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三重缘由之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粮论文,转基因论文,缘由论文,中国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5-0026-05
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Bt汕优63”和一种植酸酶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经媒体报道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转基因食品到底安不安全？转基因主粮该不该商业化？一时之间，专家、官员、NGO、记者、名人、公众等各界人士纷纷被卷入这场争论之中，各方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像这次的转基因主粮争论事件，国内反对的声音为何这么大？这并非是简单的对科学问题和对生物安全问题的认识分歧，更多的则是公众与科学的隔离、公众与专家的分离、公众与政府的隔阂等诸多因素影响所致。下文主要从公众层面进行原因分析。
一、公众与科学的隔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在公众与科学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
1.具有“高精尖”特性的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经验意识的远离，公众越来越多地陷入“科学盲”的境地
高度复杂性的社会与高度不确定性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越来越趋向于“高精尖”的特性，这样，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远离人类的经验意识，公众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就产生了一堵堵高墙，于是越来越多的公众渐渐沦为“科学盲”的境地。
这次主粮之争，公众最关注、最担心的就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但他们却不知如何评价，还要仰仗科技专家作出解释和评价。而长期以来，科研机构的成员一直认为，“由于自己拥有专业化的知识，所以应该在众多政府决策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1]，p.414)而普通公众和其他非专业群体，因为知识的缺失使得他们对参与或协助政府作出好的或“正确的”科学决策无法胜任。转基因风波中生物学出身的方舟子就曾对“百名学者”上书人大的行动这样评价，“起草和签名的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转基因”。[2]这里人文学者所属的学科身份就成为自然科学家攻击的靶子。在这些自然科学家看来，人文背景的学者都不懂“转基因”为何物，更何况是普通公众呢？可想而知，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不仅普通人难以理解，就是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都难以理解。专业的细分、技术的“高精尖”特性日益使包括部分科学家在内的公众都渐渐成了外行，科学与公众的远离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变成了“科学盲”。
2.现代科技的“风险性”、“结果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不充分性”去除了公众对科学“毫不怀疑”的传统思维与心理
现代科技的“风险性”、“结果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不充分性”恰恰是公众对科学信任度下降的根源。对于转基因粮食作物而言，公众恐惧不在于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性已经被科学证明，而恰恰在于至今无法被科学所验证。科学是定义风险的媒介和解决风险的资源，但如今科学本身又是产生风险的原因之一。在风险社会面前，科学承担的多重角色使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变得矛盾重重。今天，“科学正遭到怀疑，并且变得解神秘化和反思化，在反思科学阶段，科学面临着它自己的产物、过失和二次问题”。([3]，p.17)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揭示了与其基础和后果有关的不安全感，如核电站爆炸、克隆技术等。一方面风险的大量增加，使得科学变得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科学在应对风险方面又缺乏它原来的有效性，科学的力量正遭到削弱。如在农作物的生产管理中，严重的虫害问题急需解决，究竟是消除原因还是选择应对症状，科学常常选择后者，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见图1）。
一个旧的技术问题解决了，新的技术问题又出现，新技术的支持者常常说，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出了问题，还会有更高级的技术来解决。于是，“人工的技术系统就像叠罗汉一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危险”。([4]，p.59)科学也在风险社会的大门前失去了往日的权威。现代科技的“风险性”、“结果的不确定性”与“非自然性”逐渐抹去了人们心中那种“理性”、“客观”、“确定”的传统科学形象，人们开始怀疑、害怕和恐惧现代科学，科学正面临着“确定性科学”的终结。
3.现代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更增加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倾向
自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人类巨大收益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的风险，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越来越显著。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疯牛病危机”、“网络病毒”到“福岛核电站爆炸”等，人们日益领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天使”与“魔鬼”的两幅面孔。科学技术的谨慎使用、严格管理，将会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一旦使用不当，或者其它条件诱发科技本身潜在的风险，那带给人类的将是巨大的灾难。2011年，由于地震海啸的自然发生而导致了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爆炸，核辐射、核污染使世界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在日外籍人士纷纷离境，这就是科技本身潜在的风险，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演变成实在的危险，直接威胁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就引发了民众对科技的信任危机。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在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问题上，针对支持方宣称的“发展转基因作物有种种好处而目前风险较小或者在可控范围内”的说法，许多公众都表示怀疑，他们担心：抗虫的转基因作物中Bt杀虫基因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人类历史上DDT的使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不是当时也未发现而在20年后才发现的吗？
现代科技的“双刃剑”作用大大增加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怀疑、担心和不信任。公众与科学的隔离越来越深，转基因主粮到底安不安全？公众自己不能回答，那应该依赖谁呢？这时公众只能依赖于：一是专家的“专业知识”；二是政府组织“公共性”的信仰，但是，目前这两个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二、专家与公众的分离：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家的知识依赖遭遇到专家“利益私化”的尴尬
1.科学技术的风险性存在及普通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家的“知识依赖”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物质财富，但也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就拿基因工程技术应用的产物——转基因作物来说，一方面，转基因作物“可能比传统物种高产，能避免虫害和疾病，对水或农药的需求更少，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维生素”。([5]，p.7)然而另一方面，转基因生物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风险，如对我们人类的健康、环境可能产生潜在危害。比如经常有反对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转基因水稻能杀死虫而人吃了却没事(生态学家语)？”“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政协委员语)？”像生态学家和政协委员都有诸如此类的疑问，更何况是普通民众？怎么办？科学技术的不确定和疑问谁能解答？“外行”？还是“专家”？
外行对付一些日常生活常识问题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对当今融“高精尖”技术于一体的转基因技术来说，外行的知识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只有依赖专家释疑解惑。所谓“专家”就是那些“能够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6]比如针对反对者对抗虫转基因水稻发起的诘难，转基因专家解释说，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水稻品系使用的是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Bt基因能产生一种专一性的杀虫晶体蛋白，进入鳞翅目害虫肠道碱性环境后即被激活，然后同害虫肠壁细胞上的受体蛋白结合最后导致害虫“肠穿孔”而死亡。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消化道中没有这种特异性的受体蛋白，更何况Bt蛋白不耐热，对蛋白酶十分敏感，在食物加工时失去活性或在消化过程中被迅速分解，因此对人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看来普通公众要想消除对于新技术的疑惑，就必然要依赖科学技术专家提供科学、权威的解释。因为专家与外行相遇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技能和信息的失衡，在行动的具体领域中，技能和信息的失衡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成为‘权威’”。[6]不仅如此，科学专家在解释那些专门知识时，往往运用极为技术化的写作风格和繁琐的学术引证，这导致科学文本不断把非科学专业的读者赶走，“科学之所以难以普及，是因为它被设计得在起步之初就迫使绝大多数人对它敬而远之了”。([7]，p.86)
2.中国现实境遇下专家的利益集团化趋势而产生的专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下落
目前社会对转基因的指责，还在于人们对围绕转基因作物形成的一个庞大利益共同体的质疑，质疑的对象既包括某些跨国公司，也包括相当部分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早在2004年，《南方周末》就以“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为题，披露了一些转基因科学家背后的种种利益纠葛。据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某些转基因科学家同时拥有多种身份，他既是转基因科学家，又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还是生物技术公司的董事，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转安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像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专家，如何保证决策的公平与公正？“学者上书”的公开信中，就表达了反对方的担忧，“我们对好多所谓农业专家已经不能信任，因为，转基因商品化牵涉到很多专家、学者的现实利益”。[8]
其实，社会上的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造成民众对时下中国专家形象大打折扣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没能把公共转基因作物与公司转基因作物相区分；或者没有考虑公共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与生物技术公司里的科学家的区别；或者不论哪个群体的科学家，事实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确实在不断下落等。所以人们日益觉得目前的专家不再是过去那种“为民请命”、“大公无私”、“公共利益优先”的知识分子，相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为公共利益而研发的热情、胸怀在逐渐滑落，而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利益的现象却逐渐增多。正如反对者质疑的那样，转基因商业化的支持者们因为涉及自身或小团体的利益，所以他们对转基因作物要不要商业化的判断就无法保证其“无私利性”，进而也就无法保证他们观点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像这种不能保证客观、公正、无私利立场的专家还怎么依赖？他们的观点又怎能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呢？理想地看，引入第三方监督、政府决策透明化和程序化以及设计公众能够参与决策的制度等举措，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专家利益私化和集团化的倾向。
3.频繁爆发的专家丑闻使公众对专家产生了“习惯性怀疑”
专家与公众的分离，还表现在频繁爆发的专家丑闻使公众对专家产生了“习惯性怀疑”，即从对一个专家或科学技术的怀疑迁移至对其它专家或科学技术的怀疑，从而出现公众信任危机问题。如：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中国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等，专家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一系列不良的印象。专家频频出现剽窃、造假的行为，使公众对专家的实验数据、研究结论等都持怀疑态度：专家的实验数据，有无造假？有无只报喜不报忧、只说好不说坏的方面？专家会不会为了利益、声望、经费而掩盖一些事实真相？比如只公布科研的确定性成果，对不确定的、可能有风险的数据、结论只字不提等等。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公众与专家的远离，并加剧了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那么由专家和政府大力推动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举措自然就会受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丧失了相互信任的基础。而且频繁爆发的专家丑闻对政府致力于加强专家与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努力，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非常不利于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由此看来，专家利益集团化趋势的加强和专家丑闻的频频发生，使得专家不再可信，公众开始转而依赖政府，但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也出现了危机。
三、公众与政府的隔阂：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而产生的公众对政府公共性信仰的丧失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的“三鹿奶粉事件”、“山西疫苗事件”以及“转基因主粮事件”等频发和上升的态势表明，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的问题。
1.一般地看，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经济人”特性不断增强，而“公共人”特性逐渐衰减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中用来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它认为任何人都具有经济人的特征，都有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虽然这一假设在经济学中运用较为广泛，但近年来也逐渐被学者用来分析政府的行为，来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在现代政治理念中，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所谓公共性，即政府产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服务以及创造具有公益精神的意识形态等”。([9]，p.7)政府的公共性就是指政府将公民的利益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的“经济人”特性不断增强，它更加注重追求政府行政人员个人、部门或阶级的利益；而政府“公共人”特性却逐渐衰减，在制定一些重大制度和政策时往往只考虑政府利益，而没有考虑公众利益，有时甚至忽视了公众利益，比如政策制定信息的非共享性、决策时政府主体的“越位”和公众主体的“缺位”等，这些“公共人”特性衰减的现象，使公众逐渐丧失了对政府公共性的信仰而产生信任危机，在这次的主粮之争事件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2.政府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审批的组织行为不当而引发的公众信任危机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组织行为不当也会引发信任危机。众所周知，“处罚、强制、征收、审批等政府行为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如果公众对这些行为在主体、程序、内容、权限等方面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产生怀疑，往往会导致政府信任危机事件”。([10]，p.43)在转基因主粮事件中，公众质疑最多的话题就是政府审批主粮商业化的过程存在暗箱操作。我们从媒体和网友的看法中就能管窥一二。比如中国青年报曾对此事多次报道，使用的新闻标题是“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安全证书被疑暗箱操作”、“‘偷偷摸摸’转基因”，还有《羊城晚报》的“13亿人餐桌安全就由‘隐身专家’关门决定”？《商务周刊》的“转基因食品在暗箱中开闸”等，仅从新闻标题的用词“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暗箱中开闸”等就能看出这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审批过程和决策过程并没有做到对社会公开、透明，所以才会有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质疑和不满。有网友说“我们反对，是因为我们在事关民族大业的问题上要求一种透明和公开以及公正”。[11]
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决策这种重大的民生问题，与我国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正如学者所言，“公众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有权知情各种利弊的可能，有权获得完整的信息，有权参与公开的讨论，并藉此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与消费选择”。[12]因此，决策者在制定这类关系民生的重大政策时，不仅要听取科技专家、政府官员、企业界等的观点，也应该充分听取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利益相关的广大公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参与决策权。但是，我国政府却忽视了公众的这些权利，“公众的声音和意见在这种‘知识一资本一权力’的结构下不仅没有受到重视，而且还可能受到压制，公众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决策中几乎丧失了话语权”。([13]，p.126)政府这种组织行为的不当，以及对公众决策主体地位的忽视，大大地伤害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对政府“公共性”的信仰，公众开始对政府决策体制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民主性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出现政府信任危机。
3.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信息封闭性更加深了公众在转基因主粮上的顾虑
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政府的政策、法律和规章要想顺利地推行，必须获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有学者指出：“真正创造出公众信任的政府有三个关键要素：透明度、受托责任和诚信。”([14]，p.57)在这三个要素中，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又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因为缺乏真实、透明信息的政府行为，社会公众是无法判断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诚实度的。而在此次事件中，备受媒体和公众质疑的就是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审批过程和审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比如谁来审批？怎么审批？有无第三方的监督？有无民意讨论、公示？对异议怎么处理？等等，农业部都没有向社会公开和公示。农业部不仅没有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将相关决定及时通知媒体，反而是由一家国外通讯社首先在一个专业网站上发现的。[15]这些信息越是不公开，就越易引起猜疑，越猜疑，越不公开，政府与公众都快成“二人转”了。转基因水稻难道真的不安全？如果安全，政府信息为什么不公开呢？这些猜疑、担心的情绪一经媒体放大，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媒体和公众开始质疑决策机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一步就会产生社会恐慌和政府信任危机，有的论坛甚至发起了“反转基因主粮”的签名活动就是一例。由此可见，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信息封闭性更加深了公众在转基因主粮上的顾虑。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公众与科学的隔离、专家与公众的分离、公众与政府的隔阂是我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主要原因。公众与科学的隔离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专家与公众的分离也会影响公众与专家的交流、沟通与对话；政府决策不透明和信息不公开就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立场。
相反，公众的态度和立场又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公众的反对和抵制可能会阻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公众的质疑和反对也未必是坏事，相反倒是一种压力或动力。它将促使政府更好地理解公众的观点和关心的问题，从而不断改进制度和完善相关监督管理职能；它也将促使科学界反思，如何让自己的科研成果与公众和市场的需求相结合；同时它还将促使公众自身不断学习新知识、增强参政议政的权利意识。因此，只有各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加强交流、对话与磋商，不断化解冲突、促成共识，才能实现新技术造福人类的目标。
(致谢：作者感谢南京农业大学刘祖云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