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的解放道路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们的有关理论成为女性主义重要的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的妇女问题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一大流派，又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运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及所受的压迫，反对把妇女受压迫归结为思想观念及生物因素。他们把关注点放在妇女工作及妇女对历史、社会的贡献上，把妇女纳入阶级的概念。她们不同程度地呼吁妇女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将妇女的经济独立及生活状况的改善放在首位，力争家务劳动及养育后代工作社会化。
一、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所受压迫的分析，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在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阶级压迫。
在6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兴起时，各派女性主义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展开争论，在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激进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她在1970 年出版的《性辩证法》（The Dieletic of Sex）中提出：性别即阶级。她对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有关阶级对立与性别分工的论述加以发挥，认为妇女由于从事人类再生产的共同特征而形成了一个阶级。她在家庭中的生殖功能使她受女性身体的支配，担负起养育后代的责任。费尔斯通把社会运动分为三个层面：性、阶级和文化，而性另差异则是最根本的。父权制是社会文化结构，它以妇女的生物功能为基础把妇女定义为“异类”（different species）， 妇女被困于家庭，而男人则走向世界征服自然。〔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查尼·盖泰尔（Charnie Guettel ）也从恩格斯《起源》中有关阶级对立与性别分工的论述出发，但却得出了与费尔斯通相反的结论。〔2〕她认为， 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剥削制度的结果，并不是费尔斯通所说的生物原因。她指出，一旦家务劳动及照料孩子的工作社会化，两性不平等的物质基础便消失了，工人阶级中也就不会有性别歧视。
然而，广大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后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一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把对妇女的压迫仅仅归为私有制度忽视了男性对妇女的压迫，以男性压迫的父权制与阶级同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样，才能解释妇女在获得经济独立后仍受歧视的现象。艾丽森·扎嘎（AlisonJaggar）在《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Nature）中指出：妇女所受的压迫并未随着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推翻。她认为应该把阶级和性别放入一个理论框架来考察妇女所受的压迫。〔3〕这给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挑战：是谁压迫妇女？ 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阶级）、是男人（父权制），还是如费尔斯通所说的妇女的生物属性（生殖功能）？
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满于以往的选择式回答，她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帕特·阿姆斯状（Pat Armstrong ）和胡·阿姆斯状（Hugh Armstrong）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一个争论》（Feminist Marxist or MarxistFeminist—a Debate）〔4〕中说：“妇女同时受资本主义、 男性统治和自己身体的奴役。它们是不可分的，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地吸取其他派别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父权制、资本主义及女性的生物功能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也不是相互交织的，而是同一个体系，应该把它们作为完整合一的形式共同考察。
二、妇女与阶级
60年代妇女运动兴起时，女性主义对妇女与阶级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定义妇女的阶级，是根据妇女的工作还是根据她的家庭？妇女能否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妇女的解放是否一定要纳入阶级解放？阶级解放是否会自动地带来妇女的解放？等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劳动妇女包涵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资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也与本阶级男性相同。〔5〕与马克思、 恩格斯几乎同时代的女无产阶级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等也都主张妇女的阶级由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决定。她们认为，妇女的解放应纳入阶级的解放，主张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去争取妇女的解放。所以，她们不赞成当时资产阶级妇女发起的“妇女参政运动”，认为即使妇女得到了政治上的选举权，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6〕
60年代，西方激进组织（反核武装组织、黑人运动组织、反东南亚战争组织等左派组织）的妇女成员开始都以满腔的热情参加各种运动，但不久她们发现自己成了“革命的妻子”。这些妇女成员的日常工作是煮咖啡、打字等后勤服务工作，妇女问题并未列入组织的主要的议事日程，妇女在组织中并没有发言权。这些激进女性主义认为，与她们同一阶级的男性对妇女仍带有同资产阶级男性一样的性别歧视，只有成立独立的妇女组织，进行独立的妇女运动，才能最终实现妇女的解放。于是，许多妇女纷纷退出左翼组织而形成独立的妇女组织，开展独立的妇女运动〔7 〕妇女运动中女性主义有一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即“姐妹情谊”（Sisterhood），它主张妇女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支持、共同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奋斗。但是，妇女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她们的利益各不相同，能否有真正的“姐妹情谊”？妇女能否形成一个阶级？
激进女性主义者费尔斯通认为，妇女由于共同的生物特性（生殖功能），形成一个阶级。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从妇女的共同工作——家务劳动定义妇女成为一个阶级。 玛格丽特·苯丝屯（MargarctBcnstion）在1969年出版的《妇女解放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8〕对此种观点进行了论证。她认为，妇女即使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也多从事不稳定的、短暂的、低收入的工作，事实上她们形成了一支劳动后备军。无论是否参加支付工资的劳动，家务是妇女都要从事的，单凭这一点，证明妇女已经形成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创造与家庭相关的使用价值，为男性提供情感安慰，维持了家庭这个资本主义消费实体。 而另一些马克思女性主义， 如毛顿（Morton）〔9〕等， 主张仅从妇女的家务劳动不能定义妇女成为一个阶级。中产阶级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家务劳动性质不同，妇女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妇女的阶级从属于她的丈夫和阶级地位、她的家庭或她的工作。
可见，对“妇女阶级”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部也存在分歧。问题不在于她们对妇女是否形成阶级的回答，而是在于她们用妇女的劳动——家务劳动定义妇女。费尔斯通那样仅从性别定义妇女，忽视了妇女的阶级及种族差异；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如蔡特金、卢森堡用妇女家庭的阶级地位定义妇女，又往往容易忽略妇女作为女性所受的压迫。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撇开妇女的家庭背景及生物属性，从妇女的工作（家务劳动）分析妇女，这样就在性别与阶级之间寻找结合点。虽然她们在妇女是否成为阶级问题上各存己见，但是，她们都主张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及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三、妇女的社会劳动
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常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段著名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10〕
恩格斯提出这个论断是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化。经济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家庭结构核心化、教育水平上升，都大大地推动了妇女就业。大量妇女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获得了经济独立，但是，并没有如恩格斯预言的那样消除了对妇女压迫的基础。妇女在公共劳动领域受到歧视：妇女就业比率低于男性；同工不同酬；妇女就业多集中于服务行业，等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工资分配制度。她们认为：资本主义工资分配制度与种族、阶级、性别结构相关，不平等的教育及培训机会、工资的级别制度形成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有些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甚至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平等的，非技术化的日常工作往往是极大耗损人能量的最艰苦的工作，对人性也是一种否定。为什么那些从工作中获得许多机会、又能充分发挥才能的人报酬最高？而苯斯屯〔11〕则指出，资本主义通过付给妇女低工资形成了一支主要有妇女组成的“劳动力后备军”。当社会生产需要时，这些妇女招之即来，而且非常廉价；当劳动力过剩时，她们就被辞退回家。她们在经济衰退时比男性更多地面临失业、转业等问题，对于广大妇女在经济升降或转型中没有平稳和均等的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帕萃西雅·科耐丽（Patricia Connelly）〔12 〕这样描述道：“（妇女）最后受雇，最先被解雇”（Last Hired,First Fircd）。
从以上分析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往往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断续的、低薪的边缘行业（如文职、侍应、零售等），被称为“粉领工人”。这种不平等形成了当代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制，维持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平衡。
四、家务劳动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但重视妇女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公共领域的社会劳动，而且重新评价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劳动——家务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探讨了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她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妇女总是与家务劳动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家务劳动被轻视？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它是否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将劳动分离为公共的和私人的。在公共劳动中，劳动者（通常是男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工业化生产中创造可使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产品；而私人领域（主要是家庭）再生产出可供资本家剥削的劳动力。公共领域劳动通过付给劳动者工资显示其价值，而私人领域的劳动——即家务劳动则无报酬，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属性劳动，并且从事家务劳动的广大妇女也被贬低为次等公民。为了重新评价妇女的劳动及其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现在应是把妇女放入她们自己的历史，把家务劳动放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了。
在70年代，在《妇女解放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of Women's Lib）中玛格丽特·苯丝屯运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对家务劳动进行分析〔13〕。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把妇女定义为创造与家庭相关的纯粹使用价值的一类人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她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在以工资支付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她们的工作被看成是无价值的。资本主义通过给男人一个人的工资构买了两个人的劳动。家庭成为维持社会经济平衡的消费体系。她认为，改变妇女的地位需要两个相关条件：（1 ）妇女在社会上真正平等的就业机会；（2）家务劳动社会化。 苯丝屯的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她不但为家务劳动设定了许多在当时大量流行的术语，而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家务劳动是否符合价值规律？它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讨论的话题从阶级问题转到价值问题上来，引发了以《新左派》杂志为首的有关家务劳动的论战。
达拉·考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 ）和赛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一派认为家务劳动不但是创造性的，而且， 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还创造了剩余价值，尽管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事实。没有妇女的工作就没有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妇女的家务劳动是其他社会劳动的先决条件，她们为现在的和未来的工人提供食物、衣服、情感及家庭安慰，维持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同时参加工业生产的妇女事实上做着双重工作：她们在机器流水线旁的工作是有报酬的，而在家里的工作是无报酬的。因此，这两位理论家呼吁应该给家务劳动以报酬〔14〕。
另一派以渥雷·司康伯（Wally Seccombe）〔15〕为代表，认为家务劳动并未通过与资本主义交换产生剩余价值。工资看起来是资本家支付工人的劳动报酬，实质上并不是对全部劳动的支付，而只是对劳动力再生产需求的支付。尽管家务劳动是在私人领域里进行的，但是它是再生产劳动力的一部分，因此创造了价值。但由于它没有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交换，所以它不取决于价值规律。而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家务劳动不能等同于工资劳动，两个领域不能互换，因此无法计算两个领域中剩余价值的转换：（1 ）妇女并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像商品一样出卖给丈夫，家务劳动产品也不能出售；（2）家务劳动基于社会、 情感等许诺，家庭主妇很难像工人那样随意改变自己的雇主，她的社会化过程被婚姻契约而不是劳动契约所调和；（3 ）家务劳动没有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家务即是家庭主妇全部日常生活。因此，家务劳动没有可衡量的价值刻度，它不决于价值规律。强调家务劳动创造价值实际是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工资的概念机械地照搬。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持折衷的态度，她们避开价值讨论，而对家务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进行论证，从而揭示家务劳动的价值。她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地方对生产性概念的应用不同。在广义上看生产性指超越历史的一切满足人类需要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从狭义上看，马恩的生产性指在资本主义模式下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家务劳动并未通过出卖产生利润，因而，现代家务劳动的组织形式只是早期生产模式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对家务劳动进行了深入分析，目的在于昭示妇女的家务劳动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阐述妇女在家庭中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她们认为，资本主义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同意付给家务劳动工资；同时，家务劳动工资化并不是妇女所需要的。政府并没有支付家务劳动工作的意向，那么，可行的办法是征税。如果向已婚男性征税，然后通过某种机构发给家庭主妇，每位家庭主妇领取工资数额由丈夫的工资额定，这样，家务的收入实际上成为丈夫地位的标志；如果向所有人征税，结果单身或双职工负担加重，这种政策将鼓励妇女留在家中作家庭主妇。她们归纳出家务劳动工资化有三大不利因素：（1 ）家务劳动工资化只会使妇女隔离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整日埋头于无尽的琐事；（2）把一切社会关系， 如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等商品化；（3）妇女无外出工作动力， 劳动的性别分工进一步僵化。结果是远离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及女性主义的消除劳动性别分工的目标。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拥护恩格斯在《起源》中的论断：“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现代化大生产…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16〕
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深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她们试图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妇女问题给出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对不断发展的妇女运动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她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她们对妇女与阶级的讨论，对妇女就业中所存问题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家务劳动的论证，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妇女运动都会有所启发。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特·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其名著《妇女状况》（Women's Estate ）中所说：“我们应当提出女权问题，但要试图给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注释：
〔1〕参见"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co-Marxism" cd.Robert A.Gorman,Greenwood Press,Westport,Connecticut,1985,p143.
〔2〕Charnie Guettel," Marxism and Feminism",Toronto,1974,p2,8,13,36,58.
〔3〕Alison Jaggar,"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c",Totowa,N.J.:Rowman & Allanheld,1983,p220,221.
〔4〕Pat Armstrong,Hugh Armsrong,Patricia,Connelly,Angela Miles,Feminist Marxist or Marxist Feminist-a Debate",Garamond Press,Toronto,Ontario,1985,p23.
〔5〕参见《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58页。
〔6〕参见闵冬潮著《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88页；Rosa Luxemburg,"Women's Suffrage and Class Struggle" in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dickHoward,New York:Menthly Revie Press,1971,p219-220.
〔7〕参见王政著《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章。
〔8〕Margeret Benst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Liberation",reprinted in Voices from Women's Liberation,ed.Leslie Tanner,New York,1971,p285,287.
〔9〕Peggy Morton,"Women's Work is Never Done" reprintedin Women Unite!,ed.Canadian Women's Educational Press,Toronto,1972.
〔10〕《马恩选集》第4卷，第70页。
〔11〕Benston,p285,287.
〔12〕M.Patricia connelly,"Last Hired, First Fired",Toronto,1978,p6,3.
〔13〕Benston,p285,287.
〔14〕Mariarosa Dalla Costa 和 Selma James,The Power of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Bristol, Egland:Falling Wall Press,1972,p34.
〔15〕Wally Secoombe,"Domestic Labour and the Working-Class Househoid," in Hidden in the household: Women'sDomestic Labour Under Capitalism,ed.Bonnie Fox,Toronto1980,27.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58页。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家务劳动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起源论文; 家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