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侯仁之教授的学术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行论文,高山仰止论文,行止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经·小雅·车辖》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句。[1] 意思是说，“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法)而行之。”[1] 以此为典，形成“高山景行”这个成语，用以喻指高尚的德行。为记述侯仁之先生的学术人生，不禁感觉用这个成语喻指侯先生十分贴切，遂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为题，写下拙文，藉以表达对恩师侯先生的慕仰之心和感激之情。
踏入历史地理科学殿堂
侯仁之师是享誉中外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他之所以踏入历史地理学这一科学殿堂，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获得令世人仰慕的成就，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还要追溯到六七十年前。
1932年，他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在洪业(煨莲)、顾颉刚、邓之诚(文如)等名师的关爱和悉心指教下，受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严格训练。1934年春，顾颉刚先生联合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选读《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的学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杂志，继而又组建起“禹贡学会”。作为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侯先生在《禹贡》半月刊上曾发表一批文章，并参加了“禹贡学会”。他是原“禹贡学会”会员中仍健在的二名会员之一。他曾回忆说：“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中，我个人受益甚多。一方面我得到为《禹贡》写稿和译稿的训练，另一方面我还接受了颉刚师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他所主持编绘的《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工作，这是为他计划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所作的准备。更重要的一件事是1936年夏，我刚读完大学本科，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所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这是我参加集体野外考察的第一次，而且分担了一定的组织工作，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训练。”[2] P(32～33)1936年，侯先生本科毕业时，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题为《靳辅治河始末》的学士论文，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上发表。该论文已涉及一些历史地理问题。
本科毕业后，由应聘新接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先生推荐，侯先生留校师从洪业教授读研究生，兼作顾先生助教。1937年夏，顾先生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按规定，每两周就利用周末的时间，主要在北平城内和郊区，进行一次现场实习。有时也利用假期较长的时间有目标地奔赴外地，如张家口、汴洛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作为助教，侯仁之不仅负有一定的组织之责，而且事先还要搜集一些将要前去调查之地的资料，写成一篇简要介绍书，印发大家，人手一册，作为到现场调查时的参考。这种实习活动，对于培养侯仁之的野外考察兴趣，增进对野外考察重要性的体会，丰富野外考察的经验，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侯先生在其业师洪煨莲教授的指导下，又完成了题为《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学位论文。对于这篇论文的选题和撰写，侯先生曾回忆说：“当我最初考虑大学本科的论文写作时，煨莲师就曾建议说，我原籍山东，而大学图书馆里所藏山东地方志最为丰富，不妨就《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一省，根据清初以来的全省各府州县地方志加以续修，也可备于日后地方上兴利除弊的参考。最后由于我决定以《靳辅治河始末》作为学士论文题目，续修《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山东一省的计划，一直到我作为煨莲师的硕士研究生时，才得付诸实现。”接着，侯先生说：“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煨莲师的这一命题，实际上已经把我引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3] (P15～16)其实，据侯先生回忆，还在1938年春天，其师洪煨莲教授就教导他：“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你应该到国外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3] (P15～16)可见，洪煨莲教授早就有意把侯先生引领进历史地理学领域。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隔，当时未能如愿，直到1946年8月，侯先生才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师从新任地理系主任、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C.DARBY)教授，攻读历史地理学。后以题为《北平的历史地理》这篇论文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于1949年建国前夕回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
留学英国，使侯先生成为一位学贯东西的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特别是对在西方先获得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他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引进西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反思和改造我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创立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理论，并在北京大学地理系首先推进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这是侯先生科学生涯中重大贡献之一。他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上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先后撰写和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中。[4] 这些论文后来作为“院士文库”之一结集出版，定名为《历史地理学四论》。[5]
侯先生创立的历史地理学理论，仅就笔者的理解来说，主要观点是：(1)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经常在变化中。人们所熟悉的当前的地理，乃是从过去的地理发展演变而来，而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2)研究在历史上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的科学，就是历史地理学。(3)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地理的本身，这无疑把地理学的研究推回到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期，因此，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4)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而且也能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5)与现代地理学依照其科学性质区分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一样，历史地理学亦区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6)研究历史地理，要求既要具备地理学的训练，又要具备历史学的训练。(7)野外考察对于历史地理研究十分重要，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缺少的。(8)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掌握沿革地理知识，只不过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应从沿革地理的工作出发，逐步深入到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侯先生明确地指出：“在研究地球的自然面貌——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理环境的过程中，把现在和过去这两者之间互相渗透的关系，紧紧把握住，把现阶段地理环境中所显示的前一阶段的秘密有效地揭露出来，并进而探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这正是历史地理学在其确定的领域内进行研究的主要课题。”[5] (P13)
侯仁之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解不开的北京情结
1984年，侯先生在为瑞典学者喜仁龙的旧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中文译本写的《序》中，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他说：“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做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6] (P23～25)这里所说的“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指的就是对北京城的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就从这时候起，侯先生与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深入系统地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是侯先生科学生涯中的又一重大贡献。侯先生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3年，他撰写了《北平金水河考》的论文，发表在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期《燕京学报》上。这是侯先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首篇代表作。1949年夏，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用英文撰写了题为《北平的历史地理》博士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标志着侯先生已踏入北京这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了。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侯先生回到北京，仍在燕京大学任教。1950年，应梁思成先生之请，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市镇地理基础》一门新课，讲授关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城址的选择和迁移以及城市建设中有关地理环境的诸多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一门崭新的城市历史地理课。同年，又承蒙梁思成先生推荐，成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建国初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具体工作。侯先生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正是建国之初思成先生所引导我参加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尽快地从以个人兴趣为主的狭小天地，转向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康庄大道。”[7] 这就是密切联系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际，深入系统地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建国以来，侯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地理学报》、《地理知识》、《地理学资料》、《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研究》、《文物》、《城市规划》、《城市问题》、《北京规划建设》、《燕都》以及《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或长或短的论文有数百篇，其中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有关的极其重要的论文有：《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首都都市计划中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它的发展过程》、《迎接北京建都八百周年》、《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上的北京城》、《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北京旧城城市设计的改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紫禁城：回顾与前瞻》、《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试论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试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保护古城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评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等等。这些论文后来都分别收入侯仁之《步芳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奋蹄集》、《侯仁之文集》、《侯仁之燕园问学集》、《晚晴集》、《侯仁之学术文化随笔》、《侯仁之讲北京》等文集中。
侯先生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分三集，第一集主要是历代政区图、金、元、明、清至民国间的北京城市图和明清皇家园林、陵寝图。第二集主要是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后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及人类活动图。前两集已分别于1988年和199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三集主要是北京历史人文地理图集，正在紧张的编制中，有望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版。这三部图集合起来，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中外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在侯先生的亲自主持下设计和编制的。图稿的审定，文字说明的修改，野外考察的实践，侯先生大都躬亲参与，给予指导，并且亲自动笔修改图稿、文字，撰写前言、后记。因此，《北京历史地图集》充分体现了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堪称是侯先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集大成之作。第一、二集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例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在收到侯先生赠送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后，于1988年11月5日在致侯先生的信中说：“承惠赠《北京历史地图集》一册，……连日翻阅一过，深感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制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但愿首善之区有此首善之作，则他省市可以取以为则，取法乎上，庶几可得乎中。是此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亦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楷模也。后记提出存疑之处若干点，犹可徵编者之严肃谨慎，虚怀若谷……”。[8]
总起来说，侯先生对北京城的研究付出的心血最多，收获的成果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是他首先从地理环境的视角科学地论证了北京城的原始聚落蓟城为什么会在广安门一带形成；是他首先彻底理清了北京城址的转移过程及其与河湖水道的关系；是他首先深刻地揭示了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城市规划的杰出成就，特别是南北中轴线的确定、形成及其所表达的“皇权至上”的主题思想；是他首先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北京旧城改造的成功经验和无可挽回的失败教训；是他首先前瞻性地提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他首先总结性地洞察并指出北京城市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此外，是他首先认为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这件事，说明蓟已具有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因而可视为北京始建城的标志；是他首先认定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年(1153)是北京真正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开始，即北京始建都之年；是他高瞻远瞩地反复强调水源在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近些年来，又是在他的有力呼吁下，将自蓟城至金中都的主要水源地莲花池保护下来，又将确定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原点依据后门桥加以修缮和保护，使之成为北京的历史标志。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可以说，侯先生对北京城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一沟一坑、一草一木，都有清楚的了解。因此，他对北京怀有一般人难以体会和理解的深厚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9]
侯先生与北京有解不开的情结。
诲人不倦的名师
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早在1933年，他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二年级学生时，就在燕大附中兼课，教课深受学生欢迎。1936年读研究生后，兼作顾颉刚教授的助教。1942年秋，在天津私立达仁商学院任教。转年，又到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兼任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返回燕京大学。1949年9月留学回国后，仍为燕京大学教授。1950年，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合并入北京大学后，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此后，便一直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和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几十年间，北大新生入学后，第一堂课便是听侯先生讲北京和燕园的历史，这已形成传统。直到耄耋之年，侯先生还登上讲台，亲自为学生授课。今年，侯老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了，身边还有一位在读的博士生呢！
笔者曾于1965～1968年和1978～1981年两度入北大读研究生，从侯仁之师攻读历史地理学。第一次因为“四清”和“文革”，未得正常学习。十年之后，才得以圆满完成学业。因此，我对业师侯先生如何教导培养学生亲见亲历，深有感受。兹举几例：
1968～1978年我在山东泗水二中教学时，学校附近有一个泉林村，处处涌泉，水量很大，清澈见底，冬温夏凉，流为泗河。泉旁就是见于《禹贡》记载的陪尾山。据说孔子曾站在这小山上，望着地下涌出的泉水哗哗流去，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清代建有泉林行宫，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驻跸于此。在学过一年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准备，于1980年春天，我以《泉林》为题，试写了一篇约二三千字的短文，请侯先生百忙中给看一看。过了几天，侯先生叫我到家里取稿子时，看到先生用铅笔修改了许多地方，有些字词圈去了，有的地方甚至整句、整段地删去，或者调换了前后次序，而在另一些地方，又工整地增补了些字句。连个别的标点符号也作了更正。先生笑着对我说：“写文章，无论长短，都要精炼才好。我做了修改的地方，回去仔细看一看。以后可以经常练习写写这样的短文。”我手捧先生精心改过的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将先生改过的稿子重新誊写，试投《大众日报》，不久就登载了。侯先生的指教促使我此后为《北京晚报》写了不少“谈北京”的小文章。这对于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并积累资料，颇为有益。
1979年的一天傍晚，我陪着侯先生从蔚秀园回燕南园。进北大西门后，向南未走多远，先生停下脚步，对我说：“我们站住的地方，过去是一条小河。”我感到诧异，这里哪有一点河道的痕迹呢？接着，侯先生指着西边的校墙说：“你看，墙的下面还有一个券门，那就是进水的闸门。水从西而来，流进闸门，然后注入东边的这个小湖，又南、北分流，进入未名湖和后面的鸣鹤园。闸门外过去有一个石桥，名叫漏斗桥。你知道吗？北大校门的门牌号是漏斗桥一号，就是根据这桥命名的。”就这样，跟着侯先生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一些新鲜的知识。之后，先生又边走边对我讲了许多。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先生说：“平时在脑子里要不断地琢磨文章的题目。当你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些记载与你脑子里的某个题目有关系，就主动地把这些资料收集过来了。如果脑子里不装着许多文章题目，你可能看了很多很重要的记载，觉得没有用，就放过了。日后进行某项研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时，你会想起曾在什么书上看过很有价值的记载，但因时间长了，记忆模糊，再找起来就要费很多工夫，甚至很难找到了。”侯先生的这番经验之谈，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二十多年来也一直照着他的教诲去做，深感获益匪浅。
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是侯先生带研究生的成功之道。1978年暑假间，北大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应邀为安徽芜湖市做城市发展规划。当时，侯先生新招收的三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还未入学，就让我们都参加这项工作，负责研究芜湖的城市历史地理，为城市规划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在查阅了一些地方文献后，有一天，我们三个学生和侯先生的一位助教一起进行野外考察。乘坐一条小船在青弋江中逆水西行，在距芜湖市区一二十里地的一处江边高地上，发现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原来这就是芜湖市的前身鸠兹城。回来后向侯先生汇报了，他极为高兴，除鼓励我们一番外，还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第二天，我们师生五人又雇了一条船前往古城遗址考察。那年侯先生已67岁了，但依然兴致勃勃地跑遍了古城遗址，又看地形，又捡瓦片，毫无倦意，并现身说法，强调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回程中，天下起了雨，因都未带雨具，衣服全淋湿了。回到宾馆后，侯先生乐呵呵地请我们喝酒，以驱风寒。侯先生就是这样地指导和关爱学生。这次在芜湖的研究成果，是在侯先生指导下，合作撰写的题为《芜湖的聚落起源、城市发展及其规律性的探讨》论文，发表于《安徽师大学报》上。
1979年6月，侯先生又让我们三人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的编制工作。查资料、绘图稿各有各的任务，但编辑组内部的学术研讨会、野外考察等，都集体进行。从这年开始，到1988年图集出版，我有幸参与了这项重大科研工作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获益之多之大，不仅藉机阅读了大量的古今北京地方文献，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科研的方法和经验，大大提高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为日后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正是侯先生让我们几位学生都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研工作的初衷。
1980年底，《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尚在紧张进行中，撰写毕业论文又迫在眉睫了。对于如何撰写论文，侯先生在讲课或个别谈话时，都进行悉心指导。他常常说，搜集资料要“沿流溯源”，尽力追溯最原始的记载；撰写论文要“言必有据”，详注出处；论文的选题和内容“要有新意，不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切记不能抄袭和剽窃别人的成果”。侯先生的这些教诲和要求，对于我顺利地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起到重要作用。本来按照培养方向，我应该选择一个有关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题目作毕业论文。但我自知在北京学习、生活的时间太短，对城市生活的感受远不如对农村那样熟悉和深刻。况且在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时，我对北京郊区的村落名称和分布搞得比较熟。为了扬长避短，我想在北京郊区村落上做文章，但又怕违背导师的意愿。我将自己的想法对侯先生讲明之后，他明确地对我说：“郊区村落是前人很少涉及的一个领域，把北京郊区村落研究开展起来，也就把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从以前偏重城市扩展到郊区，这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老师的肯定给予我极大的鼓励。我便以《北京郊区村落的地理特点和历史成因的初步分析》为题作毕业论文。撰写了一部分后，侯先生出国讲学回来，让我将已写出来的部分送给他看一看。显然，他在牵挂着我的论文进展。当他看到我工工整整的字迹(那时作论文多是手写)和所绘的颇为典型的村落形态附图时，高兴地说：“作论文就要多下工夫。作历史地理的论文，多附些图，可以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与文字相得益彰。”1981年夏，我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仅仅是北京郊区村落研究的开端，后又经过十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最终写成《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一书，于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如侯先生所指教的，将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推向了广大郊区。
我除了在学业上得到侯先生的丰厚教泽外，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也得到先生的极大关爱。1981年毕业后，我能到新组建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院)工作，就是侯先生帮助安排的。他郑重地嘱咐我：“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要努力工作，争取把根儿扎下去，将来可以在那里发展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先生的嘱咐铭刻在我心。1984年6月，我的全家从山东搬迁北京，也是侯先生帮助解决了两地分居的难题。古训有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报答师恩的最好方式，我想，就是拼命工作，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事业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但即使如此，也难以报答师恩于万一。
结束语
侯先生的为学、为师、为人，应该大书特书的事太多了。但因篇幅所限，不能全面展开。这里仅就侯先生创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他在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在教书育人方面为我所亲身经历的几个事例，略作介绍，藉以反映侯仁之先生的高尚德行。
注释：
[1]毛诗正义[M].卷14-2，第214页，总第482页.十三经注疏(上册)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侯仁之.师承小记——忆我师顾颉刚教授[A].侯仁之燕园问学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3]侯仁之.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再记我师洪业教授[A].侯仁之燕园问学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4]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最初发表于《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7月。《历史地理学刍议》，最初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最初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最初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最初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入《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和《历史地理学四论》一书。
[5]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院士文库)[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北京历史地图集·前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6]侯仁之.《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序[A].奋蹄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7]侯仁之.谊在师友之间——怀念梁思成教授[A].梁思成先生诞辰85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观侯仁之燕园问学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8]此信侯仁之先生收藏，笔者收藏有复印件.
[9]这句话是侯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见《奋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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