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剑[1]2004年在《安吉拉·默克罗比与伯明翰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文化研究在当今国际国内学术界已发展为“显学”，有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但是目前国内对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引介和移植，大多局限于对文化现象的描述，缺乏对文化研究思潮的总体把握和对其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本文试图对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关键人物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学术思想做一系统梳理和评价，通过这一人物而探测伯明翰学派最为鲜明的一些学术特征。本文主要探讨了其学术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领域：青年亚文化与女性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以及对服装、流行音乐的经验性研究： 一．默克罗比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大多与女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有感于前期伯明翰文化研究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以及对女性研究对象的忽略，默克罗比对工人阶级女孩的生活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完成了多篇研究女孩亚文化的专着，填补了伯明翰研究中心在女性问题上的空白，同时也因为她的研究对象多为被传统女性主义者忽视的下层女性，从而丰富了女性主义的内容。 二．作为席卷整个西方思想界的浪潮，后现代主义也波及到了文化研究领域，默克罗比的研究即属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成果。总的来看，默克罗比对待后现代的态度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丰富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提醒文化研究者保持固有的政治使命感。她主要从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叁．默克罗比对流行音乐和服装的研究是放置在当代审美泛化的社会背景下的。她延续了伯明翰学派的传统，把美学分析和政治、经济等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并且在当代学术界热衷于消费问题的时候，把目光投向普通的艺术生产者，分析他们的身存境况及其形成的社会原因。 通过对默克罗比学术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伯明翰文化研究的特色：对边缘群体的重视、社会批判的立场、对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的关注等。
王一珺[2]2011年在《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文中指出伯明翰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指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工作、学习过的,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菲斯克等等。伯明翰学派的发端起源于文学研究,在中后期学者们将研究重心逐渐倾向于大众文化研究,借由考察大众文化体现了英国社会从二战后到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消费文化景观。本文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入手,深入挖掘和分析了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包含了文献综述和对伯明翰文化学派的简介,陈述了文章的研究方法,阐明了文章的创新之处和研究限制。第二章为背景介绍,着重介绍了学派的由来、主要学者和着作、政治来源、历史背景、理论来源等关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想及理论渊源。第叁章为文章的主体部分,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中重点挖掘了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着重介绍了在消费文化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学者们的思想,概括了这些学者区别于其他消费文化研究者们的思想。在第二小部分按照时期将其划分,一一陈述。第四章为总结部分,对伯明翰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作了评析,并且对于伯明翰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对于我国的影响以及学派思想的局限之处做出了评价。并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重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进行了比对。意在突出伯明翰学派超越法兰克福学派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点,为新的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杨东篱[3]2006年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伯明翰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它以文学研究为起点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课题，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此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对当代的文化研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文化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蔓延到了全世界的许多研究领域，并对它们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就是文化研究的契机与源头。因而，从介入学术前沿的角度看，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作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于解决当代文化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考察文化研究思潮对其它理论与思潮的影响，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通俗文化理论以及大众文化理论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这些研究价值表明，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的研究势在必行。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的研究价值只有通过对它的综合研究才能够既全面又深刻地体现出来。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这一理论的综合研究显然都还不够充分。因此，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详细阅读、理解伯明翰学派重要原着的基础上，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作出系统而深入的综合研究，并给出辩证的评价，希望能够既有助于对该学派的这一理论有个全面的了解，也能够促进我国学界批判地继承其理论成果，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 本论文主要运用了问题归纳、关键词解析、历史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四种方法。通过问题归纳的方法，本文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归结为四个环环相扣的基本问题：如何从文学研究过渡到文化研究?如何界定文化?如何从文化研究过渡到通俗文化研究?通俗文化如何介入社会?通过关键词解析的方法，本文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所涉及的关键概念如文化、通俗文化、文学、成熟阅读、价值阅读、感觉结构、意识形态、民众、媒介、传播等作出了集中的分析。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本文不仅力求结合伯明翰学派置身其中的具体语境，对其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进行说明，而且试图以当代的理论视野与社会语境为参照，解释它在现实中的理论价值。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本文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及通俗文化理论与其它有特色的文化理论进行比较，力图对伯明翰学派的历史局限性作出清晰的阐释。 论文共分七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是文章的主体。
王冬梅[4]2015年在《默克罗比的大众文化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是20世纪下半叶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团队,成立于1964年,创始人为理查德·霍加特。该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考察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那些曾经视为低俗的亚文化类型如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畅销书、儿童漫画、流行歌曲、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安吉拉·默克罗比是伯明翰文化
胡疆锋[5]2007年在《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尝试考察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由此揭示其作为亚文化理论资源和文化研究路径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认为伯明翰学派以“亚文化的风格”作为亚文化理论研究的核心。论文运用文本分析、文化语境分析及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展开论述,通过梳理和阐释伯明翰学派关于亚文化风格的构成、产生原因、抵抗意义、收编方式和美学评价的基本观点,概括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特点和价值。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组成。绪论主要界定“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等重要概念,勾勒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研究现状。通过考察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认为风格理论是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分析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概括出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新左派、二战后的工人阶级成人教育和战后青年亚文化等四个方面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并试图廓清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资源、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资源和芝加哥学派的越轨社会学资源,概括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建立之前的亚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生成过程,着重介绍了霍尔的理论贡献。第二章主要分析伯明翰学派的风格理论。首先对风格进行界定,然后勾勒出战后无赖青年等青年亚文化在服装、音乐、文学等方面的风格简史,概括出亚文化风格的来源与构成方式是拼贴、同构和表意实践,最后认为作为动词的风格,实际上是对认同的一种追求。第叁章分析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风格采取的解码模式。认为伯明翰学派主要采取了“结构模式”来分析亚文化。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仅仅是代沟的产物,也具有阶级性,和父辈文化分享着同样的阶级难题和体验,二战后英国社会并没有消除社会结构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弱势群体的问题,亚文化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分别以光头仔、无赖青年、朋克和混小子等亚文化为例,集中探讨了伯明翰学派对休闲领域和学校领域中的亚文化抵抗原因的阐释,最后概括出亚文化风格的局限性:亚文化的风格是象征性的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第四章分析伯明翰学派的收编理论。认为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收编探讨在意识形态和商品两个层面上展开,分析出媒体和市场对亚文化风格的抵抗功能的整合和颠覆作用,同时也以麦克卢比、桑顿和费斯克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伯明翰学派前期对亚文化市场化的忽略做出补充。第五章分析伯明翰学派针对亚文化风格的美学意味所作出的评价。用“噪音”概括出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风格的美学评价,分别从干扰信息传递、拼贴、现成物美学、艺术家和受众的关系做出了论证,认为亚文化的风格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文化的拉锯战”。最后是结语。认为伯明翰学派以风格为核心,坚持“结构模式”的分析模式,认为亚文化是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投射出新左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并且围绕亚文化的风格、风格的收编、风格的美学评价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建构了重要的亚文化理论。
韩昀[6]2015年在《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及其范式转换》文中提出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自创立起,其青年亚文化研究一直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女性在亚文化研究中未获得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默克罗比为代表的妇女研究小组开始关注青年亚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将女性主义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后来又对女性青年亚文化内部的种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思考。这一时期,受现代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影响,研究者多采取整体性思路对女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80年代中期,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大转换。研究者开始从女性受压迫的个体性与复杂性着手分析;同时也改变了之前对女性青年亚文化的浪漫看法,不再将消费主义与亚文化视为互不相容的力量,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伯明翰学派中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验、视角与方法值得当代中国学界批判地进行吸收和借鉴。
卢鹏[7]2014年在《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权力是个复杂的概念,阶级、性别、种族都在不断地强化权力观念,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建立在阶级分析基础上,他们将亚文化现象纳入到以"阶级"为轴心的权力关系之中。然而,这种研究模式被伯明翰中心内部的女权主义者打破,并将亚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从阶级研究向性别研究迁移。但这种迁移并非终结,而是引出了与权力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亚文化研究的视角被无限延展。阶级、性别、种族等维度的阐释对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理论既有模式的修正,也将英国的文化研究推向多元文化研究的新阶段,最终使亚文化研究完成了后现代的转向。
陈磊[8]2013年在《走向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现代化进程向纵深推进,工人阶级的民主化诉求高涨。伦敦海德公园爆发了骚乱事件,马修·阿诺德视之为“无政府状态”的象征。他认为中产阶级文化的粗鄙和工人阶级的“无政府”倾向是现代机械与物质文明的后果,需要最优秀的文化树立适当的统一权威加以对抗。这初步建立了人文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念。进入20世纪,英国商业化与大众化时代悄然来临,利维斯对以电影、广告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他认为过去的“有机共同体”在现代机器文明下正在失落。因此,他建立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并期望通过英语教育培养能鉴赏代表最高价值作品的少数人,以维护英国的文化传统。他们自己就是少数人中的一员。尽管深受利维斯“细读”方法的影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奖学金男孩”雷蒙德·威廉斯与理查德·霍加特,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成人教育实践,反驳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观念。他们认为文化是平常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精英文化只是其中的一种。他们进入学术界发出了工人阶级的声音。战后英国经济社会步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政治、文化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伴随着文化的日益商业化、美国化,以反叛文化为标志的“文化革命”席卷而来。政治上,共识政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导致传统左翼政治空间丧失殆尽。以《新左派评论》为中心的新左派转而探讨文化问题,由于缺乏共同的纲领和实施空间,逐渐衰落。然而,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反种族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开辟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斗争方式。在新一代新左派寻求大陆思想资源进行理论建设的情况下,参与新左派运动斯图亚特·霍尔加入了霍加特建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中心得益于战后高等教育的扩张,致力于战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霍加特离开中心后,霍尔带领来自“边缘人群”并积极投身新社会运动的中心成员与学生,建立理论研讨小组,吸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思想资源。中心成员延续新左派时期对文化与政治问题的思考,研究了现代大众消费和媒介方式,青年亚文化等领域,其学术成果发布在中心创办的蜡纸论文与《文化研究工作报告》上。此外,伯明翰中心与英国的《银幕》杂志等文化研究机构的学术交往、争鸣活跃。进入80年代后期,中心正式体制化并入文化研究系,并于2002年被关闭。但是文化研究在伯明翰中心的带动下扩散至全球特别是英语世界国家,获得了巨大影响。中心在开始阶段受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观念影响,更为强调人类经验的能动性；随着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引入,中心深受结构性分析影响,之后为葛兰西理论所调和。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的理解由文化是什么推进到文化是怎样的,其重点在于分析文化内部意识形态等的运作方式。例如,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揭示了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的复杂张力,表明亚文化并不是一味地被操纵,有时是一种抵抗形式,当然,主导集团会通过教育等方式实施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在研究论域方面,中心的女性和黑人成员相继反抗,推进了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研究,争夺话语权,揭示主流社会对“边缘人群”的压迫。女性小组的研究表明,性别关系为意识形态所建构,这种形式的性别关系暗示了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对此,必须将通过父权资本主义所建构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与其被‘男性气质’所多元决定的关系中看待。种族研究则认为其长期被历史书写所忽视,认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进国家机构之中,并在威权主义之下发生了转变。中心的研究论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切入点,发掘新的学术与政治问题。伯明翰学派对战后英国文化的研究推动了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理解,使得人们更强烈地感知到大众时代的真正意义。总而言之,伯明翰学派是推动战后英国学术界转变的一大动力。
李媛婧[9]2007年在《道德恐慌与社会控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媒体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和现代国家控制手段的逐渐成熟,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出现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中。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群体被贴上“异常”的标签,并在媒体的宣传和渲染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威胁。这一现象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道德恐慌”。道德恐慌研究最早发端于1970年代的英国社会学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在英国社会学的道德恐慌研究理论发展的同时,以霍尔为首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也从另一个视角开展了道德恐慌研究。他们的道德恐慌研究沿袭了文化研究自身的理论脉络,突出表现了葛兰西“霸权”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在道德恐慌研究的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试图对道德恐慌研究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产生、发展及影响进行概括和梳理,力求明确其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本文主要结构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在勾勒早期道德恐慌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成果及其主要特征的同时,试图探究道德恐慌问题与文化研究两者在理论线索上的相关性,从而揭示道德恐慌研究出现在文化研究领域,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研究重要议题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的研究焦点是媒体在道德恐慌中的立场和作用,主要概括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媒体角色、新闻构成方式的分析,并呈现媒体与公众、媒体与社会控制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媒体在“抢劫伤人”这一特定的道德恐慌中,结构新闻、为事件贴上“异常”标签的特殊手法。第叁部分则逐步揭示了制造道德恐慌的真正目的。这一部分首先展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葛兰西“霸权”理论出发,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在道德恐慌过程中形成社会赞同的原因的探讨和分析;其次概括了六、七十年代英国社会状况及控制危机,并再现了这一时期道德恐慌的变化和发展;最后探讨了道德恐慌与社会控制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指出道德恐慌的出现和逐渐扩大是统治阶级掩饰阶级矛盾、监控社会危机的独特方式。第四部分归纳并总结了后来学者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道德恐慌研究的评价和反思,以及道德恐慌研究在文化研究自身理论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同时简要概括了其后道德恐慌研究中的几部重要着作,力求从整体上呈现道德恐慌研究的发展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深远影响。
和磊[10]2009年在《论伯明翰学派早期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伯明翰学派的女性研究在世界女性研究史中具有先驱意义,对后来的女性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伯明翰学派的早期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的从属并不是单方面的,或某一领域的从属,而是全面性的,包括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或者说,女性从属是"结构性的"。而女性所有这些从属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人们往往从自然属性上,或者说从生物性上去看女性。女性从属地位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媒介建构,国家建构和女性自身的建构。
参考文献：
[1]. 安吉拉·默克罗比与伯明翰文化研究[D]. 肖剑.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2].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消费文化思想[D]. 王一珺. 兰州大学. 2011
[3].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D]. 杨东篱. 山东大学. 2006
[4]. 默克罗比的大众文化批判[J]. 王冬梅. 文艺评论. 2015
[5]. 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D]. 胡疆锋.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6]. 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及其范式转换[J]. 韩昀. 青年研究. 2015
[7]. 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J]. 卢鹏. 青年研究. 2014
[8]. 走向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D]. 陈磊. 南京大学. 2013
[9]. 道德恐慌与社会控制[D]. 李媛婧. 北京语言大学. 2007
[10]. 论伯明翰学派早期女性研究[J]. 和磊.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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