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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2)05-0015-07
一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
古埃及、古希腊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四大经验学科（农学、医学、天文学和算术），四大技术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代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创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大发展，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工业革命以来，以自然科学史上的三次理论大综合（能量守恒与转化定理、细胞学说、进化论）和两次产业革命（以蒸气机和电力的使用为标志）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掀起了人类文明的第二次浪潮，表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已进入到系统的理论认识的新阶段。科技创新促进了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革命，人类迈入了现代文明的大门。
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使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观、天地观和生命观。特别是4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原子能的开发利用为核心，包括微电子、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激光和生物技术的重大创新在内的一场内容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科技创新，直接带动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掌握了一种新的更为强大的自然能源，迈入了高新技术的时代。同时，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还产生了诸如核工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宇航工业、合成材料等一大批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引起了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深刻变化，形成了劳动、资本、技术三种密集型产业并存的高度工业化的局面，使白领工人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以致造成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黄金时代”。
20世纪中叶以来，在科技革命中迅速崛起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和海洋开发技术六大高技术群和高产业群，标志着人类生产力质变的狂飙时期已经到来，它不仅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的主战场，成为竟相攀登的战略制高点，成为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将对各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迈入信息和高科技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已见端倪。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和基础发展经济的时代。
因此，世界各主要大国都把科技创新视为国家兴衰成败的标志，纷纷采取有力的政策和对策，强化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惟一超级大国的主要条件。人所共知，第二、三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美国，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起到了关键作用。面对21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为了继续保持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都制定了科技创新战略：制定和实施“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把互联网从军用扩大到民间，将信息技术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目前信息业已成为美国的最大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35%。其他的主要措施还有：重视教育和人才，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几任美国总统都宣称要成为“教育总统”，采用各种手段，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争夺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不断增加研究开发投资，20世纪最后十年间，其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了30%以上；成功地建立了科技园区，作为牵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发动机”和“火车头”，人所共知的“硅谷”就是如此。
2001年2月下旬，欧盟委员会出台了2002-2006年度第六个科技发展计划框架，勾勒出未来五年欧盟的科研和技术创新方向，显示出其依托发展科研和技术创新，争夺世界科技经济“领头羊”的雄心壮志：建立欧洲科研和创新空间，加快整合欧洲科研力量；尽快发展高新技术，尽快实现科研成果向实际运用的转化；大力扶持和支持科技创新，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把欧洲变成吸引世界科技人才的中心。
二战以来，日本一直通过所谓“买进战略”引进国外技术发展了经济，但因缺乏科技创新，也就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成果，缺乏新的龙头产业，因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十余年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痛定思痛，强烈的危机感促使日本人调整其科技发展思路，正式提出“科技创新立国”的新战略，走“播种型”即创新型科技发展之路。
在历经磨难之后，政局趋于稳定的俄政府开始调整科技改革方向，改善科研环境，为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创造条件。2000年2月，普京提出了“经济—高竞争的科学—民族振兴”的著名公式，同年12月初又成立了“总统科学与高科技委员会”，制定联邦政府开展科技创新的措施。其最大特点在于，支持发展多渠道筹措科研资金，最大限度地利用军用工业中强大的科技和干部资源，以知识产权进入经济与商业流通领域，坚持市场是检验科学思想价值的标准。
其他如巴西、新加坡等国政府也在加强对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以期不断增强其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印度，几十年来致力于培养高科技人才，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人才库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印度计算机软件业以年均50%的速度强劲增长，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誉为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科技的榜样。
二
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科技创新活动，对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既是加快发展、趁势赶上发达国家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
建国50余年来，我国科技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例如，80年代中期以来制定和实施的“863计划”、“火炬计划”、“技术创新工程”等多项科技创新计划和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已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1860万人，独立科研与开发机构5800多个，企业所属的研究与开发机构近15000个，有200多个重点实验室，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认定了3500多个高技术企业，还涌现出了25000多家民营科技型企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正负电子对撞机、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一批世界公认的重大科技成果。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落后，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人均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左右，是世界上单位生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总体上看，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下面几项科技发展指标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1.全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0.7%左右，1999年才达到0.83%，约70亿美元，不及韩国的一半，仅为美国的1/34，（注：《中国技术发展的现状与动力分析》，参见《新华文摘》2001年第7期。）远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2%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是：国家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的；在1%-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则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
2.每万人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近几年来一直徘徊在11-12人（注：参见《中国科技论坛》2001年第2期。），“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注：《“断层”威胁共和国的明天》，载于1998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3.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缺陷。近年来，我国大中型企业中有科研机构的企业比重也在减少，1998年为30.6%，大大低于1993年63.4%的比重（注：《求是》2001年第23期第52页。）。
4.企业技术引进的费用与消化吸收的费用极不平衡。大多数企业长期实行一种买进战略，在技术引进中主要引进的是硬件，导致技术依赖程度增加，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低。1999年大约是一元钱的引进技术费用仅用6分钱消化吸收。而且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低且逐年减少。1999年，美国、日本用于开发引进的费用比例为1:0.04，德国为1:0.3，而中国是1:12。（注：参见《中国科技论坛》2001年第2期。）我国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的比例如此悬殊，直接导致了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导致资产大量流失国外，导致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人员的隐性失业。1991年以来，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一直在1.15%-1.4%之间徘徊，反映出我国工业企业创新能力非常薄弱；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比重也在减少，1993年为63.4%，1999年仅为32%（注：《知识经济专家谈》第14页。）。
5.据国际管理开发研究所199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统计结果，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在46个对比国中列第28位，科技国际竞争力连续三年下降，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排名第33位，企业技术财源限制程度排名第42位，基础研究对长期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支持程度排名第12位，科学教育状况排名第34位，国民在国外获得专利件数排名第29位。（注：《知识经济专家谈》第14页。）
另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每年一期的《国际竞争报告》显示，在1999年度各项指标排列中，我国仅两项指标排到前10名以内：“研究和开发人员总数”和“企业研究与开发人员总数”均列第四位。人力资源数量不少，但是人力资源素质却比较低下，“合格工程师可获得程度”一栏我国居倒数第一位，“合格信息技术人员可获得程度”我国居倒数第二位，研究与开发人员人力资源综合状况排名第28位。（注：《1999年度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剧降》，载于2000年3月3日《中国妇女报》。）
据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是我国科技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基本矛盾；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科技支撑经济能力不足的矛盾是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战略应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
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科技的底子薄，实力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此原因之外，主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认识上的滞后与不足。20世纪40年代以来，伴随着战后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发达国家创新理论与实践发展非常迅速，产生了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专业人力资本论、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等许多关注新经济增长的理论。这些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创新、教育、专业人才和国家创新体制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从主要依靠投资转而依靠技术创新，依靠创新的核心动力——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专业人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技术创新、教育、专业人才和国家创新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被进一步证实。而我国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科技创新的研究，比发达国家整整晚了40年。这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耽误了一代人，且少培养了一代人，造成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出现断层，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我国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大约在1988年，而政府部门采纳技术创新政策建议、实施创新工程大约在1995年以后。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提出“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发展思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人才发展战略思路。这些新的发展思路尽管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响应，但直到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完全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长期受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目前经济体制中种种弊端的制约，在一些政府和企业部门中，对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缺乏认识，依靠外延扩张和技术引进的发展思路仍占主导地位。
2.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的科技工作一直与经济工作联系不紧、协调不力，企业的技术进步问题长期没有成为我国科技工作的主题，而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则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迄今为止，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仍然存在着企业找不到技术创新的合适人才和科技人才无对路的用武之地两大问题。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来看，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中介机构、企业和政府都是参与科技创新的执行主体，但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它数量多，力量大，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3.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经济与科技之间的发展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我国表现为引进替代与科技自主创新之间的矛盾关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多数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缩小差距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技术引进。但这绝不意味着依靠技术引进就能保持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力。撇开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不谈，单从经济上看，经济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转让给我们，转让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而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引进时往往重硬件（机器、设备、生产线等）轻软件（产权、核心技术），不注意消化吸收，更不注重消化吸收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只有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强消化吸收和创新，才能真正掌握国外先进技术，赶超国外先进水平。如果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技术引进，不仅永远赶不上国外先进水平，而且将在经济发展中受制于国外，从而制约国内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
4.创新的核心动力——人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才，关键是人才。创新人才的主体是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出现断层，人才结构中青黄不接、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断代现象严重，断层期长达10-15年左右。知识分子队伍出现断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流失严重。据1997年国家教委公布的数字，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然而，27万余人中只有9万人学成回国，（注：《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7期第65页。）而且回国的9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也以各种渠道流向在华的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因为那里有高薪的诱惑。现在，人才已经成为比资金、物资等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本，国际间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竞争异常激烈，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为吸纳高层次人才调整政策，一些有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为争夺人才更是不惜代价。而我国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所谓的“尊重人才”只是口头上讲讲而已，实际行动中是害怕人才，甚至闲置、排挤、压制人才。这就不但不能吸引国外的科技人才为己服务，反而让自己的人才大量流失，并且流失的大多是具有创新潜能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这种高层次知识分子人才的大量流失是最大的资源浪费。这种情况一方面削弱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创新实力和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了外国（大多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拉大了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
5.科技体制仍存弊端，创新道路不畅。我国科技领域基本沿用了前苏联的科技体制，形成了独立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两大基本队伍，行政部门隶属的科研机构规模庞大，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存在多头管理、不能协凋等弊病。一是机构重复建设，科研人员冗多，研究方向、任务雷同，各自为政，缺乏横向联系与协作，造成了科研课题重复、分散，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成若干份，显得杯水车薪。投资的分散制约着知识分子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导致了极为有限的科技资源和资金的巨大浪费。二是人员结构不合理。我国科研院所的在职人员中，科研人员、工程师这样的科技业务人员仍不占绝对多数，相当多的行政、服务人员被国家的“皇粮”养着，使有限的科研投入不是用在科研上而是用在“吃饭”上，科技知识分子的科研经费仍显短缺。三是科研院所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科研和创新。在我国，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当然也包括企业）中，亲戚、师生、老乡、同学关系盘根错节，异常复杂，互相交织，难解难分。不谙关系学的知识分子很难适应这种局面，不易获得科技创新的良好心境。四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领导在人事、用工等方面受制太多，在发现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合理使用和配置科技人员、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以及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等方面受制太多，有用的人进不来，无用的人出不去，管理上难以做到科学化，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的状况就在所难免。五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缺乏约束机制。他们所在的机构是由政府投资设立的，他们的工资是由国家发给的，科研项目是由国家立项审批的，科研成果是由国家鉴定验收的。国家既没有规定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科研，也没有规定每个知识分子至少必须完成多少科研任务，更没有规定至少要取得什么级别的科研成果才能领取国家的工资。这样，事业心强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拼命地干，事业心不强的知识分子则懒懒散散，一事无成。
6.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创新基础相对空虚。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尽管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21世纪的严重挑战面前，其教育体制和模式还不能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一直沿袭传统的应试教育，强调知识传授，缺乏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只注重对学生共性的培养，压抑学生个性的发展；只重视智力因素，忽视非智力因素。从而严重窒息了创造力形成的生机，造成学生只会死背书本知识而缺乏创造能力。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学生知识丰富，善于考试，却不善于想象、发挥和创造”（注：《探索》1998年第6期第26页。）。
三
面对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审时度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增强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是政治上的挑战，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盛衰兴亡的挑战。
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注：江泽民《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注：江泽民《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希望各条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注：江泽民《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注：江泽民《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是创新的主要形态，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核心因素，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建设精神文明的物质保证。
1.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使之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全民族的创新意识。
文化是人类思维的底蕴。文化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要实现科技创新和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的文化作为重要前提。历史经验表明，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对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发挥着关键的作用。18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中心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特别是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由弱向强的转移。科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有专家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庸取向的价值观和厚古薄今、顺天承命的意识对创新思想的摧残，使许多创新的萌芽或者被扼杀，或者被扭曲。文化环境是个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创新要有成果，出成果要有人才，出人才要有适应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优秀人才只有在创新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潜能，完成重大成果，开创卓越的事业。
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完善创新的文化环境，提高民族整体的竞争力。文化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是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有竞争力的成果的温床。在原创性已成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核心的年代，在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的财富源泉的年代，构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是一个民族决胜创新时代的重要基石。纵观历史，一个民族的觉醒或崛起总是以文化率先变革作为思想发动的先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先进的科技成果和在创新中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也最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这从根本上呼唤着创新文化的先行，呼唤着全民族对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广泛认同和参与。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今世界，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创新文化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科技创新要向以人为中心的方式转变。科技资源和创新人才不能实现有效的结合和配置，是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不快的根本原因之一。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
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在原始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技术突破、高效管理、开拓市场的关键。一个研究集体是一个人才梯队，我们不能苛求这个梯队中所有人都是一流人才，但是一定要有一两个、两三个尖子人才。而正是这一两个、两三个尖子人才的水平决定了这个研究集体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位置。
人才问题具有空前的紧迫性。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惟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因此，在人才问题上，我国必须横下一条心，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
我们应该正视自己，不应妄自菲薄。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欧洲时报》就讲：“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注：《新华文摘》2001第7期第146页。）英国学者理普尔在《中国——发现发明的国家》一书中写道：“现代世界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可能有半数以上源自中国。”美国人口学家也认为：“中国人的智商大大超过欧美和日本人。”（注：《如何解放第一生产力》，参见1993年8月29日《时事报告》。）只要我们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一定能够产生自己的牛顿、自己的爱因斯坦、自己的居里夫人。
3.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创新工程。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以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包括国家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等）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引擎，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的基础和后盾。它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具体包括创新活动的执行、创新资源（人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创新制度的建立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其中：政府的职能，从目前以直接组织科技创新活动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各组成部分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主，其他组成部分为科技创新提供社会环境和支撑条件。国立科研机构（国家科研机构和部门研究机构）以科学创新为主，同时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转移；地方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与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相关的工作；高等院校以传播科学知识和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主，同时进行科学创新（相对集中在教学科研型大学里进行）和科学知识转移；企业则以技术创新和知识运用为主，同时进行知识传播。
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制度因素至关重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延伸，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的确，科学技术的变革往往会引发生产体制、管理体制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发生的，它需要从旧制度中脱胎和蜕变出来。这个认识对目前加大我国改革科技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力度，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尤为重要。相对于科技创新，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这是高水平和深层次上的创新。
4.改革教育体制，大力培养和造就大批创新人才。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础，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数史实告诉我们：要发展科技，就要依靠发展教育。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因此必须废除压制创造力形成的传统的应试教育，代之以创新精神为中心的全面素质教育，使学生掌握广博知识，为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要突出创造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增强开拓创新能力。要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让其才华、特长得到充分展示，以激发其创新潜能。要重视学生创新心理素质的培养，注重培养他们对事业的敬业精神，创新求异的浓厚兴趣，不怕风险的胆识和坚忍不拔的意识，为创新能力的形成提供心理素质保证。
5.强化原始创新。
科技的本质是创新，因为科技的基本任务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已知到未知，在不断突破旧传统的束缚开拓新领域中探索和揭示自然规律，以创造新知识、发明新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质变、革命，是某个科学技术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新，才能使人类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出现新的飞跃，造成科学技术的质变。而原始创新则是科学技术产生飞跃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最终着眼点。尤其是在当代世界，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如果什么都靠“引进”，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放弃、不非难在尊重国际惯例基础上的拿来主义，在我国已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机制来获得所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但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基点，则必须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强化我国的原始创新。国家应在政策上、体制上、奖励导向上、资源配置和管理上向促进原创活动的方向倾斜，并给予大力支持，以期迸发科技界的原始创新之火花，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
2001年12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看望科学家钱学森时指出：“在新世纪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尤其需要有高水平的原始性创新。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攀登世界高峰的勇气和毅力，加强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科技创新，努力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注：200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这无疑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6.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以支撑国家经济，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相关的研究认为，中国技术创新滞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中国历来是以政府直接组织技术创新，而不是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企业产权不够明晰，关系还没理顺，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缺乏。
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高科技跨国公司纷纷“抢滩登陆”中国。中国企业与狼共舞，首先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则大多数企业的未来不堪设想。
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首要的是解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问题，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日建成，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法人和利益主体，同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从企业本身的角度看，必须树立“不创新就灭亡”的观念，强化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把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提到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与对待，苦练“内功”，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研究和开发，建立更多更好的高新技术产业。
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机遇，更是挑战，中国科技创新时不我待，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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