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职业教育文化增强高职教育的社会吸引力_智慧教育论文

创新职业教育文化增强高职教育的社会吸引力_智慧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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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671-3699(2011)04-0001-04

一、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缺乏原因何在

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一直不如普通高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同时独生子女政策效应带来入学人数减少,更使高职院校的生源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现实问题。职业教育从高层次的发展到最基本的生存等成为近年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关心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黄尧《对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几点思考》、马树超《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战略思考》、石伟平《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与对策》等文章,具有官员与学者的宏观视野,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与论述,提出了解决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的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前瞻性与现实性兼备的理论观点与建议,如制定政策提升高职地位、加大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但是,上述研究成果在给予我们极大启发的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仍有继续思考问题的必要。因为他们主要从宏观的国家政策以及具体的操作层面来展开研究与论述,较多从职业教育“硬”措施方面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缺少从教育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智慧主义与反智慧主义社会文化的传播和对人们心理影响进而对职业教育影响的民族教育文化之“根”的角度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职业教育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直缺乏相应的地位与吸引力,被社会与大众所轻视乃至歧视,现实层面政府相关政策的不够到位甚至欠缺是一大“硬”原因,在深层次上,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智慧主义和反智慧主义负面因素“共谋”的结果。因此,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既需要如上述专家建议的各级政府制定出台相应的重视职业教育的“硬”措施,提高职业教育的“硬”实力,也需要我们对影响人心至久至深的中国历史上智慧主义与反智慧主义社会文化特点及其当代影响做具体分析,正视智慧主义重视知识文化轻视技能、反智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只关注人的实用技能片面掌握的问题,解放思想,改革歧视职业教育的传统文化,创新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职业教育文化,建构职业教育文化“软”实力,为提高高职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提供坚实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二、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的负面影响

智慧主义(intellectualism),又称主智主义、崇智主义,它是一种专心致力于对知识、学问追求的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提倡人们要以一种亲近甚至崇拜的态度对待知识,以一种刻苦、专注的态度学习知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有知识有智慧的人,要虚心学习并表现出极大的敬意,“三人行,必有我师”,上述孔子言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它们与“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程门立雪”等有关好学谚语和典故一样早已深入人心甚至融入到中国人的血脉里,“积淀”为中华民族对知识文化特有的心理与思想,也因此之故,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地位崇高的不是打打杀杀冲锋陷阵的将领,而是善于出谋划策的有智慧的诸葛亮和吴用等人。我们从孩童时代起,就在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故事的接触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智慧主义的熏陶,培养了对知识智慧的热爱与崇敬。

智慧主义对知识与智慧全面高度的关注,带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发达,造就了灿烂的绵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但是,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智慧主义,在重视知识、智慧的同时,又产生了对于无知及无知者的歧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导致了对求知目的的偏差与过分功利化:“学而优则仕”,发展到后来,读书做官成为人们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朝汪洙这首《神童诗》典型代表了古代读书人对知识的异化心态:读书重知识学习对道德修养的形成与提升,轻知识的实用,尤其轻视体力劳动,“工匠之事,儒者不为”;其教育思想和所体现的教育模式,只重视知识学问,忽视技能,轻视实践,蔑视劳动,造成了知识与能力的断裂,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的疏离与断裂,在上者笼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主动投靠体制内,知识与权力勾结形成的官僚上层,与普通广大的下层断裂,等而下之,是知识分子有知识无文化,有文化无文明,知识反而成了反文化反文明的腐败专制的工具或牺牲品,不但造成了个人生命力的退化和萎缩,也造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恶质化趋向。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职业教育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反而备受轻视甚至歧视的深层文化原因。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它是一种存在人们心中的对于知识的否定性的思想态度。反智主义大致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教育的态度,反对学习不能给人带来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与历史悠久的智慧主义一样,反智主义也在中国文化与教育领域影响不绝。有代表性的如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如建国后提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读书无用论”,如对于知识分子鄙视的“穷酸秀才”的称呼和文学形象的塑造。应该说,反智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文化“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实用理性的自然表达,另一方面显然是对智慧主义特别是其负面因素的合理反动,体现了它对于处于普通大众之上的智慧主义的疏离与反感乃至反抗,体现了对垄断知识且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的知识分子的轻视甚至敌视。当知识分子利用知识掌握甚至垄断话语权,自负占据知识和道德高地,有权利指导甚至“代表”普通民众(他们眼中的群氓),特别是为权势者说话或者借以谋私的时候,犹如阿Q对赵太爷忍不住要骂声“他妈的”一样,当今“专家”“教授”不是也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词汇了吗?对知识者的反对必然要牵连到对知识的反对,因此,它对以精英自居脱离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当头棒喝,自有其合理性。诚如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所论的,“反智主义是正反情感并存”,在现代民主社会,普通人即使是愚夫愚妇也有不可让度给以“民主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权利;另一方面,它还是历代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出于统治的特殊需要,在上者与在下者利用与被利用,两者“合谋”自然形成的结果,义和团如此,文革也是如此。

反智慧主义成因复杂,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社会历史上的负面影响却是令人触目惊心。自秦朝到文革,敌视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思想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体现在教育上,是对知识、对学问的轻视,是虽然重视拥有一技之长,却因缺少知识的支撑,而始终缺少自我发展、技术革新与社会进步的动能;即使从事具体劳动,并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来励人或自励,但话语背后的自卑显而易见。这也造成了“天地君亲师”与“臭老九”并存的怪现象。如此一来,知识学习不重要,以求知为主的教育不重要,而且因为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对专业技能教师的高要求,更使只有知识、只会教书的老师无“用武之地”,职业教育、职业学校更是闻所未闻,古代习得一技之长的人大多只能是拜师傅求技艺,直到20世纪初,以黄炎培、陶行知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借鉴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经验,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并创办了相应的学校。另外,传统的反智慧主义,特别是十年文革对教育的摧残,间接的后遗症就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普通大众对高考的极度重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对职业教育则是相当程度的轻视,上职高、读高职是考场“失败者”的无奈选择。

还要指出的是,智慧主义导致的读书为科举取士、反智主义的敌视知识,两者的弊端,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极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其“共谋”结果是中国传统的“愚民教育”。诚如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民主国家的教育目的是“提高人们的心智”,但是“专制国家的教育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因此,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等于零的。它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的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关注普通人技能培训、事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更没有发展的空间。这样,无论是智慧主义还是反智慧主义,其本身及其两者合力“共谋”,使国人没有建立起对职业教育的正确认知,没有建构起合理的职业教育文化。再加上当前高职教育或者因为自身实践能力培养的硬件条件如双师型教师与实践教学设备等的不足,容易导致教学上的纸上谈兵,导致学生无法学到真正的职业技能,或者是过于重视技能,轻视人文,对学生个人素养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对高职学校自身水平的提升,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职业教育缺乏社会吸引力,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存在。

三、创新职业教育文化,提升高职社会吸引力

真正使职业教育有社会吸引力,需要建构起扬弃智慧主义与反智慧主义缺点、融合智慧主义与反智慧主义优点,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创新、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高职教育文化。

(一)落实“硬”措施,创新制度文化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国家权力与相关政策措施对构建良性教育文化的重要性。需要国家政府在根本的制度与具体的政策层面,真正重视职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对高职教育及学生实施从就学到就业的优惠政策,并真正落到实处,给其个人及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的“硬”实力,为全社会重视高职教育,改革传统教育文化的弊病,创新教育文化,构建合理完善的高职教育文化,打好良好的社会政治基础。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扭转传统社会歧视职业教育的不良风尚,引领社会大众改变对高职不正确的认知,并在国家宏观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改革高职院校管理体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家法律制订与实施过程中的不足,目前一些与教育有关的法律和措施,一些正在与即将进行的改革,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对社会形成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恐怕是有问题的。如刚刚推行的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主招生“三国杀”,除了给考生增加负担外,是不是会强化人们对名牌大学的向往,同时弱化高职学校的吸引力?教育主管部门在最近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提倡农民子女读职业学校,虽然有为农民子女提供技能培养的机会,解决其就业的良好动机,但是,会不会让人想到职业教育地位的次要性,职业学校就是民工子弟学校?会不会强化甚至固化社会具体群体的社会地位,并堵塞上下流动通道,导致社会“板结”,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甚至稳定?因此,要让“硬”措施真正硬起来,提高职业教育的硬实力,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全社会下大力气,有真功夫。否则,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是一句空话。

(二)革新“软”文化,创新人才文化

中国传统的智慧主义思想渊远流长,影响人心至深。会读书,才是聪明有智慧;读好书,考上名牌大学,从事脑力劳动,才算是成功,是人才。读职业院校是失败者的无奈选择。这种偏狭与落后的人才评价文化观念与心理,如果不进行革新,提高高职社会吸引力,就是梦想。因此,我们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人才理念与教育思想,在全社会开展教育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它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尤其在实行了三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的今天,传统好面子的心理,父母对子女的溺爱,更使得他们不愿孩子“低人一等”、去毕业后要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职业院校就读。而这也不单单如有些专家说读职业院校看不到今后发展空间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当今社会出现的“用工荒”,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大学毕业在家“啃老”,此类现象的背后有歧视职业教育、歧视具体劳动的传统文化观念因素。因此,在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日益困难,选择日趋狭隘的今天,我们要在创新人才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化“危”为职业教育发展之“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Frames of Mind》中就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他认为过去人们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在他看来,人的智力应是一个量度他的解决问题能力(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的指标。据此,他提出,人类的智能由七个部分构成(后来增加至八个),它们分别是: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逻辑数学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肢体运作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人际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内省智能(Intrapersonal/Introspective Intelligence)和在1995年补充的自然探索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了智能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揭示了智能的文化性和发展性,对推动美国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理论先导的巨大作用。他山之石,可以借鉴。我们需要在弘扬传统优秀教育文化理念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观,建构起扬弃智慧主义与反智慧主义缺点、融合智慧主义与反智慧主义优点的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创新、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高职教育文化观和人才观。

(三)创新培养模式,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职业教育文化

高职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既取决于社会外界的因素,更取决于自身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效果,取决于自身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目前高职社会评价与社会吸引力存在问题,与学校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种种不足关系密切。职业教育真正的课堂和终点在社会、在企业。因此,要改变目前许多职业院校存在的重视书本知识理论,轻视社会实践的倾向,改变职业院校学生既不重视学习知识,也学不到一技之长,缺乏就业竞争力与个人发展空间的现状。学校要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具体操作层面,针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目标等方面进行坚决的全面的改革,要全面参与社会与企业的活动,并利用其实践优势,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提升高职学校人才培养水平,进而提升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在这方面,目前国内许多高职院校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官校企行四方联动,产学创用立体推进”的办学模式,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基地、招生、教学、科研、就业一体化设计与运作的“五位一体”育人模式等。其较为先进的育人理念与较为切实的育人模式,使得学校教育文化“软”要素结出育人的“硬”硕果,学生学得到、学得实、学得好,自然受到用人单位与社会的好评,学校的社会吸引力,也随之提升,真正实现了学校、学生、家庭、企业、社会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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