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滋味在心头——关于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另一种感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中国论文,在心头论文,电视论文,别有滋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第3期的《电影艺术》刊发了张同道先生的文章《199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略论》。虽称“略论”，实际上却对于1998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状况作出了整体性的评价——“中国电视纪录片正在突破陈旧创作模式，以具有美学品质的影像语言，真实记录变革的中国社会生活形态，为我们贡献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影像中国”。
以1998年第4届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评选的学术奖获奖电视纪录片为着眼点，张先生认为1998年度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不同寻常”。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一是整体水平大面积提升，二是有些作品完美地实现了内涵与表达的统一”。张先生不仅赋予了《舟舟的世界》、《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流年》等纪录片“一定程度的经典意味”，而且标榜它们为“中国电视史上的华彩乐章”。
时逢6月读到张先生的文章。想来北京该是一片的艳阳高照，而南方恰多阴雨。在阴雨的天气里，我体味到有关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不甚完满，不甚令人满意的另一种事实、另一种论调、另一种状况、另一种心境和另一种氛围。
另一种事实
1998年11月，上海举办了第7届国际电视节。来自中、美、英、法、日、德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部纪录片报名参赛，中国有近40部。梁碧波的《三节草》，段景川的《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江宁的《母亲不会放弃》，刘湘晨的《高原最后的流动教师》、《太阳部落》，孙曾田的《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三峡白龙舟》，章琨华的《回到祖先的土地》，陆全胜、陈晓卿的《大哥大、桑塔纳、破小褂》，张以庆的《舟舟的世界》等199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名家名作很多都在参赛作品之列，而最终的结果却未免多少有些令人失望。
据参与第7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评奖组织工作的人士介绍，经过评委初选后入围的参赛纪录片共有25部，自然类的8部，人文类的17部。在入围的自然类纪录片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选送的，中国选送的自然类纪录片在初选中全部被淘汰；而《方舟》、《回到祖先的土地》、《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和《舟舟的世界》等4部中国电视纪录片虽然入围人文类纪录片评奖，最终却只有《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而这一奖项的实际分量又是在“白玉兰”最佳纪录片、最佳纪录片摄影等奖项之下的。
电视节国际评委会成员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荷兰、韩国、德国、日本和中国。10人中包括美国艾美奖委员会主席苏珊·贝沃尔德女士、美国著名纪录片编剧和制片人丹尼尔·伯尔曼先生、加拿大班夫电视节总裁杰瑞·埃泽克先生、俄罗斯纪录片委员会主席／著名纪录片导演克里姆·拉符连季耶夫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著名纪录片编导刘效礼先生。
在评奖过程中，中国评委曾经建议是否可以考虑给《舟舟的世界》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对此，荷兰评委说他看这部片子时怀有很复杂的心情，片子里的舟舟像一个玩具小熊一样被人家接受，仿佛就是一个玩偶。在荷兰，这样的片子是不允许被播放的。美国的评委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在美国也不大会被允许播放。他从片子里没有看到舟舟是如何自立的，看片过程中他就很担心，如果舟舟的父母死了，他会怎么办？日本的评委认为，人们都知道残疾人往往有特殊的才能，这样的片子已经拍了很多了，题材并不新鲜。
反映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生活的《方舟》就根本没有评委提名，因此也就没有讨论。评委们私下里交流，觉得片子说来说去就是感谢中国人，意义的表达太肤浅，给人以一个民族施恩于其他民族的感觉。
而表现贫困地区教育的《回到祖先的土地》虽然没有被提名，但是在美国评委的倡议下还是进行了讨论。美国评委认为片子的主题还是好的，但是技术质量不高，而且缺乏画面语言，完全靠说话，明显功夫花得不深；结构也比较差，层次感不清楚，意思简单反复，缺乏推进感；片子缺乏普遍意义。
对于《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评委们认为其中不乏好的镜头，拍得也非常美，但是节奏太慢。
另一种论调
1999年4月底在上海，上海音像资料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外国优秀纪录片观摩研讨会”。在集中观摩了《为爱而去，马上回来》（以色列）、《战争没有结束》（意大利）、《最后的原始森林》（波兰）、《织毯》（伊朗）等9部1998年第7届上海电视节参赛的外国优秀纪录片的同时，与会者们言语间所流露出的更多是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状况的各种的忧虑与困惑。
以《最后的山神》、《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等纪录片享誉国内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孙曾田先生认为，一方面是我们的题材非常丰富，另一方面我们的选材又非常窄，往往是某部片子获奖了，大家便都来拍类似的片子，选材、风格、手法雷同。他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着重大的变革，而相应的重大题材的纪录片却很少。纪录片中很重要的一大块就是关注和记录影响社会发展历程的大事件，我们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如果没有这些反映一定时期社会重大事件的片子留下来，其实是很遗憾的。
上海电视节曾经最早在全国创办了国际性的纪录片评奖，而今已经6届，上海电视节办公室主任的陈晓萌先生说：不能否认在纪录片手法和题材方面还是与国外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虽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能我们在很多条件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距，但对于波兰、伊朗这样的国家，我们还是有很多可比性的，它们参赛的《最后的原始森林》、《织毯》都拍得非常棒。中国应该说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来创作出类似的片子。
80年代率领上海纪录片异军突起、时任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副主席的刘景琦先生已将上海纪录片曾经有过的辉煌看作是很遥远的事情。他感觉现时有很多的困惑无法解决，而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也存在着创作者对生活体验不深、思考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一种浮躁的心里，显得急功近利。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美学博士吕新雨强调，谈论纪录片不应该脱离开体制。她说，很多问题必须在体制内来谈。在我们国家，纪录片更多是以一种栏目化的生存方式出现，从好的一方面说，它使中国的纪录片得以立足和发展，而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是媒介化生存、栏目化生存和纪录片个人创作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亟须协调和解决。
另一种状况
1999年7月，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隆重推出了15集电视纪录片《走进非洲》。长期痴迷于上海小人物的上海纪录片工作者，涉境外拍摄如此大型的异域题材的纪录片在引人关注的同时，也招致了种种的非议。对此，总编导王小平女士做出了这样的解释：目前我们的纪录片创作还是由国家包着、养着，给钱拍片的。但是就在两年前，我已经朦朦胧胧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纪录片也许最终还是必须要面向全国以至世界的。因为，纪录片必须面对市场。而对于上海的纪录片来讲，真正的市场不仅在全国，更在全世界，要在全国性的、世界性的范围内去对话、去交流。我们需要尝试着练一练自己的翅膀，不要等到风雨来的时候，被无情地淹没掉。
这是一种远见。却也不乏困惑与无奈。
新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直接发轫于国家电视台的体制内，并通过这个主流渠道传播。先是一些电视台的国际部站出来，寻求与国际纪录片创作模式的同步与接轨，以便能在形形色色的国际评奖中有所中第。为此，经济效益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宽松的创作环境、创作条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造就出了高国栋（辽宁电视台纪录片编导）、王海兵（四川电视台纪录片编导）等一批得奖专业户，纪录片也同时“火”了起来。然而，时过境迁，也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中央电视台财大气粗，养几位编导，一年出几部撑面子、拿大奖的片子自然不在话下。据说西北大漠中的康健宁（宁夏电视台纪录片编导）活得也还算滋润，一两年不问世事，完成了一部扛鼎之作《阴阳》。然而，对于大多数的纪录片编导来说，伴随着名称各异的纪录片栏目雨后春笋似地在各级电视台问世，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了。在笔者1996年所写的一篇名为《作为艺术，纪录片还能走多远》？（发表于《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的文章里，曾经这样评价纪录片的栏目化走向：“‘栏目化’即是传媒化，是传媒将电视纪录片创作纳入自身的生产流程，使其成为一种文化产品生产的具体策略与方式。电视纪录片一旦栏目化以后，便自然会受到来自于栏目规则的制约。一方面如同踏上了工厂里的生产线，必须定时定量制作和供应产品，以满足栏目固定而持久的播出需要；一方面又必然无法摆脱规格化、模式化、齐一化的创作束缚，变得形式相近，风格相仿，毫无个性。艺术创作所强调的创造性，在媒体之中更多地变成了简单生产和一般性的重复劳动。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栏目化无疑进一步制约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而创作者所悉心向往的艺术创作必然如岩石细缝间扭曲攀援的草木植物一般，每一步行进都注定艰难。”
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所遭遇的艰难不仅仅是一个栏目化问题，而今，在很多电视台，收视率已经成为了检验电视节目好坏成败的一个主要依据，不仅与编导的个人所得挂钩，并且执掌电视节目的生杀大权。可以说，栏目化与收视率正在使过分依赖电视媒体存活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丧失个性，变得媚俗。
而在上海，志在使制作与播出相分离的新一轮广播电视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这无疑将会加速上海电视业的产业化进程。纪录片创作也同样必须面对市场。那时，它所承受的将不仅仅是来自栏目化与收视率的整合。它需要不断地开拓市场，面向更广泛地收视群落。福兮，祸兮，也许一时还难以定论。但是，仅仅简单停留于创作层面对《走进非洲》加以评价起码是不够的。因为，纪录片创作已经和将要被附加更多创作以外的因素。
另一种心境
不久前，在《读书》和《南方电视学刊》杂志上接连读到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先生的两篇访谈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让人读来耳目一新：“放弃你的所谓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其结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挚的责任、最深刻的批判；正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
新时期纪实风格的纪录片是作为对传统政论风格纪录片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而传统政论风格的纪录片则更多来自于前苏联的影响，简单的画面加解说的创作手法，浓重的说教味道与强烈的载道意识，不仅让创作者无法在创作中寄托自身的关于现时生活的真情实感，也使观众总是处在被动与受教化的境地。新时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唤醒了人们自由、自主、自立的个体意识，进而造就了纪实风格的新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主体意识的萌动与虔诚的艺术追求，使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人才和数量众多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文化品位的名作。
然而，随着这种纪录片这种形式日益地为社会所认可、所关注、所重视、所强调，纪录片创作者的神圣感、使命感也随之被鼓噪起来。动辄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动辄淡漠名利，献身艺术，动辄寻找、坚守所谓精神家园……听来既让人感动，又使人惶恐。诚然，在电视日益占据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今天，世俗化与市场化挟裹着电视生产与电视消费不断滑向即时性的感官享受的泥潭，失落了持久性的深度的人文关怀与审美价值，而新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也确实以一种关注人、关怀人的姿态为电视荧屏涂抹起了一缕人文色彩。
但是，人文精神也好，人文关怀也好，应该是一种自觉的品格与由衷的追求。
人无法排除对于物质与精神的需求，金钱、荣誉是人生的一部分，没必要回避，也无法回避。当我们的纪录片创作者赞叹国外同行拍摄经费多么充裕、条件多么优越时，当我们的创作者寄希望于自己的作品为人所承认，在国际、国内拿大奖的时候，大家原本都是俗人。置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希望自己脱俗一些，淡漠一些、崇高一些无疑是难能而可贵的，我们的纪录片创作者也确实付出了许多、奉献了许多，但是不能因此而完全抽离了自身对于名与利的种种倾慕与向往，否则一切就变得空洞了，不真实了，虚伪了。所以我想创作者还是应该自我放松一点，活得真实一点，镜头里的真实，需要创作者内心的真实做支撑。
纪录片关注人，以人作为表现主体，自然是值得称道的，而人文精神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设定了关注对象的同时，却也同时设定了关注的视角与关注的方式——以理解的、平等的目光，达成一种感悟、沟通与共鸣。新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将镜头更多地停留在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身上，上海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都以拍小人物而见长，用陈虻的话讲：它们为未来留下了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可是，当我面对这样的纪录片时，却常常会生出些隔楞出来，仿佛吃了“夹生”饭。想来是我们的很多编导总是难脱内心深处的某种优越感，进而对拍摄对象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俯瞰。于是，片子便多了怜悯和同情，少了理解与共识——眼泪冲淡了思想。
真正的艺术所要达成的是心灵间的对话。纪录片在写人。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大家都是人，不乏喜怒哀乐，也离不开衣食住行；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生成了种种的感悟、信念、道德与尊严，你有，我有，大家有。怀揣一种平等之心，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都可以造就出一流的纪录片。”
也许正如陈虻所言，时下的纪录片编导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常常挂口的所谓“责任感”、“文化意识”，抑或“人文精神”，真正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面对自己的被拍摄对象。
另一种氛围
在观摩荣获第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大奖的以色列纪录片《为爱而去，马上回来》时，一位国内知名纪录片编导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原来纪录片也可以这样拍——第一人称叙述，以内心的感受与主观的思想统领全片。
新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一度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纪录片理论的繁荣提供了沃土。也就是从那时起，真实性——这一纪录片研究的理论基石便被确立了起来。时至今日，依然代表着国内纪录片研究的最高成果。在唯真实至上的理论氛围下，纪实被奉若神明，唯纪实而纪实，唯真实而真实。稍有造次，便会遭至种种的指责。
笔者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杂志工作过6年。作为国内较早介入纪录片研究的学术性期刊之一，《现代传播》杂志在掀起一阵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争鸣之后，曾经试图将纪录片研究导入到美学、文化学、传播学的范畴，可惜和者寥寥。
一位曾经游历过许多国家的纪录片导演介绍，国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或音像资料馆都收藏有大量的纪录片，并面向社会开放观摩。在这些国家，纪录片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名词，早就不再神秘了。
而国内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新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虽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依然徘徊在一个封闭小圈子里，依然固守着一方象牙之塔。非但国际纪录片大师的名作难得一见，就是国内的一些优秀纪录片也大都散落在编导们手中或者电视台的片库里。
世界范围不讲，就是在亚洲，日本、台湾都已先后创办了有关纪录片的展映活动，而我们却缺少这样一种契机和形式，对中国的纪录片加以收集、珍藏和推广。
国外也有很多的院校在教授纪录片课程，指导学生学习拍纪录片。国内却很少，即便有也不是很正规、很系统。据说，当年上海电视纪录片就是因为偶尔看到了几部日本人拍的纪录片，从此开了窍。新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先行者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种勇气与悟性，靠着一种“摸石头过河”的精神，一步步地探出来了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新天地。但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到今天，依然凭借着“半路出家”，甚至完全“自学成材”的方式延续下去，恐怕不行。
回首行将走过的20世纪，电影、电视艺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更真实、更客观的记录载体，而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生活观念及文化历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将继续成为21世纪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1999年4月，为筹办“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我有幸观摩到法国科学院影视所人类学专家拍摄的10部人类学纪录片，感触很多，尤其创作者的科学态度、敬业精神、人文情感更是令人折服。“东边太阳，西边雨”，反观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现状，张同道先生的见解自然让人欢欣鼓舞。而面对即将到来新世纪，也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电视纪录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问题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