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牵扯：15年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样本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脆弱性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当前全球经济看，经济系统脆弱性已经成为困扰各国经济从危机走向复苏的关键问题。解决经济脆弱性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大国，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系统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脆弱性。从内部经济看，收入分配不均，消费不足，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所导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果大打折扣，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构成较大危害；而自主创新不足所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我国长期位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水平，制约着我国长远竞争力的提升。从外部经济看，我国一直在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在西方国家主导的“货币战争”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特别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更易受到外来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经济系统面临更大的脆弱性问题。基于中国经济系统运行中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全面深入地研究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对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
脆弱性的概念由Timmerman P.于1981年首先提出，并将其运用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中，它是指系统或系统组分对风险事件的承受和恢复能力[1]。随着该理论的发展，脆弱性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经济学领域，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正式提出“经济脆弱性”的概念，将经济脆弱性定义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因遭受未预料到事件冲击而引起的损害所具有的承受能力，其中包含了冲击、暴露性和适应性三个要素”，并把它作为“鉴定最不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准之一”[2]。而在此之前，Briguglio L.最早将脆弱性应用于一国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他根据小岛国经济规模小、自然资源缺乏和高度依赖进口的特点，建立起岛国的经济脆弱性指数，以研究岛国独特的经济条件下经济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困难[3]。但Briguglio L.的研究不足在于计算经济脆弱性指数时，只是把各指标值标准化后简单进行加总，这样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各指标对经济脆弱性的贡献度。此后，Guillaumont and Chauvet针对指标权重不合理的问题作出改进，他根据各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经验估计，对各个指标赋以不同权重，并根据相对权重计算经济脆弱性指数[4]。随着经济脆弱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研究重点也从岛国拓展到其他不同类型的国家，Jean L.C.and Patrick G.(2002)分析了发展我国家的商品价格波动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Christopher T.W.and Bertrand M.(2005)从扩大的欧洲共同体所潜在的不同经济阶层的角度分析了欧共体面临的经济脆弱性；Katia R.and Ajax M.(2010)探讨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对经济脆弱性的重要影响。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关于一国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尚属空白，目前关于经济脆弱性的研究仅集中在对金融、贫困、能源环境等单一方面的研究。刘卫江(2002)、万晓莉(2008)等对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展开分析，但他们在评估金融脆弱性时仅是把金融系统存在的风险当作脆弱性，而忽略了金融系统的应对能力对脆弱性的影响。万广华和章元采用计量模型对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5]，但其研究的时间序列较短，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也受到一定限制。随着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苏飞和张平宇从脆弱性视角对我国区域能源安全供给情况进行定量评估[6]，孙平军等则关注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问题，他们从关注经济某一方面的脆弱性扩展到对城市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研究[7]，这是国内对经济脆弱性研究的一个进步，但这些研究仍只限于从能源与环境的角度去研究特定的资源城市，而对其他类型城市脆弱性的研究缺乏普遍适用性。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经济脆弱性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大多都只侧重于经济系统的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的脆弱性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数据的选取上，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关于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尚未发现有相关文献。因此，这里基于敏感性和应对性角度的研究很有必要。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权重的确定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国家经济系统脆弱性是一国各种经济指标综合属性的表现，它包含了敏感性和应对性两个方面。其中敏感性是指经济系统在出现内部紊乱和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承受破坏的能力，敏感性越弱，说明经济系统越不容易受到破坏，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而应对性是指使经济系统从危机状况迅速调整到安全稳定状况所表现出的能力，应对能力越强说明经济系统的自我维护能力越强，能够从不利的影响中迅速恢复过来。总之，经济敏感性和应对性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决定了经济的脆弱性。当经济脆弱性较大时，说明经济系统承受各种危机破坏的能力越差，经济恢复到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较慢，整个经济系统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之中，反之则经济系统越安全。因此，这里从敏感性和应对性两方面设计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表1中的指标分别从正负两方面反映其对经济系统敏感性和应对性的影响，对于敏感性指标而言，其指标性质为正（＋），说明指标值越大，经济系统敏感性越大，经济系统承受破坏的能力较弱，反之则反是；对于应对性指标而言，其指标性质为正（＋），说明指标值越大，经济系统应对性越大，经济具有较强的自我维护能力，反之则反是。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各评价指标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力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每一个指标赋以权重，以真实反映其对脆弱性的作用程度。为使所得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选用熵值法对指标权重进行测算。熵值法的主要思想是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所产生的影响来计算指标的信息熵，进而确定指标权重。其主要步骤如下[8]：
第一，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评价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要对初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指标值越大对评估的上一级目标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其公式如(1)式：
指标值越小对评估的上一级目标越有利时，采用负向指标计算法处理，其公式如(2)式：
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指标值的范围在[0-1]之间。
第二，第i年第p项指标值的比重。其表达式见(3)式：
第四，第p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其表达式见(5)式：
三、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实证分析
（一）评价模型
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具有典型的非确定性特征，因此，这里用于复杂系统不确定性分析的集对分析法（SPA）引入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中，以估算1995～2009年我国经济系统的脆弱性。集对分析的核心思想是分析集对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把具有某种联系的集合E和集合U看成一个集对H，在某个具体问题Q背景下，按照集对的某一特性，将确定性分成“同一”与“对立”两个方面，而将不确定性称为“差异”，从同、异、反三方面建立联系度表达式以分析事物及其系统。因此，集对分析主要是对集对H的特性展开分析，从而得到N个特性，其中有S个为集合E和集合U所共有，P个相对立，其余有F=N-S-P个关系不确定，则两个集合的联系度μ为[9]：
(7)式中，a、b、c分别称为集合E和集合U在问题Q下的同一度、差异度和对立度，i和j是差异度和对立度的标记和系数，其中i取值于[-1，1]，j规定其取值恒为-1。a、b、c从不同方面刻画两个集合的联系状况，通过三者的大小关系即可初步分析集合的联系度。
（二）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集对分析的理论方法，把1995～2009年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的数值代入相应公式，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可以进一步绘制出1995～2009年我国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敏感性、应对性趋势线，具体如图一所示。
从以上表3和图1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值从1995年的0.6150下降到2009年的0.4077，在过去的15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经济正在朝着稳定安全的状况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敏感性值由1995年的0.4581上升到2009年的0.5194，其中经历了几次上下波动，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经济系统中矛盾有所增加。应对性值由1995年的0.3466上升到2009年的0.6359，表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说明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系统在调节自身内部结构和应对外来冲击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从经济系统脆弱性趋势线来看，2002年是脆弱性值从相对较大波动时期进入平缓下降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以下将分别从1995～2001年和2002～2009年两个时期进行具体分析。
从1995～2001年期间看，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呈小幅波动快速下降的趋势，其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系统脆弱性值突然上升到0.6120，仅次于1995年的最高水平。这一结果符合当时人们对危机的认识，但也应该看到脆弱性的上升并不是由敏感性上升所造成的，即经济脆弱性并不是由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协调、不稳定直接造成的，实际上1997年的敏感性值反而是整个研究区间内明显较低的，从图1中看，应对性的下降才是造成这一年经济脆弱性上升的根本原因。1997年敏感性较低主要源于政府在1995、1996年采取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强有力措施，抑制投资规模过度，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一良好的局面一致延续到1997年，使得当年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集中在出口贸易及相关产业，并没有很深地波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其他方面，因此1997、1998年整体敏感性仍然较低。然而从1997年的应对性方面来看，金融危机的突发始料未及，我国一开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处理危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应对能力不足，各方面的宏观政策没有及时到位，从而1997年的应对性值下降到研究区间的最低点，并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突然上升。在此之后，我国吸取了治理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政府职能，规范金融市场，使得1998～2001年间经济系统应对性不断提升，脆弱性快速下降。
在2002～2009年期间，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处于平缓下降的状态，特别是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2007～2009年，脆弱性值仍然保持着连续下降的态势，说明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系统的安全性已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在不断减少，相反，敏感性值在2002～2009年总体还在持续的升高，这反映出经济系统中存在的不利影响因素越来越多。从近几年的一些敏感性指标看，总需求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是造成我国敏感性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从内需看，我国消费水平明显不足，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6%，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还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必然会导致经济中多余的产能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来消化，过多的投资虽然解决了本期产能过剩，但在下一期又创造出更大的产能，进一步凸显消费不足，使经济增长更加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从而加剧经济内部失衡。在这种失衡的状况下，投资也会过度地集中于以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主的重化工业领域，这必然会进一步导致经济粗放增长，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1.077吨标准煤／万元，尽管较1997年已经下降了43%，但仍然是日本的8倍多、美国的4倍多，甚至还超过印度。能源使用的低效率也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上涨，其中2009年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已高达53%。而高能耗的经济发展也是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的，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从外需看，我国经济增长自2000年已表现出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并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995～2001年基本保持在30%到40%的区间，2006年达到最高值67%，而同期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则基本保持在20%左右。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会导致我国的贸易顺差过大，并由此引起过多的外汇占款，2009年M2/外汇储备的指标值较1997年增长了将近3倍，流动性过剩压力不断上升，使得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经济泡沫风险不断攀升。随着外汇增长，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也在增多，特别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25%，国家财富已难以达到增值保值的目标。在这种过度依赖外需的状况下，国内需求与生产能力之间，以及产业结构间，必然会因为外需的变化而不断出现各种产能过剩或者供给短缺的现象，以致总量及结构在实际上都是难以平衡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总需求结构中存在着内需和外需的失衡，这种失衡反映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必然表现为不可持续性，从而使经济系统呈现出较强的敏感性，经济系统容易受到破坏。
通过对比2002～2009年间敏感性、应对性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敏感性的上升加大了经济脆弱性上升的内在倾向，但实际上脆弱性不升反降，这说明应对性的同时上升在化解经济矛盾、降低经济脆弱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敏感性值是较低的，危机对我国整个经济系统影响并不大，可我们应对能力也很薄弱，致使1997年脆弱性突升。而2008年我国遭遇了更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敏感性值也比1997年高，但经济脆弱性值却反而下降了，应该说，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吸取了治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同时在近十年的市场经济建设中，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使得经济系统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应对性值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通过进一步对脆弱性、敏感性和应对性作线性回归分析，可以揭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13)式中，V、S、R分别表达经济系统脆弱性、敏感性、应对性，模型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计量结果说明敏感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脆弱性值增加0.3423个单位，应对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脆弱性值则减少0.8188个单位，这一结果验证了应对性能力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程度较深，说明相对于经济问题本身造成的冲击和压力而言，经济系统应对问题的作用力更强大。因此，在尽力降低经济系统中的敏感因子的情况下，着重研究如何提升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对降低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至关重要。
四、我国经济系统应对性能力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为了较细致地研究经济系统中应对性对脆弱性的影响，这里采用障碍性因素分析法来估算应对性指标对其的影响程度。障碍因素分析法主要是通过计算指标的障碍度，寻找制约经济系统应对能力提升的指标，从应对性方面揭示影响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
从表4可以看出，在经济综合类指标中，R2（就业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R4（人均生活消费品零售额）、R5（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的频率均为93%，是1995～2009年中障碍度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因素。其中，R2（就业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代表的是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产值比重提升，生产中资本有机构成也在不断提高，这必然导致经济对劳动的吸纳能力下降，而长期偏低的资源价格也使得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资源投入，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就业的带动能力，从而使得“无就业的增长”成为应对性提升的最大障碍因素。R4（人均生活消费品零售额）是用来衡量居民的消费能力，从我国的情况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消费率持续偏低，无法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症结。在R5（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虽然我国十几年来的投资总额增长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投资水平还是不足，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方面，而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投资非常欠缺，投资的方向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投资不足，使得城市居民人均投资过高，农村人均投资过低，这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除了以上三个因素外，R1（人均GDP）和R8（研发支出/GDP）的障碍度出现频率分别为87%和80%，位列障碍度排名第四和第五位。我国人均GDP在2009年全球排名第99位，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说明我国的生产效率低下，这需要我们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之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为主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体制创新为主。相对于上面障碍度较高的因素，R6（第三产业产值/GDP）的障碍度出现频率是最低的，仅为13%。虽然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当低，但是我国是一个有着7亿多农民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第三产业比重较大的提升。实际上，对于我国人均GDP较低的经济现状，以及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发展阶段而言，目前第三产业的比重是与国情较为适应的，它并没有对应对性的提升造成较大障碍。
在财政金融类因素中，R9（财政收入/GDP )障碍度的出现频率为60%，是此类应对性中最大的障碍因素。2009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0%，不仅长期低于世界40%的平均水平，甚至是低于发展我国家35%的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占GDP过低会影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执行，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必须深入推进税费改革，以提高财政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保障水平（武剑、杨爱婷，2010）。财政金融类指标中障碍度出现次数最小的因素是R11（居民储蓄增长率），出现频率仅为7%。尽管中国的储蓄率较高，但也应该看到近十年来居民储蓄增长率平均值与1995～2001年期间相比有所下降，由于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和较高的通胀率，以及较低的利息率，这些因素都促使居民将储蓄用于资本市场的投资，在此情况下，居民储蓄增长率的下降实际上也减轻银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压力，降低银行的放贷冲动，从而有利于减少不良贷款和增强金融系统的应对性。总的来说，财政金融类的应对性因素目前并没有对经济系统形成较大的障碍。
在能源环境类指标中，R13（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的障碍出现频率是67%，说明当前中国能源生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尽管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产国，但仍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并且近年来中国能源生产中煤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7%左右，而煤炭的使用效率较低，这进一步加大了能源生产的压力，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在工业三废的处理上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R15（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是障碍出现频率较低的因子，2009年工业排放废水达标率达到94%，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达标率也逐年上升，对提升环境系统的应对能力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然而，在废弃物的可循环利用方面仍非常欠缺，R14（“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GDP）的障碍度出现频率高达80%，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废旧物资没有及时得到回收利用，环保产业没有随污染问题的严重而更迅速地发展，环境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从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和应对性两方面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指标，采用集对分析法研究1995～2009年中国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1995～2009年间中国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不断下降趋势，尽管经济危机期间脆弱性稍有波动，但是经济系统整体上不断朝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下降并不意味经济风险的减小，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以扭曲的资源价格和环境低约束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支撑了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但这种透支未来的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成为了经济系统敏感性趋势上升的主要原因，增加了经济脆弱性上升的内在倾向。
第三，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经济系统的应对性值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升，使得经济系统的自我维护能力增强，经受住了各种不稳定因素的考验，应对能力的提高促成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下降。
第四，鉴于应对能力的重要性，采用障碍度因素分析法考察各指标对提升应对性的障碍程度，结果表明就业问题、消费与投资、研发支出，以及能源环境问题等是障碍度较大的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和建议：
第一，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下降主要是通过加大应对性措施得以实现，而不是建立在敏感性不断下降的基础上。因此，降低我国经济系统脆弱性，增强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兼顾敏感性和应对性两方面。一方面，治理敏感性问题要防患于未然。降低脆弱性必须建立在尽量减少经济系统内生问题的基础上，不能待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后，再采用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去化解，否则会造成严重地经济内耗，加大资源浪费，进而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应对冲击要防止矫枉过正。由于应对性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程度较深，所以政府需要准确评估经济系统对冲击的反应，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度的政策措施，避免调控力度过大导致在解决原来问题的同时对经济产生副作用，从而增加经济敏感性。例如我国在处理国际金融危机时启用的宽松货币政策，其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中极其敏感的问题。政府在经济应对能力建设中应当发挥更恰当的作用，防止政策措施落差过大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第二，从敏感性内部看，要素价格扭曲是造成经济系统脆弱性上升倾向的最根本原因。不合理的资源要素价格不仅诱使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大量低廉的资源要素投入，使多数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且还会减弱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加剧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从而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降低经济系统敏感性，就必须要切实建立反映资源市场供需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将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等外部成本合理地内部化。同时资源价格扭曲不能仅仅归因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所以必须改变当前的唯GDP的政绩考核体制，将资源和环境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以降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而逐步消除资源配置的行政色彩，使生产要素价格回归市场。
第三，从应对性内部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经济系统的自我维护能力和应对能力的根本之策。障碍度因素分析表明，研发支出/GDP成为应对性障碍的频率已高达80%，要想真正地实现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就不能够简单地依靠政府在短期内增加公共投资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从长远看，只有通过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够从根本上保障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创造出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才可以不断地开拓广泛的世界市场，解决国内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研发的财政金融支持，尽快从制度层面上设计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形成技术和知识的有效扩散机制，在这些机制下培养和增强人们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上形成创造性学习和创造性工作的氛围。唯此，才能提高经济应对性政策的质量，降低经济系统脆弱性，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大国崛起。
注释：
①各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1996～2010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能源对外依存度计算中所需的2009能源进出口数据由往年数据递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