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廉政建设论文,中央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4-0086-11
党的十八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个“一路、三清”的新思想，深受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新思想虽然是十八大第一次提出的，但这个思想胚胎却孕育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那时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之中。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获得某些启迪和警示。
一、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勾勒
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艰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缔造的。毛泽东本人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开辟者、创建者和领导者。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他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有许多重要的廉政思想。这里作一简要勾勒。
(一)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根源于党的宗旨。党的二大规定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1]14-15，27毛泽东虽未能参加党的二大，但对于党的这个宗旨不仅完全拥护，而且躬身践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包括中央苏区时期都努力将其付诸实践。1929年4月，他在兴国县委干部会议上号召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此后，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使用了“群众路线”概念。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后，更是将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视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好与不好的衡量标准。他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2]138，139这些光辉思想到延安后，得到进一步升华。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讲了最著名的两段话。一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二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1096，1094-1095这些一脉相承的思想，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根基。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核心，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在开辟中央苏区近6年间，毛泽东始终要求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他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群众的一切生产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需要，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还说：我们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2]139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指向是“两个反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廉政思想的内容很丰富，但其主要指向为“两个反对”。
一是反对贪污和浪费。在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禁运，中央苏区的物资匮乏。面对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廉洁奉公，勤俭办一切事业。但是，也有少数人员抱持旧社会传统陋习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的狭隘、自私性，有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毛泽东非常强调反对贪污浪费。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2]134还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4]上面两段话是宏观之论，对于怎样节约，他还有具体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5]这些论述，足见毛泽东反对贪污浪费态度之坚决。
二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相背离，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对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群众耍官僚、发命令，怎么可能去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呢？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对此有一系列重要论述。1932年11月他在起草的一个决议中指出：“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6]1934年1月他在二苏大报告中说：“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与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4]还指出：“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2]140
上述“两个反对”，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两个强调”。一是强调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为了使新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毛泽东就特别把“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7]813作为入党条件。这五条中有的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人士和从旧军队过来的指战员，有的思想进步、作战勇敢，但有的旧习未改。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改掉那些坏毛病。将其作为入党条件，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提出的，能从组织上保证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意识到对苏区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提出要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大力培养党员和干部。此后苏区相继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其他干部学校。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和政府、共青团工会联合主办了由任弼时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强调检查和监督，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尽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处于草创阶段，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努力进行制度建设，强调对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检查和监督。他说：“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8]357如果说检查制度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那么监督制度则有来自各方面的，但毛泽东那时主要强调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4]为了体现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监督作用，他还强调通过选举吐故纳新，进优汰劣。他说：“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能“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保证“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9]
当然，那时尽管很强调制度建设，但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也由于政权创建还缺乏经验，因而制度建设在某些方面难免还存在不健全、不切合实际的缺陷。即使如此，当时强调的检查和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五)毛泽东廉政思想贯彻的重要途径是“两个深入”。怎样实现廉政思想的要求，特别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两个深入”。
一是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官僚主义之所以官僚，就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乱发指示，乱下命令，因而对工作造成危害。毛泽东倡导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既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也是克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途径。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深刻地指出了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怎样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在为总政治部起草的通知中指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调查，只凭自己的空想指导下级工作，结果指导错了。他强调：“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8]267-268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2]117他本人在中央苏区做了许多实际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上杭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都是为了制定正确的政策，及时纠正土地革命斗争中的某些偏差。1933年11月，他率中央政府调查团到长冈乡调查后，在该调查报告中强调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样板给他们看”。[10]287上述调查不仅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实际有深刻认识，而且为全党端正作风树立了表率。
二是深入群众，解决民生疾苦。深入实际同深入群众，不仅是一致的，甚至是同一个过程。因为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的主体，就是基层群众。问情于他们，求策于他们。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毛泽东为这种人画像道：红军中有一部分同志安于现状，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但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115毛泽东作调查时，有如前述，也非常注意了解群众的实际困难，帮助解决民生疾苦。他在《长冈乡调查》中称赞长冈乡干部们的工作，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8]298，312因此，他表彰长冈乡的干部做的是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毫无疑问，这也是贯彻他倡导的廉政思想的模范。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思想，同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一样，还在形成过程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的方面还有待展开，但上述思想为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党的廉政思想理论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央苏区廉政建设概述
中央苏区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体虽然只有近六年时间，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局部执政时开展的廉政建设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说在某种特定意义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雏形，那么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则可视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廉政建设的草创阶段。这里将异常丰富的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作一概述。
(一)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制度基础。这分两个方面：一是设立廉政机构，二是健全廉政制度。先看廉政机构设立情况。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后就非常重视廉政建设。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后，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多人，一些投机分子假“革命”之名混入党内。为此，党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在革命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入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斗争。次年，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检察党的清廉情况和纪律执行情况。
在中央苏区，1932年春后，红军师以上单位设立党务委员会，负责执行党的纪律等党务工作。在政府方面，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从临时中央政府到区政府都设立工农检察部。1933年冬后，中央苏区所辖各省、县都将检察部改称为检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府机关和国家企事业单位执行苏维埃颁发的各种革命法令，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国家政权机关同工农群众的关系。若发现犯罪行为，有权报告法院，提起诉讼。各级工农检察机关还初步形成有检查和监督政府的制度，如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建立突击队，加强不时监督；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形成监督网；设立专门检查委员会，组织群众法庭；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核实检举情况，报告上级政府和军事机关执行，等等。中央苏区通过上述检查制度，努力保证广大群众有揭发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错误的权利，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精神。
廉政制度建设，涉及诸多方面。最重要的有：(1)努力健全苏维埃民主制度。这是保证苏区政府廉洁的一项根本制度。当时的主要措施：一是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撤换，根据民意讨论解决一切问题。二是人民群众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揭发政府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的权利，政府必须吸引广大群众监督和批评自己的工作。三是调整行政区域划分，精简乡村政权，以利于密切接近群众，使群众意见迅速反映到政府来，及时得到讨论和解决。(2)统一财政制度。强调无论任何机关，不按照财政手续办事，不准给一分钱。对于随便提款、付款者予以严厉处分。具体措施有：建立预决算制度，由财政机关统一税收，统一会计制度，建立审计制度和国库制度。(3)严格工作人员待遇标准制度。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通过条例，规定乡、区、县、省四级政府领取生活费的人数，不得超过各级标准。次年，统一红军供给标准，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实行最低生活标准供给制度，官兵基本一致，伙食费每人每天大洋一角，后方人员每天5分钱菜金，乡以下干部自带饭包办公。(4)禁止党政机关、党政干部从事经商活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没多久，政府部门自办合作社，不少党政干部私自参与工商业经营。1932年初，中央政府决定：各级政府所办的合作社，一概交给群众接办，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参与工商企业经营。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必须坚持政企分开、官商分离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办企业、党政干部从事经商活动，实行政企分开原则最早的决定。(5)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导向作用。中央苏区的报刊有《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等。这些报刊都负有监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红色中华》为中央机关报，在发刊词中说明创刊目的指出：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尽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它辟有“红版”、“黑版”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版”发表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版”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批评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其他许多报刊也辟有各种批评专栏，使苏区的贪腐现象处于强大的舆论监督之下。
(二)廉政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31年11月至1932年9月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建立各级工农检察机关和执行此类任务的其他组织。这期间主要是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增产节约运动。1932年9月至1933年12月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健全廉政机构，在反对贪污浪费同时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成立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执行党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包括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1934年1月至10月为第三阶段，检举运动和节俭运动进入高潮，反官僚主义、反财物浪费、反贪污腐化的斗争走向深入。
1.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由于旧社会残余思想的影响，也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工作要求的不明确、不具体，一些地方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个别地方甚至相当突出，如有的只知下达命令摊派任务，而不解决群众缺米、缺盐、少柴等生活的要求；有的强派公债，逼得数百群众往山上逃跑；还有的借实行婚姻法而强迫寡妇限5天内改嫁，等等。官僚主义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官僚主义不克服，群众就不会拥护苏维埃。从1932年9月始，党和政府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其主要措施有：(1)把反官僚主义作为苏维埃建设的重大任务，发动群众深入开展。1932年9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号训令要求：从地方苏维埃政府改选中驱逐官僚、贪污、腐化等分子出苏维埃。12月中旬，《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强调官僚主义是战争紧急动员的最大障碍。官僚主义发展一分，对于战争动员就增加一分困难。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决不能放松。(2)动员干部下基层，参加生产劳动。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指出：只有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生产，与人民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才能防止新官僚主义产生，才能使苏维埃一切政策符合群众要求，取得群众拥护。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训令，要求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在不妨碍日常工作条件下，尽可能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耕种。训令发出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执行。他尽量抽出时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戴着斗笠到烈士军属田里干活。(3)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对党政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批评。反官僚主义斗争开展后，兴国县在城乡苏维埃政府内设立专门委员会，吸收群众积极分子参与工作。1933年12月，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肯定兴国县的做法。中共中央也指出：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必须广泛地充分地发扬苏维埃民主，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参与监督苏维埃的工作。(4)对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坚决撤换，杜绝官僚主义蔓延。中央政府规定：凡是忽视工作，放弃职守，对革命怠工者，应受到革命纪律裁判。在这场斗争中，撤了一批干部，包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武装部长、苏维埃中央邮政总局局长等。
2.反对财物浪费，开展节俭运动。随着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开展，反对财物浪费，开展节俭的运动也相继进行。1932年2月，《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罪人”，“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的帮助”，“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等著名口号，拉开了中央苏区反对浪费、开展节俭运动的序幕。1933年12月，中央政府颁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宣布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1932年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揭露出万泰、赣县等县的政府部门每月开支浪费严重，有的区政府每月的信封就用去近3000个，吃仁丹一个人吃了8包。1933年12月初，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主持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揭发批评本部管理科长不顾需要大量购买办公用品，造成积压浪费；装修防空洞耗资过大，群众反映强烈；后勤人员过多，致使人头经费紧张，等等。此后，中央各部作风有很大转变。中央审计委员会在裁减军政机关不必要的开支及随意浮开的预算表中，仅仅12月份一个月就查出了20万元以上(折合人民币1200万元)。①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领导机关必须尽可能减少文件，多致力于实际工作方面的检查；健全苏维埃会计制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随后，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苏维埃工作人员，自动地开展节省运动，减少各种费用。3月，中央政府发布了“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将节省运动推向高潮。中央机关带头响应开展节省运动的号召：中央财政部、教育部、工农检察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除表示每天节省二两米外，还决定自己开荒种菜减少伙食费开支。在中央机关带动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投入节省运动。4月中旬，中央政府又提出在全体苏区干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运动。这样，苏区群众性节省运动掀起新一轮高潮。是年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报告指出：4个月节省运动取得巨大成绩，不仅完成了80万元计划，而且超额达到130万元(折合人民币7800万元)。节俭运动的开展，对当时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很大支援。
3.反对贪污腐化，纯洁干部队伍。随着苏区的开辟和政权的建立，在少数干部中滋长了贪污腐化思想行为。主要表现为：一是贪污现金，侵吞公物。如中央财政部会计处长，将打土豪得来的一只金表、布匹、皮鞋等占为己有。二是挪用公款，营私经商。比较突出的是于都县苏的不少干部，在县苏主席的带头下，市、区苏的3个主席和9个部长中的6个部长都做投机生意。三是滥用权力，生活腐化。会昌县一个区委员打土豪，捉来靖卫团总的老婆本来要罚40元大洋的，结果领走团总的老婆做自己的老婆，不罚款了；中央造币厂会计经常到一饭店，强令饭店大娘的儿媳妇陪他喝酒，每晚纠缠，且不付钱；门岭县一个区军事部长，手上戴着没收来的金戒指、金手表，吃饭要吃洋参炖鸡，经常招待客饭摆七八桌酒席。对这些贪污腐化现象，群众反映强烈。
中央政府一成立，就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1931年11月，苏区党代表大会指出：党必须严格执行纪律，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现象。1932年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纪律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举，谁也要同样受到处分。1933年12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行为的训令，宣布：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折合人民币3万元)，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均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
在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中，中央政府狠抓了在群众中影响非常恶劣的要案，开了“杀戒”。
——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案。谢步升出身贫苦，但流氓习气严重。早在1927年，他就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害，拿走金戒指、毡毯等物。中央苏区开辟后，他隐瞒历史，凭着活动能力，当上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他伪造通行证，伙同别人私自到白区贩牛、盐等物资，奸污妇女多人，并将情妇丈夫杀害。在毛泽东、邓小平、何叔衡的干预下，于1932年5月处以死刑。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毙的第一个腐败分子。
——二苏大基建工程贪污案。1933年10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在瑞金沙洲坝和叶坪两处兴建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博生堡、公略亭，时称“六大建筑”。中央政府总务厅为此专门成立了基建工程处。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基建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多(折合人民币1.5万元)，盗窃军事秘密地图，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准备逃跑，被举报抓获。1934年2月经苏维埃最高法庭审判，宣布左祥云处以死刑。
——于都县苏主席、县苏军事部长贪污案。这是一个贪污群体，既有巨额贪污(在500元以上，折合人民币3万元)，又挪用公款；既做假账，还投机经商，将缴获烟土款项拿去做生意等达数十件，涉及县级干部以上十人。经法庭公开审判，判处县苏军事部长、少共县委书记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县苏政府主席的职务，其他犯罪干部也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制裁。这是著名的“于都事件”。为此，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写《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要求中央苏区党政干部以此为鉴。
三、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中央苏区“三清”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最大成效，是培育出了为苏区人民广为传诵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这是中央苏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生动写照。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当年首先在兴国唱开的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个好作风之“好”，最突出的在于：
(一)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在中央政府发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号召后，苏区干部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都“自带干粮去办公”。首先是家在苏区本地分了田的干部，不要组织上发伙食费。随后，许多干部连生活费也不要组织上发。苏区干部领取的生活费，不是工资薪饷，而是包括吃饭、服装、零用的消费。节省运动开展后，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发表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只要节省一文钱，就是对革命有一文钱的帮助。中央机关各部委建立起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后，开支大量节省下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4年9月发布的《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对中央各机关的勤俭节省情况作了认真审计，指出：“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就总体而言，苏区党政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机关，党政军群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官员。
(二)形成了求真务实、争创第一的工作精神。在许多地方和机关，许多干部勇于开拓、锐意进取，争着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表彰了一批求真务实、争创第一的各级模范典型。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还表扬了其他地方，指出：“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2]140-141这里介绍几个求真务实、争创第一的典型。
1.苏维埃模范省——闽浙赣省。方志敏是这个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根据这里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建政的独创经验，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其主要特点是：(1)以“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形态创建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它既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权组织，为赣东北苏区特有。(2)在没有党中央指示和外地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在土地革命中给地主、富农也分田，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为一大创举。(3)独立自主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赤白交界处设立“对外贸易处”开展对外贸易，成为全国各苏区中最早的创举。(4)干部队伍建设有成套制度，如建立学习制度，开展竞赛，定期考核；参加劳动制度，在农忙季节将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建立巡视制度，要求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实际问题等。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充分赞扬他们的卓越表现，授予闽浙赣省以“苏维埃模范省”光荣称号。
2.苏维埃模范县——兴国县。兴国是中央苏区开辟较早的核心区域，是赣南最早成立红色政权的县。兴国县委和县苏的工作一直十分突出。《红色中华》称赞兴国的党员干部是扩大红军、生产建设、动员借粮、推销公债、合作社运动、教育工作、支前参战、慰问红军、优待军属和节省运动等10个方面的模范。1933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上称赞说：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1934年1月，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将亲笔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大字的红旗授予兴国。从这里可以得到答案，为什么“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首先从兴国唱开。
3.苏维埃模范乡——长冈乡和才溪乡。兴国县长冈乡有430多户，在乡有1400多人。1930年成立乡苏维埃政府，乡苏干部长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各项工作都走在苏区各乡前面。他们实行代表领导居民制度，每个村代表领导20至50名群众，还有一名“值日代表”负责全村工作，同时实行检查制度。毛泽东在调查中充分肯定他们的经验，指出：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在二苏大报告中，毛泽东称赞他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乡苏工作的模范。闽西上杭才溪乡当年有1000多户，近5000口人。这里的区、乡苏干部同长冈乡一样，工作非常出色，被称为“福建的第一模范区”。1933年7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才溪区以“我们的第一模范区”奖匾。在二苏大报告中，他表彰才溪乡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毛泽东说：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三)形成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高尚风范。经过反官僚主义、反财物浪费、反贪污腐化的一系列廉政教育，苏区绝大多数干部形成了以贪污浪费、官僚腐化为耻，以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为荣的风尚，这是苏区时期的荣辱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是兴国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1月由兴国迁驻宁都。他也随之在宁都办公。但他带头从兴国家中背米到宁都省苏机关吃饭，不领伙食费。他妻子开始埋怨他“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有用。”他耐心地讲道理，说明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办事，使老百姓生活好。老婆明白了这个理。在他没有时间回家背米时，老婆就从家中挑米送到宁都。老婆见到老公，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他回答说：革命成功，吃穿不穷。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打游击。1935年初，他领导的游击队被打散了，不敢回兴国，就在遂川县一带乞讨度日。那时，他腰上藏有不少金银，但他知道那是党委托他保管的，自己再艰难，也不能动用。1937年初，他联络了一批隐藏在附近各县的苏区干部，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这时，他才将珍藏的金银拿了出来，被同事们称为“腰藏万贯的讨米人”。
(四)形成了干部爱民、人民爱党的血肉关系。在兴国，还有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真情实意为群众，油盐柴米都想到，问寒问暖情意重。”长冈乡妇女刘长秀是红军家属，过去无田无房，生活异常困难。土地革命后，既分了房又分了田，非常感激政府。1931年，长冈乡夏荒缺粮，她家只能以南瓜野菜充饥，村苏主任背了一斗多粮食送给她家。第二年又闹春荒，乡苏政府到200多里外的公略县找便宜米供给困难群众。她很感激共产党。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到长冈乡调查时，正巧遇上刘长秀。她不认识毛泽东，只知道是上面来的大干部，于是冲口说出了“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的心里话。在瑞金还流传着不少关于群众支援和保护游击队的感人故事。红军主力长征后，瑞金地区的游击战争异常艰苦。各游击区的广大群众把游击队当作亲人，为支援和保护游击队省吃俭用，不顾个人安危。游击队下山落脚的基点村群众，经常给游击队站岗放哨，帮助购买所需物资。有个联络员在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时被敌人抓住了，受尽各种酷刑，始终没有供出游击队活动情况。沙洲坝的一个妇女干部在红军走后坚持对敌斗争，一方面组织群众支援游击队，另一方面又组织群众向敌人开展抗粮、抗捐、抗抓丁的斗争。她被敌人抓过几次，一次坐牢达3年之久，但她始终没供出任何情况。《闪闪的红星》电影，就是以中央苏区的上述真实历史为素材而创作的。
四、历史的启迪和警示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虽然是80年前发生的事，但仍有强烈和鲜活的现实意义。
(一)一定要坚持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这既是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廉政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为什么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愿意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不是因为共产党这个名称具有什么神秘性，而是因为老百姓通过共产党所干的革命和建设，通过苏区干部帮助解决群众各种实际困难，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的，而不是像此前的国民党那样作威作福的。长冈乡群众说的“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这代表了苏区人民对共产党为民办好事的深厚感谢之情。在苏区、在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坚持了这个宗旨，广大老百姓深深热爱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由局部地区执政变为在全国范围(除港澳台外)全面执政。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先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进入新时期以后，又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整个社会处在极其深刻的转型变革之中，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对党的宗旨的坚持淡化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淡薄了，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情做得差了，脱离群众的危险突出了，在有的地区甚至发生了同广大人民群众尖锐的利益冲突。接连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仅破坏了社会和谐局面，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中央苏区的那些先进典型更值得重新学习。毛泽东讲的要得到群众拥护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2]138-139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尽管得到很大发展，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但发展很不平衡，在全国还有1.3亿人口没有完全解决贫困问题，还有许多弱势群体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这些问题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在80年前的教导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毛泽东讲的“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这个话，仍然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应当造就成千上万个新时期的“长冈乡”、成百上千个新时期的“兴国县”，才能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阵地，才能夯实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一定要坚持反腐败斗争，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腐败问题是一个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只要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存在，只要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就会产生腐败。在中央苏区也发生过腐败问题，但是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严格制度，采取严厉措施，发动群众进行检举运动，反贪污腐化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惩治腐败的几个重大案件产生了巨大震慑力量，干部作风的转变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赞扬。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整党、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惩处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大要案——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公权力腐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改革开放以后，历届党中央都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将其作为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向前推进，党风在总体上有很大进步，许多先进模范人物深受广大人民群众赞扬。但是，由于在一段时间，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没有完全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一些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异，严重滋长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同时，制度建设没有紧紧跟上，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不少政策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因而在一部分官员中权钱寻租、权色交易的腐败高发势头没能得到有效遏制，有的贪腐案件触目惊心，震动世人。这样的贪腐案件严重损坏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的十八大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的危险。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发生另一个方面的变质。这样，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会丧失殆尽，也就会为老百姓所抛弃。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不就是这样吗！？因此，完全有必要重温苏区时期的反贪污腐化斗争的历史，吸取教训，切切实实地把反腐败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坚持下去。十八大指出：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这个决策十分正确，关键是要落到实处。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堵塞制度漏洞，努力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若干年坚持不懈的奋斗，使我们的政府和干部像苏区时期那样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机关，中国官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官员，中国各级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是老百姓所企盼的，也是我们党所追求的。所谓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是这个目标。
(三)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中央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争。苏区干部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都“自带干粮去办公”，形成历史传诵的高尚风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富裕了，一跃而成为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中产阶层行列，更有少数人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富人，并在世界富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一方面是可喜现象，是在几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美梦，目前却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主流，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但是，另一方面，在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了价值观的严重扭曲，不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荣，反以坚持这种传统优良美德为耻，大建极其豪华的楼堂馆所，大肆铺张浪费、骄奢淫逸、一掷千金，到处抢购超过合理需要的奢侈品。这样的摆阔比富，根本背离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伟大民族精神，背离了长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在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人均GDP却在全世界排第86位，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不是要追逐“中国梦”吗，但什么是“中国梦”？对“中国梦”现在有很多解读，但最根本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来看，未来10年的第一步，即在建党100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步在本世纪下半叶则是努力赶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需要许多代人的持续接力才能实现。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长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苏区时期的“节省每一个铜板”的那种精神境界仍然非常需要，即始终不渝地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建国，将其作为一个长期战略，以尽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四)一定要坚持求真务实、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调查研究，了解国情、省情、县情、乡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由于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还不完善，由于社会的浮躁情绪的巨大影响，在一些干部中滋长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调查研究被异化了。有的领导浮光掠影、满足于听虚假汇报、看作秀典型。下面干部投上所好，安排好考察线路，不让老百姓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看好不看差。这样的调查研究根本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在这样基础上的决策，不能不脱离实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十八大讲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上述表现是一个重要方面。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工作做好，就要学习苏区干部好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认真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就要像毛泽东做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那样，放下官架子，与群众交朋友，让群众愿意讲心里话，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作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决策。
现在的情况，当然同毛泽东做调查时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就调查技术来说，也有了许多先进、快捷的方法。但是，毛泽东讲的要做实际的深入的调查研究的两个重要观点没有过时。其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态度。他说：要使实际调查得到大的益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0]16-17其二，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他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还说：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10]21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也要像毛泽东那样进行调查研究，使包括廉政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成就。
(五)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根本支点。苏区时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一说。但是，就改变某些从苏联搬过来的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和政策，制定与苏区实际相符合的一些制度和政策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改革思想。如努力健全民主制度，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撤换，根据民意讨论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民主制度，很值得我们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借鉴。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等各种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治理这些问题同样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地调整、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事实上，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继续深化改革，就是不断地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前，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进入了攻坚阶段，进入了“深水区”，更需要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改革。
这里，要纠正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是将目前党中央讲的积极稳妥同邓小平讲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立起来。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既然要积极稳妥，那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似乎就不合时宜了。我以为，这是对“南方谈话”的误读。“南方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1]372这里讲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不是提倡李逵式的鲁莽，而是要有勇于探索、勇于改革的精神状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能有这么大的发展进步，就是坚持了邓小平提倡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改革精神。邓小平在讲了这一面之后，还讲了另一面。他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1]373邓小平讲的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就是既积极又稳妥。那种将邓小平讲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积极稳妥”对立起来，是曲解了邓小平的思想。当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改革充满期待，更应当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大无畏精神，积极稳妥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向前推进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定会有一个新的飞跃，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毛泽东廉政思想和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地多角度研究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智慧、胆识和力量，以历史之镜来为十八大提出的探索出一条管用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作出贡献。
①2013年5月至6月，我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和江西瑞金、赣州等地咨询党史研究工作者，当年苏区的一元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多少元。他们作了不同回答。有的说相当于30元，有的说60元，还有说100元的。我在没有找到准确答案前，采中间值折算，即当年的一元折合为今天的人民币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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