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欲望，自我选择——西方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欲望论文,自我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A文童编号：1004-2563(2008)02-0064-07
本文主要讨论经济全球化时期西方女性主义和 消费主义的关系。消费主义是指把个人幸福同购买、拥有、使用物品等同起来的情形。消费文化是鼓励消费、促进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国国内的一些文章，主要都是讲西方女性主义对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批评。本文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消费文化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无缥缈的幽灵，也不是我们想避开就能避开的。消费文化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在美国，消费是中产阶级——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属于这个阶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消费文化围绕着我们，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意识形态。
至于西方女性主义，则很难规范其范畴。关心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人都很清楚，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思潮。西方女性主义主要是指西欧和北美的、白种女人的女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缺乏一致的理论根源，其理论可能是讨论社会经济结构的，也可能是纯粹的形而上的。女性关注的政治立场的范围也很大，从保守到激进，从原旨教义的到无神论、无政府的，五花八门。从形式上，女性主义一般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自身缺乏革命的社会基础。女性主义也没有唯一的定义；它是一种松散的运动，在不停地变化。总的来说，女性主义呈现为伞状，包含了多种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纲领，极易受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正是因为女性主义纲领的松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主义经常发现自身处于理论和实践的窘境。在这篇文章里，我把所有从女性角度上看社会性别关系的观点都称为女性主义。
可以说，西欧和美国的女性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处在这样一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的困境中。以往人们通常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标签来区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这种区分的方法主要是以流派所依据的理论为出发点的。经过的三四十年的进化、转化，这些流派相互汲取，互相借鉴，理论的疆界已经模糊。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持续的变化，以往的标签和标准不再适用。我认为，对现在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的区分，应该主要看什么是其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议题。
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些众多的流派逐渐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第一种是为争取社会公正的女性主义，着眼于社会生产劳动的价值报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着重点在社会结构上。另一种我称为“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其主要纲领是个人选择。生活方式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后现代的文化理论。
2005年5月，希腊克罗蒂大学举办了一个主题为“社会性别变革”的女性主义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两个发言很能代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关注焦点和理论实践分歧。第一个是加拿大女性主义学者安德里亚·欧莱利(AndreaO’Reilly)①作的一个题为“通过女性主义养育子女的方式来反对社会性别不平等("Fighting Gender Inequality through Feminist Mothering")的发言。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对女性主义养育子女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并以自己反社会传统的穿着打扮、自己非传统母性的日常行为，解构了母亲这一社会性别角色，从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成长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积极的、政治的影响，使她的两个女儿都无可非议地成为女性主义者。23岁的大女儿是同性恋，并在同性性关系里扮演男性角色；小女儿则热爱自然，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是素食主义者。她只从豆腐中汲取蛋白质——骄傲的母亲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对她的发言，听众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女儿们激进的生活态度是女性主义颠覆父权社会的成功例子，可是大多数听众很不以为然。有人发问：我们更关心您那女性主义女儿对侵伊战争有什么看法，对非洲灾民的援助和防止艾滋病的蔓延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行动。在西方社会，肉类蛋类食品一般比蔬菜和豆制品便宜很多。食素食可以被看成激进的左翼的生活态度，也可以被看成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妇女教育资源中心的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活动家埃比·斯迈斯(Ailbhe Smyth)，其发言题目为“对爱尔兰当前女性主义政治状态的思考”("Gendering on down：Reflecting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Feminist Politics in Ireland")。斯迈斯把女性主义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之中，指出女性主义必须注重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北半球、南半球、北美、中东、欧盟等世界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冲突，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从而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否则，女性主义就失去了作为政治运动存在的意义。而目前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状态使她困惑不解，她以近期在欧盟盛行的女性主义争取同性恋结婚权为例，指出了当前女性主义同政治运动的脱节。斯迈斯本人是同性恋者。她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选择。同性的人相爱，想组成家庭，女性主义当然支持同情。传统的只有异性可以结婚，而同性的性关系是不道德的观念，女性主义早就给予批评。可是，如果把争取同性恋结婚的权利当成现阶段女性主义的主要议题，似乎令人不解，如同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
同性的或异性的婚姻，本质上都是个人的选择，女性主义一向尊重个人选择。但是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情况下，女性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应注重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和重建，有重要的目标。再则，女性主义不应该忘记其对婚姻和家庭的批评。女性主义一向认为，任何形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父权制权力结构之上的。同性的，异性的，实质都一样。要求同性恋结婚权实际上是一种弥补父权制婚姻的改良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作为女性主义的主流运动，那么，女性主义便失去了它的革命性，自然，也失去了它的群众基础。
当然，斯迈斯谈到的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欧洲，北美的女性主义也曾不合时宜地把一些个人选择之类的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纲领。比如，在21世纪美国的两次大选中，都是保守的共和党获胜。保守派在美国所谓三权鼎立的联邦政治法律权力结构中，完完全全地占了上风。一般来讲，共和党代表大企业集团以及富人的利益。可是为什么相对穷困的美国南部、中西部和山地地区的选民们似乎并不考虑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一股脑儿地投共和党的票呢？在美国的日常政治语汇中，共和党代表了美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而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中产阶级和一般民众利益，主张环境保护的民主党，却被认为是没有道德价值的集团。当然，共和党的竞选机构和机制更有组织纪律，更会洗脑，更会歪曲事实做宣传。但是，这些都不是民主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比较左倾的民主党失去了它所要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支持，主要是它的竞选议题。
比如，民主党的坚定同盟“全美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简称NOW)，多年来主要关心的就是在堕胎问题上女性的决定权问题。从美国的基督教清教传统以及美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来看，争取妇女自己决定继续妊娠还是停止妊娠的权利，无疑是女性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父权社会中，人类的再生产虽然主要由女性承担，但是她们很少有决定生多少和什么时候生的权利。她们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和功能从出生的那天就定了下来。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了各种安全的避孕措施的产生，但是，男性控制女性生殖能力的欲望远远没有消除。在美国，虽然联邦法允许堕胎，但是在很多社区和教区，对避孕和堕胎仍然有道义的和社会的制裁。全美反堕胎联盟的口号是：“珍爱生命”(pro-life)，用此对抗女性主义组织的要求堕胎权的口号“珍爱选择”(pro-choice)。
虽然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们喜好解构社会、解构语言，可是她们却从未对自己的“珍爱选择”进行解构。选择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可是，人是社会性的人。她的选择不可能逃出她的社会地位给予她的选择范畴。女人选择生不生孩子，不是一种纯个人的选择，她的选择受到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固定的工作，是否有稳定的家庭等因素的限制。在美国，上千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女性主义却没有把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争取全民医疗制度作为斗争的中心议题，而在大力宣传作为个人“珍爱选择”。“珍爱选择”被右派力量阐释成女性不负责任地发生性关系，一旦怀孕，就为了自己的自由，不负责任地堕掉胎儿，扼杀生命。与此相比，极右派的“珍爱生命”口号就有了一种道德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珍爱选择和争取同性恋结婚权的实例是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消费大潮中所面临的理论困境的缩影。强调个人/妇女的选择还是争取全社会公正，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实践分野。②
本文的后半部分主要谈“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同消费文化的关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消费文化一部分的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第二部分是女性主义对消费文化的理解。最后是我作为女性主义者对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认识。
(一)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众媒介语汇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状态：女性主义、女强人一时成了媒体的主题。一些自我标榜为女性主义的书籍成了主流媒体的畅销书。出人意外的是，在绝大多数妇女都在大喊“我不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被称作“女权纳粹”(feminazi)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出版受到主流读者群的喜爱和欢迎，被广泛地消费。出版商们赚了大钱，书的作者们也因此被主流媒体注意，被捧为敢于向正统女性主义挑战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这些被标榜为第三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为以往的女性主义，也就是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陷入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认为所有女人都是性暴力的牺牲品，是经济剥削对象，是男性所规定的美的标准的受害者。这几位所谓女性主义者都有良好的教育，都是常春藤联校的毕业生，在美国属于特权阶层，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为尼奥米·乌尔夫(Naomi Wolf)、克逖·泊伊夫(Katie Poiphe)和贾米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
生活方式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摧毁了。女人是社会的牺牲品这样的论调完全是夸张。正统的女性主义不但不能赋权予妇女，而且实际上把权力从她们的手中拿走。泊伊夫认为，如果总是说妇女是受害者，那么就是说妇女是消极的。她们还认为，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所争取的女人的经济独立和女人的工作权利，本质上没有给女人带来真正的好处，倒把男人惯坏了。因为女人工作了，男人养家的义务就消失了，这一代男人丧失了责任感。结果，女人又要顾家，又要顾工作，怎么能说她们得到解放了呢？权力女性主义者们还说，由于女性的经济独立，家庭形式发生了变化。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现在几乎成了主流家庭形式。在这场变革中，还是女性吃亏。独身女人越来越多，而这些大姑娘、老处女都是妇女独立运动的牺牲者。当她们意识到要找男人的时候，才发现为时已晚，“连末班车都赶不上了。”
如何才能从受害者女性主义变成权力女性主义呢？首先要妇女追求性生活的美满，其次是不能害怕权力，躲避权力。对她们来说，传统女性主义对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权力结构的批判本身就表现出女性是惧怕权力的。性也是使女人产生力量的一种权力。她们的奉告是：人就要享受，作为女人应该积极主动，想要什么，就要追求什么。应该放肆地享受性快乐。同时还要像男人一样抓权、揽权。美国媒体中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也就是女强人们，得到了观众的认同。这种被认同的女性主义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女强人们衣着合体，表现出特有的气质，生活在名牌之中，环境颜色协调，事业成功，经济基础雄厚；这些女人也有不足，她们好争吵，脾气大，处不好人事关系，过于自信。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这是她们生理所决定的，又有谁能改变女性染色体呢？尼奥米·乌尔夫在《火对火》(Fire with Fire)中，要把女性主义演变成或改变成一种时装性的东西。女性主义对她来说应该是“任何女人，任何关心女人的男人穿着觉着舒服合体”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理论。乌尔夫很欣赏耐克公司的广告词“做就是了”(Just do it)。她说，女人就是要竞争，而且应该把这个口号作为争取胜利和自强的座右铭。[1]
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在通俗大众读物出版业里女性主义出尽了风头，而且在大众期刊杂志领域，女性主义也被炒得火红。《绅士》(Esquire)、《都市》(Cosmopolitan)、《大西洋》(The Atlantic)和《新闻周刊》(Newsweek)等头版头条地刊登各种文章讨论女性主义，似乎在考察女性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典型的标题不外乎“你可以做一个同时也能爱男人的女性主义者吗”之类。女性主义成了热门，成了热门商品。当然，广告商也在处心积虑地包装女性主义，从而吸引更多的女性消费者。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自称能帮助妇女解决男女两性之间关系问题的脱口秀主持人劳拉博士(Dr.Laura)，在卖钙片的广告中说：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不得软骨症，我服用了那种钙片，不但身体的骨架结实，而且女性主义的腰板也是直直的，不向男性屈服。劳拉博士其实算不上什么女性主义者，她的政治立场相当右翼保守。是女性主义的市场价值把她卷了进来。
这20年来，好莱坞的女性电影以及有关女性的电视片等，都在起着商业广告的作用，对女人贩卖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2000年的电影《女人到底要什么》(What Women Want)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个女强人在那里为运动鞋做广告，通过商品和生活方式，她成功了，当然也得到了久违的爱情。之后有两部有名的电视连续剧，也在用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吸引着观众。《性和城市》(Sex and the City)是讲4个住在纽约的事业型妇女性生活的故事。③她们个个都美丽漂亮，事业成功，穿着得体，自强自爱；她们生活的主题是和男人们做游戏，在两性的探戈中看谁得胜。《绝望的家庭主妇们》(Desperate Housewives)是2005年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剧中的5个女主角，都靓得耀眼。她们住在长岛的中上层社区内，整天闲得无所事事，却面临着许多个人的危机。每个人都需要男人，有经济的需要，有性的需要，有精神上的需要，也有母性、妻性对照顾男人的需要。但是她们又绝不依赖男人，决不屈服男性。她们都被看成是有个性的，更确切地说，都是能利用男性的女人。这些女强人们似乎大多数男人也蛮喜欢，因为她们任性得可爱。正像左翼期刊《国家》(The Nation)中一篇文章讲的那样，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时代性很强的女人味儿，有21世纪的性感。这样的女人可以被所有社会的所有阶层所消费。
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女性主义进人了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到底是什么？如何定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能定义，由谁来定义？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有一点显而易见，所谓第三次浪潮强调的就是女性对自身的关注，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它的产生是女性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相交叉的产物。大众媒体炒作出来的女性主义，主要是根据其市场价值而出现的。这种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正是为了迎合商品化的潮流而产生的。清楚地说明了商品化对于改变社会政治力量的巨大作用。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和商品化互相利用，互相补偿。
当然，不仅是女性主义的政治被消费文化所侵蚀，美国的所有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商品。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是政治的装潢化、广告化、表面化的具体事例。在中国大众媒体中有一个常用词叫人气指数。人气指数简单地说，就是指某人的表面和表演在公众领域中的商业价值。在2000年大选中，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戈尔特地请前面提到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者尼奥米·乌尔夫帮他竞选，就穿什么样式的衣服，做什么样的手势，什么样的微笑能得到选民的尤其是女选民的好感，为他出点子，做他的人气指数参谋。共和党的布什为了接近共和党的基本选民而完完全全地改变了自己，本来出生在美国东北部，演讲时却操着一口德克萨斯腔，本来出生在类似于贵族的家庭，耶鲁大学毕业，却装成一个西部的牛仔。这些经过加工了的形象，通过募捐来的以百亿计的竞选资金，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金钱、装潢、政治就这样融合在一起，由美国公民来消费了。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兴盛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们的实践，可以说是建立在“做”(doing)和“存在”(being)的辩证关系中的。她们是行动主义者，同时在为这些行动寻找理论的根源。她们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置于大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下，使自身的经历有了集体性的政治意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一口号的出现，就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只有集体的政治，才能从社会结构上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再看看生活在消费文化大潮之中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它已经没有了第二次浪潮的那种坦荡的大破大立。它对消费文化的批评，主要是强调颠覆和调整，所以理论上呈现出很无奈的暧昧情绪。
(二)女性主义对消费文化的理解
在《时装文化：理论，探讨及分析》(Fashion Cultures：Theories，Explorations and Analysis)一书中，帕米拉·杰布森(Pamela Church Gibson)主要讲人们的日常穿戴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她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把时装和高雅服饰区别开来。杰布森阐释了两种女性主义对时装的看法，两种她都不同意。一种是女性主义对时装的“清教式”的批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普遍认为，时尚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因此是对女性的一种施暴的形式。杰布森分析说，很显然，任何一种正在兴起的政治力量一般是纯粹的、带有清教禁欲色彩的。比如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统一色调、统一形式的服装，就说明是一场刚刚兴起的革命。为什么在革命或运动的初期，总会出现一种禁欲的情况？可能是任何政治的革命首先都是审美的革命。女性主义也是一样。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戈莉尔(Greer)把女人穿的高跟鞋、擦的指甲油、带的各种首饰，比喻成把女人当成性对象的东西，女人都是时尚的牺牲品。
杰布森也不同意女性主义者对时尚的认同态度。1997年，贾米莉·帕格利亚去伦敦讲演，她说女人应该模仿的榜样是歌星麦当娜，已故的戴安娜公主和英国的歌唱乐队“风味女孩”(Spice Girls)。这些人知道怎么样才能成功。她们的外表是造型成功的入场券。她们不停地换衣服，换发型，而且认真地去健身房保持体形。她们让男性着迷。女性主义者为什么不这样呢？帕格利亚的演说并不成功。属于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们不停地起哄，打断她的讲话。最后，整个会场都被搅乱。
杰布森认为，女性主义不应该成为一种禁欲主义，也不必要那么崇尚时尚和时装。一个完全的女人、会生活的女人自然而然地要用化妆品，染头发，纹身。这些正是女性自身的自由选择，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女性主义过分去谈论这些，没有什么重要性。
杰布森想建立一种女性主义对待时尚的辩证法。她借用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一种战略。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的解构分析应该超越好/坏这样的二元对立。他说，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之中，所以对它简单地怀疑否定和同样简单地欣然接受都不能说明问题。对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也就是评价我们自身。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处在一种矛盾中，使我们不能把握好对事物的道义评判。杰布森的辩证法就是，首先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时尚，在承认它的商品性一面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我们在潜意识中对它的追求。
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1985年的一本名为《梦里的穿戴》(Adorned in Dreams)的著作，是杰布森辩证法的共鸣。威尔逊指出，时尚其实是一种表演艺术，是“各种对抗的、不能统一的欲望的矛盾心理载体。时装的多种多样表示了欲望的多种多样，像艺术一样，是没有完结的。”[2](P246)威尔逊指出，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对时尚批评过于简单。因为有些人把“自然”这种概念同“真实”的概念相混淆，认为只有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才是女性主义者崇尚的有真正自我的人。这种观念的混淆在戈莉尔的作品里比比皆是：穿高跟鞋、涂红唇膏的女人不能被女性主义接受，而裸体的女人可以。但是又怎么能说裸体本身不是商品呢？
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要求多样化、多种景象、多种身份和多元政治。它更注意消费主义的实质和女性消费的实质。20世纪80年代，威尔逊的研究对时尚做了这样的总结：时尚是矛盾的，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身体同艺术、个人心理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模糊不清的关系。威尔逊在1990年修正了以上观点：时尚是后现代的中心，女性主义者应该更全面地把握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如果强调一个层面，就有过分简单化的危险。女性主义在谈时装时，应避免简单的道德上的评议和反对。
彼德·斯特尔恩斯(Peter Stearns)的《肥胖之历史：现代西方的身体和美感》(Fat History:Bodies and Beauty in the Modern West)提出，人的体形美感是瘦还是胖的观念是同消费文化、妇女平权运动和女性性角色、母性角色变化相关联的。[3]人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体形上，还接触到大量生产的名牌食品：名厨烹调、电视餐、美食的冷冻果汁等。在后现代社会里，食品不仅是提供身体必需的营养来源，也是一种追赶时尚的商品。吃什么饭，做什么样的饭，什么牌子的饭，食品是如何包装的，在哪个饭店吃饭，吃什么国家的饭，都成了区别不同生活方式的时尚的重要部分。素食主义表示了一种很上层的身份。当然喝的也要按等级排列。科学也派上了用场，每个女人都要计算每天应该摄入多少卡路里，运动能消耗多少。一个巨大的笑话就是电视广告里充满了高蛋白高脂肪的食品，以满足人们欲望，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只能吃豆子、烤面包干之类的低脂肪食品。在这里，食物成了一种色情物：不停地煽动你的欲望，又不停地告诫你，你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在一个食品丰富的社会里，制造瘦就是美，骨感美就是有教养，有气质，有社会地位。欲望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矛盾的。吃得好，体形就会不好看。减肥成了女性的嗜好。美国每年用在减肥工业上的钱，拿来可以两次方地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
由消费而引起的满足感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是追求感觉上的刺激，如视觉、听觉、味觉。美国周六主要电视台，就连公共电视台也一样，着重于食品的宣传。一方面名厨介绍眼花缭乱的各种菜肴制作，另一方面紧接着就是健身广告和减肥广告。超级市场里的布局都是经过消费者心理调查而精心策划的。由大众心理学家参加设计的购物区的格局要迎合消费者心理的需要。比如说，利用迪斯尼乐园游乐场的格局，首先要建立一个长长的大道，小型和中性的商店沿道两边而立，恰似晚宴里的头台小菜。在两个尽头布置着大的百货连锁店，这才是购物的正餐；又好像是白雪公主的宫殿，只有达到那里，欲望才能得到满足，因为每个女孩子的最大欲望是成为白雪公主，而女性是主要消费者。这种布局把购物的过程筹划成了满足欲望、达到理想的过程。
女性主义对消费主义的研究有时会走入绝对化。比如，约翰·菲斯克(John Fisk)认为，消费者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一种巨大的颠覆力，像游击战一样从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对现在的文化不断袭击。女人是家庭中主要的采买员。最近几年在西欧和美国，有些女人得上了一种类似酒瘾、烟瘾之类的“购物瘾”。她们能从购物过程中得到快感。她们并不在意买什么，买的东西有没有用。只要心情不好，就去商场。菲斯克认为，女性的狂买乱买，导致了家庭收支不平衡，使家庭不和，以致离婚。从这个角度上说，女性无目的的消费，无意识或潜意识地对父权制传统的婚姻结构和家庭有颠覆性的积极意义。
全球的消费主义是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为蓝本的。在《美国独立宣言》里，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Life，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这三点“是人的不可分割的权利”。美国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框架中进行的。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对幸福的追求”的实际含义。《独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显而易见是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那里借来的。在洛克的版本中没有对幸福的追求，而是：“生活，自由，和庄园(或财产)”(Life，Liberty,and Estate or Property)。美国人把财产这个物质性的词改成了一个过程，一个追求的过程。如果说17世纪的英国人认为生活、自由和财产是人的基本权利的话，18世纪的美国人则对人的不可分割的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幸福，把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满足变成了一种权利，变成了物质的结果。他们同时也预测到了幸福的不可得到性，因为得到了的就不是幸福的了，因此要追求。要想理解什么是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小说《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是再好不过的教材了。它形象地描述了美国梦的本质：奢侈贪婪，对物质财富无止境地追求，以为这样精神上就会幸福了。这种物质和精神互为一体在现代消费主义的语汇中比比皆是，什么“道德破产”啦，“精神贫穷”啦，“狂甩文化”，等等，似乎精神境界和商品一样，都可用商业的词汇来形容来表达。
今天，消费被广泛认为是最好的实现自我的方式。一个人在自己价值危机时，最不自信时、最没有安全感时，总是看一看自己的财产，然后就会心安理得地觉得有一个实体的存在。而且更危险的是，好像只要有购买力，在获取商品的同时，就是享受到了民主。挑选商品的过程变成了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20世纪80年代，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美国超市里有几百种冰激凌。美国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选择，所以美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
我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消费文化的认识基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就是制造一种统一的、纯粹的消费文化。资本主义主要目的和效应表现在：不停地创造欲望，不停地制造不满足感；不停地制造不幸福感，因而有效地防止满足感的产生。女性主义对消费文化的批评，应该建立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
全球化过程所孕育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主要是以“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商品、获得商品削弱了社区意识和公民生活。左翼作家罗伯特·麦克契萨伊(Robert Mc Chesaey)指出：全球媒体系统的特征是肆无忌惮地全面商品化，制造各种所谓名牌，中产阶级年轻一代都是在名牌、名牌商品中长大的。作为政府的喉舌，新闻重在猎奇，无商品广告的媒体越来越少。这些变化严重地削弱了“公共领域”以及公民参与社区、国家政治的机会。广告推销的文化力量，引起了政治公共领域被非政治的消费文化替代。世界现在变成了一个虚构的、由广告商根据不同的人口组织和消费习惯分成的社团，取代了民主社会必有的政治组织和团体。虚构的社团主要是买卖商品，而不是提供政治服务。广告商们不喜欢政治，因为目标观众很少，娱乐节目不仅帮助卖商品，而且可以间接地、有效地传播意识形态信息。娱乐节目具有麻痹性，使人们满足于现状，不去挑战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样，公共领域被成功地变成了满足商业利益的场合，公众失去了对社会、文化、政府政策的参与作用以后，商业、政府造成了垄断。这种现象和毛泽东讲的和平演变很相似。
作为公民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是不同的。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有其政治属性，公民不但对社区和社会有要求，也有其义务。消费者的身份和公民身份的不同，它是经济的概念，它对社区和社会没有什么义务，因为“消费者就是上帝”。
在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消费问题上的时候，女性主义者安杰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1999年指出，生产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被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忽视了。大量的私有财富、大量的消费，必须有其原料基地、生产加工基地以及消费品的生产者。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而成为提供物质生产、提供资源的基地。社会消费品要通过起码三个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获取原材料、生产、运输。社会经济也不只是买方卖方，谁消费、谁控制消费的问题，而且还包括生产过程，生产劳动的报酬，因不合理的报酬随之而来的工人的贫困，劳动力再生产，谁掌握劳动力的再生产，谁能消费得起，消费什么，第三世界女工和童工的廉价劳动，阶级的重新组合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4]
这就让我们重新回到这篇文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女性主义，无论是西方的或是中国的，如果把着眼点放到个人选择上，就会毫无疑问地丧失它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成为中产阶级妇女无病呻吟的场所。如果非要将生活方式的选择说成也是一种政治性的，那么这种政治就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一种自怜、自恋的政治。
我们都知道，女性主义不是什么真理，它是对自身所处的某种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反应。女性主义常常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女性主义的的确确反映了美国的社会主流：消费主义，多元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思维方式。美国正向世界武力地、文化地、经济地推行自身的生活方式。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如何认识和批判西欧和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是对全球女性主义的严肃挑战。
注释：
①安德里亚·欧莱利在北美的女性主义理论界似乎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她在2005年6月全美女性学年会上做了同样内容的发言，而且这次是全会发言。
②在中国，我觉得也存在着这种女性主义的分歧。这点还有待于同国内的同行探讨。
③《性和城市》也有中国式的翻版。《好想好想谈恋爱》似乎就是一种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