素，从培养学生历史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角度看，“学史四问”必不可少。
一问证据和方法
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其他涉及历史问题的著作，抑或是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的讲述，一般均包括历史叙述（史）和历史评论（论）。从培养历史批判思维的角度看，无论是听讲还是看书，都要分清历史事实和历史评论。不仅如此，还要引导学生对其中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判断进行追问：有证据吗？证据是什么？证据可靠充分吗？
历史评论当然要问证据，问一问“凭什么这样说”。例如鲁迅的名文《拿来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文章开头即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很多学生（包括一些语文教师）由于缺乏历史批判性思维，对鲁迅的这个历史判断不加分辨的接受，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闭关主义”，近代又成为“送去主义”。事实上，如果将鲁迅的这种杂文式议论笔法作为一种“历史知识”，就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看，从张骞通西域到玄奘西行，从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以来中西交流的种种史实可以看到：中国的“闭关主义”不是“一向”的，即便在相对闭关的明清时期，也有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西学的东渐……同样，从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从孙中山、宋教仁到陈独秀、胡适，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潮是“向西方学习”，而不是“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明乎此，对鲁迅文章的真实意图就会明了：他不是阐述历史事实，而是讽刺时事，并借而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类似的情形还有鲁迅对四大发明的论述：“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针对这一论述设计了“学习思考”：我们在了解古代科技发明的时候，应当怎样理解鲁迅的话？这个思考题很有意义，既可以鼓励学生用“问证据”的方法批判地理解鲁迅的观点，又可以引导学生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分析鲁迅这一判断的合理性。
不仅是历史评论要“问证据”，有时候历史的事实性知识也要“问证据”。如蔡伦发明造纸术曾长期作为一项妇孺皆知的“史实”被叙述，但20世纪的考古发掘在新疆、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西汉的古纸残片，这些证据不断证明：可能在西汉早期就已经发明了书写用纸。2008年浙江省考试院命题的高考调测卷中就考查了这一涉及证据意识的试题：
《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有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你认为该判断
A.材料充分、理解准确，结论合理
B.材料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
C.材料不充分、理解准确，结论合理
D.材料不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
历史学习中除了要问证据，还要拷问证据的类型和论证的方法。笔者在《美苏争锋》一课中曾借鉴心理史学的方法，引用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日丹诺夫等历史人物的言论，剖析这些言论所反映的心态，并分析这些心态对冷战局面形成的影响。在《孙中山》一课中则提供孙中山的话引导学生阅读归纳：孙中山在1912年、1914年、1918年、1923年对革命目标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变化？反映了孙中山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一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恰当地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神入历史，从而有助于学生把历史人物、事件放在具体的背景下历史地分析问题。但是利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分析历史，必须坚持“同情之理解”，不能机械地以己度人、以今律古。
又如，许多教师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教学中，常常以荣氏企业作为典型案例分析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发展、曲折、破产的历程。企业的案例、企业家的经历当然是经济史研究和叙述的重要途径，但个案分析法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因为很多时候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经济的命运并非完全同步。例如，传统的观点认为，一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一些教师会引用荣氏家族企业的状况来说明一战后民族工业发展的困境：“抵制日货的高潮已经过去，不仅欧纱在‘回到市场’、‘回到战前’的叫喊声中卷土重来，而且日商在华纱厂迅速扩张，也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势头……荣家企业面临严峻挑战。”②荣氏企业的个案似乎可以与当时的整体情形相印证，但不少历史学家运用统计的方法却得出了不同结论。如张仲礼先生就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民族资本在二十年代还是有所发展的，而且就某些重要行业而言，其发展速度超过了过去。”③以纺织业为例，纱锭增长速度二十年代与1910-1919年相比，前者增长155%，后者仅增长32%；1914-1918年期间纱锭增长不到19%，而1920-1924年期间增长108%，1924-1928年期间又增长18%。所以对于历史结论，追问这一结论是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得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来说，就经济史而言，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于了解总体经济状况比其他方法要可靠一些。当然，这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计量方法也涉及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等复杂问题，更何况“历史史料的不全，永远是史学工作者的伤口。如果空隙太多，掌握的资料代表性不足，即使方法再好，技巧再熟练，所得的结果还有很大的限度”。④
二问时代和背景
时代和背景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定义中的“语境”问题。前文说到，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看，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和“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这两个判断是不确切的。那么，鲁迅这篇文章是否就没有意义呢？否。鲁迅发表这篇文章是对当时流行的崇仰“国粹”之风的反击，是对五四以来向西方学习、传播“民主”“科学”精神的一种高扬。而鲁迅《拿来主义》一文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则又反映了改革开放后要求思想解放的呼声。这一事例告诉我们，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要把史料、史论放在其产生的时代和背景中加以考察。
问时代和背景是历史考试命题的基本方法，很多历史教师都会重视。但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着眼，问时代和背景的核心是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有一个很经典的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⑤只有认识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时代和背景，才能有正确的判断和“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对此有深刻的阐述，他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再进一步则还要神入历史，“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⑥这就是历史学习中追问时代和背景的真义。
例如，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有人用“科学发展观”质疑这句话的科学性，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忽视了发展过程中的公平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其实，这是没有将历史问题放在特定的时代和背景中考察的隔膜之论。邓小平的“猫论”第一次闻名是在1962年《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⑦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左”的错误，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困难，为纠正“左”的错误，恢复经济，中央决定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上述一番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讲的。了解这一时代背景，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邓小平这一思想的内涵，而且可以感受到邓小平实事求是、关怀民生、以人为本的政治品格。1992年春天，这句话再次成为坊间最流行的话语，则可以从当时“姓资姓社”的争论背景中去分析这句话流行的原因，结合“南方谈话”理解这句话的内涵，感受邓小平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贡献。
又如，民国初年宋教仁案发生后，上海地方检察院曾经给涉嫌的国务总理赵秉均发传票，要他到庭接受调查。近年来，此事常被人们称为“民初精英们的宪政意识和维护宪政的勇气”，但如果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就应该认清：宪政意识和司法独立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并非北洋军阀实际控制区，相反，陈其美、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上海势力很大，传唤赵秉均事件既有司法独立的追求在内，更有南北对立的政治斗争在内。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一种历史的隔膜。
三问立场和角度
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历史评论都存在一个立场和角度的问题，即使是标榜“历史是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也不例外。追问述史者和论史者的立场是训练历史批判性思维的有效途径。2010年高考（课程标准卷）第35题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中日双方对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记述各异。中方《济远航海日志》记载：“7点45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日文出版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称：“7点52分，彼我相距约3000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迎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这说明
A.研究者的立场会影响其对历史的解释
B.历史真相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
C.通过文献记录最终能够还原历史真相
D.原始记录比研究文献更接近历史真相
这一试题的价值就在于提醒中学历史教学：要关注历史叙述的立场问题，立场会影响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因此，我们在指导学生阅读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时，要引导学生追问：谁写的？作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的？例如，关于冷战发生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垄断资本中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确立其世界霸权，为此而积极推行反共的政策，从而一手导演了冷战。显然，这是苏联或者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结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斯大林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紧张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做出反应，冷战因此而生。显然，这是美国及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观点。能够辨析某一观点是代表谁的立场的，就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批判性思维的表现。有一则谜语故事对历史教学很有启发，也深刻地体现了“立场会影响对历史的阐述”这一道理：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举国欢庆。在一次欢庆晚会上，有一则谜语引起大家的关注。谜面是：“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历史人物）。”谜底争议较大，有以下几种答案：①屈原（意指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②苏武（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③蒋干（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进行抗日），④毛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进行抗日），⑤共工（一神话人物，“共工”二字理解为“共同”“工作努力”）。
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说说：你同意哪一项谜底，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类似的历史问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等，由于涉及许多国家，每个国家对战争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均可以运用这一教学方法。
重视历史叙述的立场和角度，就是要提醒学生：在接触和运用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结论时，一定要先弄清记载者、叙述者的立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史学界和历史教学中长期以革命史观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法叙述历史，滥贴阶级标签，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完全忽视历史叙述的阶级性，也容易出现另一个偏向。譬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如果用这则史料来说明太平天国所到之所烧杀抢掠，这是证据不足的。因为此则材料出自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为讨伐太平天国而发的声音。要真实地了解太平天国的情况，还需要其他史料的支撑。还有一则史料，记载了太平军“抢掠”的情况：
贼数十百人住于村内，一半日内尚无举动，觅得此村此庄无赖之民，饮食而抚慰之，转令勾通富户奸佃劣仆，访问窑藏所在，许掘得分给……一一采访确切，即以奸人引路，于是率丑类逐户搜虏。⑧
此则史料出自《贼情汇纂·虏劫》，此书的主要编撰者是曾任湖北抚辕巡捕官的张德坚，他编撰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剿灭太平军搜集情报。他完全站在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上，所以称“贼”、称“无赖之民”、称“奸佃劣仆”、称“丑类”，用以说明太平军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革命史观指导下，史学家以太平天国为农民革命，以阶级分析法解读这则史料：太平军发动农村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没收官僚地主资财”，“打击封建剥削阶级”。可见，立场不同，解释就不同。现在则有不少人以此类史料证明太平天国是如何烧杀抢掠的，则又是从反思或批判太平天国的角度分析问题，很难说就一定比阶级分析法的结论更近历史之真。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说，关键不在于判断孰对孰错，重点在于认识解读历史的立场和角度，分析不同解释背后的原因。
2010年山东省文综高考卷，围绕“哥伦布航行到达美洲”这一事件设计试题，其中的第二小题“发现与相遇”就考查了从不同角度审视历史事件的思维能力：
15、16世纪以来人们通常使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提法，“发现”的意思是“使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并入欧洲文明”。1984年，部分拉美学者倡议改称“美洲发现——两个文明汇合”。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以“两个大陆相遇500年”为主题，举行哥伦布航抵美洲纪念活动。
（2）“发现美洲”的提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哥伦布远航美洲的？“两个文明汇合”和“两个大陆相遇”提法的合理性是什么？
这一试题是引导学生不要死背历史结论，而是贵在能从不同角度审视和分析历史，真正反映了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正因为角度不同，所以对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会见仁见智，例如，秦始皇是暴君代表，还是千古一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巩固了统一，还是禁锢了思想？不过，很多时候，从不同角度的分析也需要作出孰轻孰重、孰主孰次的判断，这就是历史分析中的前提和标准问题。
四问前提和标准
历史的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也应该理解基于不同立场的不同叙述、阐释和评论。但是，任何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并非是随意的，必有一定的前提和标准。下面是一个过去很常见的选择题：
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A.帝国主义的破坏
B.湖北军政府的软弱
C.袁世凯的政治欺骗和军事压力
D.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答案是D项。当然选项会有不同的表述，如“没有能够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能发动农民造成农村的大变动”等，也曾经引起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根本原因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高”决定的，也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等。有人说这种争议是由于革命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差异引起的，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此题将“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作为讨论的预设前提，似乎“辛亥革命失败”是一个不容讨论的事实。显然，这是很荒谬的。现在，中学历史教学界已经很明确了，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或成功了，而是要首先弄清：评论辛亥革命成败的标准是什么？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历史》必修一中设置了“史学争鸣”栏目：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因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失败；有人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到民主”社会转型的成功开始。你赞同哪种看法？
把成功和失败的标准和判断理由同时亮出来，请学生讨论，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从历史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看，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首先要追问：这样说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对吗？这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合理吗？例如，要求学生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其前提是明清时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存在着较多争议，有还是无？有的话是什么时候产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个伪问题。总之，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在此背景下，如果要让学生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判断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准是什么？雇佣劳动说，手工工场说，手工工场雇佣劳动说，手工工场雇佣劳动商品生产三项具备说。在这个问题上，介绍一些不同的说法让有兴趣的学生去课外探究是可以的，但笔者认为不宜作为课堂讨论的内容。
标准和前提的追问还涉及历史的价值判断，因此，又是历史课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例如，在组织讨论评价秦始皇这一历史人物时，有些学生会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立了大功。这个时候，教师就有必要进一步引导学生讨论：这位同学这样说是基于“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统一是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准”，大家认为这一标准是不是合理，为什么？
从当前的历史教学看，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历史评价标准。但也要警惕：不能滥用这些历史标准。有时候人文立场、人类立场的标准更为重要。由于人文立场的缺席，中学历史教学中常常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例如：由于片面强调国家统一的历史标准，就无法解答学生就淝水之战、岳飞抗金、文天祥就义等历史问题提出的质疑；由于过多强调生产力标准，很多学生会得出“圈地运动很进步”，“殖民侵略有功论”等存在重大偏颇的结论。有些问题的分析就不能很到位，如美国内战中颁布《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在分析其意义时很多教师只分析两个方面：第一是激发了黑人和北方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对扭转战局起了积极作用；第二是解放了黑人奴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解放黑人奴隶确实有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不过如果只讲这些，就不免带有工具主义的色彩了，要知道黑人奴隶首先是人，《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最基本、最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实践了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理念，解放了数百万黑人奴隶。
社会学家萨姆纳说：“批判性能力教育是唯一真正称得上是培养好公民的教育。”历史学科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更应该在批判性能力教育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本文所说的“学史四问”只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一点体会。萨姆纳又说：“批判性能力是教育和训练的产物，是一种智力习性和力量。”⑨只有在历史教育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教育和训练的方法、途径，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从而更好地实现历史课程的教育目标。
编者手记：作为一种高级的学习技能，批判性思维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培养目标。但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仍显薄弱，一些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运用不足。徐金超老师提出从证据和方法、时代和背景、立场和角度、前提和标准这四个角度来认识历史事实并做出历史判断，抓住了历史教学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
①⑨武宏志、刘春杰：《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②王赓唐等：《荣氏家族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71页。
③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④古伟瀛：《历史量化的反思》，见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⑤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⑥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⑦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