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归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宿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凸显
引出文化共性与多样性问题的源即是作为当下强势话语的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几乎同步的客观历史进程。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启便是全球化进程的滥觞。15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西欧实现了汤因比所说的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1](P60)，西方进入了殖民掠夺时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使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工业革命的诞生。从此，资本以其锐不可挡的气势冲破了传统的、地域的和国家的、民族的界限，成为世界性的存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描述是极为生动的，与此同时对全球化至今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特征的洞察之敏锐和把握之精确也是惊人的。全球化到底是什么？定义纷繁，见仁见智。全球化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一切领域。全球化的本质可以表述为对人类近现代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及结果方面变迁的概括，即指人类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推动下，全球联系交往的广度、深度、强度和速度不断拓展、提高，不同国家、民族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隔阂，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历史过程[2]。人类早就在承受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当然人们普遍和强烈感受到全球化的震撼则是在当代。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媒体权力的全球扩张，文化资讯的异地共享，生态保护的无国界化等，每时每刻都在引发观念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融合，拆解着旧有的规范和习用的惯例。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和挑战，于是“现代性”成为社会的特征和基本属性，并由此构成人类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即现代化。由于现代化是在一个个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和实现的，因此每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受其自身众多的因素制约，其中文化是关键性的因素，文化使标准化了的现代化烙上民族的印记而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何谓“文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化”明显具有多话语性特点，即在不同语境中能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即使是精神文化，也存在着显型与隐型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作为纯理性的显现是可以被总结证实的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后者则由从历史得到并经过筛选积淀而成的传统习俗、价值和民族心理等组成。本文主要立足于以上两个层面来探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共性和多样性问题。
从纯粹的理论上来看，现代化属于显型文化，表现为市场经济、工业化、民主政治和科层化管理等标准化和定量性尺度，但正如前面所言，现代化的民族性一面使得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一般由文化的隐型层面塑造。同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现代化模式却不尽相同，而文化的差异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相对而言，文化的显型层面具有较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文化的融合更多的流于这个层面；文化的隐型层面则较为封闭、稳定和难以通约，它是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长期面临共同的事务和环境由此在行为上和观念上渐渐受制于同一的东西，由此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民族心理，也积淀了集体无意识。从本质上说，“文化的意义和阐释不断地在为人们朝向特殊的行为定位，无论对个体还是集体都是如此”[3](P33)。也就是说，隐型文化是这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该民族的无形的疆界和藩篱，是民族认同的基石和共同体的根本纽带。隐型文化的作用在于规范价值理性行为及人们在实现心灵慰籍时得到可依赖的支持，并总是试图保持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不可替代”性和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它和民族的联系是无法割舍的。可以说，民族存在多久，文化多样性随之存在多久。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是一种向内的、持续的、分裂的与全球化相对的力量，是难以通约的。但现代化进程受其本质的指向必然又是突破民族国家的疆界（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向全球扩展，而“现代化带动了全球化，全球化又引导了现代化。现代化是纵向时间的演变过程，全球化是横向空间的拓展过程”[4]。
可见，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空前的角力和跌宕：不仅存在传统与现代界限之突破与传承，更胶着着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疆域的暌离之冲突与融合；而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更是腥风血雨，惊心动魄。迄今为止，全球化内涵着资本主义并始终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主导下进行的，而且全球化在欧洲首先启动的事实“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这点给全球化进程着上浓烈的西方色彩，同时使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统一性（普遍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关系愈加复杂化。
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较西方惊人的艰难和曲折，因此，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往往表现出本能的谨慎或异常的保守。这既有文化本身的差异问题，更与非西方国家的全球化现代化处于被主导、外生和后发地位相关联。非西方国家是在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威胁和挨打的情况下被赶入全球化轨道上接触现代化的，因此对现代化的感受是很复杂的。而西方人则对全球化肇始于西方并使之崛起为全球的政治—经济主导这个事实作了这样的注解：西方文化发展和现行的生活方式带有普遍的合法性。于是，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现代性就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而“传统”则成为对其他文化的定性。因此，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决不是凯歌行进式的。这是一首充满鲜血和民族仇狠的悲怆激昂的怨曲，也是一部人类日臻文明和谐共处的壮丽恢弘的交响诗。一些非西方民族就在惊涛骇浪中演绎现代化历史，完成了文明壮举，同时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多样性的存在和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通约的可能性。全球化就是在这种否定与继承、斗争与妥协、冲突与融合、仇恨与宽容、分裂与整合的互动中前行。文化的共同性（普遍性）与多样性（特殊性）关系问题就在互动中凸显出来。
二、共通的前提
全球化的演进，一方面促进地球村的出现和生命共同体意愿加强，另一方面导致人们的一些根源性意识（如族群、语言、地域、性别和宗教意识等）的强化，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文化能否共通成为当下众多学者关注的显现问题。
那些在惊涛骇浪中演绎现代化历史并最终踏入现代文明行列的非西方国家，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多样性的存在和异质文化通约的可行性。同时又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上届两种相背的倾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分析论证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为联合国撰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报告中认为，拥有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权力、财富、信息、资源优势的西方大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霸权宰制倾向，因此西方大国更需要进行文明对话，否则不仅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大可质疑，而且本身的安全也会受到危害；而弱势国家或民族强化本土性和认同意识，作为根源性的意义固然重要，但如果认同变成了一种有侵略性、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封闭主义，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文明的冲突，所以最重要的方式是对话。牛津大学阿马蒂亚·森竭力反对把西方文化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仅有的一种文化，认为“所有这些都包含一种严重的从当今‘向后’推理到古代的趋势。由于欧洲启蒙运动和其他相对较晚的思想发展而成为常识、并得到广泛传播的那些价值观念，并不能真正地看作是古老的西方遗产——数千年以来实际存在于西方的文化——的一部分。在特定的西方经典作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确实能找到的是对构成现代政治思想完整概念的某些组成部分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些组成部分的支持，也可以在亚洲传统中找到”[5](P236)。泰伯恩、加西亚·坎克里尼认为即使承认现代化源于西方并使西方成为中心，也不必湮没由现成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且常常是现代性之不同的多重形式所造成的不同的史前史、不同的“走向和能过现代性的路程”。费瑟斯通则以日本这个非西方的现代性形式来说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全球的现代性”。而像萨义德、芭芭拉·亚当、罗兰·罗伯森、克莱斯·瑞恩、米尤希、哈鲁图尼安、特茨拉夫等都对西方中心理论作了富有说服力的批评。
事实上，任何一种能得以悠远并弘扬光大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单脉相传的。文化就是在碰撞乃至冲突中得以传承和发展。西方文化的渊源也不尽然出自于西方，有的是从东方移入过去而与希腊罗马文明相融合、并扎根于西欧。从文化形态学来看，“基督教文明”实际上是东西文化早期汇合而成的。即使在封闭的西欧中世纪，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小亚细亚文化甚至中国的文化，仍得以通过意大利南方和地中海南北两岸渗入西欧。阿威洛依主义是这种联结的重要纽带之一。而纯属西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芒，也照射到了拜占廷的欧亚交界地区和北非。所以，任何一种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是不断兼收并蓄的产物，离开了与外界的交流（不管以激烈的还是缓和的形式），文化即成为真正的“遗产”；任何一种文化不能也不可能对某一个社会历史“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或享有至高的殊荣。
自由、平等、宽容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概念和思想。应该说，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早期西方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自由、平等和宽容的概念和论证，这是西方现代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根源，当然只是建构性要素而不是其完整形态。那么，能否在东方文化如亚洲著作中看到这些建构性要素呢？这里，我们“绝不要把存在这些要素，混淆于不存在与之对立的思想，即显然不强调自由和宽容的信条……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亚洲传统中是否存在非自由的观点，而在于是否不存在倾向自由的观点”[5](P237)。我们从非西方文化中实际上也能看到这些观点。如佛教，就是极其重视自由的，而且印度更早期的理论就给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以充裕的空间，佛教思想与它有直接的关系。高贵的行为必须在自由中实现，甚至关于解脱的那些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在阿育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自由、平等和宽容的论述，并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要求宽容的思想。道教的“至人无待”和“齐物”观更体现出它对自由、平等的及至崇尚。而佛教、道教中存在这些要素，并不否定儒教强调秩序井然的规则的重要性，这也是儒释道能在中国汇合的原因之一。儒教也非通常理解的仅重纪律、威权和要求绝对服从的文化，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就充满平等的色彩。可见，对自由、平等和宽容的追求并不局限于西方一种文化，这就是不同文化对话的前提，也是文化统一性、共性或普遍性的基础。当然，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特质使得西方人不仅把自由看作目的，同时，把自由又作为手段。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东方文化中的“自由”概念却缺乏“工具性”因子，显得不可操作性，故其自由更多地显现于内在的精神层面。也许这就是东方文化没能直接导出“现代性”的缘故吧。
从文化本身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事实中看到，不同文化之间始终存在吸纳、筛选、流变和发展的事实，只是这种事实进展的非常缓慢和有限。一般来说，显型层面上的沟通与融合显而易见，而隐型层面上相互影响则要困难得多，这与隐型文化作为文化中“最为精深微妙”的部分，一旦成为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就难以改变的特性有关。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大潮打破了以往缓慢的文化交流、融合和冲突、碰撞的惯性，使所有文化即使是“最为精深微妙”的部分都被卷入飞速且痛苦的激变的旋涡之中。而一个国家在这种痛苦的转型过程中能否维持社会一体化的速度、灵活性和稳定性取决于该国家所固有的“文化遗产”。可以说，当代全球化大潮中文化的悖论实乃对这种激变的回应。作为强弱势双方都应该从自身中寻找消解对立与冲突的根源，尤其是强势社会。应该看到差异，承认多样性，也应该看到同一，接受共通性。
三、共同的归宿
既然文化的共性是存在的，隐型文化也不是绝对不可通约的，那么不同文化之间将何以归约？有没有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全球文化呢？文化帝国主义和极端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宗教情绪都是危险的，它们只能打乱全球化进程和破坏文化的交融，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强势和弱势更为严峻的对立。文化归约决不是归依某种单一的文化，也不是所有文化都趋于同化。
今天，一种强烈体现超越地域的共同性存在、并且日见一日地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见识”——大众消费文化充斥全球，能否以此作为归宿呢？市场商品的普遍化，“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6](P10)。就是说，世界市场出售的除了一般的商品和货物，还借助于越来越强大的传播手段推销观念和思想，通过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麦当劳、牛仔裤、摇滚乐和软件包等使人类社会生活方式标准化、差异和个性弱化、态度和行为的趋同以及集体认知和传统文化的消解，而现代电信网络还修正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地球越来越小。这一切似乎表明一种统一的超越于民族界限、不受民族限制的新型的世界性全球化文化形成——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可是，这种全球文化能够避免文化帝国主义吗？能够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吗？首先，大型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媒系统基本上是那些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它们要求越来越广泛的跨国合作，从而要求有强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结果，发达国家的一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如上所指被国际化成了大众消费文化了，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则被相对化了。但是，“对全球化文化的追求以及世界主义的理想不断地被现实的强权政治和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所破坏”[7](P19)。其次，即使这种大众消费文化是非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它不与具体的地域具体的历史相联系、也没有任何民族根源与民族裔，它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的、技术性的和永远流动的。这样一种世界主义有时被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的自然伴随物或产物。但是，这样的文化能够维持下去吗？尽管今天弥漫世界各个角落，但是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不可能提供这些支持。尽管这种文化潮流创造了社会间的相似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相似性、共性都能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或全球文化统一性的渊源和基础。这种不是在人性基础上相融合的无根的低层次的共性非但不能促使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相反使它们自我放纵且以邻为壑，从而导致冲突而不是走向和平。
诚然，纯粹的普遍的或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化的普遍性、共性总是相对于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而言，离开了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普遍性和共性是空泛的和无意义的。普遍性、共性、统一性如果是在抹杀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显现，那么文化就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根，也就丧失了认同感、自尊心、方向感和创造力。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多样性并不是绝对分离的、冲突的，而是相融的共存的。当然，肤浅的汇合、低层次的营造出一种跨国界的无根的共性——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也是不能促进人类友好关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即使在显型文化层面上交融汇合也是由其隐型文化作为根源来依托支撑的，且这种交汇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样的融合。实际上，文化首先是地方性、民族性的，任何跨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基于这一前提，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理由和命运，除非人类世界已不再有国家、民族存在。人类的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深深地烙上民族的、地方的和个人的印记，但是从人文意义来看，它们又都是超越了这种特殊性。真正的民族文化精华是既在塑造性格、心灵和想象力的过程中张扬个性，又在赋予生命和生机流溢的价值层面中彰显普遍性、共性或统一性。“普遍性就其本质方面而言是一种道德力量，甚至美与真都最终依赖于这种力量。普遍性可以宽泛地看作是规整各种团体、个人和欲望的多样性并使之成为更高人类生活一部分的一种力量”[8](P7)。
全球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不是凌驾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绝对律令，不是从“事实”如何的神法、自然法则中推演出来的“应当”如何的价值法则，更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居高临下的宰制，而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赋予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这种文化扬弃了多样性中狭隘、自私、颓废、卤莽和残忍，洗练出人性中博大、宽容、进取、温和及谦让。这种文化要求各个民族“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的道德责任”[9](P320)这种文化将积淀为整个人类的“最精深微妙”的部分。文化的这种归宿是与全球化进程的最终驶向和人类孜孜以求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
四、结语
全球化布满陷阱，因为它只惠顾积极的理性的应战者；全球化又充满诱惑，因为它展示了希望。正因为全球化充满悖论，其过程的立体性、复杂性，一元与多元的胶着融合和碰撞，要求每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民族更应主动顺应，以开放的心态和对本民族文化充满的自豪感来迎接这种挑战；正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全新的而且是必须具有的思维视域，因此每一个文化（主体）在全球化的视域中就完全不能恪守对自身文明的狭隘的“自我中心式”的思维方式；同样也不可以拘泥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中，用“借鉴”与“抵制”、“吸纳”与“批判”相结合等模式化的思辨方式，将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简单化。与全球化历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综合逻辑，这种逻辑将不同的文化体系，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亚文化体系，理解为构成“全球”这一文化巨系统中的“要求”，全球化的历程本质上正是这些要素即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全球文化这一巨系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文化要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它本身就应该是开放式和吸纳式的，而不是封闭式和排他式的。开放吸纳融合并不会丧失个性，相反，更加彰显个性，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在开放世界中得以显现。文化的共性也是在个性彰显中得以提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