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势论文,中东论文,美国论文,困境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2-0050-08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几乎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借冷战和海湾战争获胜的声威，美国随后在号称地缘天险的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而其昔日的竞争对手苏联却曾在此地陷入十年游击战争的泥潭。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然而5年后，美国却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霸权的基础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瓦解迹象。
美国是西方历史的巅峰，也是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理想。美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无论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民主体制所达到的高度而言，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受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近年来综合实力处于明显下滑趋势。美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动因考察是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中东均势外交战略加以解读，评析了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从中剖析出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的缺陷，考量伴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由地缘因素所引起的中东均势变动。
一、海洋立国战略思想影响下的美国均势外交
20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大国关系五百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力量迅速崛起，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这种强盛也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美国霸权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地缘因素在大国的兴衰中影响深远，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既提供机遇又造成约束。领土广阔是大国硬权力的重要指标，地理幅员首先决定了一国能够获得权力的大小。同样，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也限定了美国权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大国间权力争夺的产物。[1]1如索尔·科恩所述：“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变化，地缘政治观念也会发生变化。”[2]29
20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美国的崛起。美国似乎是命中注定“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的国家。[3]55当时美国的疆域基本划定，从面积来看已是“泱泱大国”；从对外战略来看美国已经走过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国家战略由固守美洲转向控制全球。美国由国内市场支撑而实现了工业化，这是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广阔领土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欧亚移民，使美国能以巨大力量与规模开发潜在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特别是英国工业的垄断。偏离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大部分历史阶段远离危险对手和欧洲大陆的均势，在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站稳了脚跟。
伴随美国海外争夺的开始，深植于美国地理特征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逐渐形成，海权立国和均势外交便成为美国军事和外交的经典思维。具体表现为：一，三面环海、可以自由进出大洋的海洋地理使美国本能地选择海权立国。如马汉所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则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但美国这一海上优势是以同样巨大的劣势为代价的：如同所有的海洋民族一样，美国的陆军先天不足。美国的力量始终在大洋上游荡，不能超越海洋的局限。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享有侧翼国家的优越地位，既可以影响亚欧大陆的格局，又不会受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袭击；二，自罗斯福总统明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均势外交相联系以来，均势战略就始终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但同样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不能穿越巨大的水体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上。然而，地缘孤立决定了美国在大战略方面的守势比攻势更为有利。为固守美洲时期曾经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地缘优势，美国战略开始转向海外。自1500年全球权力争夺以来，欧亚大陆始终处于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缺乏稳固的战略基点，不能有效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两洋战略是整个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它是美国特有的地缘环境的产物，是英国传统均势外交在美国地缘上的展开。美国外交沿袭19世纪英国的均势战略，但却有着浓厚的源自美国地缘环境特征。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近海边缘，可有效地介入欧洲大陆的争夺；英国的均势是单一的，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展开。与此不同，美国同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侧，美国的安全关注是多元的，必须在至少两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两洋战略的实质是多元均势，即美国必须在亚太、欧洲和中东三条战线上保持均势。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美国霸权的局限性特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
二、美国均势外交的历史实践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施均势外交的经典行动。1917年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抵达欧洲大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介入欧洲纷争。美国“站在不那么强大的大国一边，与它们为伍，从而挫败了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4]159美国的举动被视为最理想的均势之举。在二战中，美国的均势原则如杜鲁门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眼见德国就要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彼此杀戮。”[5]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真正开始在两洋作战，但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的战略已显得力不从心。轴心国的覆灭和英法等传统强国的削弱使欧亚力量格局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均势战略中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敌国不能被消灭，而应将它们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6]38-41基于此，美国力量的决定性投入成为必须。在东亚和欧洲，美国既可以与日本和德国兵戎相见，也可以与它们并肩作战。虽然美国随着力量格局的转换而灵活变换盟友是明智的，但均势战略也显示出美国力量的局限性。
美国存在先天的、根源于海洋地理的军事软肋。海上力量不能深入大陆腹地，仅仅依靠海上力量，或对欧亚大陆边缘岛屿的有限控制，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任何重要战略区进行有效而持久的争夺。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了海上霸权、甚至世界霸权，但其海上力量没有根本影响到世界的心脏地带。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根本缺憾。[7]62-65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美国。麦金德认为，陆地是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主要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海上力量被不断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比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7]41-45在英国丧失霸主地位之后，海洋国家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
地缘缺陷使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持久的影响，导致美国在与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对抗时处于弱势。在与前苏联的冷战争夺中，美国地缘的优势开始变为负资产。例如，苏联迅速拓展了疆域，“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苏联的铁路还把这片辽阔的疆域连起来，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枢。[8]161-162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背靠稳定的广袤腹地，在其强盛时期，苏联对欧亚大陆东西南三面形成强有力的地缘优势。美国的力量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与争夺中始终处于地缘上的被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于是成为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边缘地区会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9]43这一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帮助美国以发达的工业力量和优越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力量削弱或抵消了地缘上的劣势。
地缘缺陷迫使美国通过对盟国的控制来获得在欧亚大陆上的战略支撑。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枢，必须在海外建立军事立足点来弥补地缘缺陷。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维持其军事优势。附庸国的顺从与盟国无条件的忠诚是美国介入欧亚权力争夺的前提。美国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两大支柱。1949年成立的北约，其目标就是“留住美国、赶走俄国、制约德国”；而美日同盟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10]354。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谋求“主导式霸权”，基本手段是联盟战略和地区均势。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分化区域大国，在保持美国绝对优势的同时维持地区均势。美国“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冲突中彼此消耗。”[5]29于是，美国的传统均势战略演变成霸权均势。虽然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势，所以它难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下，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潜在竞争者。欧盟的经济实力和人口均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存在于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由于权力对比向华盛顿倾斜以及随着美国主宰地位的形成，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驱迫那些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协调它们的政策，形成俾斯麦所称的霸权国家的“联盟梦魇”[11]161-162。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
美国霸权均势在本质上既是一种攻势，又是一种防御性体系。美国依仗前沿存在与全球机动的海(空)军在多条战线上机动防御，在多个战略区维持均势，但美国采取进攻性战略的权力基础仍然有限。美国这种机制安排包含巨大的战略风险：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力量过于突出，或美国力量在任何战略区的过度介入，都有可能牵掣全盘局势，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传统上以海权立国，陆军不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持久、有效地作战，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风险。海湾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军事转型，使美国的整体军力结构更加向着以轻灵为主的海空军倾斜。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实施了军事改革，其结果过于强调军队的全球机动性，牺牲了陆军的重型防护和火力，美国的陆军因此更为虚弱。这一改革也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即没有陆军的有效占领则不能建立牢固的军事控制，天马行空式的空中打击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从外洋控制欧亚大陆脆弱的平衡关系，美国的全球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全球任何一点的过度介入都将导致它在其他战略区的力量捉襟见肘。
美国制定了稳健的霸权路线，美国战略家也提出了一些理性的总体规划，但美国却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也无力控制纷纭复杂的欧亚大陆接合处——中东地区。美国“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在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更为困难。”[12]126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不断“区域化”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经济与金融上的日益聚合将可能使美国被边缘化。①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家利益》中也断言，美国只能指望一个真正的伙伴同它一起应对“全球巴尔干问题”，这个伙伴就是欧洲。[13]3鉴于美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米尔斯海默因此主张，美国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也认为，美国必须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适合于美国的最佳战略是“选择性干预战略”，即确保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分散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14]10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中甚至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让其自生自灭。”[12]12
三、背离均势：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在谋求霸权均势的总体战略之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遏制欧亚大陆上潜在的敌对大国，巩固美国在东亚、中东和西欧的主导地位，防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重要地区。这种全球战略可称作动态多元均势外交，但由于它不可避免地在多条战线上面对数目不定的敌人，因而是脆弱的，如冷战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已令美国感受到了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的中东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重心，目标务实而稳健。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两个基点：第一，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第二，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15]212-280此外，维护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国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也是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主要手段。只要地区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维护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虽然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中东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但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处的危险在于，它“所具有的实力足以对付任何国家，但不能作到同时对付所有国家。”[11]168由于欧洲的融合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等因素，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均势难以为继。美国霸权均势的最佳行动原则如下：充分利用控制外洋的巨大优势，保持战略上的集中，尽可能超然于欧亚大陆的纷争之外，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进行军事干涉，从而在关键的地区和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力量，以恢复均势。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在中东最低限度的介入原则，亦即保持在中东的均势外交。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四股力量的均衡，尤其是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以及维持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力量均衡。美国凭借超然的地位，以最低限度的战略投入管理中东秩序，从而在上述关键战略区维持平衡。
冷战胜利及其衍生的道德威权，使美国处在重塑中东格局的优势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国以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允许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老布什政府保持战略克制，按照均势原则行事，在保留伊拉克政权的前提下结束了战争。如同昔日英国在欧洲政治中实施的均势原则一样，老布什政府“反对霸权主义，但不陷入其中。”[11]160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地位，可以防范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考量是通过战争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曾指出，美国均势战略的第一目标就是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16]建立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比消灭伊拉克的萨达姆更为重要的目标，前者是政治原则，后者是为其服务的军事手段。美国在全球任何战略区都可形成优势，但美国不能在所有的战略区同时拥有力量优势，保持战略克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美国中东政策亦不能干扰大战略的实施。
然而，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违背了均势原则。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由改变现状的“革命者”演变为保守现状的“统治者”。美国战略利益的变更使美以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角色从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者转化为巴以之间公正的仲裁者。美国的新角色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施双轨政策、同时安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乃是均势原则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沿着冷战的惯性前冲，不能超然于巴以冲突之外。布什上台之后，美国偏袒以色列强硬派的政策，使巴以之间流血冲突不断，美国更是陷入了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冲突中。若不能在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美国就不能建立和谐的中东秩序。就这样，美国长期纠缠于无足轻重的地区，违背了最低限度介入的原则，牵动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四、武力改造：美国进一步背离中东均势外交
“9·11”后，布什给予中东空前的重视，美国的战略重心随之向中东地区倾斜。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直接碰撞，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直指伊斯兰社会制度。美国的主流思想不是反思国家政策的失误，而是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美国学者刘易斯于2002年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先进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落伍，主要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17]13甚至美国民众也普遍认为，本·拉登“代表着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失败”[17]12。布什曾言：“60年来西方国家纵容和适应了中东这种缺乏自由的状态，但这样做对于我们获得安全没有作用。”[18]8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对美国来说不啻是消耗武力的无底洞，因为美国永远不具备这种实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与温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拉长了美国在中东的帝国战线。中东政治生态极为脆弱，布什政府颠覆性的改造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而西方强加的新的机制往往“水土不服”，难以适应伊斯兰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美国已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而打乱中东现有的安全架构实际上是在颠覆自己的权力基础。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传统上是大国中东霸权的战略支点。伊拉克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形成掎角之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全面遏制，美国的海湾政策走上了“遏制两伊”的道路，偏离了维持均势的传统，更深地卷入了中东冲突的旋涡。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布什中东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势力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抛弃了在中东维持力量均势、保持战略克制、争取民心的稳健政策，滥用了美国的优势力量，将强权与黩武推向极致。2003年3月，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主要欧洲盟友支持的情况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结果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伊拉克战争导致的伊拉克乱局，不但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反美游击战的泥潭，也使美国被迫走向前台，扮演直接遏制伊朗的“平衡者”的角色。伊朗在中东具有成为地区大国的潜力，美国应该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恢复同伊朗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以最小的代价维持中东稳定。错误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国陷入伊朗与反美武装的两面夹击。美国的军事力量长久滞留中东，必将牵制其在关键战略区的力量。
五、结语
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由来已久。伊拉克战争只是美国一系列战略失误的巅峰，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投入了许多力量，并给予重大战略关注。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选择其错误的中东政策的决定性步骤，此后，美国的中东政策难以做出战略性调整。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无所作为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能力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软权力，艰难支撑其全球霸权的多元均势外交濒临崩溃。美国失误的中东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伊朗核问题的恶化，美国同伊朗的矛盾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阿拉伯各国同伊朗的矛盾。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形成的两面夹击，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也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对手。地缘政治力量日益增强的伊朗无疑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影响海湾地区的力量结构。
目前，美国正在多条战线上面临战略压力，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也并非易事，而发动伊拉克战争、背离均势外交的原则是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但迫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布什政府又很难选择后退。在美国政府看来，轻率撤军不但将中东推向地缘政治的大灾难，致使美国作为大国的政治名誉扫地，也将使美国的霸权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连锁反应也不容低估。可以断言，美国下一任政府将不得不长久忍受布什政府战略决断失误所招致的地缘政治挫折，并有可能做出战略性调整，在中东地区恢复其传统的均势外交。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可参见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