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现代化研究与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足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26(2015)01-0042-07 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困境，人们将注意力过多地锁定于改革除弊，而关于现代化的探讨并不多见。其实概括而言，中国足球现状就是现代化视野下的落后状态，中国足球要最终摆脱困境根本出路就是将其导入现代化进程以至于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足球称之为“现代足球”，必有其特定内涵与意义。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进程又是一个宏观视域，却也是由社会各个部分来构成、来展现的。因而，本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从多个层次来解读中国足球现代化特征与内涵，为中国足球振兴提供有益的启示。 1 中国足球现代化研究的时代背景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并流行于当今世界，影响之广，景象之盛，无愧于世界第一运动，其职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进展，可以认为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一种表征。从世界范围看，足球运动形成了明显西强东弱的格局，明显地与世界现代化的版图有着同构性。有研究指出：“就体育领域而言，足球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民族社会转型是否成功的风向标”，“如美洲诸强模式、亚洲日韩模式”[2]。因而，现代足球与现代国家有着相互的指示意义。 现代足球在中国传播发展已有百余年时间，但其现代化进展一直缺乏准确的表达。《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指出，我国综合现代化水平在108个国家中排名第51位，处于中等发达国家下游，并处于快速上升中。然而，中国足球国际排名从早些年60～80名左右到近年来徘徊在80～100名，2013年初甚至达到109名的历史最低位，并且依然没有明确改观的迹象。这些数据表明，中国足球与中国现代化程度既有明显的对应性，却也分明显示出“不进则退”的危机。 2 中国足球现代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2.1 中国足球现代化“二元综合模型”特征 现代化是指人类物质、制度、精神文明水平的进步程度，现代化即是文明的现代化。何传启认为，人类文明进程可以分为4个时代：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移过程及其深刻变化是第1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移过程及其深刻变化是第2次现代化[11]。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是第1次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那么，知识化、网络化和国际化就是第2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在第1次现代化中：经济增长居于中心地位，在第2次现代化中，生活质量居于中心地位。发达国家往往是在第1次现代化完成的基础上展开第2次现代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在追赶第1次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展开第2次现代化的进程，即综合现代化。在现代化大潮中，任何文明如果要复兴或延续，走向现代化是必然选择，也是不可逆转的进程。 体育现代化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指向未来体育发展目标并且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水平状态和发展过程。体育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反映现代社会文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余道明认为，体育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体育革命化、体育相对化、体育国际化、体育科学化、体育社会化、体育信息化以及体育人文化[3]。厉丽玉认为，体育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成功地把现代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管理方式、体育运动过程、体育科学理念、体育方法手段和体育场馆设施应用于人类身心健全发展和全面挖掘人类运动能力所能达到的一定水平[4]。这些研究为本研究开辟了思路，积淀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体育现代化研究并没有严格纳入现代化整体框架中，故而表达并不充分，并体现出一些主观性表述(如分类交错重叠过多)、形象化色彩(如革命化等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中国足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领域，其现代化势必会呈现出两次现代化的综合特征，即“二元性”综合模型(第1次现代化与第2次现代化相叠加)。 2.2 中国足球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建立与确立：根据以上论述，将现代化二元综合特征(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结合中国足球现状进行相应分解，形成初级3级指标体系。再由相关专家进行筛选修订，最终确立3级指标体系。 专家团队组成与问卷调查：初选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教授、副教授共38人。他们长期从事足球教学、训练、科研工作，了解中国足球现状以及世界足球发展，分布于全国各区域，有良好的专业背景和均衡的地域分布性。第1轮问卷：请专家对问卷内容的“了解程度”进行自我评价，其中，两名专家认为对研究内容不够了解，予以剔除，从而确认36名专家团队成员。计教授12名，副教授24名。以上专家对初级指标体系每项指标进行酌定提出建议，进而修订并确定问卷。第2轮问卷：以上专家对修订后的指标体系按层次分析要求进行1～5分的评分。 2.3 中国足球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层次分析 依运筹学原理“将决策问题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用一定标度对人的主观判断进行客观量化，以此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一种决策方法。它把人的思维过程层次化、数量化，并用数学为分析、决策、预报或控制提供定量依据”[12]。层次分析具有目标导向、预测计划、反映监测、比较评价等功能，或综合地表述为目标导向功能、监测反映功能两方面。就指示导向而言，它反映了事物的重要趋势，指出方向性意义。就反映评测而言，反映了事物的差距差异，提出未来努力的程度与要求。 根据指标等级分类分层。借助MCE.EXE 2008软件，采用层次分析判断矩阵元素1～9分标度方法(表1)，3个层次指标体系依次运算(表2)。各项分值取算术平均数为最后值。综合以上运算及说明(图1)，得出两次现代化特征指标体系及权重，从而明确中国足球现代化的丰富特征。
3 中国足球现代化解读 总体来看，以上数据从3个层次揭示了中国足球现代化的多维度特征与涵义： 3.1 中国足球是以第1次现代化为重要特征的历程 根据一级指标权重分布，第1次现代化权重(0.6348)明显占优，第2次现代化权重(0.3652)处于明显次要地位，两相比较，说明中国足球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为主要标志的第1次现代化更有重要性、更有现实性。从世界足球强国版图来看，这是一个结构性基础，如欧洲的西欧与东欧，南美的强国(巴西、阿根廷等)与弱国，北美的美国与其他国家，亚洲的日、韩与其他国家(地区)，均有不同层次的第1次现代化先发优势，尽管未必一一对应，但总体是相称的。 尽管第2次现代化权重分布在此居于明显弱势，但并非是无足轻重的。恰恰要指正的是：1)第1次现代化是以第2次现代化为进程方向的，中国足球的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更能彰显现代足球的指向性。2)中国足球现代化在此领域有更充分的空间，去规划设计、去超越跨越。固然，工业化、城市化基础性地位不可动摇，但未必一定要或完全重复西方第1次现代化过程。3)两次现代化的不可分割性，第1次现代化任务紧迫，第2次现代化也是时不我待。“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是等级社会向平等社会的转型……这是老天爷对中国人智慧极限的考验!能否有效运用人类已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使转型朝着理性、有序、平稳的方向发展，将决定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8]。
图1 中国足球的现代化特征及其权重一览表 Figure 1.The Modernized Features and Weights of China Football 在此背景下，中国足球振兴以第1次现代化为基础，以第2次现代化为指向的综合现代化是全面深刻的。 3.2 中国足球是以民主化、知识化为重要特征的二元综合现代化历程 根据二级指标体系权重，民主化在第1次现代化中占更大权重，知识化在第2次现代化中占更大权重，市场化、知识化各自含义在后文中有专门阐述暂不重复，而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化的二维结构，有利于简化地解读中国足球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足球二元现代化可简化为市场化与知识化这个二元结构，而这样一个二元结构是令人眼熟的。 回顾历史，中国五四运动以“德赛”二先生(民主、科学)为旗帜，是中国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今的中国足球的民主化与知识化，如何不是德赛二先生的嫡系继承？中国足球现代化如同中国民族国家现代化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过程，其内核是一致的，又是变迁不居的。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民主以“民族、民权、民生”为要义，那么，当代的民主化则更要彰显“人本主义”宗旨。在西方它可表达为：“for people、by people、of people”。在我国，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群众路线，人民网解读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显然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如果说，五四运动中的科学是指西方科学技术，那么，当代的科学化最贴切的表达就是知识化(观念、知识、人才等)。由此，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可以以此为标准来检验观测，也可以作为指针指南。 在社会二元现代化进程中，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理解现代足球之所以冠之为“现代”，表明它与现代社会是不可隔绝的，并且要积极地参与到这样的历史建构中。中国足球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视野来对待，改革是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的，其一再陷入被动困境即是明确的警示。 3.3 中国足球是参与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现代化历程 与二元现代化结构相对应，中国足球现代化体现为一系列的具体指标，在此一一展开有助于深刻地解读中国足球现代化的特征与内涵。并且，之所以一一展开，乃是民众对于现代足球一知半解的境况，“中国人关于足球的基本认识中存在许多偏见和误区，足球舆情浮躁焦虑，足球言论纷纷攘攘，常有不实言辞”[1]，现代足球人人皆以为知晓，却懈怠于其现代性的理解。研究明确这样一些指标，无不预示着中国足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全面、深刻、互动的历程。 3.3.1 中国足球的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第1次现代化的最基本特征。英国足球及西方足球正是建立在先进的工业文明基础之上，为世界足球奠定了模版。而中国曾经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经过百余年努力，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已达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为中国足球现代化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中国足球的现代化要紧跟这个浪潮，并力争赶上潮头，为国家现代化做出探索性贡献。中国足球现代化应体现如下趋势要求： 足球联赛产业化(0.3429)：产业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动态表达，以工业化为基础，又是工业化的无限扩展，如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等等。依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体育排名第三产业第91位。中国足球离不开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但不能停滞于工业化(第二产业)阶段。中国足球作为第三产业，已开创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领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之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中国足球联赛既是产业化的产物，也正是中国体育产业化的龙头。要着眼于做好体育市场，提升大众文化生活品质，提升国民体质与素质，促进升学就业，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转型。在这一点上，我国足球运动的开展，其事业性与产业化、公益性与私益性是完全统一的。 足球俱乐部企业化(0.3069)：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式，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9]足球俱乐部是足球市场中的真正活动单元与组织实体。依照以上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要求，中国足球俱乐部尚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尤其是产权不清晰，缺乏活力、自生能力。国外成功俱乐部应予以学习借鉴，如“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战略建立在3个坚实支柱之上：竞技化、市场化、社会化。从任一视角来分析，其整体战略构图聚集于两个相互倍增的目标：竞技成效与经济成效”[16]。 足球市场集中化(0.3502)：中国足球改革确立了市场化的基本方向，就要依照市场规律办事，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与价值规律杠杆作用。依照足球发达国家经验，这个足球市场是相对集中的、规模化的、专业化的，如伦敦德比(热刺队、阿森纳队、富勒姆队、切尔西队、查尔顿队、西汉姆联队)、马德里德比(皇家马德里队、马德里竞技队)、东京德比(FC东京队、东京绿茵队)。“英国足球俱乐部之间强烈的竞争，从本土化到超级联赛相互传导，引致高水平竞技的齿轮绞合”[15]。而中国足球脱胎于计划经济模型，过于分散分化、条块分割，资源难以整合与有效配置。当前，中国足球市场要着力培养若干有国际化大都市影响力的足球德比重点示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或结合中国实情打造足球城市圈，如珠三角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渤海湾城市圈。在我国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区域非均衡状态下，足球的发展要与之相适应。东部城市要发挥增长极效应，中、西部城市要量力而行起到辅助效用与整体互动效应。我国的运动项目布局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要充分依照市场基础与规律。切忌国家一套、地方一套、市场一套，各自为政，人为分化本来就贫弱的社会资源。 3.3.2 中国足球的城市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表现。城市化在不同时代有小同的含义，与工业化相对应的城市化意味着非农业化、城市景观化、城市社会集中化与城市观念中心化。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但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型国家，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13]。中国足球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着力体现城市化特征，此处更强调的是与工业文明相应的城市化特征。 足球活动大众化(0.3402)：大众化是现代足球的基本特征。城市规模扩大与人口密集，这种大众化正是城市景观、城市中心与城市生活的相互表达。城市道路、广场、体育场、学校、绿地等，都是城市大众休闲娱乐的场所，在西方，足球运动是大众的狂欢而非少数精英的自我欣赏。基于此，中国足球要把足球运动从奥运战略下解脱出来，广泛的群众基础才是足球运动的草根基础，足球运动需要这种大众化，大众化才能培育现代足球。 足球行为市民化(0.3029)：韦伯认为，市民是中、西方城市的根本区别之一(见《新教伦理》、《儒教与道教》)。梁漱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也表达此等观点(见《中国文化要义》)。在西方，市民以城市市民为归属，在中国，平民以城市居民为归属。市民参与足球运动是自主、自觉的，参与其中，融于其中，其乐融融。足球不是政府的政绩工程，大众不是被参与者；市民参与足球运动是理性的，明确足球运动的内涵与意义，理解并分享足球运动的制度规则与技战术含义；市民参与足球运动，有集体化、集团化的倾向，参与各自有意义的观念建构与组织建构，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集体的行动，来体现集体意志，保护集体利益。中国足球在中国式城市基础上发展，缺乏这样的市民基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城市市民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自主性、理性、集体性三方面难以均衡和谐，如有人喜欢参与而缺乏理性，有人喜欢思考而缺乏参与，有场面壮观的参与情景与人群，而缺乏集体的行动，这些是中国足球城市化落后之生态的一些重要缺陷。中国足球与中国城市，都需要市民的成熟进步来予以支撑。 足球群体组织化(0.3569)：就行为而言，我国城市缺乏市民已表达了一个基调，群体缺乏组织性是一个必然。要强调的是，就社会而言，群团组织的建构与管理，正是社会化程度的体现，也是城市市民成熟进步的重要方法手段。中国足球要从三方面弥补差距：一是足球群体的组织化，中国足球有利益群体之分，行政职能部门是有政府背景的强力组织，而俱乐部等实体往往只是经营性组织，球迷等社会群体在组织上却是分散无形的，无以实际参与社会博弈与足球管理，缺乏制度化博弈环境与机制；二是足球社团的实体化，中国足球协会、全国足球代表大会等，都处于有组织之名、无组织之实的境地，或只是虚拟机构，或附庸机构或临时机构，难以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与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沟通；三是社会管理方式与法律制度尚很不完善，社团创建与管理还存在许多制度盲区，如中国足球的管办不分，职业联盟的成立与合法性，足球代表大会实效性，球迷协会规范性，这些尚处于探索摸索之中，需要制度创新来确立与完善。 3.3.3 中国足球的民主化 相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硬实力”而言，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的“软实力”，其权重最大表明，它是中国足球第1次现代化中最为紧要最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内容，是中国近现代化连续过程的延续。中国的现状是工业化、城市化已快马加鞭，但体制改革进程却日益艰难，即所谓“改革深水区”问题，中国足球即是一个案例。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外在形式为经济改革，实质是以体制改革为先导的。1992年6月，红山口会议出台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然而由于改革不到位，积弊成积，足球环境不断恶化，足球水平不断滑坡，以至于足球市场化改革难以为继。这表明，体制改革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亨廷顿认为：“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7]如上3个层次的合法性，较为合理地解答了当代民主化的原则要求，基于此，中国足球的民主化进程，应从如下方面推进： 行政管理民主化(0.32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体现着民主化的内容与要求。能否转变行政管理方式，是判断足球改革的主要标志。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说是5个方面转变：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部门政府向公共政府转变、集权行政向分权行政转变，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行业管理民主化(0.2858)：中国足球社会化探索，理论上是要建构一个市场化法制环境，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单元，将行业管理导入法治管理，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行业的法制化才有民主化，反过来，唯有民主化才有法制化，才能有效排除不良的行政干预。民主不可虚置，必有法律保障。足球行业急待完善的或相互关联的法规有，宪法关于体育事业的解读与市场经济的地位；体育法关于职业体育的界定内涵、各类赛事体系的管理权限、中国足球管理机构合法性、权限边界性；民法关于俱乐部企业法人地位与俱乐部的产权属性、体育合同、民事仲裁，物权法关于俱乐部产权、运动员劳动力归宿的处置；义务教育法关于青少年教育权利的保障，以及国际足球联合会与中国足球协会的各类规章制度，需要专门的法律专业人才予以清晰解析与解读。在此，行业管理民主关乎程序的合法性。 利益诉求民主化(0.1786)：改革就是利益的重大调整。周小亮等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从全民公有制到公有制占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仅从理论上承认利益集团存在，而且通过改革培养出多元化的利益集团。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基本模式可表达为四个利益集团：管理集团G、资本集团C、知识集团K和劳动集团L[14]。对于足球改革的利益群体，固然划界标准尚不成熟，但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群体，现实中利益群体的分化更为复杂，也就必然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利益诉求，为此要建构正常、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一方面，职能部门要正确对待足球改革形成利益群体与分化格局，不能把足球改革仅当成部门利益，目前中国足球是深化改革的体制难点与社会焦点；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利益群体的分化与冲突，不能以偏概全、以局部的问题混淆是非，也不能因噎废食以利益冲突的存在而否定改革方向。 社会舆论民主化(0.2143)：首先是要有活跃开明的舆论环境，舆论是社会情绪减压阀，是足球改革的监视器，是价值冲突与互动的调适器，是文明进步的显示器。其次，要有正确导向，把舆论引向有利于形成足球改革的合力与共识。其三，知识分子与社会媒体大有可为。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大一统的悠久历史基于社会治理中有“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的底蕴，全在于“士人居间作此功夫”[5]。故而，无论基于中国国情或是现代民主要求，中国足球改革应发挥知识分子群体的居间调和作用，形成各利益集团的有效沟通，达成理解与谅解。其四，处理突发事件要开明透明，尊重大众情感要求，减少封闭性操作与误解。在此，诉求民主化与舆论民主化两方面，更多关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3.3.4 中国足球的知识化 所谓知识化，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以物质与能源为经济结构的重心，向以知识为经济结构的重心转变的过程。知识化，也是以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工具的广泛应用为基础，知识被高度应用，知识资源被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个人行为、组织决策和社会运行趋于合理化的理想状态，同时，知识化也是知识产业发展与知识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之上的，不断运用与创新知识来改造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从而通往理想状态的一个持续的过程。故而，知识化是科学化在当代的基本转述。 知识化是第2次现代化最重要的向度，也是中国足球第2次现代化最重要的权重指标。中国足球需要第1次现代化奠定基础，也更需要第2次现代来引领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为中国足球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第2次现代化的展开正当其时也是时不我待。面向未来，知识化对于中国足球现代化的导向意义体现在如下3方面： 足球认知知识化(0.3418)：即要有博大的视野与科学的世界观看待足球运动。美国学者认为，“足球俱乐部品牌认同，与母体组织有关，即相关的人、文化、价值观，以及组织属性，如创新、品质与形象”[15]。“中国足球不是足球本身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在介入这项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文明水平的高级运动之前，我们并未做好心理和生理的多方面准备，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备这些”[3]。故而，现代化不只是对足球运动的形式进行机械的输入或嫁接。简单地讲，中国开展现代足球大体经历了旧中国时期西方足球的传播、新中国成立初期东欧体育模式的效仿、改革开放后西方职业体育的引进3个阶段，现代足球起源于西方并依然强盛于欧美，要清晰理解足球运动的在精神、制度、物质多个层次的文化历史内涵。基于文明对话视野，要清晰明确中、西文明对话的背景与条件，才能做出明智选择，既要反映中国特色，也要尊重足球运动发展的文明规则。锐意改革诚然可贵，但要切忌断章取义的解读，肆意地妄为加以改造，乃至億造出伪现代化与泡沫繁荣。 足球训练知识化(0.3181)：即要用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知识来提高足球竞技水平、优化训练过程，是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的一个领域。然而，中国足球有盲从国际潮流的传统，如技战术亦步亦趋不知所措，技术风格见风使舵难成特色；也有“中国制造”的冲动，如对“三从一大”的盲从，将部分优势项目制胜规律全面强力覆盖，足球体能训练作用盲目夸大，心理训练政治教条化等人为的因素对科学训练的干扰比较严重。诚如西方哲学家福柯对于真理与权力之关系的洞见。于此要说明的是，知识化并不自然等同于科学化。知识化是一个艰难进程，提醒中国足球，每个运动项目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训练科学，在这样一个知识快速爆炸，知识高度应用与共享的时代，中国足球现代化要充分尊重足球运动的科学知识与规律，并不断将其他学科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借鉴过来创新知识体系，才能实现中国足球的科学化训练、竞赛、管理，才能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即“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个人行为、组织决策和社会运行趋于合理化的理想状态”，才能实现中国足球的局部突破甚至全面超越。不言而喻，这样一个时代，对于足球运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移植以及研发创新的选择空间是充分的，更需要的是一种氛围或者说是制度来保障“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故而，知识化与民主化进程在此是相辅相成的。 足球人才知识化(0.3401)：即要用科学态度对待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主要有两类人群：一是管理人才的知识化。各级从事足球管理与运作的官员，要择优录用人才并加强学习与培训，力争成为推进中国足球现代化的专门人才。杜绝外行管理的瞎指挥，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势压人，要有充分的知识学养说服教化他人，还要杜绝不思进取但求无过的平庸管理。二是专门人才的知识化，主要是指教练员、运动员。传统中国足球的人才培养有工具化的倾向，导致人才培养的质量缺陷(如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人格缺陷(如运动员诚信问题性格问题)、能力缺陷(如运动员均质化没有特长特点)，目前的人才断档使中国足球更是雪上加霜。中国足球的现代化以竞技水平为外在标识，其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内在规格与质量。素质教育同样适用于教练员、运动员培养，简单地讲“体教结合”是基础是根本，职业联赛是路径是出路，国家队是表率是成果，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轻重次序不可逆反。人才培养的模式要变top-down(由上而下)为bottom-up(由下而上)，实质是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知识化与民主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知识化为中国足球现代化设置了内容标的以及目标导向，而民主化既是推进器更是保障力。 3.3.5 中国足球的网络化 网络化是指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多样联系的整体。信息化造就了网络化，网络化推进着信息化。因此，当前世界被称之为信息时代。在此背景中，中国足球现代化要着力于： 足球管理网络化(0.3450)：一是治理结构的网络化，中国社会治理脱胎于历史悠久的集权统治，形成层层代理垂直模式，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当代足球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端日显，渐进式改革势在必行。基于网络化视角，社会的多中心治理、公共管理可以作为中国足球现代化一个观测指标与改革导向。要从家长式管理转变为民主式管理，从封闭式管理转变为开放式管理，要建立健全足球代表大会、通气会、发布会、监事会、信访接待等制度机制。二是管理技术的信息化，依靠网络技术平台，建设好各级足球协会及俱乐部“官网”，及时发布各类信息与事件动态，搞好运动员、俱乐部、会员、社团等登记注册，进行必要的分类管理。网络化建构在于营造一个开放、透明、信息对称平台与机制，把足球改革置于公众视野之中，把足球改革置于公众的公共利益与公共事业之中。 足球运作网络化(0.3310)：一是足球运动的推广要建构好社会化网络，足球需要大众基础。抓好3条主线，体育(传统体校)、教育(传统项目学校)、社会(足球学校与俱乐部梯队)，要多元发展，体教结合是大趋势，必须明确教育为主导、学校为依托；建构儿童、青少年、成年3层次人口基础，青少年儿童是基石。基层、业余、半职业、职业竞赛4个层级赛制，职业联赛是抓手。二是足球市场营销，特别是职业俱乐部的市场营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信息媒体，全方位推进足球运动，理解现代足球的意义以及中国足球的困境，扭转中国足球负面形象；足球俱乐部及社会实体，要通过营销活动，培养自生能力，壮大自身实力，逐步摆脱“输血模式”，如此，网络化即是社会化。 足球群体网络化(0.3240)：围绕足球运动存在着职能部门、俱乐部、球迷、媒体4个基本利益群体。由于传统强势政府的垂直管理模式，以上各类群体的作用次序是由上而下单向传递的，代理环节冗长而单调，其横向联系、交叉联系、双向联系是十分有限的，故而不能形成多元互动的网络体系。势必影响足球运动的民主决策、利益兼容、诉求表达、舆论沟通机制。明确了这样的缺陷，未来的现代化，应着力于建构这样的网络体系，特别是基层群体的多元回路表达机制，以形成平等对话互动博弈机制。 3.3.6 中国足球的国际化 国际足联(FIFA)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体育组织，拥有208个会员。这本身是世界全球化的一个突出案例。在这样的版图中，中国足球现代化要致力于三方面努力： 足球视野国际化(0.3632)：一是要把足球改革看成是中国参与世界现代进程的一个方面。一个小小的足球，其事项似乎很小，但事体却极大，不可等闲视之。二是中国足球是现代足球的一个部分，其发展模式与发展规律要尊重国际范式。这些年，中国足球改革不免有画地为牢的嫌疑，故而不能紧跟中国现代化以及世界足球现代化的进程。改革过于强调现实，但“现代化不可逆转”，既是世界国情也是中国国情，不免自囚于现实而忽视了现代化方向。三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很微妙，是双向推进的，处理得好，是共赢，处理得不好，是困境。 人类学家阿琼阿帕杜莱认为，当今全球化进程是同质化与差异化两面的无限的相互竞争，是消除对抗性、增进多样性的统一进程[17]。当前，足球运动是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一个热点案例，众多学者将日本足球近年来取得瞩目的成绩(2011年FIFA女子世界杯冠军，近30年4次男子亚洲杯冠军)归结为日本文明转型的成功，其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兼容性是明确特征。日本足球不仅成功引进国际范式与规则，也成功将足球植入本土的城市发展、新型社区建构，学校体育、企业社会责任中。从而由青少年人才到职业联赛再到国家队全面推进，令世界惊叹。两相比较，中国足球在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上却是一种困境，一种苦涩的纠结，欲大力推进全球化却又投鼠忌器，欲充分发掘本土化却又无所适从，结果是把自己变成“装在套子里的人”，很难自我突围。中国足球不打开这样的视野与胸襟，现代化难有作为。 足球赛制国际化(0.3210)：职业足球是中国足球改革的突破口，是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赛制是职业足球的基本制度框架，是检验中国足球全球化的基本标准。FIFA有很成熟、很规范化的赛事制度体系，如俱乐都企业制度、联赛准入制度、转会制度、升降级制度、赛程安排、仲裁制度，劳资关系等。在我国由于文化及体制差异，赛制引进无一例外进行了相应的变通，而中国足球发生的问题或事件也往往与此密切有关，几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外球员转会、世界大赛的衔接、律法解读与民事仲裁等。一方面，要肯定中国足球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中国足球的确实尚有不小的差距。尽管过程艰难，中国联赛制度规范上向国际看齐是没有选择的，以上各种制度势必要进行翔实研究，不断完善改进。 足球市场国际化(0.3158)：中国是WTO成员方，中国足球市场与国际足球市场理论上应是一体的，市场要素、市场格局、市场机制要与国际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直观地讲，主要是俱乐部建设、职业联赛、国际赛事、国家队赛事运作等要与国际接轨，改革的难点是要消除层层市场壁垒，如单位保护、地区保护等，更具体些如学籍制度、户籍制度、运动员身份制度、体育项目审批制度等等，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欣喜的是，国家近年来已明确加大改革力度。足球是我国体育改革的试验区，如何进一步发挥功能呢？当前，许多欧洲顶级职业联赛试图将中国市场纳入到一体化进程中，如英国曼联、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等亚洲巡回赛，是市场国际化的典型，也为中国足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外在环境。 收稿日期：2014-05-17，修订日期：201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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