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效至上#183;科学精神与理想人性——20世纪初期鲁迅对于科学思想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科学论文,实效论文,初期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少儿时期就透露了他对于自然之物的偏爱，他不但喜读中国古代有关自然之物——花草虫鱼等——的图画书籍，而且根据周建人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中的回忆，他还动手栽培过花草，依据观察所得纠正过古书上的偏颇与谬误。但是，他那时所读的《花镜》这类的书籍并不是真正富有科学意味的，1898年求学南京时才真正接触到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他在水师学堂及矿路学堂所学的课程基本上是西化的课程，此时，他不但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有所了解，而且就像在他的知识视野上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由此窥见到了另外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闪烁着理性精神与科学光芒的世界。
留学日本之后，青年鲁迅陆续撰写了《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科普性文章，从日文转译有《北极探险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并与同学顾琅合编有《中国矿产志》一书。所有这些，不仅显示了鲁迅对于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而且较为集中地展示了鲁迅早期对于科学思想认识的不断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他何以由关注自然科学走向人文学科（文艺、历史、哲学、宗教等）的逻辑必然性。因此，研读此时——20世纪初期——鲁迅撰写的科普著作，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他何以要“弃医从文”的动机，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他后来何以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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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下半叶直至二十世纪初，在天朝帝国轰然崩溃这一事实的强烈刺激下，中国掀起一股富国强兵的热潮，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就是其中的重要思潮之一。“实业救国”论者譬如郑观应、张骞、汪康年等人，尽管在具体论述上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共通点，这就是：唯有兴盛实业才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换言之，振兴实业为救亡之先务。正如当时一位论者所言，“今日救亡之术，固当以振兴实业为唯之先务”（注：胜因：《实业救国悬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讼选集》第3卷第511页。张相、王忍之编，三联书店1960年版。）。鲁迅早年受到了这种实业救国思潮的一定影响，这是由他所受洋务学堂教育决定了的。鲁迅早年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显然是他在家道中衰后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谋生式选择，恐怕并不如他后来所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样的自觉与坚定。其实，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矿路学堂，其目的都是为正在土崩瓦解着的清王朝培养实用型人才。当时鲁迅的思想也就不能不受到学堂规定的角色模式的影响。其实，鲁迅后来到仙台医专学医——一面救治穷苦的病人，一面也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美梦，也是依附在行医这一职业的选择上。所有这些职业的选择其实都打上了实业救国思潮的印痕。
1903年鲁迅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鲜明地体现了他意欲倾心实业救国的思路。文章是从对于祖国的顿呼式赞颂开始的。他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注：《中国地质略论》，分别见《鲁迅全集》第8卷3页。）又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注：《中国地质略论》，分别见《鲁迅全集》第8卷4页。）以此表达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爱国情怀的限定，他才在文章末尾部分号召良知未泯的旧有官僚乡绅组织中国民众自己开采矿藏，发展工业，以使祖国尽快走上富强之路。作者最后表示了由衷的感叹，“则吾将忧服箱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注：《中国地质略论》，分别见《鲁迅全集》第8 卷17页。）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那么，我担心像马一样受人鞭打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噜噜嗦嗦地介绍中国的地质状貌哩。这说明，鲁迅撰述《中国地质略论》的本意并不只是让国人明白有关中国地质与矿藏分布的客观知识而是以此引导国人生发爱国之心，积极投入“实业救国”这一近代较为进步的思潮中去。
鲁迅早年热衷于西方科幻小说的阅读与翻译，这一方面是受到梁启超或者日本近代小说功能观的影响的缘故，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鲁迅对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最初认识。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这说明，在小说与科学内容之间，鲁迅认为小说只是一种向民众宣传科学知识的较为便捷的手段，注重小说形式本身的译介并不是当时鲁迅的目的，他译介科学小说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增进自然科学常识，以此破除迷信，改良思想。又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与其说这是倡导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审美作用，毋宁说这是倡导小说特殊的宣传作用（所谓寓教于乐）更为恰当。这与梁启超宣扬的“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文选》（下集）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版。）的启蒙小说观念如出一辙。在我看来，这同《中国地质略论》等文字一样，反映了鲁迅此时浓厚的实效至上的功利观念。
鲁迅当时认为，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极大地推动祖国走向富强之路，而且能够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结构，改变人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蒙昧性认识。鲁迅在《说鈤》中指出， 科学家“自X线之研究，而得鈤线；由鈤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进而指出，科学界的每一重大发现——譬如居里夫人的发现镭——足以“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因此，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在分析19世纪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突破性进展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时指出，科学发展之“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薄”，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可以改变人们旧有的思想观念，并进而促进人类的思想革命，促使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式得到不断更新与演进。
正是因为科学的发展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它仿佛成了推动社会由贫穷走向富强、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巨大杠杆，所以鲁迅是多么热切地希望国人能够尽可能地吸收西方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在此之上，希望中国有志之士能够致力于科技发明，献身于科学研究。那么，人们自然会问：在鲁迅看来，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哪些基本素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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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早期文言论文中，直接间接地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素养。
首先，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性主义信仰，富有敢破敢立的大无畏精神。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上每一重大突破性进展都始于科学家对于前人乃至今人学说的大胆怀疑与否定。没有怀疑，就不会有哥白尼“日心说”取代源远流长的“地心说”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就不会有爱因斯坦“相对论。宇宙观对于牛顿力学宇宙观的革命性变革。正因如此，鲁迅才在《说鈤》一文中深表感叹：人们对于过去的习见往往听之任之，视而不见，缺乏怀疑精神，“怀疑之徒，竟不可得”！在怀疑之士很难觅得的情境下，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对于怀疑论者笛卡尔表示衷心赞许也就是情理中事。鲁迅说，笛卡尔“以数学名，近世哲学之基，亦赖以立。尝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于是专心一致，求基础于意识，觅方术于数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一般而言，怀疑精神是整个欧洲认识史上的一种渊远流长的理性传统。在近代怀疑主义者笛卡尔看来，只有信仰上帝以及信守“我思故我在”这一个人自身的实在原则，人们才有可能建立自己崭新的知识体系。一方面，笛卡尔认为，唯有上帝的观念是神圣而完善的一个先验存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种观念是确实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我怀疑或思维。因为怀疑意味着思维，而思维意味着存在，所以“我思故我在”。因此，笛卡尔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怀疑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又相信理性能够把握确实的知识，并且认为，唯为理性思维才能够认识外在世界的真实本性。显然，鲁迅经由对于笛卡尔的“语境”关注（注：语境（context ）：在此借指鲁迅早期思想的构成本来就是置于一个巨大的中外文化逻辑场中进行的。质而言之，鲁迅早期思想的建构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着个更大的语义关联网络的。因而对于他的思想研究也就必须考虑到一定的“语境”——语义关联网络的逻辑生成。），涉及到了欧洲思想渊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理性主义的信仰问题。所谓信仰，这是对于超验对象而言的，它是指一种不经确证即确信为真的认知方式和态度。“两希”（指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中的古希腊文化提供的信仰方式，不是理性主义。它确信世界能够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它指向人本身，是人的一种自信。其实，鲁迅在《人之历史》中就开始论及到了这个问题。鲁迅说，“进化之说，煔灼于希腊智者德黎（Thales，泰勒斯——引者），至达尔文（Ch.Darwin）而大定”。 我们知道，泰勒斯是古希腊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他深信世界存在着一种本源，并且同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深信人的理性认识能力能够将这一本源找寻出来。因为他受到只有潮湿的种子才会萌芽的启迪，所以他大胆地提出了“水本源说”，认为万物是源于水的。应当说，这是对生命起源所作出的一种了不起的推测，因为它将生命的起源归结为自然原因，而非外在的超自然原因。所以，我们认为，当鲁迅认定“进化之说，煔灼于希腊智者”泰勒斯时，他其实就是潜在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肯定性判断：生物进化论的发展观念基础，起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信仰中。其实，正是因为达尔文有着一种强烈的非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信仰，所以才能在继承拉马克等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上，力破基督教传统文化中的上帝创世与造人之说，最终在切实广博的实证材料之上，创建了真正科学的生物进化论学说。这正如鲁迅所指出，“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注：《坟·人之历史》。）。有学者认为，进化论的历史意义也在此昭然若揭，“它把上帝创世说还原为神话，瓦解了神学的信仰基础：同时，又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的生成和发展，还原为自然过程，奠定了理性主义自然史观的科学基础。”换句话说，“它以科学理论的形式，确证了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并挫败了神学目的论和决定论。”（注：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8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这确乎是一个精当之论。因此，鲁迅对于生物进化论构成的细致考察，从一个侧面深入地论证了理性主义信仰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只有凭借理性主义，人类才能“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注：《坟·科学史教篇》。），人类才能认识“自然之大法”。因此，人类的任何一项发明，科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都是经了理性之光的烛照才闪射出诱人的品性的。有了这种强烈的理性精神，人类才能穿过无知的黑暗隧道，并且把科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人们也才不会一再陷入“泥古”或“好古”的泥坑之中。
至此，我们就会理解鲁迅当时在考察欧洲科学技术发达及其给全世界所带来的辉煌成就时，为什么会说：“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注：《坟·科学史教篇》。）的话。究其实质，这科学发展的“真源”之一就是指理性主义的信仰以及与此相伴而来的敢破敢立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如此，鲁迅才极为肯定古希腊罗马科学发达的事实，指出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家在解剖学、气象学、流体力学、几何学、机械学等诸多领域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鲁迅认为主要归根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运其思想，至于精微”；二是“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的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也就是我在上面反复论说的理性主义信仰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敢破敢立的大无畏精神。
其次，鲁迅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注意运用实证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
早在南京求学时期，由于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鲁迅就深受阅读严复译述赫胥黎《天演论》，负笈东瀛以及日本学者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如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之后，鲁迅根据所学新知学于进化论有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并且对于严氏“天演”进化观有了创造性修正，开始接近赫胥黎自然伦理进化观之本意。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早期思想渐趋成熟与独特的标志就系于此。
1907年撰写的《人之历史》最为恰当地表达了鲁迅对于生物进化发展观的准确理解。《人之历史》在对于生物进化发展观不断演进的历史性考察中，清晰而深刻地体现了如下一个观念：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之所以如此，一是根源于坚定的非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信仰，一是根源于它是建构在广博的不断迁延变化的生物进化材料之上的。显然，鲁迅于此通过对于生物进化理论的历史考察，实则表达了一种注重质料论证的实证主义观念。
实证主义作为西方众多哲学思潮中的一种，直到19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但从哲学的逻辑演进看，其理论先导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的经验主义，而其更为深广的历史基因则潜在于近代科学的兴起。众所周知，近代科学的诞生导源于实验科学的兴起。而实验科学兴起的前提便是对实验观念的确立。在这一确立过程中，英国科学家培根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诚如鲁迅所说，“平议其业，决不可云不伟”（注：[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36页。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培根的科学方法观本质上是实验的、定性的和归纳的方法观。正如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所指出，培根的科学哲学观念远远超越中世纪欧洲哲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注：[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36页。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科学认识本来就是以客观事物自身为尺度的去度量世界，为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与求实性正是其内在的品性之一。而实验方法的本质之一正是在于增强科学观念的事实基础。鲁迅尽管在此于培根有所“误读”，但正是这种“误读”反而从一个方面加深了鲁迅对于培根所说研究方法的理解：“氏（指培根——引者）所述理董自然见象者凡二法：初由经验而入公论，次更由公论而入新经验。”（注：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1028页。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倒是在鲁迅对于《新工具》的误读之外，在广阔的学理上准确地反映了培根研究范式的精髓，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培根由归纳法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所得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其实，《人之历史》中暗含的另一个论断就是：没有这种注重质料依据的科学观念的产生，就不可能产生进化论这样的学说。因为进化论的真正建构正是基于对大量实证材料的客观而准确的理解之上，质言之，它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
在实证主义者那里，归纳与实测（观察和实验）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培根作为近代归纳主义之父，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与实验者。这说明，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背后就蕴藏着逻辑科学，“如贝根（培根——引者）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注：《坟·科学史教篇》。）而在逻辑法中，培根显然倾心于归纳方法，正如鲁迅所指出，其所主张“为循序内籀（时纳——引者）之术”。鲁迅对于培根力主时纳的做法，给以了历史—逻辑的两重评价。一方面，鲁迅认为培根把归纳法推至极端是时势之所使然。因为在他生存的那个世纪——十七世纪——学风偏重琐碎而古怪，得到一两件细小微末的证据，往往就把它们看成重大规律的起因。为了矫正这种世风，培根才一味倚重于归纳方法。正如鲁迅所言，“培庚思矫其俗，势自不得不斥前古悬拟夸大之风，而一偏于内籀，则其不崇外籀（演绎——引者）之事，固非得已矣。”（注：《坟·科学史教篇》。）既然如此，鲁迅认为把它“视为匡世之术可耳，无足深难也。”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从科学发展之史实出发，认为“悬拟”（假设）对于开拓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大有裨益：“今日之有大功于科学，致诸盛大之域者，实多悬拟为之”（注：《坟·科学史教篇》。）。既然如此，所以很多学者对于培根的归纳方法能否“进而窥宇宙之法”表示诘难就是自然而然的。就现代科学的演进来看，假设方法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它无与伦比的积极价值。譬如，影响深远的量子力学的确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大胆的假设。说得夸张一点，没有天才般的假设，就没有现代科学的长足发展。这样，鲁迅再进而变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似乎成了一种逻辑的必然。
如果说培根是英国近代经验主义的伟大开启者，那么笛卡尔就是大陆理性主义的杰出奠基人。他认为通过理性思维可以认识上帝，而且坚信用这种方式获知的上帝的真理远比眼睛感觉到的东西更加切实可靠。他极为满意地认为他那本质上属于演绎的哲学体系使他完全有把握肯定物质元素的存在。鲁迅认为，笛卡尔是演绎法的储存大志者：演绎法是笛卡尔思维方法的根本，他的哲学体系就是依赖于这种逻辑方法构建的。“我思故我在”其实就表达了这种坚定的因果演绎逻辑。在鲁迅看来，笛卡尔一味偏重演绎虽然可以“救正”“过重经验者”的偏颇，但它本身恰如一意偏重归纳法一样也是一种偏颇。因此，在鲁迅看来，只有把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根据研究对象之需要合理予以应用，才能发现真理。这就是“内籀”与“外籀”“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的意思。应当说，鲁迅的这种见解很有价值。恩格斯也曾肯定过这种方法。他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鲁迅对于逻辑学的极大关注开始于1903年，时隔不久，严复译《穆勒名学》的出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穆勒名学》出版于1905年，是严复翻译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虽只翻译了“名学”的前半部，但其对于改变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结构与认知方式起到了无可否认的作用。譬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与“阴阳”之说，多属形而上方面的心议之说。中国哲学对于世界存在方式的表达，往往缺少逻辑性与实证性，显得过于笼统与玄秘。严复认为这种状况不能给人以明晰精确的认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正因如此，他才十分注重引进西方逻辑学。鲁迅对此显然表示赞同。但是，严复从实证主义原则出发，更加钟情于归纳法的运用，认为“格致真术，存乎内籀”。而鲁迅则主张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合理地使用“内籀”（归纳）与“外籀”（演绎）两种逻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青年鲁迅的过人之处。两相比较，我们认为，青年鲁迅在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上已经显示了矫正严复式偏颇的努力。
第三，只有具备“为求知而求知，为真理而真理”的殉道精神，才能促进科学的真正发展。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较为辩证地论述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及其所创造的“实利”（或“实益”）的关系。一方面，鲁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为因，而应用技术只是其果，故而不能“倒果为因”。如果把鲁迅的这种论述放到近代救亡思潮的宏大背景上加以考察，我们就会立即认识到，这是针对洋务派功利性极强的富国强兵之说而发的。在近代中国，鲁迅认为，洋务派“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夫欧人之来，最眩人者，固莫前举二事若，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叶耳。”显然，鲁迅在此把“兴业振兵”和基础科学研究的关系比喻为“葩叶”和“本柢”的关系。令他焦虑的是，如果国人只注重“葩叶”而忽视“本柢”，那么，整个国家在根本上是很难走上富强之路并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因为，“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立刻覆灭——引者）耳”。其实，这是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这一惨痛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另一方面，鲁迅坚持认为那种“惟科学足以生实业，而实业更无利于科学”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趋精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所以，鲁迅提倡既要发展科学研究，又要注重技术应用，“相互为援，于以两进”。我们认为，从鲁迅早期思想发展本身来看，鲁迅上述对于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关系的深入认识，不仅是对近代中国“兴业振兵”思潮的批评，也是对他早年“实业救国”思路的一种深刻反省。
鲁迅在论及19世纪基础科学理论被应用于社会实际，产生了巨大生产力，创造了令上瞩目的“实利”（或“实益”）时指出，“而社会之耳目，乃独震惊有此点（指应用技术——引者），日颂当前之结果（指实利——引者），于学者独恝然而置之。倒果为因，莫甚于此。”其实，鲁迅在此不仅提出了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因果关系问题，而且也提出了“学者”（科学家）求知取真的态度问题。换而言之，鲁迅认为在科学家那里有比“实利”性追求远为恒常的追求在。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恒定精神呢？
鲁迅指出，社会“实益”的产生与兴盛，乃是基础科学研究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不是科学家刻意相求的产物。这就是鲁迅所言“酝酿既久，实益乃昭”的意思。譬如，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尽管涌现出了大量科学家，并在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它们是否在当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实际利益，鲁迅认为，这是难以回答的。但是，鲁迅相信，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只要科学研究“流益曼衍，无有断绝”，只要“气运”（时代条件）具足，自会“实益骈生”，改善人们的生活。因此，鲁迅指出，18世纪中叶那股科学进步思潮，在当时虽还难以看到有什么“实益”产生，但是到了18世纪末，“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亦即胚胎于是时矣。”对于科学家孜孜以求基础科学研究的情形，鲁迅进而反问道：“试察所仪，岂在实利哉？”显然，鲁迅在此意欲强调的是，真正的科学家并不盲目追求所谓社会“实利”，而是“以知真理为惟之仪的”，“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己”。质言之，鲁迅其实就是在推崇一种“为求知而求知，为科学而科学”的殉道精神。这种殉道精神在绝对意义上毫无外在的功利性企图，有此精神素养，才能促进科学的真正发展。鲁迅推崇这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研究精神，也是与他对于纯粹“科学”的认识相一致的。鲁迅说，“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换言之，人们以一定方法探究到的自然本性方面的系统知识的总和，就是科学。
在我看来，鲁迅于此实则已经触及到了中西科学观念的根本性差异。在西方，古希腊先哲们就曾开创了一条以求知取真为目的科学研究传统。鲁迅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中一再提到的希腊先哲泰勒斯，不仅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也是西方几何学研究的鼻祖。陈康先生认为，“他从以功利为目的的埃及人手中将量地的零碎法则改变成一种纯粹以求真理为目的的几何学，因此建设了西洋科学的非实利精神（disinterestedness）， 奠定了数理科学——因此一切科学——的基础”（注：《陈康：论希腊哲学》437页。汪子嵩、王太庆编，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后来，柏拉图认为科学与哲学都是知识，它们产生于人类的爱智心理，而爱智心理产生于惊愕。亚里士多德认为，惊愕的人认为自己无知，所以他们开始不遗余力探讨宇宙人生，以使自己摆脱愚昧。古希腊人的这种观念后来形成了一条科学（学术）研究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科学以及一切学术性活动的开展。而在中国，严格说来，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而也就没有这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研究精神。这是由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所造成。在中国古代，人们着力探寻的是人自身的修养而不是人之外的客观世界。诸子学说尤其是儒家学说之所以被后人奉为圣说，乃是因为它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等价值观念为统治者易于奴役人民提供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框架。因而，在儒家学说设定的伦理主义历史本体中，而所谓的技术发明——譬如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也就最终只会成为“器”，成为“艺”，最终只会沦为以君权为价值旨归的政治—伦理道德一元论的附庸。因此，在中国这块极为注重等级伦理生存秩序的土地上，怎么会有纯粹的科学之花盛开呢？梁启超曾经在1922年指出，“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分别见《梁启超文选》（下集）。）。又说，“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呢？他认为，科学是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两相对照可知，鲁迅早已先梁氏多年有了类似的认识，虽然他的论述不及梁氏如此彰显，但在逻辑生成这一层面上仍然让人不由不表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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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上述对于欧洲科学史的正本清源的考察，一方面体现了鲁迅的执著而务实的求知态度，一方面表现了鲁迅对于近代中国救国思潮的强烈批评兴趣。从这点上说，鲁迅是想在对近代中国思潮及欧洲科学本源精神的清理上，有意识地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学说的救亡—启蒙学说。鲁迅留学日本之后，一直在思索有关理想人性的问题。理想人性在他早期的个性文化架构中，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悬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青年鲁迅进行个性文化启蒙的重大内驱力之一。因而，即使在谈似乎较为纯粹的科学问题，鲁迅也为之理想人性的神采，并由此终于把科学与人性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科学与人类良知结合起来。
鲁迅在论及中世纪科学研究衰微的原因时引用19世纪英国科学家华惠尔的话说，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学术的衰颓：“一曰思不坚，二曰卑琐，三曰不假之性，四曰热中之性（热情而固执——引者）”（注：《坟·科学史教篇》。）。华惠尔的言论见于他所著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一书，现在一般把它们翻译为：一是概念不明确，二是经院学派的烦琐哲学，三是神秘主义，四是只凭热情而不借重理性的主观武断。两相参照，可知鲁迅当时的理解还是大致不差的，只不过他的表述更为简约而已。鲁迅进而指出，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对于华惠尔所列的第四个原因有不同的意见。丁铎尔认为，对于脑力（理智力）很强的人，固执而热情不但不会妨碍科学发展，反而有助于科学研究，“故人有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者，此其说为不真”（注：《坟·科学史教篇》。）。显然，这里所谓“道德力”并不是指一般所谓伦理道德，而是特指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热情固执的执著精神。这种执著精神对于研究主体来说，无疑是人的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就是人文精神内涵着的一种品性。接着，鲁迅又从19世纪众多科学家——如兰克、赫胥黎、菲涅耳、华莱士、本生——的成功经验中，明确指出，“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的推动，“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注：《坟·科学史教篇》。）这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着非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内在心理支撑，舍此，则不能有着巨大成功。鲁迅进而指出，这种合乎人之本性的人文精神正是“近世实益增进之母耳”。因此，鲁迅认为，“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则准史实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联系鲁迅对于近代洋务维新思潮的批评性审视可知，他在此实则强调了近代人文精神在中国异常缺乏的现状。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体现了历史必然要求的正义之战，不论现在人们对法国大革命会做出什么样的评论，在当时以及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它确乎是一场正义之战。青年鲁迅也是如此看待的。他在论述法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奥等联军的猖狂反扑时，特别引用丁铎尔的话说，“特以科学之长，胜他国耳。”为什么可以如此述说呢？因为在人们眼里，当法国革命军队处于“武库空虚，战士多死”的险境时，促使国民精神振作并最终击败反动军队进攻的正是科学。鲁迅借丁铎尔之口指出，“其时学者，无不尽其心力，竭其智能，见兵士不足，则补以发明，武具不足，则补以发明，当防守之际，即知有科学者在，而后之战胜必矣。”继而，鲁迅引用法国物理学家阿罗戈所著书中的一个例子，叙述了该国数学家蒙日运用科学知识研制火药以解燃眉之急的感人事迹，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科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那么，是什么促使科学家自觉释放如此巨大的威力并且使得后人对之加以欣然赞许呢？在鲁迅看来，这是由于同情并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科学家“爱国出于至诚”，所以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作用。正因如此，鲁迅才引用丁铎尔的话说，法国大革命时期，“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大业之成，此其枢纽”。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之心，那么科学家就不会如此自觉地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从这也可看出，鲁迅对于民族的独立仍是十分向往与肯定的。但是，科学终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既可伸张正义，也可论为嗜杀者残虐人们的工具。鲁迅后来在《答国际文学社问》时指出：“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这说明，科学对于人类的得害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精神素养及其价值取向。因此，鲁迅对于科学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突出表现的由衷赞美，应该说缘自一种对于正义与良知的捍卫。唯有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认为科学不仅是可信的，而且是可爱的：“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治理国家者——引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坡仑（拿破仑——引者）之战将云”（注：《坟·科学史教篇》。）。
这里，鲁迅在肯定“科学”为“人性之光”时，显然内在地引发出了一个比“科学”更大更广且远为基本的范畴：人性。鲁迅从他的理想人性观念出发，提出了“致人性于全”的主张。这是鲁迅早期思想最为富有独创性的观念之一。那么，怎样才能“致人性于全”？他认为，“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注：《坟·科学史教篇》。）这就是说，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对于人性的全面发展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但在人文学科中，鲁迅尤其强调了文艺的重要性。因为文艺在他看来，能够培养人们的审美感情以及敏捷锐利的思想。显然，在这点上，他自然而然地抨击了洋务派中那种唯实业是崇而轻视文艺的风气，也批评了留日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的潮流。所以，鲁迅在强调对于科学本根的探究时，指出：“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注：《坟·科学史教篇》。）从这种观念出发，鲁迅极力展示了美妙而合理的愿望：人类不仅要有牛顿一样杰出的科学家，也须有莎士比亚一样伟大的文艺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中才又异常激烈地批评了浅薄的科学主义者，而认为宇宙人生之“事理神閟变化， 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这样，鲁迅经由对于理想人性的神往，而把此时对于科学似乎纯粹的关注转到对于科学—人性的关注上，再由科学—人性的关注过渡到对于文艺—人性的聚焦上来。这种富有逻辑性的转换轨迹恰好在一个重要层面上昭示了鲁迅思维焦点的转移，并且为他1906年“弃医从文”这一伟大事件的发生找到了一种坚实确切的理性说明。正是自此之后，他才坚定他的文艺启蒙之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综上所述，20世纪初期鲁迅对于科学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他所涉及的科学思想观念非常广泛，既有对于科学功能层面的分析，又有对于科学精神、科学认知方式等层面的探讨。显而易见，他在对于科学思想的考察中始终自觉地把它与以下三个方面关联起来：一是总是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二是总是把它与近代中国思潮联系起来。前者是较为隐蔽的潜在性关联，后者是较为直露的外在性呈现。这说明，在对鲁迅进行个案研究时，必须把他当时构筑的文本置入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历史—逻辑地分析，并且在研究者的整合视域中力图清晰地体现这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形成的较为复杂混沌的语义场。再是，鲁迅早期对于科学思想的认识体现了一个不断自我深化的过程，其演变轨迹可以约略概括为：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实效功利至上观念——科学精神——理想人性。并且最终由对人性发展的终极关怀，在“致人性于全”这一层面上，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同一起来，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一起来。鲁迅对于文艺启蒙道路的选择也自此凸现出来。无疑，这是一种属于青年鲁迅特有的文化启蒙意识，而且它正由此蓬蓬勃勃地滋生着哩。
我们知道，鲁迅富有独异性的思想是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传统的重要部分。现在，尤其当我国正在专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大力倡导“科教兴国”，而其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愈益侵蚀着国民魂灵的时候，我们站在1999这个非常特别的隘口，不禁回头重温鲁迅在世纪之初对于科学思想的宝贵认识，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趣且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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