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农村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结构论文,社会发展论文,中国农村论文,世俗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对此要有科学的认识，切勿陷入把单纯的数量增长当成社会发展的误区。美国著名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黄宗智区分了“扩大产出的‘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认为“对中国来讲，这一区分是关键的，生动地表现在解放后30年的经历，农业总产出扩大了3倍，而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全然无改进。”[（1）]中国农村长期“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2）]，造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3）]的局面。
社会发展超越单纯的经济规定，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多重因素，必须寻求社会发展的科学内涵。阿尔蒙德对政治发展的论述对我们颇有启发。他把政治体系结构分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作为衡量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准[（4）]，他指出：“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5）]；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结果是：“公众参与不断增加，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政府的作为，政策倾向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明显努力。”[（6）]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具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社会都表明，凡具有较高程度的世俗文化，并且具有相应的专门化和分化结构的政治体系，都能够生产出较多的政治产品，并能更有效地控制其环境。”[（7）]相应地，我们认为社会发展水平也可以用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两项标准来分析。中国农村正是由于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从土地上解放了剩余劳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传，振奋了农民的“士气”，从而真正开始了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进程，提高了社会功效，最终走出了原来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一、农村社会体系结构分化：社区分化、群体分化、组织分化
阿尔蒙德指出：“许多现代的社会结构都具有高度分化的特征”[（8）]。社会结构分化的优越性在于它创造了专门化的角色、结构、次体系，并使任务专门化，从而提高社会功效。它的优越性还在于“不仅仅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如原来的角色、结构取得了独立性、自主权[（9）]。社会结构分化是衡量社会体系发展程度、成熟程度的标尺之一。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可分为社区分化、群体分化、组织分化。
1.社区分化
费孝通先生指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社区研究。[（10）]社区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的区域内形成的社会关系区位体系[（11）]，它由地域、人口、结构、文化等要素构成。1978年以前，国家严格限制农民进城，中国城乡泾渭分明的二元社会结构明显存在，城市是工商、文化中心，农村则几乎全部由雷同的田园农耕村落社区构成。这类社区在结构、人口、文化上有很强的同质性。社区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农村社区的基础部分。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农村迅猛发展，中国农村纯农业的社区结构开始分化。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农村形成了独特的与城市不同的工业、农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齐全的产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特有的社区结构。这可由下表得到深刻体现：
1992年中国农村各行业社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25386.28亿元）比重表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据农业部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92）第18、19页制作。
中国农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农业下降为35.8%，农村的建筑、运输、商业三业上升到14.3%。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村开始向农工商各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社区结构发展，从单纯的田园农耕村落社区向以工商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集镇社区和城市社区发展。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不少地方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社区结构，社区生活丰富多彩，一些地方甚至已与城市无异，如江苏的华西村、天津的大邱庄被人们被为“乡村里的城市”。
农村产业结构和社区结构的分化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具有决定的意义。费孝通在谈论农民的思想时指出：“对他们来说，优先的不是要民主，而是要保障”。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条件“要等到农民改变了他们的职业才会起变化。那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产业的结构”[（12）]。社区分化的实质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分化。社区结构是农村社会体系的骨架，社区分化反映了农民生活基本格调的变化。社区分化程度是衡量中国农村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尺之一。
2.群体分化
到1978年，中国7.9亿农民用“社员”这个名称就可以概括了，他们都处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统一管理下，个人在生产、分配、交换上没有自主权。在同一核算单位里，个人收入也基本相同，相差无几。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群体已经分化了。目前他们分化成8个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职业阶层，具体情况如下表：
中国各个农民阶层结构
资料来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9页。
中国农村由同质性的劳动人口变为异质性的各路大军各显神通的局面。由于中国地区差异大，农民群体分化发展不平衡，下面我们从4种不同的分化类型作一较为具体的了解。
4种分化类型，农民各阶层相对比重（社科院1990.7－1990.8调查） 单位：%
资料来源：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的实证研究》，第21页。
低度分化型农村低于40%的人口从事非农职业，未分化类型则低于10%，这两种类型在西部地区比重较大。中度分化型40%以上人口从事非农职业，在东部地区较为普遍。高度分化型则超过90%，目前比重尚小。
农民的群体分化松动了原来僵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使社会具有了多元性、复杂性，有利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善；群体分化打破了某一社会成员长期附着于某一阶层、某一社会地位的状况，增强了社会竞争性与流动性，从而形成了开放式的、动态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建立在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其整合程度会远远高于那种未经分化的机械式整合。
农民的群体分化同时也是利益分化。利益分化是利益表达的基础，利益表达的形式标志着民主政治过程的开始。在纯粹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谈不上民主政治发展的。费孝通指出：“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所以毛泽东变成了‘万岁’，而且不仅是他，到处有小皇帝，处处有小当权者，那么我们怎能发展民主国家？”[（13）]农民的群体分化是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上述8个阶层中最有影响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企业家阶层。随着这两个阶层地位的提高，他们在社区政权和处理社区事物中的权力不断扩大，他们有的向县区主管科局挂靠，不少还是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府顾问等，参政议政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他们还通过与“大人物”、知名人物打交道或是通过大众媒体对其活动的报道，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应该肯定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新气象，农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3.组织分化
改革前中国农村实行高度集权的组织制度；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都受到政治权力的超强控制；组织的功能分化和结构分化滞后，缺乏独立性；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自发的民间组织属非法的被取缔。
随着乡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在利益驱动下，功能日益分化、专门化，开始与行政组织进行结构关系重组。生长于民间的自发群众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经济组织。70年代末农村改革前，农村基层经济组织一般随社区行政框架而设立，带有明显的行政组织色彩，如供销社、粮管所、种子站等，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被赋予绝对权威，履行经济职能，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实行改革后，这类组织遇到的共同问题是：脱离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个体农民变得越来越不好管了。即使你为他们提供无偿服务，他们还要“货比三家”、“挑三拣四”。于是它们开始主动转轨变型，由政权附属物还原为经济组织向公司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同时，农民还自发地组织经济联合体及专业合作组织，以解决产前产后的服务问题。农村经济组织，特别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正向适应市场变化需要的产权明晰、自主性高、竞争性强的组织形式发展。
政治组织。包括政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在党政高度合一的弊端暴露之后，党政分开成为势所必然。政权组织在经历了多次的“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后，找到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新思路，适应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形成中。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由于主动改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威信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提高了，权力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加强了[（14）]。而在不少落后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却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目前我国的各类政党组织在市场大潮中正处于艰难的角色定位中，总的趋向是社会功能由行政性向政治性转换；运作模式由官僚性（组织的行政化导致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向群众性转化；行为风格由理想型向务实型发展。
社会组织。从发达乡村社区的情况看，共青团目前更象一个纠正行为偏差，培养积极向上精神境界和道德约束的青年组织[（15）]。妇联原来主要是召集妇女开会，传达文件，目前它的工作开始具有实质意义，除了计划生育外，在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强，它还帮助妇女在经济上独立，扶持适合妇女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发展。
新一代的中国农民一反中国数千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创造性地自我组织起来，他们自发地组织各类学会、协会，甚至包括摄影协会这类兴趣组织。南海的私营企业家公会，就很有影响，它是个体私营企业家的利益组织，在每个镇都有分会，每个分会几十人不等。它通过与工商联的关系，加入到各级人大、政协所构成的政治协商、政治参与的组织渠道中去。[（16）]新生的利益群体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逐步健全了利益表达机制，使自己成为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群体。
农村基层各组织间的关系在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是行政归属型，现在变为利益归属型；原来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现在更多的是利益驱动；原来是下级组织的无条件服从，现在是讨价还价，行为理性化；原来是对一个组织的全面依附，现在由于利益分化、具体化，形成不同组织和层次间的利益关系网络。
组织分化反映一个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组织分化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托克维尔把组织称为社团，认为社团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17）]罗伯特·达尔指出：“所有大规模的民主体制，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在组织上是多元主义的。”[（18）]农村社会的组织分化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展示了美好前景。
从总体的角度看，中国农村的社区分化、群体分化和组织分化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结构分化落后于功能分化。中国农村居民群体中已有1.6亿人从事非农职业，他们的社会职能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没有得到结构上的制度认可，仍保留着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分化明显，但许多组织没有得到法律、制度的认同，缺乏独立性，结果造成社会组织角色的模糊性。农村改变了单纯农业区的状况，但受制于整个国家的二元城乡结构，目前中国存在很独特的城乡二元城市结构，问题的症结在于模糊的产权和僵化的户籍制度。
二、农村社会文化世俗化
社会文化是人们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对社会、对人生的一套态度、信仰和感情。社会文化有一个从传统走向世俗的过程。阿尔蒙德指出：“世俗化是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19）]世俗化是由传统的迷信、保守、被动、愚昧，走向理智、效能、开放、创新的过程。
由于社会文化对人们的社会作为具有重大的强制作用，因而要想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必须具体分析农村社会文化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法性、保守性，在某个时期甚至还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味。具体表现如下：（1）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还获得了社会意义，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依据；（2）这种网络铺张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血缘关系的定格构成地缘关系，血缘与地缘溶为一体成为传统农村社会文化的基础；（3）血缘群体和亲属群体内按生物学等级梯度形成社会等级，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由出身决定，不由其后天的努力和功绩决定；（4）传统农村中的人际关系依据约定俗成的礼俗进行调节，没有正式的明文规定的现代法律规范，情感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血浓于水；（5）依赖土地为生，生产自给自足，血缘群体由血缘认同同类，含有封闭的逻辑，加之社会的、地理的、文化的屏障，乡村共同体具有较大的封闭性；（6）长期相同模式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造成人们思想、心态、活动和体制的稳定性，农村共同体的生活历经多载可能不发生变化；[（20）]（7）建国后，国家政权高度渗入农村，历次政治运动掀起农民的意识形态狂热，“一大二公”，先国家后集体，最后才是个人，使个人私利处于被无情铲除的地位。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体制的渗透，改革开放的推进，生活态度的鼎新，促使我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阿尔蒙德也指出：“世界上凡工业、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这样的现代化机构和影响力量普及的地方，便容易使人们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21）]上述因素深入农村，使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世俗化进程明显加快，具体表现如下：（1）农村社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依然是血缘型的，但血缘关系的社会意义已经基本丧失，不再构成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根本依据，以社会关系为依据的新的地位体系已经形成；（2）社会的法律规范和政治规范已经坚定地渗入到村落共同体内，传统的礼俗在大多数场合降低到次要地位，法理的因素在乡村生活中明显上升[（22）]；（3）纯农耕方式的突破，生产富余越来越多，内外交流、交易越来越频繁，农村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民乐意接受新经验、新观点，开始变得思想开放、头脑灵活，他们由乡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4）农村社会成员行为理性化，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注重成本效益分析，谋求最大功效，譬如，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就业机会的开放，农民再也不会在土地上浪费时间，甚至仅仅为了更多的闲暇，他们也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5）农民头脑更冷静、更务实，意识形态的狂热再也难以唤起他们，他们重新度量了公与私的关系，确立了个人利益的重要地位。过去在公与私关系的处理上，由于“公”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属于政治范围，因而“私”总是处于极端劣势，处于被无情铲除的地位。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个人利益首先变得越来越不可侵犯。集体经济随着股份制改革，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侵犯了。发达地区的乡村变革告诉我们，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家庭化、个人化，农民开始突破原来义利观念的虚伪说教，大胆追求自己的利益，“当场清算”等陌生人间的行为，也在村落家族成员之间实行；（6）农民更加自信自己能改变环境、改变自身，他们通过进取心和努力来取得社会地位，并开始以成就取向评价和选用基层领导人。
世俗化的社会文化同更多的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归根结蒂是因为世俗化强调了个人具有可利用各种机会来改变自己处境的能力。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而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状态，取决于农村社会文化的走向。促成乡村绝大部分人口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促使农民“个人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正是农村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意义所在，这种意义正在显现出来。
三、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估计
当前中国农村有了可喜的社会发展：社区结构正从“田园风光”式的雷同农耕社区向具有不同情调、五彩斑斓，农工商并举或各有侧重的社区结构发展；社会群体由清一色的“社员”变为乡村工人、农民、企业家、管理者各路大军活跃于中国城乡；组织结构由党政组织一枝独秀的高度集权式向各类组织群芳斗艳的方向发展；农村社会文化由传统走向世俗，农民向开放、进取、理性、效能型的社会人、政治人转变。农民职业选择多样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中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随着政策的宽松、内外条件的具备、改革的深入（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的制度性障碍——模糊的产权和过时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进入临界状态）、社会流动和社会开放的加速，以及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示范效应，中国农村社会由此走出了单一的经济总量增长的误区，走上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齐头并进的健康发展之路，以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为标志的社会发展必将持续下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看到农村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许多改革政策启动不久，传统的影响还有很强的回复力，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区分化程度不高；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职业人员比重还不大；从原来政治权力超强控制下分化出来的各种组织仍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农村社会文化开始全面世俗化，但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传统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同时由于我国地区差距很大，农村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发展不平衡。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尚未将异质性有效“整合”起来，扩大“结构弹性”。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又决定了政治发展水平不高。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搞了5年的乡村建设却不得不承认：他们高谈“社会改造”，却落到个“依附政权”的地步；“号称乡村运动”，结果却是“乡村不动”；乡建运动“走向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改造政府的道路”。[（23）]乡建运动的失败，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足。应该说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要走上下推动相结合的道路，特别要注意发挥下层社会基础推动的作用，而这却是中国历史上一再被忽视的。
注释：
（1）（2）（3）（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与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4）（5）（6）（7）（8）（9）（19）（21）（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4、122、58、69、24、23、54页。
（10）（11）王立诚：《农村社会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5页。
（12）（13）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14）（15）（16）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26、143页。
（17）（18）（美）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中译本，求是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1页。
（20）（22）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212页。
（2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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