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人论文,意义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说，史学即人学，是一种“获取关于人类事务知识”的工作。毫无疑问，对于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史学观念，环境史研究已大大突破，这是环境史最为人称颂之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史并不能脱离史学传统，它不过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所构想的人类事务”①。那么，环境史到底如何认识人的存在？环境史中人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同？环境史关注和研究什么人的活动呢？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和研究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本文② 试图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以明确我们在未来环境史研究实践中的发展方向。
一
关于人的存在，是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论题，这正如卡西尔指出的：“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③ 譬如，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此在”其实就是“人”，他所谓的“基础存在论”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学说④。本文大体上则从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是其所是”⑤ 意义上以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此在”⑥ 意义上来论及环境史中的“人”的存在。
从“是其所是”来看，既然环境史研究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史，那么，其中人的存在首先必然由“环境”⑦ 来规定。具体言之，人，无论古往今来，不管富贵贫贱，不论男女老幼，无一不以一定的环境作为支撑才能存在，无一不以一定的身份和活动与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正所谓芸芸众生，“与狼共舞”。这里所说的人，指的是自然界中与其他物种并立而互动的一类，即人类，“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虽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的，“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但我们还是要记住，“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⑧。“这些自然基础”，是以人为中心的广义环境的第一类，即自然环境，其中既包括对人类有益的自然条件和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也包括对人类有害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海啸等，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因人类的活动而变化着。
这样，作为一个与其他物种或种群比肩而立的人，最好首先被理解为“历史的动物”⑨，与其他动物一样，保全其种的存在是为第一要义。“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⑩。用现代生态学的话语来描绘则是，人为了促成基本机能的实现，必然有求于自然环境，于是便产生了二者相互关系的契合点。人以不同身份和角色活动于大自然的各个子系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茫茫大自然无异于一条巨型的食物链，或一张大型的能量交换网，无论何时何地，人都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或这张网中的一个结点(11)，只能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吸收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以维持种的存在。大自然在特定时段分配给特定物种的物质和能量是有限的，给予人类的当然亦不例外。将人类置于自己的生态位，与其他物种等而视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体察环境问题的自然性或必然性。而进行长时段考察，我们则可以发现，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永恒主题，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或者说，这本是相辅相成、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自人类出现以来，人经历了生物人—原始人—社会人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自然环境在不同阶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同样是水，但流向与水质在变；同样是空气，但污染指数、空气质量在变；同是一块土地，但土质、肥力并非恒常；同是一片森林，但树种、栖息的动物和寄生的生物并不雷同；同是一种动物，但数量、体格、繁殖能力因时而异……这一切的背后，无不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环境问题的实质则在于人类为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其欲望、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的资源、能量及其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人类的命运始终是二者博弈的结果。
人是自然之子，更是社会与文化之子。虽然人由于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什么优势，甚至比其他许多动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自然界似乎遵循着天然的补偿法则，使人能够用后天的创造弥补先天的不足。这表现为，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组成了各种共同体并不断地加以完善，这即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历史上，人类为得到足够的资源（食品、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不断地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以至发展到今天，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进入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12)。从与环境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活动，可以看出，自古以来，人类同样作用于环境；他们或以消费者的身份，或以生产者的身份，或既以消费者又以生产者的身份对环境发挥着影响，因而所有的人都必然在这里或那里与环境要素发生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上述方面是环境史应认识到的人的存在状况。这样我们看到，环境史中的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和文化人，都是在自然界中存在与生活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3)，人在茫茫自然中，与其他物种一起，同自然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输出与转化，以维护其动态平衡。环境史研究人的活动时，就需要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界如果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要研究这种交流对大自然及其各子系统有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又如何影响着人类社会，等等。另一方面，人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又以不同的角色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环境史也要考察这种联系是如何产生的，要研究在这种联系产生的过程中人类是如何影响其他物种的，其他物种的存亡对人类的生存又有什么影响，等等。总括起来，对这两重关系和两组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沃斯特教授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14)
二
以上是就人类整体及其与环境作用的共性而言的。当我们说从人与自然的互动来研究环境史时，这里的“人”是一个总体范畴，涵盖了不同时代的一切主体，包括远至衣不蔽体的古代人，近至雍容华贵的现代人；上至居庙堂之高的政治精英，下至处江湖之远的平民大众。
但是，人毕竟具体地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虽然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历朝历代都不乏思想家在大力倡导“人人生而平等”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为之身体力行，但实际情况是，人人平等，又不平等。同样，在环境面前，人人平等，又不平等。因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身份、地位、能力、权力、观念、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这势必导致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和群体影响环境的程度各异，关注的环境问题不同(15)，耐受环境问题的能力有别。所以，在环境史研究中，必须注意考察同样面对环境的“人”，因历史、社会文化与性别等差异而呈现的种种不同，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各色人等面对环境而形成的不同关系、不同阶层和群体作用于环境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等。一句话，我们要问，环境史中人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同？而这样的追问，体现了海德格尔“此在”意义的人的存在的特征：人既不像其他存在物那样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像其他存在物那样只是一个类属，每个人都是一个存在者(16)。因此，环境史需要从不同方向和多种层面来认识人之存在的具体差异性。只有这样，环境史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一体与分殊”(17)，环境史家才能写出特色各异、“充满个性”的环境史文本(18)。
从纵向看，人生活于前后相承的时代之中，古今有别，今非昔比。在不同时代，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态度不一致，对什么是资源、如何选择和获取资源、如何分配与占有资源等的看法和表现有别，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活动范围和作用于自然的能力悬殊，乃至人的数量／人口规模也相差甚远。显然，人类的发展并不是等速运动，而是类似一种加速度，愈到后来前进的速度愈快。所以，我们看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可能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可能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既然人与环境的互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人与环境互动的表现方式和结果存在着历史的差异性，那么，环境史除了认识人作用于环境的共性外，还应该深入具体地研究不同时代的人在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有关意识、态度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实际区别。
从横向看，同一时代，人分三六九等，各有不同。人们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从事不同职业，享有不同能力、权力、地位和财富，既处于复杂的环境网络之中，又活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如果说“自然人”的天然分工和体格差异会造成在环境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的能力大小与机会多少之别，那么，这种类似本能的差别一经社会关系的透视，将呈现出一幅新的图景。身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个体与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运作以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占有以及交换与转移为根本纽带，其行为动机主要在于努力维持他们拥有的或能得到的有价资源，并寻找另外的有价资源(19)。社会网络本身代表着结构性约束与机会的不同；在依靠社会关系获得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时，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结点的个体与群体获得和消耗资源的总量及其对整个网络运作的反作用有着巨大差异。“集体或社区通过授予拥有较多有价值资源的个体行动者以相对较高的地位，来促进它的自我利益……拥有更多有价值资源的个体行动者——因此拥有更高的地位——往往代表集体或以集体的名义作出决定，包括决定有价值资源的分配方法……另一方面，在社区中拥有较少有价值资源和较低地位的个体行动者，会体验到较大的结构性约束并且改变机会也较少”(20)。可以说，在人类—环境系统中作为人的生命维持系统的自然资源，既是环境资本也是社会资本。因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分配和消费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直接决定着环境问题的走势。现实中如此，历史上何尝不是这样。众多的环境问题的背后，实乃隐含着人与人的矛盾。这正如德国环境史家拉德卡所说的：“人们再构这些背景联系就会发现，在近代早期许多关于森林滥伐的抱怨，事实上并非为了森林，而是为了确立对森林的权利；而关于公地荒废的哀歌也不是为了牧场的生态保护，而是为了分割边陲和农业改革。”(21)
同样需要正视的是，动物世界有雄、雌之分，人类世界对应为男、女之别。人的不同性别含有不同的功能和隐喻。男性、女性谁在生产、消费和日常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就意味着谁有机会在物质、能量交换中获得更多，消费更多。这种基于先天性别的功能的不同、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外在约束的不均衡，当纳入社会网络予以探究时，男、女性别的符号内涵及相对效应就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样，男性和女性作用于环境的差别也应为我们所重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男女性别的自然分工不仅赋予男女不同的功能和变更自然的不同使命，而且越到后来越呈现出男性和女性关于自然的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一切又可折射出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使环境史的性别解读成为必要和可能(22)。
此外，人的地域差异等也为环境史家所关注。在这方面，印度生态主义者和环境史家伽哈（Ramachandra Guha）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城市上流阶层享有不成比例的资源消费；对受环境退化影响最大的社会阶层——贫穷、无土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来说，这是绝对的生存问题，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问题。伽哈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的立场(23)。在指出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的联系的同时，哈伽的观点还说明，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定地域内存在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其行为的环境影响并不孤立地局限于特定的地域，而可能广泛波及到该地域之外，甚至影响整个世界。
还有，人的个体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因而人物传记就成为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集体传记和个人传记(24)，它们无疑是歌颂崇高与善良、鞭挞鄙俗与丑恶的有力手段。譬如，美国环境史家林达·利尔的《自然的见证人：蕾切尔·卡逊传》就是一部有现实意义的“完美的人物传记作品”(25)。利尔教授经过长达10年的研究，在深刻反思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那段历史的同时，为卡逊画了一幅逼真的肖像画，描述了她如何克服人们对女性科学家的偏见，而在唤醒美国民众的环境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利尔写到：“在大海和鸟雀的歌声中她发现了生命的奇迹和神秘。她对这一切以及所有生命的完整意义的证言将会使世界变得不同。”(26) 毫无疑问，通过利尔的饱含情感的笔触，我们可以认识到，同样是科学界人士，他们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卡逊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谦恭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关心，与一批利欲熏心而对问题熟视无睹的专家(27)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见，同样受制于环境、作用于环境的“人”，实则千差万别，包括历史的差异、阶层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地域的差异乃至个体的差异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当环境史家将芸芸众生纳于笔端，认识所有的人都作用于环境，因而谈“人类”、“人为”之时，就需要进一步追问，到底是“谁人所为”？他们为何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差异？……只有这样，环境史研究才能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之“大历史”的同时，又不失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人文感怀(28)。
三
应该说，历史学无论如何创新与发展，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我们不可能书写一部没有人的历史。然而，同样是研究人，话说人，不同的史学流派却有着不同的认知。总的来说，环境史坚持从与自然的关系来认识人的存在，更新了关于人及其活动的历史思维，因而使史学在新时代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笔者认为，环境史像这样来认识人的存在，其实践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将人从历史形成的统治自然的高高在上之位拉下来，让人在自然面前懂得谦逊，更好地拜自然为师，这使它有资格成为了新时代、新世纪的新史学(29)。
我们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和物质文化空前繁荣之时，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却被不断地加深，人们生活的环境也日益缺乏安全。在这种氛围中，西方学者纷纷反思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他们认识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根本灾难是“人灾”，是由于“人类反叛自然界”而产生的。“那些致力于生态科学的科学家作了最大努力，以唤起人们对现代社会挥霍资源以及毁灭而非控制自然之方面的注意”(30)。至今，无论在国际政坛，还是在大众媒体中，“空气污染”、“酸雨”、“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臭氧层消耗”、“物种灭绝”、“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森林退化”、“沙漠化”这样一些我们的祖辈们所不熟悉的语汇不绝于耳；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和谈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而这种危机，却不同于以往的战争破坏或经济、社会危机，“并非……几个铁腕人物就可以很快扭转全局的短期灾难。相反，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广为扩散的、系统的趋势，它不大可能由紧急关头的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所扭转”(31)。因此，现代所有的人，“无论如何要从自己生命的内部改变对自然的态度”；必须克服“人类中心”的虚假观念，重提自然所具有的尊严性问题；必须改变威逼自然的态度，重新恢复人类以前对自然的“崇敬”和“体贴”(32)。
在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推动下，“有些历史学家终于开始接受生态学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时开始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所构想的人类事务。我们将这种重新定义称为‘环境史’”(33)。这种重新定义，即是融入或回归自然来认识人的存在，研究人的活动。我们已看到，身处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的环境史家，不仅像年鉴派大师和新社会史家那样，重视“自下而上”地再现历史，而且认为，只探索到社会下层还不够，“还必须再向下深入，一直深入到地球当中去”(34)。环境史家通过借鉴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的有关知识，深刻认识到，人类存在于自然进程之中，不仅自然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且人类及其活动日益影响着自然的进程。这样，环境史家在认识和研究人的历史时，他们的眼光不仅从“俯视和藐视”转向“平视和等视”，而且还从直视前方转而环顾四周。他们不仅“目中有人”，而且“目中有物”(35)；他们不仅认识到环境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认识到环境面前众生平等；他们不仅珍爱世人的生命，而且爱护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不仅敬畏山川的俊美、河流的灵秀乃至荒野的生机(36)，而且理解它们在人类文明中的能动作用(37)。
显然，当我们换一种方式，即用人与自然一体来替换人与自然分离的方式看“人”时，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也不能超然于自然之外，而只能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且是自然的一部分(38)。不管人类乐意与否，可想而知的是，没有人，自然界依然运转，但人离开了自然界，只有死路一条，这好比鱼与水的关系。
其次，环境史将人纳入环境来认识，也使得史学所研究的历史情境中的“人”大大突破了传统，因而具有了新的风格。
历史本来是绚丽多彩的画卷，是形形色色之人共同演奏的交响乐，历史学家为探寻历史的真相，使历史得到世人的理解和喜爱，本应对“人”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考察。但是，历来由于史家考察历史之眼光的不同，他们所见到的“人”就大有差异。
具体来说，在以政治和军事为主题的传统史学中，史家的眼光是朝“上”的，因而他们眼中大都只有“大人物”，没有“小人物”；即使有小人物，小人物也被贴上了“群氓”、“暴民”、“草芥”等标签。由此我们看到，在传统史学中，中心、主流和精英情结突现了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39)，压抑了平民百姓、匪徒盗贼，从而掩盖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占社会多数的凡夫俗子丧失了历史家园，异化为历史的他者和遗民。其结果，整个人类历史似乎只是大智大勇者在呼风唤雨，调兵遣将，史家的镜头也就聚焦于他们活动的场所——官场、朝廷、后宫、密室、战场、祭坛等，而同样是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民众及其活动场所，如田头巷尾、森林原野、施工现场，乃至旅店、车厢等等，很可能被抽象化、虚幻化，使真实的人性无法得到充分而完整的呈现。
毫无疑问，在环境史研究中，环境史家既要像传统史家那样眼光向上，又要像年鉴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那样眼光向下(40)。如果说传统史学侧重于考察精英人物的纵横捭阖，年鉴学派和新社会史聚焦于平民百姓的一举一动——当然也不忘审视帝王将相的运筹帷幄(41)，环境史则要聚“大家”、“小家”各色人等于一堂，共商人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生存状态，因为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所有人的活动和命运。(42)
那么，环境史到底关注和研究什么人的活动呢？可以说，不管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论英雄豪杰，还是贩夫走卒，都必将被环境史家纳入笔端。环境史考察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时，既关注“生产者”的活动，也关注“消费者”的活动；既关注“大人物”的活动，也关注“小人物”的活动；既关注人类群体的活动，也关注人类个体的活动；既关注男人的活动，也关注女人的活动。环境史对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全方位透视、考察和研究时，应该是既叙谈高雅，也不避平庸的话题(43)。如果再将“人”分解为“一系列人”，我们又会看到，田间地头的农民、工厂矿山的工人、投资办厂的企业家、为利润四处奔波的商人、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在疆场驰骋的军人、在蓝天翱翔的飞行员、在江河湖海劈波斩浪的水手、在书斋冷静沉思的学者、街头巷尾的百姓、会议大厅的政客、食不果腹的穷人、一掷千金的富翁……他们无一不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受制于环境，作用于环境；环境健康与否和他们每一个人休戚相关；环境既可能因他们而生机勃勃，环境又可能因他们而死气沉沉。这样，在环境史家笔下，可能既有勤勤恳恳、细心呵护家园的“乖乖女”，又有挥霍无度、戕害大地母亲的“败家子”，但不应该有被“遗弃”的子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从而也不应该有被环境史遗忘的角落，因为“环境”是所有人的居所、家园，环境史也应该是所有人的历史家园。
环境史像这样来认识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深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系统，去感受深陷于此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以获得一种对“环境中的人”之历史的全新体验和感悟，由此呈现的环境史文本才更具人性魅力和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好地追求环境正义与公平，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建构才能落到实处。
因此可以说，人及其活动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不过，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不是排斥或远离自然来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这样，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它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或者说以现代生态理念来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从而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反对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种种不当作为以及少数人的特权，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公正。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这无疑是史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跨学科研究，“重新审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自然在人类历史和生活中的作用及地位”(44) 的结果。由此，环境史作为解读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其研究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人们反思“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以便挖掘人存在的丰富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45)。
注释：
① 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6页。
②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刘向阳和李进两位研究生的帮助。刘向阳协助查阅和整理资料，李进就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谨在此向他们俩表示感谢。
③ 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④ 参见赵敦华主编：《人学理论与历史：西方人学观念史卷》，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467页。
⑤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斯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注释。
⑥ 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9页。
⑦ 有些学者将以“人”为中心的广义环境分为4类：第一环境，即自然环境，或叫原生环境；第二环境，又叫次生环境，即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环境；第三环境，即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第四环境，即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其中第二环境和第三环境又被分别简称为人工—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本文用“自然环境”、“大自然”、“自然”或“自然界”概念时，指的是第一环境；用“环境”概念时，涵盖第一、第二和第三环境；当涉及第四环境时，就用“社会环境”概念。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3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⑨ 约翰·P.赫伦和安德鲁·G.柯克编：《人类／自然：生物学、文化与环境史》（John P.Herron & Andrew G.Kirk,eds.,Human/Nature:Biology,Culture,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阿尔伯克基1999年版，第3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11) 譬如，深层生态学把整个宇宙看成是由实体构成的“无缝之网”，人和其他生物或自然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参见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2) 参见克莱夫·庞廷著，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14) 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唐纳德·沃斯特编：《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1988年版，第293页。
(15) 参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6) 参见赵敦华主编：《人学理论与历史：西方人学观念史卷》，第461页。
(17) 在2005年8月17—19日于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台湾学者曾华璧女士认为，环境史研究在认识全球一体化的同时，要注意因地区、族群、文化等差异而形成的特殊性。
(18) 2005年8月16日上午，笔者在电话中与北京大学的包茂宏教授交流关于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的看法时，包先生强调环境史研究要充满个性。
(19) 参见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0)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第30页。
(21)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5—6页。
(22) 参见卡洛琳·麦茜特：《性别与环境史》（Carolyn Merchant,“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6卷，1990年第4期；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23) 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第152—153页。
(24) 高国荣先生的博士论文第七章中有一节专门梳理了有关美国资源保护和环保运动史上许多重要人物的传记，很有参考价值。参见高国荣：《环境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5月；关于环境史中的重要人物，还可参见因特网：//www.radford.edu/～wkovarik/envhist/timeline.text.html，该网站所列举之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深邃思想可作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25) 林达·利尔著，贺天同译：《自然的见证人：蕾切尔·卡逊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26) 林达·利尔：《自然的见证人：蕾切尔·卡逊传》，第3页。
(27) 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自己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不过是陈述事实，直面问题，但却遭到了各类“专家”——企业家、科学家、律师、政客——的蛮横攻击。雷毅先生在解释“为什么美国全国上下竟然会对一本书、一位女学者如此大动干戈”时，道出了问题的究竟：“从表层看，这仅仅是对一本书的全国大讨论，而背后却是公众为争取健康的生存环境与社会集团为获取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冲突中，公认的‘专家’们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工具。”（参见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第94页）。
(28) 卡逊在写作《寂静的春天》时，正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接受放射治疗。1964年，即该书出版两年后，她因患乳腺癌而谢世。每每想到她为自然的生命不遗余力地抗争而自己却身患绝症时，笔者总不免生出这样的感慨。
(29) 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6页。
(30) 詹姆斯·塔利著，梅雪芹等译：《语境中的洛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31) 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5页。
(32) 参见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39、379—382、392、428—430页。
(33) 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6页。
(34) 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载于唐纳德·沃斯特编：《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第289页。
(35) 就此而言，美国环境史家斯泰因伯格的著作《转向地球》（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2002年版）颇具代表性。该书在研究美国历史时，既涉及了人们所熟悉的诸如殖民化、工业革命、奴隶制、内战、消费主义等主题，更探讨了人们所不太熟悉的诸如小冰期、马粪、猪圈、快餐食品、草坪和垃圾等主题，从而揭示了自然在美国史中的地位。其目的是试图改变人们思考美国历史的方法，使之转而关注环境史。
(36) 在这方面，环境史家推崇大卫·梭罗和约翰·缪尔。梭罗曾说：“在荒野中，保留着一个世界”；约翰·缪尔也发出同样的声音：“在上帝的荒野中，存在着世界的希望”。转引自侯文蕙：《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37) 环境史家认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见威廉·克罗农：《环境史学之用》（William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环境史评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第17卷，1993年第3期，第18页；笔者在《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中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
(38) 这句话原本出自A.麦克劳夫林，笔者借用了他的表达法，但对于含义有所改变。他的原话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用人与自然一体来替换人与自然分离的方式看自然，那么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很清楚了。”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89页。
(39) 英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甚至享有“英雄崇拜专家”称号。据古奇介绍，卡莱尔在1830年发表《论历史》一文时，“强调了卑贱者在创造文明上所作出的贡献……但在卡莱尔真正写起历史时，历史却成了伟人的传记而非芸芸众生与无名氏们的纪录；他中年与晚年时期潜心写成种种的论著，恰恰是他在1830年时要别人提防的那种东西。”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4—525页。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要人们“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40) 前者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为代表，后者以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和霍布斯鲍姆的《非凡的小人物》（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
(41)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囊括了传统史学的全部，几乎是大人物唱独角戏的舞台。布罗代尔坦承，“兰克如果今天依然健在，会在这一部分里辨认出他的原则、他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方式来。”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5页。
(42) 戴尔·波特在其著作中特别指出：“与‘自下而上’的史学时尚相比照，我所记述的为河堤所扰乱的人群，上至安居怀特霍尔街的贵族阶层，下至在烂泥中摸爬滚打的流浪儿。”参见戴尔·波特：《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阿克隆1998年版，第165页。
(43) 关于环境史研究中“高雅”和“平庸的话题”的说法，出自德国环境史家拉德卡，参见约阿希姆·拉德卡著：《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第6页。
(44) 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8页。
(45) 沃斯特探讨了“为何那些非历史学者，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环境史”，其分析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参见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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