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利益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 瑾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州 350117)
摘 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课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它是现代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有“物的依赖关系”时期的利益特征，更重要的是克服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积极探索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的历史与价值中介。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西方学者或鼓吹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或渲染不同宗教的“文明冲突”，或无限放大“修昔底德陷阱”，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一片恐慌和悲观情绪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集中爆发，“逆全球化”风潮涌动。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上，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课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自问世以来备受全球广泛关注。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现代生产力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有“物的依赖关系”时期的利益特征，更重要地是克服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积极探索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与价值中介。
一、各种共同体本质上是利益共同体
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2。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个人，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3]307的，因而一切产业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各种政策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的表现。同时，利益对思想又具有决定作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103。
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说到底都是利益共同体，在阶级社会中，由阶级利益形成的是阶级共同体。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从生产力角度看，“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5]126这表明，建立什么样的共同体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从共同利益角度看，在原始社会中，种的延续及个体生命依靠群体而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促成“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存在的原因。在阶级社会中，“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5]121可以说，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个人利益隶属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作为共同利益是阶级共同体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形成的是以“虚幻的共同利益”为本质的“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特殊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国家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5]84国家虽然是以共同利益这种普遍形式出现，但由于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客观存在，国家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是为了保护或维持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因此，作为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国家所代表的“普遍”只是一种虚幻，从共同利益视角透视的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阶级利益差别乃至利益冲突的存在，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也形成了“真正的共同体”。比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观存在的资料，他只是主观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国家无疑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共同体”。由此，“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273，分裂为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和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这两大“真正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联合体”中，“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4]609一方面，必须先满足个人利益，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实现共同体利益是满足个人利益的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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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共同体的利益
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会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并催生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规则。恩格斯以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变局证明由于美国实力的提升导致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的事实。当时“发明创造的天才也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去了。棉纺织工业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方面的最新改进几乎全部都出自美国，而曼彻斯特不得不只是加以采用。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经肯定地起着主导作用，而德国正在同英国争夺第二位。英国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工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为了躲开这种迫在眉睫的命运，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
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独立的自私利益是共同体形成的根源，共同利益的实现是交换的结果。马克思从人的个性发展角度论述了三种社会形态(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即“人的依赖关系”时期的最初社会形态、“物的依赖性”时期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个人全面发展”时期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在“人的依赖关系”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从属于共同体，没有独立利益，在等级关系支配、控制和束缚下，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物的依赖性”时期，人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是自私利益，此外并没有更高的东西要去实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交换之所以成为私人利益间的共同利益，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单个商品生产者的“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也就是说，私人利益(私人产品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交换，以市场为媒介，如果交换不成功，那么摔坏的不仅是商品，更是商品所有者。如果说市场的实质是一个价值实现问题，那么市场竞争就是围绕私人利益而进行的生存竞争，它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压力和激励，迫使市场主体努力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推动生产力进步，从而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共同利益。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是共同体发展的动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与弊端具有“铁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才是动因，“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马克思说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直接地包含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资本排除一切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让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自由活动，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与此同时“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在剩余价值追求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部强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展现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力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从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与西方经济学“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的“经济人”假设相比，马克思批评其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而强调两者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与历史特征，“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由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西方经济学者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利益这一“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的历史产物，当作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马克思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无所不能，可以提高整个社会普遍利益的观点，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而是普遍的否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会导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问题，从而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不断恶化，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
2.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
在国际上，国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虽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特征，表现为民族与国家利益，但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利益的体现，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不同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演进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它反对“霸凌主义”和“一言堂”的全球治理模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在公正合理中破解治理赤字；它反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互商互谅中，破解信任赤字；它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旧思维，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同舟共济中破解和平赤字；它克服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在互利共赢中破解发展赤字。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探索，实际上是中国面对不确定性日趋增强的国际经济环境与日益严重失衡的国家间利益关系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
撇开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假象，资本全球化的过程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国家利益共同体交替更迭的过程，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利益剥夺的过程。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敏锐地选取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活动，由此建构起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277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5]277这种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趋于同质化的趋势，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跨国家的、基于相同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国际经济治理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从16世纪到19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世界霸主，但落后国家被剥削的命运从未改变，它们“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下，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印度人民尽管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但并没有随之获得一个新世界：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只是实行殖民化，而不可能帮助他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这就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国际经济高度融合的态势。以数字信息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节约了交易成本；不仅促进了网络电商包括跨境电商的大发展，而且根本性地改变了生产领域的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在这个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国以各自的优势要素，参与到产品价值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和阶段，共同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国际贸易成为连接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纽带，产生了外包、中间产品贸易、企业内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2015年，亚洲与美洲中间投入品出口占区域内总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66%和57%，欧洲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比重在欧债危机后虽小幅下降，但仍处于70%左右的高位。这些表明，全球价值链已经将世界各国串联成一个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和利益共同体，一国产业只有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的互联互通中才能获得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一国贸易只有与其他国建立具有高度兼容性和协调性的贸易规则才能共享降低交易成本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好处。由此，人类的整体利益得以扩大与提高，国家间关系进入到由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联结成一体的利益“共享”和高层次“合作”的新发展阶段，其中全球层面的“广泛的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总之，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既充分肯定了个人利益，也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共同利益。但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在发挥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利益冲突、社会利益分化等不可克服的问题，因而必然为新的共同体所替代。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以物的依赖性”向“个人全面发展”过渡的“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1.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治疗后,分析组肛门失禁发生率为3.57%(1/2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5.00%(7/28),两者之间相差较大(χ2=18.3331,P=0.0028),而P<0.05,数据从统计结果思考,具有参考价值。
从生产力方面看，世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普遍发展而形成普遍联系。“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在马克思的年代，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量子力学中“双缝实验”除了证明光或电子的波粒二象性之外，还有态迭加、坍缩两个诡异的现象。什么是态迭加和坍缩？朱清时先生是这样阐释的：
英国在印度不论是承担了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只是充当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而落后国家如果自觉地参与到一个开放的世界中，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么，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这表明，资本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同时，也为落后国家、民族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与管理，实现生产力的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也导致各环节要共同面对全球化所产生的贸易危机传染效应——一旦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外部冲击，就会通过放大效应作用于整条供应链引发贸易额的大幅缩减。而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在坚持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还要共同面对现代的系统性的全球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415“需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这些共同问题与风险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超出了阶级群体限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各国间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格局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融合机制与风险共享机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确立全球意识，开展全球合作，以推动全球发展与应对全球风险。
2.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市场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为动力
我国电网发展经历了从小型孤立电网到大型互联电网，从单一供电模式到多种能源同时供给的阶段，未来电网的发展要适应大规模清洁能源的输送和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的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智能电网的研究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方向和侧重。本文对目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进行了梳理和界定，总结了智能电网、微电网、泛能网和能源互联网的概念，并理清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智能电网的建设和发展，应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市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当“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Gemein Wesen)是货币。但是，随着同国家铸币对立的世界货币的发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从而表现出对以前生产阶段所固有的自然经济界限和限制的否定，最终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具有更加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激励创新机制、调节配置机制，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因此，世界各国尽管经济体制不尽相同，但市场化的趋势则是相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经济采取市场化改革措施，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统一大市场。
选择阀杆密封面与阀体底面的距离作为目标参数，目标参数在随履带运动时在不同时间位置对应的数值如图6所示。
3.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经济实力与传统文化为历史中介
针对李斯特所宣扬的国家经济学、国家利益，马克思在1845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批判其打着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幌子掩盖阶级利益剥削的实质，强调所谓的民族国家本质上是已经资本主义化的民族国家。“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5]28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市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要求市场经济全球运行规则的统一和规范，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各国国民经济主体必须遵循共同的市场经济规律和公认的市场经济法则，由此推动市场竞争的深入、国际分工的拓展，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运动空前规模和速度的发展。当然，也必须正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在生产领域，资本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垄断资本得以穿越时空攫取剩余价值，导致南北发展不平衡加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加深，世界范围内部与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由此导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世界充满不安定因素。资本全球化也加剧了全球能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全球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日益加重。市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既为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统一的而不是封闭的或“平行的”世界舞台，又提供了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基础和市场手段。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对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管理，是对市场经济失灵的一种调节以及经济运行结果不公平的一种合理纠正，是政府干预、调节和规制国内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市场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是按照同一模式在运行，由于各国体制模式、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与历史文化的差异客观存在，因此，围绕国家利益的国际矛盾纷繁复杂，国际经济治理的难度也明显增大。传统以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平等为特征的排他型全球化导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不符合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国际经济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因此面临方向性变故。
1.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中国经济崛起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近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全球经济重心出现了“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均衡。201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38.8%，较2007年提高10.5个百分点；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22.4%，提高8.8个百分点。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以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对他们造成的激烈竞争，不是直面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基本矛盾，而是指责他国的“不公平贸易”，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由此沉渣泛起。当这些力量裹挟民意通过选举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政府政策时，“逆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潮流。放眼今日全球，“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1]521“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举办大型的文化事件营销活动，也是城市发展的途径之一。德国西部鲁尔区的波鸿，通过打造鲁尔艺术节、鲁尔钢琴节和波鸿综合音乐节等在欧洲拥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艺术节庆活动，实现了从工业基地到文化艺术中心城市的转型。法国名城戛纳，以每年5月举行电影节的方式，走上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戛纳国际电影节已跻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四大电影节之一，每年吸引着30万人前来参加，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口碑，戛纳也因此成为世界名城，吸引着众多游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文化传统和民族基础而向世界明确传递“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积极声音。在中华传统文明中，中国人自古便有“和合共生”的理想追求，既强调不同事物与观点之间相互补充的“和”，也追求不同事物与观点之间协调统一的“合”。它不仅在行动上表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的理性探索，而且在思想上体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包容精神。而从历史上看，横贯亚欧非大陆、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正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悠久历史交往的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4.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对人类共同价值的遵循为价值中介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引了以下一段话：在印第安人氏族中，“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表明，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共同价值基础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5]88，各民族的历史也就转变为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各民族的价值分歧与冲突也日益发展，但是为了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各国各民族也不断超越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在不同的价值共识或认同基础上彼此合作，由此形成了价值整合与彼此认同的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坚持以一定的共同价值为基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他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253-254这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而选择共同行动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三百六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七十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六十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1]416
需要明确的是，“共同价值”并不是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具有超历史、超时空、超阶级等主要特征，它否认文明多样性和特殊性，实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普世化，是一种文化霸权。而“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人类的某些共同需要与共同利益，而在不同历史条件与不同国家背景下，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则存在差异，因此，在强调共同价值基础的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438
按照财税〔2016〕36号的规定，该月转让金融产品出现的损失不能由其他销售收入、劳务收入来弥补，当期该转让金融产品的业务不需要纳税，同时还可以结转至下一纳税期抵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以物的依赖性”共同体的超越，是向“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的过渡。“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反对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的、简单化的口号，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前提，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反对抽象地、非历史地讨论自由与平等价值，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具体的、历史的自由与平等的实现，积极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反对以表面上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各国对世界的消极融入，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恪守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给予各国平等共处的国际环境，奉行互利互惠的原则，秉承公平正义的理念，在关注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保证各国主动融入世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动力，以共同价值为遵循，凝练出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锻造出超越国家利益的世界整体利益，进而凝聚起携手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行动。
小 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我们应从政策主张、经济体制与理论思想三方面全面设计、立体推进。从政策主张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强调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实施路径，明确和平、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之路的“六路”发展目标，把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发展形成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与合作优势，把中国机遇转变成世界机遇。从经济体制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新型全球化的实践，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各国都有各自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的实现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到，因而需要进一步推进全球市场化改革来落实；另一方面针对现代世界体系中各国利益的不平衡与不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广泛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强调建设各国利益共享的百花园，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构建平等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各种流弊，开辟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模式。从理论思想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为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生产方式的结合贡献了中国智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宏观调控、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通过与国际社会共享经验，不仅在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更在思想层面，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提供有益指导。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注：因版面所限，其余参考文献略)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0-009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制研究”(19BJL006)
作者简介： 黄瑾，1972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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