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论文,戏剧性论文,舞台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章编号］1672-2035(2006)04-0105-07
若干年来，国内外汉学术界早已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学术定势。人文学科几乎皆唯美国主导的西方汉学家马首是瞻。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热点，也必将成为中国国内的国学热；西方汉学家的目力所及，正是中国汉学家的期待领域。此等现象，一旦成为定势便很快蜕化成常则。如今，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汉学家的原创冲动，中国的学术路程几乎找不到其应有的轨道，至少难觅学术兴奋点。这已算不上中国学界的一种尴尬的现象了。义和团事件渐次被西方汉学家提及，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征候。
一、事件寓言
从本质上讲，世界历史是铁血的、芜秽的，毫无美学意味，但是，历史的空间一旦解构成审美形式，或者一切从隐喻入手，就会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无穷无尽的美的形态。所谓美的发现，也即个体化的神秘体验过程。这就必然导致一种推论，建构是宽容的，也是美好的，而解构是卑贱的、低能的。解构任何一种时间或时代，空间或地域，都充满了莫测的风险。只有化解为隐喻的对象，丑恶的历史才能获得存在的新意。那么，必须设法将历史导入隐喻的世界，历史才会得到具有美学意义的地位。“隐喻是什么？修辞学家说，隐喻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修饰话语的手段。逻辑学家说，隐喻是一种范畴错置。哲学家说，隐喻性是语言的根本特性，人类语言从根本上说是隐喻性的。认知科学家说，隐喻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隐喻本质的认识较之传统的隐喻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从历史生发学角度来看，义和团事件就好像一个在历史的沙河中沉浮出没的隐喻王国，突然之间，在当今世界浮出水面。义和团成为人们重新关注的热点，意在构成了另一种时代神话，或者提供了解释历史神话的一个模本。洞察义和团的戏剧性因素，则也是建构一种时代的悲剧体系，洞悉一种集团精神与戏剧精神的神秘隐喻程序。解构义和团的真谛，也是建设义和团戏剧性美学精神的基石。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大事件，其综合影响力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抗衡，但其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却远胜太平天国。这其中原因很多，最大的缘由还是义和团具有独特的信仰体系。无疑，正是他们崇信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吸引了西方人的注意力。自从路德宗教改革以来，西方人的宗教与信仰自由的观念渐次深入人心，人权化国度对独具特色的异国宗教一向好奇，这种偏好以美国为最甚。美国的建国者多为清教徒，在英国有过一段受正教迫害的历史，所以，建国后的美国人将宗教自由的观念奉若珍宝。美国人最热心的，除了霸权主义、人权理论外，便是宗教自由问题。如今，世界各地具有反抗性、颠覆性且时常处于弱势状态的宗教派别，美国人一律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与援助。热衷保护少数派教派，一向是美国朝野的习惯性、顽固性价值观与国家权力的天然延伸。
义和团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学者的关注还另有原因，美国学者柯文说道：“由于义和团对西方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西方人对他们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太平军的关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心灵上留下持久的印痕。在电影、小说和民间传说中，义和团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最嫌恶和担心的中国陋习——仇视基督教、抵制先进技术、野蛮残忍、仇外排外和迷信的典型象征。推而广之，义和团也是20世纪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负面看法的典型象征。太平军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没有在西方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与此相反，义和团却成了欧洲人和西方人关于‘第三世界’的认识体系的一个长久的组成部分。义和团在西方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时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象征，但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有利于重塑他们的历史。”[2]近年来，汉学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是，汉学的灵魂却游荡在西方汉学家的视野。义和团运动作为热点历史事件重新被西方人提起，又反射回国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义和团问题的国际化成因也在这里。
义和团运动的当代价值浸透了戏剧性的元素。它的过程是单纯的，在纯洁的戏剧性喻体中寄托着复杂的文化构成。依照主流思维观照，义和团作为一个尚武的团体，敢于以原始信仰和简陋刀矛为武器对抗西方的精锐枪炮，其生发过程堪称壮烈，于壮美中寓含悲天悯人的情结。为人乐道的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意念，在爱国、忠君、护士、守家、捍卫信仰的意念之后，还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具有极端排他主义的倾向。义和团巧妙地扬起了“保清灭洋”的牌号，打出了捍卫皇权的旗帜，却并未落入中国历史上会党起事于草莽归位于招安的既有俗套，但是，他们也一直未曾遗忘在极端的处境中宣扬东方大陆的原教旨主义理念。阅读义和团运动，会发现它惊人的崇高美风范，却也随处可见其饱浸着前启蒙状态的独特话语。概言之，义和团运动属于世界语言，它在行为学上并非格外孤立独特的，但在东方学上，却刮起了中国式的地方乡野风，带有深刻的东方内陆式的地域文化特征。义和团的历史，绝不仅是一团逝去的烟云，它犹如一种沉淀日久的乡野里的花朵，随时都可能绽放在时代的空间。它的存在、生发、过程、意义、经历、教训、理念、信仰，都更像一出超越一切隐喻世界概念规则的经典的戏剧，它的细节、尺度、空间、历程，都非常显赫地沾染了古典悲剧的浓重色调。义和团的生命过程本就是一种悲剧隐喻消亡的历史。
二、灾难导致悲剧张力
义和团运动和所有经典悲剧一样，源于灾难。义和团的灾难还不是义和团戏剧性质素本身隐含的灾难，而是大自然确凿无疑的灾害。公元1890年末，华北地区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水旱灾害。运河断流，黄河改道，都加重了居住在这里的民众的惶恐感。从义和团运动初起和后续的全过程来看，义和团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活动空间主要在山东、直隶交界，后期则集中在京津地区。按照柯文的描述，公元1898年8月8日，山东、直隶一带的黄河有数次决口，造成了洪水灾害，共有34个县受灾，数以千计的村庄被淹。1900年，整个华北地区出现了大旱。大旱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出现了一种压迫感和紧张感。这种压力和紧张，也正暗合了悲剧所十分强调的张力场。人类社会中的许多暴力现象都是相通的，暴力与暴力的关系也极为微妙。干旱是大自然对人类以及其他生灵共同的施暴和施压现象，作为意志性、主体性很强的人，必然会以另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的暴力。义和团就是这样做的，义和团的诞生也基于这点。暴力和暴力本就是一场游戏，暴力的均衡制约创造了平静的综合生态，暴力的互相压迫，则产生了暴力的失衡现象，于是，一种暴力的出现，也必然有别样的暴力做出回应。由于干旱，数以万计的年轻的农民逐渐萌生了焦虑感，无所事事的人，只好选择更具动态性和侵略性的活动，摆弄拳脚、向上天示威的义和拳，便成了他们缓解集团焦虑的最佳选择。天津地区的义和团团员王凤基说：“庚子那年(1900)天大旱，人们没事干，所以练起了义和拳。”[2:64]刘孟扬的《天津拳匪》载：“二月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捻月1-30日），无雨，谣言益多……练拳者较众，官不深究，匪等愈无忌惮……三月间（3月31日至4月28日），仍无雨，瘟气流行，杂灾渐起。拳匪又乘势造言曰：‘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四月间（4月29日至5月27日），仍无雨，督道府县等，屡次设坛求祷，依然亢旱，反起暴风。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横行街市，人心不安，然无不奉之为神，官府亦不敢过问。五月初间（5月28日至6月6日）……依然亢旱无雨，京津铁路被拳匪烧毁不能通……此时津地拳匪，日益强横。”[2:64～65]正是天灾才导致了“人祸”。天灾引发了华北地区人们普遍的心理焦虑，积压时久的焦躁感，又时时冲击这些乡民更强烈的焦虑极限，使得他们压抑良久的怒火得以扩张，渐次转移到了对异教入侵各个细节的仇恨上。这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真实状况，也是义和团运动作为戏剧性喻体的动力核心。
三、对象的妖魔化
义和团团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这些人的文化程度不高，除了为数寥寥的文团团员外，义和团武团的人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思维状态也大都较为原始、单纯。他们观照自然社会的万般情态，使用的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一种简单直观的、感性化的思维方法。灾难一来，他们手足无措，只好拿起原始思维的最后法器，去和这种大自然的粗暴行为搏命。人类心灵史上所有的原始思维都是简陋的、粗糙的、非理性的、空幻的、乌托邦式的。这种思维貌似强大而实质上虚弱无力，用这样的思维去和那种剥夺了他们生存权利的自然现象抗争、搏斗，其悲剧的结果是从开始就注定了。对待自然灾难，义和团最锐利的武器竟然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秩序的原始思维，这便是历史的二度反讽。用这样的方式去阐释与回应天灾人祸，说明了历史的真实性，也强化了特殊时代的神话性悲剧。
各种有关义和团的材料都讲到义和团民将天灾归罪于洋人的到来、洋教的侵入。许多史料都记载了义和团像仇视天灾一样怨恨和憎恶洋人洋教。“1900年2月，天津的美华圣经会传教士报告说，华北‘各地都张贴了’有如下内容的揭贴：‘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灭洋人，才有下雨之期。’”[2:70]义和团抗拒洋人洋教的揭贴往往写成打油诗，流传最广的一首这样写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不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3]《义和团文献》载：“杀了洋鬼子，猛雨往下流”；“洋人杀尽，欲雨还雨，欲晴还晴”。[2:71]这些打油诗式的揭贴，用一种模糊的语言，表达了义和团对洋人洋教的排斥与反抗态度。
事态发展到庚子年春夏之际，义和团仇视洋教，也越来越朝着极端化的方向迈进了。从庚子年四月到八月，义和团扩大了打击对象，先将信奉洋教的人视为仇寇，渐次推广，将所有和洋人有交往的华人也当成了格杀的对象。“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致华人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4]文献又载：“1900年5月，一位传教士到天津城内，听到街上有个男孩在喊：‘洋鬼子来了，老天就不下雨了。’……我想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由于难以预测和不可把握的自然灾害使人们经常遭受饥饿之苦的生态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造成饥饿的直接原因（久旱无雨）与人的某些不适当的行为——破坏宇宙平衡的行为，义和团运动时期是洋教的入侵——挂起钩来。”[2:72]义和团和洋人洋教的对立现象，其文化含量十分丰富；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对立，构成了它的文化主干，而其复杂的文化学体貌，仍有待作更深入的揭示。义和团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戏剧性的隐喻来说，它的兴衰过程，不仅突显了一种紧张关系，还营造出了戏剧性特有的张力场。就好像一出杰出的悲剧，对立的双方都找到了合适的对手，而双方所处的环境，又异乎寻常地充斥着压抑和紧张的磁场，对立面的悲剧主角都充满了恐惧之感。正如柯文所说：“如同在其他农业社会里常见的情况一样，干旱造成的茫然无措、忧虑绝望和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匮乏——用南希·舍佩尔·休斯的话来说，是‘饥饿的狂躁症’①，在中国，1900年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份，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杀身之祸。社会上不断地出现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人显然愿意相信义和团希奇古怪的宗教宣传和法术，由此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具有背离正常行为模式的强烈愿望。”[2:81]混乱的精神状态，人们对宇宙现象、自然规律的错误感知，都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1898年至1900年的义和团认为：自然是无法抗拒的，自然也是无罪的，那么，大自然的施虐，一定是有人得罪了上天，因为大自然——上天永远是正义的象征，施罪者必定是陌生的异端教派。由于罪孽得到了转移，义和团认定，洋人洋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于是，义和团和大自然的对立便顺理成章地转移到和洋人洋教的对立上来了。一种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冲突感，终于来到了义和团和所谓的外来的异端教派阵营当中。对洋人的妖魔化处理即刻来临。“他们对‘洋教’的揭露，除了有一部分是从政治上指出以外国侵略者为靠山的教会势力，包揽词讼，武断乡曲，鱼肉良善，侵吞田产，霸占妇女，残害人命等等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讹言的形式，大肆渲染外国教堂的教士如何剜目剖心，采生折割，实际上是把洋教描绘成红眉毛绿眼睛的妖魔鬼怪一般。这本来是继承了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反洋教斗争的传统。只要翻一翻《反洋教书文揭贴》，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义和团运动先声的反洋教斗争，曾经在自己的宣传品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什么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骨髓，造作丸药’啦；什么‘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啦；什么‘百姓被洋人哄入伊教，吃了迷药，送去传针，与伊同歇，采补元阳元阴’啦；什么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淫其女，翁奸其媳啦’！什么‘外国洋人雇觅讨饭穷人，诓拐中国小孩，得一个额外赏银数两。拐去小孩将心挖去，不知作何使用，害死小孩无知多数’啦！有的文书揭贴甚至活灵活现地讲，‘洋鬼子’所以要取中国人的眼睛，是因为将眼睛配药，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白银八斤。‘唯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②。这一类传言的普遍程度，我们可以在鲁迅先生1924年所写的《论照相之类》中得到印证。这篇文章提到‘三十年前’（按：正是19世纪90年代）他幼小的时候，在家乡‘常常听到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鬼子挖眼睛’的事。据说，挖眼睛，一是用于电线，二是用于照相；‘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着宝贝的地方，火心宜弯曲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③。类似这样的讹言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依然（或者说更加）广泛流传。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中就记载，团民在西医学堂中看到蜡人，便‘以为人腊；在某照相馆中‘搜出广东鲜荔枝，传观以为挖人眼珠，莫不眥裂发指。’④佚名《庸扰录》记：‘京中纷纷谣传，各教堂西人将教民家之妇女，尽行拘留，将阴户割去，再行出卖，每人卖银三两等语。’⑤龙顾山人在《庚子诗鉴》中还谈到，义和团‘谓摄照必以人眼’，曾缚住丰泰照相馆老板，加以刑迫，‘务必指出藏眼处’⑥。所有这些传言，当然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并无什么事实的依据。但正是这些鲜血淋漓的讹言，以极大的煽动力激起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愤懑情绪。这类讹言同上一节所讲的迷信思想不同。‘游行天空’、‘令轮船自燃’之类的迷信说教，是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剜目挖心之类，虽在现实生活中不真实存在，却是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有的人并不相信义和团的迷信观念，而对上面提到的那一类讹言却并不怀疑。如《恽毓鼎庚子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义和团‘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但在五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却以肯定的语气写道：‘拳民从教堂中搜出恶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阳物等类，有数十缸，甚至剥人皮、刳孕胎以为魇魅，伤心惨目，行路者咸悲愤’⑦。从这里，可以看出讹言对人们心理所发生的影响作用。”[5]“‘逆夷英咭唎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畜。’‘鬼子其形，于〔与〕中大有不同，羊眼猴面，淫心兽行非人也。’⑧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这类内容触目惊心地包含在一些传单、揭贴之中。如有的写道：‘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当这种本来只属于民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差异，同民族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对抗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刻板印象就会产生强烈作用与影响。”[5:21～22]将仇敌妖魔化已成为义和团战胜对手的另一件有力法器，接下来的手段就是如何处置这类虚拟的妖魔，这便在更为宏敞的层面上构建了大型悲剧的原初形态，展示了悲剧超强的反向互动的原动力。
四、原始暴力主义的复活
悲剧离不开暴力，暴力是悲剧诞生的重大基础，而暴力向来以对立双方的强力制约为前提。将对手妖魔化，往往就成了提高自身格斗力量的最佳手段，也是暗示自己正义性的理想路径，还是压服和恐吓对手的绝佳工具，又是有效拉拢更多盲目恐惧妖魔化对象势力进而结成统一战线的捷径。妖魔化，是将对手彻底敌对化的唯一选择。即便当今世界，妖魔化也一直是各种敌对势力较量的最常规精神武器。但是，妖魔化本身就带有巨大的欺骗性。暂时的妖魔化，代替不了永恒的原形恢复。一方的妖魔化对象，又经常成为另一方的神圣偶像。所以，虚拟的妖魔，决非现实的真实。茫然的排外，难以掩盖历史的真实。义和团的败灭，与其说是以妖魔化对手获得成功的样板，不如说是妖魔化试验失败的范例；义和团与其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不如说是以铁血、屠戮为场景，匆忙而短暂地结束了最后的表演而匆匆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剧大幕落下的时刻，悲剧中受到伤害的一派终于轮到了义和团。以现代悲剧理念观照，义和团的失败是以自虐与他虐、高贵人物的流血与惨死、集团势力的自我惩罚为代价的。众多起事头领被杀害，是义和团失败的一大象征性喻体。仔细分解，义和团受挫的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老团时代的山东、直隶时期。这一时期，以朱红灯、于清水、阎书勤被杀为代表。朱红灯、于清水、阎书勤均死于诱杀，赵三多则是先被投入监狱，被迫绝食而死。第二阶段则转到了北京和天津，主要被杀的人物有聂士成、张德成、曹福田。其中聂士成是阵亡，曹福田被捕杀，张德成被地主武装杀害。第三个阶段则是清政府的主和派和主战派相互的清算性镇压和杀戮。其中包括先时主战派镇压主和派。这次，主和派五大臣先当了主战派的刀下鬼。庚子年七月，“初三日，菜市口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护送囚车多系义和团民。观者无不惊骇嗟叹，皆以为诛戮大臣，乃自古灭亡之兆也。闻公等连上三书疏，因谏拏团匪请保护洋人，故罹此祸。”[6]《庚子记事·高枬日记》又载，七月十七日，“杀吏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行刑时已在酉刻。凡当差官役人等，均系当时现传。仕庶工商，观者填塞街巷，人人骇异。因获何罪，当时未得其详。更可惨者，徐公被难后，尸首无人收殓，直至次日午后，始行抬移。时在炎热，暑气潮蒸，蛆虫满地，秽味燻人。又兼是日夜间阴雨，道路泥泞，凄惨情形，笔难言状。”[6:30]七月二十一日后，北京城陷，局势朝有利于主和派的方向发展。此时，主战派成了悲剧的受害者。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因病而死，四川总兵李秉衡兵败自尽。“辛丑正月……初八日，今日菜市口斩理蕃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护送囚车，弹压法场，皆是各国洋兵，约数百人。去年杀立山诸公时乃数千义和团护决，今则数百洋兵护决，世界变迁令人浩叹。午后，狂风大作，尘沙蔽天，或亦天之所憾与。合京官商仕庶，议论纷纷，咸谓徐启二公，虽信匪误国，唯愿我朝自强，不受列邦之挟制，究属忠于清朝，但未分强弱，不达时势耳。然较之附和洋人，苟图富贵者，又觉体面多矣。”[6:71]死者还包括裕禄，“洋枪自轰而毙”[6:166]；徐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处斩；庄王，自缢；刑部尚书赵书翘，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处斩；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处斩。其中以毓贤之死最为感人。“毓贤罢晋抚，先有诏遣戍。抵兰州，复有正法之旨。毓方在酒座，闻诏神色不改。甘人重其忠，聚众欲救之。有司恐生事，即于其寓所行刑。将决，毓手书数纸，大旨以一死报国为荣，独不忘于老母、幼女。顾二妾，各有所语，无倦恋意。行刑者手战不能下，毓怒促之，乃受刃以死。”[3:97]辛丑年九月二十六日，全权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傅相，病故于京师总布胡同公馆。高贵人物纷纷登场，又纷纷灭亡，构成了义和团悲剧的主体，而菜市口的特殊影像象征效应，成了悲剧剧场的聚光焦点。可以说，北京的菜市口，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悲剧唯一的核心亮点。义和团时期乃至近代所有的风云际会，都集中到了这方寸之地。集团屠杀的最后梦魇，也以菜市口始，又以菜市口终。换言之，那个时代的最具颠覆性的悲剧舞台是从菜市口肇始的，也是在菜市口结束的。百余年来，抑或百余年后，人们津津乐道的京城菜市口，一直是义和团悲剧的核心隐喻。
五、悲情隐喻的现代启示
义和团败灭的悲剧喻体已成历史尘泥，解构其败灭的原因同样是多元的。多重学术视野的观照，会得出类似幻影一般重叠不尽的结论。传统史学的观念认为，义和团抗拒洋教侵入，举起的是保清灭洋的爱国主义旗帜；他们对祖宗家庙的虔诚，也蕴涵着深厚的华夏宗族的认同情结，是民族主义在民间的自发萌显。尤其是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义和团员奋勇杀洋人、洋兵的事迹，虽具有盲目性和从众性的特点，却张扬了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中较为刚性的一面，呈现出了片面的正义感，具备了一种生命为尊严而存在的崇高的美。然而，义和团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东方原教旨主义理想几乎是在同时同步进发的。极端理想主义必然酿造出极端的行为，而异端化行为更会对人类理性秩序形成毁灭性破坏。义和团破坏既有理性秩序诡异莫测的爆发力即酝酿于此。
严格地说，义和团的悲剧还有超越悲剧的层面。庚子年间，华北地区年轻的义和团员可以肆意奔跑在北京、天津的大街上，追杀洋人，处决白莲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焚烧洋房，攻打教堂，扔掉洋书、毁坏洋货，砸烂洋行……与此同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实行东南互保的核心之地上海，一大群洋化或洋奴化了的中国人正在洋人建造的教堂里安详地欣赏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宗教音乐，悠然地做起了在义和团看来带有异端性质的弥撒。以后的对比更加夸张，对20世纪30年代的张爱玲来说，上海贝当路的国际礼拜堂是一种神圣典雅的所在，美丽时尚的景观，音乐与圣殿的组合，神圣体验的场所，心灵净化的堂邸。而在义和团的观念世界辐射范围里，张爱玲，以及后张爱玲、张爱玲的拥趸、继承者、崇拜者、小资、准小资、伪小资、劣等小资，都是十足的洋奴，属于“直眼”、假洋鬼子、二毛子、三毛子，是一大群离经叛道、十恶不赦的魔鬼化的中国人，俨如中国人的败类、叛徒、罪人，理应格杀勿论，扬尸灭迹。在庚子年间年轻的义和团团员们看来，上海、天津、武汉、宁波、厦门、香港、广州等地所有的礼拜堂不仅绝无温馨美好可言，且一律是魔鬼麇集之窟，罪恶深藏之所。它们犹如病菌、病毒、魔障、鬼祟，非要铲除殆尽，焚烧扬尘，方才赢得一方安宁，也才使华夏人获得安身立命之根本。这是一种地域的反差，更是历史的反讽。它蕴涵了时间凝造的东方悲剧情怀，又点染了诸多前启蒙时代的喜剧精神。这样的历史景观往往是奇妙的，带有寓言体式的戏剧性的。一种奇妙的国家戏剧，始终和一种国家信仰时分时合，构成了时间与空间交叉错位的戏剧性幻觉。人生小舞台，舞台大人生，再度说明，戏剧和人生的关联就如同悲剧与义和团的关系一样，始终存在着一种脉络相通、互动互通的运通法规。历史回忆者眼里的义和团运动，也是这样渐次复活的，并在新的时间活灵活现地呈现出全方位的时代活性。于是，义和团运动，宛如一个巨大的时代象征体，承载起一种深婉暧昧的国家寓言。它的起承转合、闪展腾挪、悲歌泣血、群起群落，演绎的是东方化了的隐喻悲剧。义和团故事的结构是完整的，对立是强烈的，张力是凶猛的，价值观是荒诞的，起落兴衰的时间也都是极为短暂的。不经意间会发现，义和团难以磨灭的戏剧因子，为后世中国的大型政治、军事事件，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也为后来文学的戏剧化以及戏剧的意识形态化，刻好了一块机械的样板。只需调动一下20世纪50～70年代的国家童年记忆就会发现，那些千篇一律抗击日本侵略军题材的文学与影视艺术，到处活跃的是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的骁勇身姿。历史还在轮回，这些人同样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承载着蒙昧状态下抽象化了的廉价的乐观精神。义和团员理想不灭的魅影依然活跃在现代中国人鲜活的血液深层。骚动于1898年的义和团，犹如一团尚未熄灭的火焰，一台随时重演的大型悲剧，在庚子年间突然而来，倏然而逝，却在21世纪的早期，戏剧性地再次受到学界重视。生活和戏剧的关系，悲剧与社会的复杂与诡异的关联，在义和团事件反复亮相的过程中再度得到了滚动性验证。
义和团运动属于风云类故事形态，而非风月型婉约构造，它的文化特性注定了它具有大量天然的含混不明的文化合成因素。蒙昧主义和理想主义历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狂热的群体意志和荒诞的乌托邦幻像从来就是同一物体的两张面孔。诡异的造神活动和虚假的强大感觉一向都是一场早已安排妥当的历史欺局。然而，不幸中大幸的是，义和团毕竟保留了那个时代最天真的个性。义和团运动在展示东方愚昧的同时，并未彻底遗忘显露其纯真虔诚的内在面目。他们是美好的，方才是丑陋的；是警醒的，才是蒙昧的；是充满理想的，又是令人绝望的；是神圣的，也是滑稽可笑的；是无知的，也是天真可爱的。历史终将为他们封上既有的爵号。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义和团毕竟缔造了一种原始形态的历史。从亲情角度讲，义和团是超越所有原则和主义的一群特殊的族类。无论其丑陋与否，义和团员永远是华夏族的后裔，他们身上所埋藏的华夏祖先神秘的行为学符号，时常是华夏后人翻检吸纳的范例。这又是义和团对戏剧学以外学科的特殊贡献。
回归到戏剧学和寓言理论的高度。义和团主演的历史戏剧、生活悲剧，营造了一种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的集团魅影。它丰满多元的戏剧特性，隐括了那个时代最隐秘的集体记忆。历史已然证明，无论多么强大而充满过豪情的王朝总归也要破败衰落的，所不同是，这样的超级王国在破灭的前夕总会做出应有的反抗，旧有的理想是在绝望状态下做出绝地反击后才最终淡出历史的，而戏剧性总是在这样的时候乘虚而入，植入到历史的深层地带。真正的戏剧也由此而诞生。义和团不仅是戏剧性的，也隐含了戏剧起源程序的所有密码。解构作为戏剧喻体过滤后的义和团，破译走下神坛的义和团，洞察义和团曾经扮演过的国家群体意志代言人的全过程，降解世界范围内国家恐怖主义狂潮的动力源，方才是阅读义和团文本的范式学和戏剧学的意义所在。
［收稿日期］2006-01-10
注释：
①原注(108)参阅她的《直面死亡》，特别是128～166页——使得中国人倾向于接受极端的解释和采取极端的行动。原注(109)阿诺德（《饥荒》，第19页）曾对“饥荒恐躁症”进行过评论，他指出，“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程度越严重，正常的秩序就会越败坏，不正常的和令人恐惧的东西就越逞强”。科尔宾（《山西布道团》，第3页）认为，“长期干旱”是导致山西民众行为大变的主要原因：“虽然山西人平时性格平和，不伤害别人，在华北是出了名的，但在1900年，他们被义和团的疯狂唤起了激情。”
②原注①《反洋教书文揭贴选》，第9、第21、第47、第78、第115、第145页
③原注②《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④原注③《义和团》第二册，第453页。
⑤原注④《庚子记事》，第250页。
⑥原注①《义和团史料》上，第131页。
⑦原注②《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9页。
⑧原注①《反洋教书文揭贴选》，第1、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