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态势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4-0034-05
经济周期实际上是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围绕其均值水平或者趋势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周期波动性分析上，目前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都比较单薄，同时在一些观点和判断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和替代关系，因此大量的研究在一直寻求刻画经济周期波动性的计量模型和方法。
本文尝试应用因子分析这一多元统计分析工具，对解放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1953年以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况作一些定量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首先要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进行准确的描述，要构建社会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在各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标的全面性。指标体系既要反映经济中的总规模、投资水平、消费水平等各方面状况，又要反映市场环境。第二，指标的代表性。指标本身有着强烈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第三，指标的可得性。有些指标很有意义，但因数据不可得只得放弃，或以相近的指标代替。第四，指标的简洁性。所选指标要尽量精练实用，因为因子分析要求样本容量大于变量个数。第五，指标的整合性。必须注重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的结合运用。
因此，本文选择了10项指标来构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体系。
X1——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X2——能源生产总量（万吨）
X3——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X4——国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X5——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X6——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X7——财政收入（亿元）
X8——财政支出（亿元）
X9——货币流通量（亿元）
X10——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合性分值，以此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状况。即将若干指标综合起来，尽量避免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
二、实证分析
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即因子）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的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这些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子分析就是以最少的信息损失，将众多的原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变量，使得变量具有更高的可解释性的一种数据减缩方法，是多元分析的主干技术之一（罗积玉，刑瑛，1987）。[1]
本文选用我国经济发展的10个评价指标的1953-2002年共50年的值作为样本，则评价样本矩阵为
，其原始数据表略，数据计算分析借助于SPSS11.0软件进行处理。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状况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原始指标（变量）无量纲化，计算所有变量的相关矩阵
为把不同性质的指标进行综合，首先要对全部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增长率：
第i年的第j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表1）。最后求出无量纲化矩阵Y的相关矩阵R。（略）
表1 10项原始指标发展速度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2003[2]；《中国金融年鉴》，1988-2003年[3]整理。
（二）确定原有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从原有众多变量中综合出少量具有代表意义的因子变量，这必定有一个潜在的前提要求，即原有变量之间应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一般在因子分析时，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相关分析。KMO测度(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是SPSS提供判断原始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的统计检验方法之一，它比较了观测到的原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一个大的KMO测度值支持我们进行因子分析。一般而言，KMO测度＞0.5意味着因子分析可以进行，而在0.7以上则是令人满意的值（卢纹岱，2002）。[4]本文10个原始变量的KMO测度值为0.745＞0.7，表明很适合作因子分析。
（三）提取因子
求出R的特征值，并因此确定相应的特征向量和贡献率（表2）。由贡献率反映了每个公因子包含原始数据的信息量度，所以由表2知当取主要因子为
三个时就包含了原始数据83.52%的信息，即满足了因子分析用变量子集来解释整个问题的要求。
表2 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5.42
54.917
54.917
2
1.61
16.209
71.126
3
1.20
12.397
83.523
4
.631
6.314
89.837
5
.331
3.312
93.149
6
.288
2.881
96.030
7
.150
1.504
97.534
8
.134
1.340
98.874
9
7.600E-02 .760
99.634
10
3.662E-02 .366
100.000
（四）进行因子旋转
对提取的三个主要因子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略），由于此时各因子的典型代表量不很突出，不便于对因子解释。为此，对原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旋转（结果见表3），它使每个因子上的具有最高载荷的变量数最小，因此可以简化对因子的解释。
由表3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F1在变量
上有较大载荷，而这五个指标主要反映提供社会的诸经济因素，因此，主因子
可以称为供给因子；第二个主因子
是反映了10项原始指标的综合因素。
表3 方差最大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附图
（五）计算各主因子得分值
提取的三个主要因子F1、F2、F3对应的特征向量作为因子得分系数（表4）。
表4 特征向量
附图
附图
附图
再将每个年份的具体指标值代入得分表达式。便得到三个因子各个年份的得分值。
（六）计算三个主因子综合得分值
各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等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三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的比值）作为权数计算各年份的综合得分，其公式如下：
。
由上述步骤5和6可以得到供给因子、需求因子、投入因子和综合得分的各个年份的分值，因之而得出的图1能非常直观清楚地展示中国49年来经济发展速度的起伏变化。
附图
图1 1953-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
三、结论
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供给因子、需求因子、投入因子还是综合得分，都显示出明显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在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波动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出现了显著变化。
首先，从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度看，我国经济周期逐渐变长，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1955-1976年按“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其次，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看，波幅由“大起大落”而减缓，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波动型向稳定型经济周期的转变（金玉国，2003）。[5]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性中展开的，平均波幅是1.6133，如此幅度的经济波动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应对性和应急性，无法有效地提高生产和投资效率，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变得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当中，随着宏观经济总量的逐渐增加，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经济波动性的平均波幅降低到0.8222，约为改革开放前的一半。我国经济周期所具有的稳定性特点，不仅导致新世纪以后的经济周期分界模糊，而且出现了经济周期弱化的现象。
第三，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看，我国的经济周期已经实现了由古典经济周期波动向增长型经济周期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的5轮经济周期中，有3轮为“古典型”经济周期模式，即在周期的谷底阶段，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的落差十分明显，表明经济在较低规模时所出现的不稳定性（刘恒，陈述云，2003）。[6]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增长型经济周期模式，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出现高低起伏，但总的来看经济总量仍然保持高速、持续增长。增长型经济周期是长期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特征。我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为主，经济增长率将进行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增长率难以越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
第四，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的转变（钟伟，潭东海,2003）。[7]
在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了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大跃进”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李骥，2003），[8]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这是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左右或者影响的正常波动范围（刘金全，张海燕，2003）。[9]
根据上述经济周期波动态势的变化，尤其是从图1明显看到，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一条极为平稳的新轨迹。这得益于敏锐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政策。由图1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供给因子高于综合得分而需求因子低于综合得分，说明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针对现阶段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化，应适时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这几年，在宏观调控上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果断的把宏观调控的方向转向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紧缩趋势（刘树成，2003）。[10]这种更为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促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构筑和形成我国经济的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