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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M1的增长是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相适应的，不存在超额供给问题。真正超额供给的是作为资产的货币即准货币
近年我国货币供给量迅速增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货币供给量M2已经达到97.4万亿元。2013年如果按计划增长13%，则M2会达到110万亿元，在一年中净增13万亿元，超过全球增发货币的总量。怎样看待这种状况，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能不能用金融相关率去解释M2的变化？
在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时，人们常用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去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而且将FIR的计算公式表述为M2/GDP。按这一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金融相关率1978年为0.49，1993年为1.48，而到2002年为1.80，此后一直保持在1.80以上。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相关率出现快速提高，这种状况大大超过了当时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金融相关率1992年为0.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0.7)，也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1992年韩国的金融相关率为0.44，而印尼为0.46)，怎样来解释这种状况呢？
回答这一问题，在于理解公式的经济意义。首先，FIR要表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也就是说，通过FIR考察当家庭、企业、政府的资金短缺时，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资，多大程度上靠内部融资。外部融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越显著，而这二者分离程度越显著，反映融资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化与货币化紧密相连，经济货币化意味着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联程度和对市场的依存度，所以经济货币化的金融解释，其含义应当是融资的市场化。而融资市场化的程度反映金融业的发展，所以，FIR与其说是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不如说是表明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经济的发展与融资的市场化相关。
其次，FIR要表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相关，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当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上涨时，意味着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于投资，投资扩大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反之亦然。所以，概括来说，这种相关性是资产价格—利率—投资—经济等这组经济变量的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变量的互动(包括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FIR反映了人们心理预期的变动，比例趋高，反映人们的心理预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于有形财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缩小。可以说，FIR是人们的一个信心指数。
基于以上认识，能不能以M2/GDP去替代FIR，并以此分析问题呢？不能说完全不可以，但至少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一是M2能替代主要的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吗？不言而喻，M2不仅包括不了所有的金融资产，而且更不能反映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第二，M2都是金融工具，既有作用于企业性行为的金融工具，又有作用于家庭性行为的金融工具。但是按戈德史密斯的视角，作用于“家庭性行为”的金融工具是不需要纳入FIR的分子中的，因为作用于“家庭性行为”的金融工具尽管也是金融资产，但是货币性金融资产，是作为纯粹的金融媒介来看待，不会作为证券性金融资产来对待，一般也没有市场价值。这样，如果以M2取代FIR的分子，则会增大分子量。第三，M2是金融机构的负债，与它对立的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统计，一个国家金融资产量应当是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发行的各种有价债券，考察金融业发展的程度，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统计金融资产量是有必要的，但难以用M2即货币供给量去考察一个国家金融业发展的程度(包括结构和规模)。第四，在利率未市场化或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银行贷款的增减并不反映利率的变动，利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反映投资的增减。可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储蓄转化为投资，不以利率变动为中介，也不以金融资产价格变动为中介。基于这些认识，我国M2的变动与GDP变动的相关性很弱，M2相当部分并不置于市场之中，缺乏流动性。第五，GDP是一定时期的经济流量，它不能反映一定时点上实物资产存量。按戈德史密斯的设计，在国民财富中还包括对外的净资产，而这一点GDP中显然不包括。所以，M2/GDP的比例关系，究竟能说明哪些经济含义很值得研究。在笔者看来，它只能说明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不能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当代，金融业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金融活动绝不仅仅是融资，而重要的是金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
哪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与GDP密切相关
我们要思考的是：哪一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与GDP的相关度密切。笔者认为不应当是M2，而是M1(现金+活期存款)，其理论基础是：社会货币供给量中有作为媒介的货币和作为资产的货币。从债权债务关系来说，所有的货币都是资产，但我们所谓的“作为资产的货币”，是指能保值增值的货币，而“作为媒介的货币”是指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前者是潜在购买力，后者是现实购买力。在金融统计中，作为潜在购买力的货币叫“准货币”，即M2-M1。
如果说M1与GDP的相关度密切，那么用M2与GDP相比较求出的“金融相关率”就难以说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它只能说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
要考察货币是否供给过多或超量供给，需要考察的是M1与GDP相关度的变化状况正不正常。
如表1所示，从1992年至2011年，M1和M2的比例大致保持在36%～45%的区间内，波动幅度大致为9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相对稳定的，其主要原因是GDP与M1的相关度较高，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产出决定了需要多少M1作为支付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产出需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有下降的趋势，而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是货币替代品(如信用卡)的广泛发展。
在这二十年中，GDP与准货币的比例关系最高是1︰1.97(1992年)，最低是1︰0.84(2011年)。准货币中作为资产的货币可视同公众储蓄，也就是说，这二十年的开始几年，公众以银行存款形式储蓄较多，而之后几年，公众以银行存款形式储蓄较少。原因是之后几年其他信用形式有了较快的发展。这表明，其他信用形式的发展，推动了金融领域的脱媒现象，同时表明各种信用凭证(如各种有价证券)可替代作为资产的货币。
按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原理和货币数量论的公式，货币供给的增长应等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和。在这二十年中，前十年M1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21.8%，而经济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9.88%，物价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13.63%(其中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5.4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8.22%)，二者之和约等于M1同比的平均增长率。后十年中，M1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17.2%，而经济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10.06%，物价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7.35%(其中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的平均增长率为1.9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平均上涨5.39%)，也约等于M1同比的平均增长率。
这样的计算表证明，这二十年间我国M1的增长是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相适应的，不存在超额供给问题。真正超额供给的是作为资产的货币即准货币。如果我们把准货币视为社会公众的储蓄，而且把这储蓄转化为投资，则这样的超额供给实际上是以货币去动员可利用的资源，发展经济。如果发展经济所形成的资产有效，则超额供给货币所形成的负债是有偿还能力的。当然，如果靠货币动员资源发展经济所形成的资产无效，则这样的负债就缺乏偿还动力。要偿还，只有靠后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