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化论文,印痕论文,试论论文,性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1)03-025-07
我认为，在今后的鲁迅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其一是鲁迅的文化性格问题；其二是鲁迅与区域文化的联系。
一
还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针对以前鲁迅研究中的不足，有识者提出了“回到鲁迅那儿去”，当时它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几乎随着这个口号的提出，直至今日，我们仍始终不断地在探讨着“鲁迅研究的新路向”，这不免让人搔首：这“那儿”究竟在“哪儿”呢？
鲁迅是说不尽的，以鲁迅之博大精深，后人逼近鲁迅必定是一个艰难跋涉的过程。但鉴于这些年我们对鲁迅研究路向的探寻，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在更彻底的意义上重提“回到鲁迅那儿去”的话题。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的基本路向，大致上还是受鲁迅之外的客观因素所左右，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其他非政治的。例如，改革开放之初，谈鲁迅的改革思想、论鲁迅的“拿来主义”等文章比比皆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方法论”热，于是，尝试着用“新方法论”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分析一时成为时尚。以后“文化热”掀起，“鲁迅与西方文化”、“鲁迅与中国文化”又成了热门话题。这种种于鲁迅研究的拓展，毫无疑问是很有意义的，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毋容置疑，我只是觉得在这样的“路向”中仍隐含一种传统的思维惯性：以外部的“热”点作为视点，以此去阐述，乃至演绎鲁迅。鲁迅仍然是一部“百科全书”，外部世界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到鲁迅那儿去寻找答案或依据。我所谓的我们现在仍有强调“回到鲁迅那儿去”的必要，指的是要重视鲁迅自身，重视鲁迅身上最恒定的，最富个性色彩的，明显的与他人有别的带有基本特征性的东西，这是我们以前研究中相对欠缺的。换句话说，在新的世纪中，我们的鲁迅研究需要注重“向内转”。
迄今为止，鲁迅还是不可重复的独特存在。鲁迅之为鲁迅，自有他本质的东西，有他独特的"DNA"，在我看来，主要的就是他独特的文化性格。正是如此独特的文化性格，决定了他特有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是性格才决定了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不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人生中。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类作品时，我们非常注重研究人物性格；然而，在对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的研究中，我们却鲜有关注作家性格的。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众多的作家中，还没有第二个像鲁迅那样从性格习性上被人们所议及，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原因。例如，或者赞誉他性格之“硬”、“韧”，或者挖苦他“多疑”、“好骂人”，而且把他的性格习性与他的籍贯加以联系，则更为其他作家中所少见。在我看来，这种种或褒或贬，其实皆事出有因，它说明着，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自有其特殊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有一种深层的文化联系。
众所周知，最早权威性地提出鲁迅性格这一命题的是毛泽东。他在1940年1月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中高度地赞扬了鲁迅的性格：“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而且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过，此后我们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太关注“性格”这一概念，其时，人们注重的概念是“战士”、“旗手”、“伟人”等等。
毛泽东提出了鲁迅性格这一命题，确实非常重要。不过，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革命家，他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对于鲁迅性格特征的把握，也主要着眼于政治斗争，强调的是一种斗争精神。正如此前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所说的：“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他把自己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在该演说中，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政治的远见”，第三是“牺牲精神”，而第二即是“斗争的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其实，我以为一株始终不向两旁偏倒，“独立支持的大树”的比喻，倒恰恰非常正确形象地勾勒出了鲁迅基本的文化性格特征，即独立自由的现代人格精神。
现代汉语中“人格”、“性格”、“个性”等词，在欧洲语文中常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如英文均为Personnalite，法文中均为Personnalite，而在中国古代辞书中却偏偏没有这个词，这很能说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特点。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正是揭开了争取独立人格的斗争序幕。诚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所指出的：“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大力提倡独立人格。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向青年提出六大希望，第一条就是“自立的而非奴隶的”：“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人格”这词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本来的涵义比较复杂，可以把它通俗而简单地解释为“个人的存在状态”。即是说，一个人人格之高下，是依据他的存在状态来判定的，如果一个人能保持独立存在状态，他的人格就是健全的，可称之为“独立人格”；反之，如果一个人是依附他人而存在的，或是对经济的依附，或是对权力的依附，则他的人格是不健全的，可称之为“依附人格”。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造成了大量的“依附人格”，多的是“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之类。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似乎说明文人天生具有依附性。作为封建社会最后的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最初的知识分子，鲁迅的一生则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显示出来的可贵的人格独立精神。
人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基本成型。18岁时的鲁迅毅然决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当时绍兴士大夫家庭子弟除了读书应试的所谓“正路”外，常走的还有两条路，即做幕僚或商人，但是鲁迅自有主张，不循常规，选择了一条与父辈和家乡人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开始显示出他卓然独立的性格特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曾把自己的写作说成是“遵命文学”，这是曾经被大力宣传为鲁迅服从政治的一个口号，其实，鲁迅对此是有具体说明的。诚然，“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但鲁迅强调的是“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一生始终表现了对于经济、权力依附的拒斥，概而言之，如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压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具体而言之，则如“女师大事件”中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对簿公堂。即便是在左联时期，鲁迅仍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依据的是客观真理。他与周扬等人的冲突是众所周知。即使在地位更高的人物前，他也绝不唯上，盲从。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所记，1930年5月7日晚，李立三曾约鲁迅谈话，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如法国作家巴比塞一样，表示拥护当时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要我象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鲁迅很关心，也很热情地对待革命青年，然而对他们有些看法也不盲目迎合。据史沫特莱《忆鲁迅》所记，1930年9月17日，左联的一些朋友聚会庆贺鲁迅五十寿辰，其间有一位青年女子向鲁迅呼吁，希望他做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者和盟主。但鲁迅在最后的讲话中说：他要真是装作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话，那就未免幼稚可笑了。他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青年，没有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文学。“集会快结束时，一个青年人把身子弯向我，摇着他的头，悲痛地说：‘这太令人失望啦，你说是吗？我的意思是说鲁迅对待无产阶级分子的态度。它使得青年人为之沮丧。’”但史沫特莱却回答：“我完全同意鲁迅的意思。”对于鲁迅的这种性格的独立性，不仅是身为上海文艺界地下党负责人，自以为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周扬等人为之不满，即使关系较密切且平时也非常尊重他的共产党员如冯雪峰，有时也不能理解，甚至不无非议。胡风在他晚年所写的《鲁迅先生》中回忆，当时因鲁迅在病中，冯雪峰为鲁迅AI写作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在念了拟稿后，鲁迅只点头表示同意，但略显不耐烦的神色。出来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显然，，冯雪峰也不理解鲁迅这种在不满于别人的越俎代疱中所包含的独立人格精神。其实，与此类似的，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鲁迅已经明确地显露过他性格中这种不愿成为他人——即使是亲朋好友的“炸药”的强烈人格独立精神。
文如其人。鲁迅一生的写作，始终反映了他对人格独立的关切和追求。鲁迅还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论文中，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而“立人”的关键则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鲁迅针对当时国民性中的弱点而提出的。诚如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所感叹的那样：“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被压抑，被抹杀。”而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从一定意义讲，其基本主题几乎就正是“人”的发现。《狂人日记》首先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人”的发现，这不啻是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场地震。如果说，《狂人日记》彻底地否定了几千年封建制度吃人的历史，肯定了人不应该是筵宴的材料，人应该有生存的权利，那么，鲁迅此后的小说，则更着重于深化“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题。例如《孔乙己》揭示的是封建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依附人格”的悲剧；《阿Q正传》写的是人格的异化；《示众》让人感到人性麻木的悲哀；《在酒楼上》《孤独者》及《伤逝》展现的是个性最终在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压迫下论丧；而《彷徨》的最后一篇小说《离婚》，泼辣如爱姑者，也终于在七大人的一声“来～～兮”中而崩溃。
至于《野草》，这部最具个性色彩的被称之为“鲁迅的哲学”（许寿裳语）的散文诗集，其中不少篇章，更相当清楚地展现了作者卓然独立的人格精神。特别典型的是《影的告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本身最具依附性，然而《野草》中的“影”居然向人告别而“独自远行”，尽管它明知将因此处于两难境地中：“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在上一个世纪之初，鲁迅是曾经如此地企盼着人格独立的精神界之战士：“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烛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任其来，假其报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当然，鲁迅也深知这在中国之艰难，鲁迅概括出在中国扼杀个性的两种方法：一曰“以独制众”，二曰：“以众制独”，二者“虽或若反，特其灭裂个性也大同”。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或正或反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鲁迅性格的宝贵。在新世纪的鲁迅研究中，我们对此应该加以更多的关注。因为，人们不难察觉，鲁迅当年大声疾呼并且身体力行追求的理想的人格问题，尚未消失了它的现实意义；鲁迅卓然独立的人格精神，正是“民族魂”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意义上，“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
鲁迅是中国的，鲁迅也是世界的，这当然是人们的共识。然而，我以为同样应该关注的是，鲁迅是绍兴的。这不仅仅指他出生于绍兴，而是说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越文化印痕。强调鲁迅是绍兴的，不必担心会缩小鲁迅的意义，使他成为一个地方性作家而已，而是要真正认识鲁迅的性格特征，对此是不能忽略。
文学是有地域性的。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屠赤水《鸿苞集》中所言：“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法国的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其实，较之别的现代文学作家，人们更注意到鲁迅与他所属的区域文化的联系。还在弘文学院期间，他的同学就有评语：“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见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陈源散布“某籍某系”的流言，而且嘲讽周氏兄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些论调的散布者们其实也是注意到了鲁迅与越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还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毛泽东曾作七绝二首，其一曰：“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其二曰：“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前一首说的是鲁迅的胆识，后一首却转而赞誉鲁迅故乡绍兴的爱国主义传统。显而易见，毛泽东也甚关注鲁迅与其故乡的一种深层的文化联系。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垄断产生知名人物的专利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产生某些优秀人物。但象绍兴——越文化的中心地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连绵不断地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而形成令人瞩目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这在别的地方确实是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越文化悠久厚重而又优秀的传统，是最初滋润鲁迅这棵“独立支撑的大树”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首先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某种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也因此，鲁迅身上必然带有无法磨灭的越文化印痕。
越文化源远流长。越人为古部族之一，历漫漫史前时期，几经迁移，兴衰起落。在绍兴偏西约100公里之建德山地发现的距今约10万年之“建德人”，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越人的最早祖先。在绍兴偏东约69公里所发掘出来的距今约7000-5000年河姆渡遗址，可视为越文化之嚆矢。绍兴西南之余杭所发掘的距今约5000年之良渚文化，可能也是越人的一个部族聚居中心。到公元前11世纪之末，《竹书记年》中有周成王二十四年记载的“于越来宾”，这是越人第一次见诸历史文献，这是该地区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的分界线，此后越文化之辉煌，则是世所共知。
越文化与鲁迅的影响，最主要的有三种途径。
第一，是已为鲁研界所注意到的即绍兴先贤对鲁迅的影响。我特别想提及的是，鲁迅1912年随教育部迁北京后，曾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寂寞”地抄录、校辑着《会稽群故书杂集》《嵇康集》（嵇康，绍兴上虞人）《谢承后汉书》（谢承，山阴人）等古籍。《会稽群故书杂集》辑集会稽先贤著作八种，记录了先贤事迹和有关会稽郡风景名胜古迹的传说。此书的辑录工作其实早在鲁迅少年时期已经开始。1914年夏，周作人将保存在家乡的鲁迅原辑《会稽群故书杂集》散稿陆续寄到北京，10月，鲁迅辑成，同月21日作序：“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噼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为此辑录此书，以“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住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1913年9月，鲁迅有意于整理《嵇康集》，23日他遍寻琉璃厂各书肆，未见一本《嵇康集》。一周后，在京师图书馆借到吴宽丛书堂钞本十本，即抄作底本，自此至1935年，前后校勘《嵇康集》长达23年。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鲁迅对之似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谢承后汉书》的整理鲁迅也着力甚多。1912年4月间已在南京作过第一次校抄。在北京又对照不同版本，抄录、校订，于1913年3月辑成6卷本《谢承后汉书》，并作序。鲁迅在“绍兴会馆”中“寂寞”地沉浸在绍兴先贤的古籍中，让人想起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对杜甫的一段评论：杜甫“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因由于天赋，一半大概必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
北洋军阀的反动和教育部的腐败，促使鲁迅的生活从现实的“空间”转向越文化的“时间”中去，这似乎显得很自然。这种“自然”中，就表明了鲁迅与越文化传统的深刻的，几乎是先天性的联系——这实质上已涉及第二个途径：越文化某些悠久厚重的文化积淀，已经深深地溶入于这一民族的血液之中，意识深处，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化基因”。事实上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还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这是迄今为止鲁研界还少有人关注，但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华古史中的越文化，是中华多源文明中最悠久最优秀的区域文化之一。“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古越人的发明创造如植茶、养蚕、干栏式建筑等等，现在也都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文明的事物而为世人所称道。”“过去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之源，一切重要的发明创造都生产生于此方，然后才向南方传播。试举一例：直到现在有些历史书中仍说养蚕缫丝为黄帝正妃嫘祖发明，但在黄帝之前两千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已经有丝织工具的图像，足证古史记载失实。近年来考古发现与民俗调查的许多研究成果说明，黄河文明已经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流；但也应该承认，就文明的起源而言，南方更早于北方这一历史事实。”1999年海内外百位著名史学教授、专家联名所写的这份建议书《重写中华古史》，所举证的例子主要的即是越文化。确实，越文化在它的史前时期就显示在此后一脉相传的并且表现在众多个体身上的不断创新、超越自我的精英意识。然而越先民更可宝贵的品性是不畏艰难，不知屈服，坚韧不拔，顽强拼博的精神。根据历史地理学，第四纪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从晚更新世以来，在今宁绍平原一带，曾经发生过三次海进海退。河姆渡文化的形成是在距今约2.5万年的第二次海退之后，但以后又发生第三次海进，海进在距今7000-6000年前形成高潮，越人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部族迁移。最后，大批越人进入了南部山区，会稽山此后成了越人聚居的中心。会稽山地水土资源贫乏，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越先民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创业，如《吴越春秋》所记：“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以给食。”越人在会稽山地居住了3000多年，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斗争中，他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集中地凝聚在他们所创造的“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早在三十年代，顾颉刚在他的《古史辩》中推断：“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近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也持同样观点：“禹的神话出自越地，已经不必置疑。”神话传说中的“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其实是曲折地反映了越先民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恶劣自然环境搏斗的精神。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人类还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用具体形象代替逻辑概念是当时人们思维的特征。是人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神话是“真实的叙述”，不过他和诗一样，不能照字面直解，它是古代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是隐喻，是对现实的诗性解释。当我们透过这种“隐喻”，确实可以发现在此后历史中仍不断重复显露出来的存在于越族中那种极硬、极韧的精神特征。鲁迅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其实，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方孝孺式的人物更多。例如鲁迅几次提及的明末山阴王思任，怒斥奸相马士英，曾上《请斩马士英疏》；又函书马士英，痛斥他“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并宣告“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拒绝马士英退避绍兴。1646年夏，清军突破钱江防线南下，邀王思任与清合作，他坚闭大门，大书“不降”二字。绍兴失守，他移居乡下，不入城，不剃发，绝食而亡。山阴祁彪佳，拒绝清之礼聘，置《别庙文》《绝命词》于桌，赴门前水池中谢世，志书记载：“东方渐明，柳陌浅水中，露角巾寸许，端坐卒矣，犹怡然有笑容，年四十四。”清末的徐锡麟、秋瑾自不必说，还有马寅初，他在解放前怒斥“四大家族”，国民党用尽种种手段，也无法压制他的声音。解放后，面对全国性的大围剿，他明言：“我虽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从鲁迅和他众多同乡身上共同透露的那股“硬气”，我们不能不正视其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基因”。越族在它早期兴衰起伏的漫长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巨大心理经验体系，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必然会递传于后代。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同人体结构一样，是由遗传获得的。鲁迅性格当然不能简单地用遗传解释，但他个人心理素质上，与越文化传统确实有着天然的联系。历史学中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认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所谓长期连续性是指“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即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而短期的急剧变化像一阵又一阵冲击着岩石的海浪一样，将长期的连续性冲破了，并且产生了“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这是一场非常壮观的人间戏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杰出的人物。”参照布罗代尔的这个理论，我们就比较好解释绍兴何以每当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之际总会产生杰出的人物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第三，鲁迅与越文化的联系，还通过家庭血缘关系而得到沟通，家庭内长辈的性格、气质一般对子女或多或少会有影响。孙伏园在《哭鲁迅先生》中写道：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他赶到北京，往谒周老太太，“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容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这后一句话，孙伏园说得实在很有意思。又如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性格有点特别，倔强，硬气，好骂人，上至“昏太后”（慈禧）、“呆皇帝”（光绪），下至家族子侄辈。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称之为“浙东性”：“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是喜骂人的脾气。”周建人《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一文中，曾说鲁迅刚强耿介的性格“很像祖父”。周介孚对人的有些批评，表面上看来不近人情，但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例如，有一次鲁迅从南京学堂回来，说考试得了第二，但遭到周介孚的批评，说鲁迅不用功，如果用功的话，本来可考到第一。但对成绩很差，考了倒数第二的小儿子伯升，反而夸他“尚知努力”，说他本来就笨，要不是“尚知努力”的话，本来会倒数第一的。这番话别出新裁，不是一般人讲得出的，与鲁迅有些文章中的思维方式，也不无相似之处。
当然，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以上三种途径，此外还有如师友、风俗、地方艺术等等方面的影响。总而言之，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绍兴给鲁迅烙下了深深的越文化印痕。18岁之后鲁迅虽然离开了家乡，但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一生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的“场”。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故乡情结”。应该说，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爱憎交织，难以一言蔽之，在现实的层面上，不乏有对社会的落后、民众的愚昧的批评，乃至激烈的诅咒，但在历史的层面上，较多的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肯定和赞誉。如1912年所作《〈越铎〉出世辞》，开门见山曰“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他的《呐喊》《彷徨》，时时处处涉笔于故乡人、事。《朝花夕拾》更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小引”中明确地表达了故乡的物产“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使我时时反顾”。《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惨白色的小花”，但当笔下涉及故乡的景色人事时，却让人感到一点亮色，一丝温情，如那“江南的雪”、“故乡的风筝时节”，特别是那《好的故事》。在他大量的杂文中，也时或涉及故乡的人事，或例，或证。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写下了《女吊》，借此重申了他此前所定《死》一文中的“一个也不宽恕”的态度：“大概是明末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仇，却也是事实。单说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在他逝世前二日所写的，也即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最后一段，又谈到了绍兴：“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
其次，越文化的印痕，还显现在鲁迅的精神气质上。鲁迅的精神气质，我以为用“硬”、“韧”二字即可概括。“硬”、“韧”正是越文化突出的传统。“硬”上文已有所述。“韧”，“勾践复国”是见之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典型例子。越地多文化名士，对学业如无“韧”劲，也不可能事业有成，越人处事认真执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是越地所以涌现出如此众多杰出人物的重要原因。到过绍兴的人，必定会对“东湖”、“柯岩”、“吼山”等景点中的“石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越人几千年来就是凭着简单的劳动工具，硬是把一座座高山凿空，筑起城墙，建起石桥，铺就石板路，制造出种种石制品，如石臼、石磨……，这“石文化”中蕴涵的不也正是“硬”和“韧”二字！
再次，鲁迅的思维方式中，也留有越文化的印痕。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越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传的。越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首先表现为“崇实”。越先民在非常困难的自然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这决定了他们实事求是的思维特征。正如丹纳在谈到古代的日耳曼族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尼德兰时说：“为了要生存，要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穿，要防冷，防潮气，要积聚，要致富，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和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象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入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行动的号召太普遍了，太急迫了。而且连续不断；一个人只能为了行动而思想。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做遗传。”（《艺术哲学》）东汉时上虞王充，著《论衡》，即以“实事疾妄”为指导思想，批判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等虚妄迷信。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后来的浙东学派，均提倡和坚持这种崇实思维。强烈的批判意识是越文化传统中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浙东学派中诸多代表人物，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等，均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批杰出的批判家。陈亮、叶适对苟安求和的批判，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章学诚对各种伪史学的批判，都有着振聋发聩和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鲁迅文化性格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它是中西文化、现代和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果，其“固有之血脉”则是越文化。本文仅仅只提出了关注鲁迅的文化性格及他身上的越文化印痕问题的必要性，期望着鲁研界今后对此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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