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秘密论文,孔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人中，蒋比较喜欢并信任孔祥熙。193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体制，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同年6月，宋子文愤愤地对潘汉年说：“蒋之用孔作行政院长，就是为的准备好与日本谈判和议。”①蒋之用孔，原因很多，宋子文的这段话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确曾通过孔祥熙多次与日方进行秘密交涉。由于除孔祥熙外，他的大儿子孔令侃等人均参与其事，因此，有的人称之为“孔家的和平运动”②。
关于抗战时期孔祥熙和日本方面的秘密交涉情况，我在前些年曾有所论述③。本文将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全面探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中日秘密谈判的关系。前文已详的，本文将从略；海内外其他学者著作已详的，本文也从略。④
一、贾存德与萱野长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同月26日，日本政府通过德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面交中日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4条。由于中方没有按照日方的规定时间作出答复，骄狂不可一世的近卫内阁于次年1月发表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从而表示出对蒋介石的决绝态度。但是，这以后，日本军方和“民间”都仍然有一部分人企图做国民政府的工作，诱使蒋介石等人投降。
1938年3月底，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与旧日一起做过情报工作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在上海相遇。松本当时在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处任嘱托（高级咨议），他劝贾出而奔走，早日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免俄、英等国收渔人之利。⑤松本并利用孔、宋之间的矛盾进行挑动，声称“宋子文为未来政权企图计，亦有似此活动。愿君勉为之”⑥。当时，胡鄂公（伯良、南湖）是孔祥熙留在上海的顾问，指示贾提出先决条件：1、介绍畑俊六见面；2、畑俊六亲笔写信给蒋介石或孔祥熙。
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武汉，畑俊六企图在此前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4月4日，畑俊六与贾存德会晤。他仍然坚持近卫声明，声称：“现在日本的对家已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他表示了一点灵活的态度，声称如蒋委员长、孔院长“有所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⑦。畑俊六旋即介绍萱野长知与贾存德交谈。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后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当时受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之命在上海找寻谈判线索。他对贾述说了自己与孙中山、孔祥熙、宋霭龄及国民党当局诸人的交往，声称“中日战争结果，必二者俱伤”，表示愿遵畑俊六之命“写信给蒋委员长和孔院长调和”。⑧
萱野长知当时虽服务于日本军方，但和军部并不一条心，企图另辟议和渠道。5月初，贾携带萱野函件离沪。临行前，萱野对贾称：日本军阀要价过高，要实现中日和平，只有设法使日本和平派抬头⑨。6日，贾存德经港飞汉，会见孔祥熙。22日，孔祥熙复函萱野长知，陈述侵华战争对日本的危害，要求萱野做日本“少数军人”的工作。函称：
敝国坚持抗战，纯为自卫起见。故解铃系铃，仍在贵国少数军人之手。先生欲自救以救人，必设法使贵国少数军人早日醒悟，必先使其了解此次战事对于贵国之利害。⑩
同时，孔祥熙并致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一函，内容大体与致萱野函同。(11)6月1日，贾存德携带孔祥熙函回到上海，与萱野、松本会谈。贾称：武汉等地“抗战极坚决”，“人心镇定如昔”。他转达了孔祥熙的意见：要求日方“放下屠刀，使我领土完整，为东亚两大民族千年万年谋真正共存共荣”。“苟能利和平，即敝屣现院长地位，亦愿与二位共同奋斗”。萱野表示：“拟回东京联络同志作后盾，然后分谒内阁、军部、重臣、元老，征求意见，一致以谋和平之早日实现。”他并说：“余老矣，士为知己死，蒙院长不弃，同情管见，余誓以老命报之。”(12)7日，萱野与松本飞返东京，和头山满密议，接着，与近卫首相、宇垣外相会谈。17日返沪，对贾存德称：近卫、宇垣对孔祥熙函件都表示同情。萱野并要求与孔祥熙择地会见。(13)
日方积极，孔祥熙却表现得很冷静。6月25日，孔祥熙的秘书李青选（汝秀、毓万）致电贾存德，指示他说话须“慎重”，电称：“事关重要，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应付失宜，危险至巨。现在彼方既感困难，我方尤须沉着，如过急反以示弱，更难得当也。”其后，李青选一再致电贾存德，声称孔祥熙“不便轻易离汉”，要贾了解日方“切实办法”，并要求萱野长知亲笔开明“真实条件”。(14)
日方一方面宣称条件不高，畑俊六表示：“日将领同士兵，除海军一部分外，多已厌战。今次日提和平条件，极平正，绝不使孔院长为难。除经济合作、防共产外，无苛求。”(15)一方面则要求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由孔祥熙出面组织政府。28日，贾存德再电孔祥熙，告以萱野意见：
此事至难而不难。盖双方着重顾全颜面，中国之颜面重在军队退出，领土完整，日本之颜面重在解散抗日政府，老蒋暂行下野，从新组府，任之孔院长。老蒋下野，换汤不换药，故难而不难者，即此之谓也。(16)
萱野认为在上海不便，要求与贾存德共同赴港谈判，并要求面见孔祥熙。7月3日，李青选电告贾存德，明确拒绝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等条件，但表示可以孔祥熙下野作为转圜。电称：
彼方果有诚意，当以可能条件与我商洽，否则漫无边际，可不必谈。如军部所提，非惟政府不能因人要求而解散，委座不能因人要求而下野，且全国民众亦不能允许委座下野。此等话实使夫子无办法说出。前曾与兄谈及，现在最高行政当局本为夫子，如果彼方以为无法下台，夫子本人情愿牺牲地位，以为彼方转圜面子。(17)
萱野长知等并不十分同意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听了孔祥熙愿意牺牲院长地位的表示后，便表示可以不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18)
7月6日，贾存德、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转到香港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谈判已经开始。(19)谈判中，贾存德等提出，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9月上旬，日方声称，蒋介石可以预先作出下野表示，而在和平后自动实行。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表示可以出面与日本外相宇垣谈判。但是，日本陆军妄图在当年秋季结束对华战争，正积极准备进攻汉口、广州，同时热衷于诱降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感兴趣。9月29日，宇垣下台，拟议中的孔祥熙、宇垣会谈流产。(20)同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
二、胡鄂公与津田静枝
孔祥熙的对日谈判大量是通过胡鄂公进行的。(21)
孔祥熙一面动员萱野长知等人做日本“少数军人”的工作，一面力图和日本军方建立直接联系。1938年6月，孔令侃在香港指示胡鄂公，利用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为枢纽，在孔祥熙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之间建立“谅解”。胡返沪后，即嘱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伊藤武雄、铃江言一二人赴大连与石原商量，石原表示同意。(22)
同年7月，胡鄂公与伊藤武雄等商定，以中日在野名流，用私人资格进行初步谈判。中国方面人物以唐绍仪、吴佩孚为领袖，实际谈判人物为江天铎、汤芗铭、罗家衡、易敦白。伊藤武雄同意这一计划，即联络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在陆军参谋部任职的柴山兼四郎，在海军任职的津田静枝中将，以及坂西利八郎中将等，于10月上旬向日本政府提出说帖，得到同意。(23)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原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为诱使国民政府改变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所谓日、满、华的合作。于是，日本政府一面命土肥原统一汉奸政权，一面派津田静枝、今井武夫、伊藤武雄等到沪，与国民政府方面进行私人谈判。
11月22日，伊藤与胡鄂公谈话，说明日本转变政策的原因。伊藤称：强硬派原以为攻下武汉、广州后，中国的抗战即可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强硬派也认为：必须“双方政府直接商议”，由“最高责任者在适当地点会见”，因此，原来反对宇垣的一派已经在原则上和宇垣的主旨一致。伊藤并称：日本希望以“东亚门罗主义”为和平基础，排除西洋各国的干涉。(24)自11月26日至1939年9月。胡鄂公与津田静枝等共进行了6次会谈。前三次会谈属于一般性会晤。胡鄂公根据孔令侃指示，提出“各原则”，据称：“所得结果极好。”(25)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出逃，叛国投敌。日本当局即企图以扶持汪精卫为筹码，要挟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次年5月3日，胡鄂公与津田第四次会谈。津田探询重庆方面情形。胡称：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情形更安定，汪精卫“离开全国民意”，不会成功。胡强调：国民政府是目前中日战争的当事者，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和全中国的领导者，建议先在私人间就基本纲领达成谅解，然后再在政府间进行直接谈判。胡提出的基本纲领是：1、承认两国间的战争不合理；2、恢复卢沟桥事件以前的状态；3、发展两国合理的经济提携；4、目前不采取防共协定的形式，而在精神上一致。(26)同年9月第六次会谈时，津田提出，希望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合作，胡称：汪精卫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被国民政府通缉，同时在道德上，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日本政府以之为谈判对象，“非常失策”。(27)至此，胡鄂公与津田静枝的会谈告一段落。
三、胡鄂公与船津辰一郎
1939年3月27日，胡鄂公在上海与前日本驻上海领事、上海日本纺织业会长船津辰一郎会晤。胡企图使船津放弃对汪精卫和吴佩孚的工作。胡的谈话大旨为：1.汪之领导权已丧失，号召力消灭；吴佩孚决不做傀儡；2.日本欲得真正和平，应以蒋及国民政府为对象。胡要求船津运动日本当局，先行举行中日私人谈判。28日，胡鄂公致电重庆，声称此项工作，“可以阻止汪、吴傀儡之运动复兴”。同时使“日本方面多一主张和平之说客”。胡并称：此项工作与津田方面并无抵触，可收“殊途同归之效”(28)。
4月11日，胡鄂公与易敦白、彭希民约船津聚餐，双方辩论至5小时。其后，船津表示采纳胡鄂公的意见，将向日本军部提出建议。
四、胡鄂公与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曾任袁世凯顾问，长期在中国做特务工作。1939年10月5日，胡鄂公与坂西谈话，提出中日和平意见5条。6日，孔令侃复电胡鄂公，认为胡的意见非常“周详”，特别是第五条，由日本邀请美国以第三国立场参加保证一节，办法很好。孔要求胡鄂公以私人立场继续试探对方真意。(29)此后，双方多次会商，胡鄂公始终坚持，必须邀请第三国参加保障，然后停战撤兵。(30)谈判不了了之。
五、樊光与喜多诚一
樊光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与孔家关系密切。还在1938年春，樊光就曾与北平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发生关系，为他去汉口向孔祥熙递送“中日和平意见书”(31)。1939年3月下旬，樊光得到消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中将将于4月10日南下，谈判和平。他向孔令侃请示。27日，孔令侃复电，指示以“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先由日皇下诏撤兵”为要旨。喜多要求面见孔祥熙，表示希望在汪精卫登台以前“得到办法”。为此，樊光曾赴重庆报告。同年9月22日，喜多应原上海电话局局长鲍观澄之邀到沪。会谈中，喜多重提蒋介石下野问题，受到樊光驳斥。樊光称：日方所提条件，不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取消抗日三条。其中经济合作一条，如在平等互惠条件之下，可以商量；防共问题，现在德苏已成同盟，日苏关系亦已妥善，日本真有诚意与中国和平，共党一节不成问题。至于取消抗日问题，只要日本无侵华之举，华人又何所抗？当喜多询问有何办法实现中日和平时，樊光称：“中日双方相持下去，日军必至有不能不溃退之一日，国必紊乱，难以收拾。若日皇下诏，撤兵言和，似过便宜日本，然孔院长则以为中日兄弟之邦，彼此牺牲均属可惜，故愿赞成此举，使日方亦能得利也。”(32)对此，喜多表示，此事体大，非一人所能作主，容回北平后详细商量。
会后，鲍观澄对樊光说：喜多不愿汪政权成立，造成既成事实，使和平多生枝节。如孔院长能与之秘密会晤，彼必出全力做成此事，汪政府即可消灭。24日，樊光将会谈情况报告重庆。10月11日，孔令侃复电称：“喜多谈话，全属空泛之词，仍以委座下野为题，而无切实表示，自无诚意可言，显系试探性质。”孔令侃并批评樊光的答话“句句着实，诚如代表院座答复，而反示我方求和心切。万一为彼方灌音，收去留为话柄，如何是好！”孔令侃要樊光以后对外谈话时，多问少答，试探口气，在对方答话中寻觅线索。(33)
六、樊光与今井武夫
1939年4月上旬，原大隈重信亲信、日本《报知新闻》记者、特务机关政务课长百武末义与樊光在上海会谈。百武称：因受平沼首相及参谋本部中国科长今井武夫委托，与国府联络和平，特由东京赶回。当时，报载平沼内阁已与汪精卫结约，樊光据此提出责问。百武称：平沼与汪敷衍则有之，但通过本人说明，已确知汪并无能力。今井并深知联汪拉吴，均已失败，言和只有向蒋及孔祥熙处觅取途径。百武并称：和平沼首相多次畅谈，平沼表示，若能和平停战，撤兵自可办到。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及满洲国事，均可不提。这是空前宽松的条件，樊光表示怀疑，百武则“发誓愿负责”。(34)
4月14日，百武再次会见樊光称：过去日本少壮派军人受汪精卫蛊惑，以为蒋完全受共产党包围，因此有不与蒋政权交涉的声明；现在唯一的条件是共党问题，接洽和谈时，“只须蒋先生或孔院长表明，与共产党无关态度”即可。百武并称：只要能让平沼看得出孔祥熙“真有意和平”，今井武夫及平沼代表即可来华。15日，樊光致电孔令侃称：“弟意现当汪正在勾敌时，总当设法使彼方对我言和者不失望。”(35)22日电再称：“现汪精卫已上当，完全受日人摆布，傀儡登场，不可不速为设法破其奸谋也。”(36)
日方一面积极扶植汪精卫登场，一面引诱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百武多次表示，只要平沼、今井确信已和国府取得联络，即刻放弃与汪精卫等人的联络活动。5月4日，今井自东京抵沪，要求与孔令侃在港见面。他对樊光表示：本人主张：以蒋先生为对手商停战，以孔院长为对手商和平谈判。(37)今井了解孔祥熙与萱野长知之间的关系，因此特别表示：“所言决负责任，非为一般浪人萱野等可以随便说话，毫无实际。如所不成，当出家当和尚。”
今井在上海坐等孔令侃消息，但重庆方面直到5月9日才有回音。11日，樊光约见今井，重庆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同时出席。樊光声称：孔令侃公务冗繁，交通阻隔，到港恐来不及。他出示孔祥熙特别指示三条：1、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2、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3、由美国出面调停。(38)樊光并补充了三条意见：1、此事由日方主动，当然应由日方提出确实办法；2、须由日方政府作明显表示，予我诺言之保证；3、停止一切分化运动，专诚向国府及蒋先生言和。今井对未能见到孔令侃感到不悦，于12日回日。
同年8月30日，阿部信行内阁成立，今井武夫调任驻华日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中国科长，邀请孔令侃到上海谈判。10月6日，百武末义对樊光称：“日政府仍望对重庆有办法，如中央确具诚意，能有相当负责代表密行接洽，决即放弃汪事。但如仍无确实办法，则日方于无办法中只好从汪方面进行活动。”(39)此后，日方扶汪活动加紧。10月22日，樊光对今井武夫说：“君等既支持汪组织所谓新政权，似不必与我们再谈和平矣！”今井表示：汪为和平而出来，又商谈过很久，不能不予以支持。但汪并无“十二分把握”，因此，日方仍愿与重庆谈判。今井表示，希望重庆来一“负责大员”。(40)
11月6日、7日，樊光与今井武夫连续两次会谈。今井提出，日华两军的停战交涉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平之后，汪蒋合作。(41)其后，樊光声称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离开上海；今井武夫则在香港找到了所谓“宋子良”的关系，开始“桐工作”。
七、胡鄂公等与和知鹰二
1940年初，日本军部部分人士逐渐感到依赖汪精卫不会结束对华战争，力图在国民政府内部另觅诱降对象。为此，日本华南特务长和知鹰二大佐奔走于香港、两广间，竭力拉拢李宗仁，结果失败。其后，和知便全力投入拉拢重庆方面的工作。(42)
1940年2月，和知调任驻上海机关特务长，晋升少将。同月26日，和知与易敦白谈话，试探性地提出：如日本以蒋为对手谈判，而蒋又拒绝如何？接着，又提出经济提携、反共及满洲三问题。易称：中国共产党已信奉三民主义，政府已不认共产党存在，至少已对其控制。又称：现在解决七七事变，满洲问题待将来别求合理解决。易并称：如果日本真能退出华北、华中、华南，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及内河航行特权，则中国“对满洲何尝无壮士断腕可能”！(43)
3月22日，和知与易敦白第二次会晤。当时，汪精卫政权已预定于当月月底成立。和知要易敦白作出估量。易答称：汪精卫等寄食日人，等于消毒，抗战阵容更加坚固，足以争取最后胜利。和知称：日本政府将在一二月内承认汪政权，届时以蒋为对手的谋和计划将无法进行。他询问易敦白：可否在二三月内“办出头绪”？又询问：中国政府最低条件如何？可否提出一具体原则？(44)
会谈后，和知向板垣汇报。板垣时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认为与重庆方面谈判为时尚早。实际原因是，当时与“宋子良”的谈判正在中国南方进行。不久，“桐工作”停滞，板垣便催促和知继续与孔祥熙方面谈判。
4月初，和知与孔祥熙的亲信、院长官邸秘书处第六组负责人盛升颐在香港会晤。和知称：日本元老、重臣及军部一致要求停战，希望由孔祥熙与何应钦主持，开始正式谈判。(45)当时，孔令侃企图利用与和知的谈判“侦查日本意向所在”。(46)同年5月29日，易敦白向和知提出4个问题：1、日自动撤兵问题；2、东三省交还问题；3、美国参加和议及保证问题；4、汪逆引渡问题。易声称：“这也许是蒋先生的真面孔。”和知则列举蒋介石和日本人交往的事实，说明上述4条不一定是他的“真实面孔”。他以“中日两国共同建设亚洲大局”和“防共”等引诱蒋介石，声称：“中国要收回安南、缅甸，日本可以协助；要收回外蒙，亦可协助。”关于汪精卫，和知要求不究既往，予以相当位置，否则，也不必重办。(47)
这一时期，中方雍容自如，而日方则遑急无奈。6月8日，易敦白根据胡鄂公的指示，故意对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同时表示，中国决心继续进行持久战，无意谈判。(48)板垣为了表示“真意”，竟在第二天就亲书委任状，委任和知鹰二为全权代表，令人飞沪转达和知。
胡鄂公分析了和知的谈话后，认为“日方阳假和平之名，阴行政治进攻策略”。重庆方面也指示：“非俟其觉悟自动撤兵时，决不与彼谈判。”(49)但是，谈判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6月15日，胡鄂公、易敦白、陶菊隐与和知鹰二等在上海虹口会谈。其间，胡鄂公起草了《中日恢复和平之基本原则》7条，主要内容为：1、中国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战，故亦愿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谋和。(1)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局面；(2)改善卢沟桥事变以前种种不安状态及不安适事件。2、中国放弃恢复辽、吉、黑、热“九·一八”以前原状的主张，日本放弃承认“满洲国”独立的主张，由中日合组处理满洲问题委员会共同管理满洲，15年后由满洲人民投票自决，或仍属中国，或独立。3、中、日、满同盟一事绝无考虑余地，但可商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或中日友好条约。4、防共协定非中日当前急需，可商订文化协定。5、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谋两国之经济利益。6、双方全权代表会晤后即签订停战协定，召开中日和平会议，合组善后委员会，办理日方撤兵、中国接受事宜。7、邀请第三国参加保证。19日，胡鄂公致电重庆，报告以上内容，同时声称：“设与日本谈判顺利，和平可以实现时，我中央对于共党红军似宜以发动内战、破坏统一抗战之罪名，而用最迅速之手段加以剿灭”。(50)
6月19日，和知飞宁，向板垣汇报，当日返沪，约见易敦白，希望中方早日提出和平基本原则。20日，板垣电话通知和知，此后中日谈判决与胡鄂公接洽，过去日方所有接触关系概行停止。(51)23日，板垣派其亲信秘书迁政信少佐赴沪，通过和知介绍，与孔祥熙派驻上海的秘密电台负责人沈养吾会谈。迁政信转达板垣的两条原则：1、承认“满洲国”为日本最低限度要求，希望中国予以谅解，日本可在其他方面给予中国补偿或让步；2、组织东亚联盟，中日两国平等、独立地互商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迁政信并要求携带板垣亲笔函件赴渝面见蒋介石，声称“只要能将板垣心情达于委座，即被渝府枪决，本人决死而无怨。”(52)同日，胡鄂公致电重庆，内称：板垣“确认委座为唯一之对象”，“除承认满洲及建立东亚联盟两原则外，其他均可让步，汪更不成问题。只要委座肯有表示，则彼可负责提出具体方案，彼已委和知为代表，希望渝府能派员出面，则谈判立可开始”。(53)
当时，在阿部信行之后的米内光政内阁又即将倒台，和知声称：日本内阁即将改组，希望在此前讨论胡鄂公所拟中日和平基本原则，并盼能在7月初讨论结束。如双方意见一致，板垣将在同月7日与谈判代表见面，然后回东京与日本政府作最后决定。(54)
日本方面希望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板垣为了取得对华“和平工作”的领导权，声称9月底可以实现中日停战。但是，日方在有关策略上，又存在种种分歧：影佐祯昭热衷扶持汪政权；今井武夫热衷通过“桐工作”实现重庆与南京的合流；板垣虽声称“对汪已看穿，对影佐已失望”，但实际上，对“桐工作”一直寄以希望；汪伪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支持今井的合流方案；和知鹰二则热衷于与重庆的直接谈判，对今井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9月底，日方南京会议认定“桐工作”无望，决定将此事交东京办理。(55)于是，对华“和平工作”便改归外相松冈洋右主持。
八、王子惠与板垣
在和知鹰二之外，板垣还曾通过王子惠、贾存德与孔祥熙发生关系。
宇垣、孔祥熙会谈流产后，孔祥熙命贾存德通过各种关系，继续议和活动。1939年夏，贾存德将这一任务交给伪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王子惠，并于随后报告孔祥熙。孔同意这一安排，要王辞去部长职务，伺机去东京“团结主和派人物，抵制主战派”。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日本主和派闲院宫金子伯爵、头山满等人联络一起，并称军部及在华日军首脑板垣等人希望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王子惠送来板垣亲书的中日和谈五项条件草稿，主要内容为：共同防共；中日经济合作；取消汪精卫政权；休战；撤兵。王称：板垣急于与孔祥熙见面。6月26日，贾存德携带板垣草稿赴重庆向孔祥熙报告。孔祥熙同意板垣提出的条件。7月底，孔祥熙命贾和王子惠派来的蔡森共同起草报告，上报蒋介石。同年8月，王子惠、贾存德、蔡森在上海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会谈。岩奇要求在察哈尔、绥远及平奉线等地驻兵，贾存德拒绝签字。会谈无结果而散。(56)
九、胡鄂公与松本重治
松冈接任外相后，在香港找到了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浙江银行家钱新之，因此，在内阁、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夸下海口，保证10月底完成对华议和，实现蒋汪合作。他一面派特使赴香港，一面派原联合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赴上海。
1940年10月20日，胡鄂公在上海与松本重治、伊藤武雄、铃江言一等会谈。松本称：近卫第二次组阁之后，日本内部已经统一。中日问题，过去由军部主持，负责人为板垣；现则系根据宪法，由松冈外相主持。日本亟愿在年内结束对华事变。22日，二人第二次会谈。松本提出，日本新发展方向为南洋。为实施南进政策并在北方对苏联有充分准备，必先解决对华事变。日方要求：1、驻兵内外蒙一线，必要时驻兵沧州及石家庄等地；2、华北煤矿之开采权；3、日本驻兵各地，铁路与交通线之使用。胡鄂公则表示：中日如谋永久和平，日本必须放弃其优越感及特权要求，中国不能因对日本之和平而支持日本南进政策。关于满洲问题，松本提出，希望中国政府予以承认，或决定承认原则，留待将来实行。胡鄂公对此坚决拒绝。胡称：“此问题最好搁置不谈，因为承认满洲国一事，断非中国政府能考虑也。”松本又称：松冈正通过张群、钱永铭，使汪精卫与重庆重归于好，实现渝汪合作。如两个月内无所成就，则日本不能长此忍耐，必出于长期战争之一途，同时，日本将断然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松本并邀请胡鄂公赴东京，与近卫、松冈等相见。对此，胡鄂公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背叛民族与国家者，不能予以宽容。此为一国之纲纪问题，与外交无关。”胡称，松冈外相既然与张群、钱永铭等进行谈判，自己不愿多头进行。胡劝松本暂勿进行，俟其放弃或失败后，再进行未晚。(57)
十、夏文运赴日与日本“和平工作”的末路
“桐工作”失败后，板垣企图继续利用和知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但和知不愿与板垣合作。日本政府决定进行“钱新之工作”后，军部决定派和知协助松冈，但和知认为汪蒋合流不会成功，在二人协商时，又认为松冈“蛮横”，“自以为是”，因而不愿合作。1940年10月，和知在香港会见胡鄂公，要求取得孔祥熙的书信，以此作为谋和成绩向军部邀功，遭到胡鄂公拒绝。(58)
11月10日，和知偕夏文运赴日。夏是一个勾挂双方的人物，既为和知作中文翻译，又与孔祥熙通气。到日本后，首先会见日本政界元老秋山定甫，秋山提出，由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及川古志郎、首相近卫、头山满及秋山五人组织小组委员会，由和知出面奔走，建议蒋介石指定负责人员，最好由孔祥熙组织同样委员会，交换意见。夏其后又会见浪人领袖头山满、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等。杉山称：“取消汪伪及延期承认汪伪一事，系政府份内事，碍难容喙。然中日战争应速停止，此为日本军部所愿望，务期加速进行。”杉山表示，希望重庆派人到东京商量。东条则询问，何不带同重庆代表来日，若然，可打消对汪政权的承认，和平立可实现。东条称：今后如再无办法结束事变，军部即希望与蒋介石议和。此事不会因承认汪政权而停止。(59)
松冈主持的“钱新之工作”有过一定进展。11月21日，重庆方面要求日本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同时无条件全面撤兵。22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同意重庆条件。但是，28日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又决定推翻四相会议的决议，决定承认汪政权。
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了汪政权，但仍不愿放松对重庆的诱降。12月2日，日本当局致电和知，命其回东京，商量承认汪政权后的对策。3日，大本营任命和知为部附，并同意恢复其在华所设特务机关（兰机关）。(60)
和知设想的条件是：1、无条件撤兵，代以对外防御性质的中日军事协定；2、满洲国问题暂缓，将来有条件的承认；3、南进时可得中国协助；4、经济合作，以平等互惠为原则；5、中国在华南海岸予日本海军以便利。(61)不过，这以后和知的工作并无多大进展。1941年3月，和知调任台湾军参谋长。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重庆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同日，和知电询中方对于中日问题的意见，胡鄂公答称：“中日谈判，若日方不悬崖勒马，此时实难进行，且视明年三四月局势之发展，或有机会。”(62)
和知的工作没有进展，津田静枝等人亦然。1942年6月，津田静枝、伊藤武雄、松本重治等在东京进行和平活动，因日本陆海军意见不一，无结果。同月底，津田邀请胡鄂公赴东京，与海军当局交换个人意见，表示可以备军舰迎送。胡答以正患病，不耐舟车之劳。(63)同月下旬，和知在东京会见侍卫长官本庄繁，本庄称：在目前情形下，只要蒋先生对于日本任何要人有书面之表示，则中日问题即有解决办法。(64)不过，这时，蒋介石已经与英、美联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和谈”兴趣不大了。
抗战期间，孔祥熙与日方进行的议和活动还有其他线索，不能一一列述。
十一、孔祥熙主和的思想基础与策略目的
孔祥熙主和，有其思想原因，也有其策略目的。
1937年10月，孔祥熙自欧洲返回南京。11月，德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之托，向中国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孔祥熙力主接受。(65)他在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后，仍经常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66)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发出准备进攻武汉命令。26日，长江要塞马当失陷，武汉形势日益危急。在7月2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孔祥熙力主与日本妥协。(67)10月24日，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当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日记云：“汪、孔均倾向于和平。”
可见，孔祥熙之主和，有其思想基础，他的议和活动和他的思想状况有其一致性，反映出在日军的锐利攻势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对抗战信心的动摇。
孔祥熙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1938年4月，他就任行政院长后不久，曾在致蒋介石密函中表示：“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又称：“以党治国，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听命领袖，而抗战时期，最重意志统一，政策一贯，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主张，致涉分歧。”(68)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有些事，并曾向蒋汇报。因此，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中国必败。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根据不同形势，交互为用，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和，左右逢源。孔祥熙曾说：“蒋先生向来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进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听二派的意见，从中采取一点。”(69)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和、战两派的利用，与此类似。
在对日策略上，孔祥熙与蒋介石之间有时也有分歧。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声明，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僵硬政策有所修改。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内主和势力增强。(70)12月9日，王世杰等到重庆黄山官邸议事。蒋介石主张坚持抗战方针，但孔祥熙却表示和议亦当考虑，“并以敌人将由桂攻黔为可惧”(71)。10月中旬，孔祥熙对合众社记者有一次谈话，被外人视为意在请罗斯福出来调停中日战争，引起蒋介石不满。27日，蒋介石在赴南岳召集将领会议之前，约孔祥熙与王宠惠谈话，“嘱勿向美国表示盼其出面调停之意”(72)。孔、王都是主和派，受了批评之后，先后向蒋要求辞职，蒋一度考虑接受孔的要求。(73)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
不过，将孔祥熙和蒋介石的议和活动完全视为信心不足也未必妥当。
1938年，贾存德与萱野长知谈判期间，曾致电孔令侃下属情报组负责人王梁甫表示：这种谈判可以“藉机探讨日本真相”(74)。王梁甫在向孔令侃汇报时则称：“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及反战之势力。”(75)后来，胡鄂公也说：谈判可以“促成日本和平派势力成立，俾与主战派对立”，同时可以“破坏日本组织统一伪政（府）企图”，并可以“利用中日在野名流私人和平谈判”，团结“国内在野人物”，“争取中国荣誉和平，以达到最后胜利”。(76)应该承认，上述云云，证以胡在谈判中的言论，并非完全是虚语。
注释：
① 《南湖（胡鄂公）致孔令侃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梅思平《和平运动之如是我闻》，《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③ 《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收入拙著《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读孔祥熙档案之二》，1991年9月28日北京《团结报》。
④ 参见章伯锋《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几次妥协投降活动》，北京《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彭泽周《中日战争初期的和谈》，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3期。
⑤ 《伯良（胡鄂公）致王良（梁）甫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⑥ 《贾存德阳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 《伯良（胡鄂公）致王梁甫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⑧ 《伯良（胡鄂公）致王梁甫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⑨ 《王梁甫致孔令侃函》（1938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 《孔祥熙致萱野长知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11) 《支那事变善后措置》，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
(12) 《贾存德致孔令侃转李青选电》（1938年6月3日、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 《贾存德致李青选电》（1938年6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 《李汝秀致贾存德电》（1938年6月25日、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电》（1938年6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电》（1938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7) 《李青选致贾存德电》（1938年7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电》（1938年7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 关于这一谈判的情况可参阅杨凡译《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记录》，《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中村丰一《知りわさる宇垣·孔秘密会谈》，《秘めろわた昭和史》，日本河出书房版，第261-265页。
(20) 参阅拙文《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21) 胡鄂公一生经历复杂。曾参加辛亥革命北方起义。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不久，《今日》派的主要骨干被并入共产党。1922年12月，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因其有帮助曹锟贿选嫌疑，决定停止其“出席小组会议”。1936年在潘汉年领导下联络西南派，反对蒋介石。抗战期间担任孔祥熙的私人政治、经济顾问，先后在上海、香港为国共两党做秘密工作。1945年任孔祥熙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1949年去台湾。1951年在台北病逝。
(22) 《情字第2076号电文》，《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3期。
(23)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1期；参见《伯良（胡鄂公）致孔令侃电》，《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24)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25) 《胡鄂公致孔令侃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津田静枝与胡鄂公的会谈，可参阅伊藤武雄为铃江言一所著《孙文传》所作的跋，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551页。
(26) 《情字第396号电文》，《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1期。以下所引史料，除注明者外，均见该刊1991年第1、第2、第3及1992年第1期。
(27) 《情字第1239号电文》。
(28) 《情字第28号电文》。
(29) 《渝情字第733号电文稿》。
(30) 《情字第1349号电文》。
(31)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参见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32) 《情字第1255号电文》。
(33) 《渝情字第1728号电文稿》。
(34) 《情字第135号电文》。
(35) 《情字第208号电文》。
(36) 《情字第230号电文》。
(37) 《情字第332号电文》。
(38)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39) 《情字第1262号电文》。
(40) 《情字第1321号电文》。
(41)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7页。
(42) 《情字第1777号电文》。
(43) 《情字第1760号电文》。
(44) 《情字第1741号电文》。
(45) 《1251与和知谈话记录》。
(46) 《情字第2025号电文》。
(47) 《情字第2025号电文》。
(48) 《×字第××××号电文》。
(49) 《情字第2053号电文》。
(50) 《情字第2073号电文》。
(51) 《情字第2071号电文》。
(52) 《情特字第×号电文》。
(53) 《×字第××××号电文》（1940年6月29日）。
(54) 《情字第2071号电文》。
(55)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56)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
(57) 《胡鄂公与松本第二次谈话记录》。
(58) 《佳764政电》。
(59)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60) 《江777情电》。
(61)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62) 《情字第477号电文》。
(63) 《情字第726号》。
(64) 《情字第745号》。
(65) 《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5日。参阅同书1937年12月2日、27日条。
(66) 《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8日、2月20日。一直到1940年7月，王世杰仍认为孔祥熙是“悲观而气馁者”，参见同书1940年7月12日条。
(67) 《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2日。
(6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69) 《冯玉祥日记》第5册，1938年3月9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70) 参阅《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1日：“杭立武为余言，近日国民党中倾向于和议者渐多。”
(71) 《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9日。
(72) 《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19、28日。
(73) 《王世杰日记》，1938年11月18日。
(74) 《贾存德阳电》（1938年4月7日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5) 《王梁甫致孔令侃函》（1938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6)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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