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忆录论文,重构论文,集体论文,策略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命回忆录是追述革命历史事实和革命战士斗争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记叙文。我国革命回忆录追述的革命事实，应是指中国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已是不容置疑的方针政策，而史学界则流行着“人民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观念。于是，两栖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传记的发展，受此双重制约，便从原先盛行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名人自传转向大量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书写。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成为其最主要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导致了文学想象力的被抑制，作为文学，它不再从事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表述“私人精神空间”的想象性创造，而是成为国家伦理奠基于现代知识转型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另一方面，亦导致了历史事实的被改写，作为历史，它却只具有“艺术的真实”，或许正如海登·怀特所说是被选择的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1]。
本文拟通过对“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文学生产过程的分析，来考察革命回忆录书写中，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区别与影响，以及这一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一、重构英雄时代
(一)《在烈火中永生》的出版及修改
在解放之初的镇反、抗美援朝运动中，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重庆团组织决定以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具体地进一步宣传。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都被指派参加这一工作。1950年初，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到成都、自贡等地做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撰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1953年夏天，大型革命文学刊物《红旗飘飘》创刊，编辑部向罗广斌约稿，得到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革命回忆录发表以后，有关编辑又根据读者要求，组织了原作者进行小说《红岩》的写作。这部以中美合作所生涯为原型的小说，整个撰写过程耗费了将近10年，曾经彻底“返工”过三次，大改过五六次，40万字的定稿写了300多万字的稿子。而且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曾在重庆、成都两地几万青年学生和干部中作出一百多次的报告。从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大型公开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实际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与读者群体之间一种契约的建立。要达到这种契约写作的效果，作者必须保持好文学性与史实性的平衡，文学性是造成神话的手段，史实性是达成契约的途径。如果说一切对《在烈火中永生》的情节和基调意义上的提纯是建立一种革命神话的话，那么，保证其作为真实的“历史”而非小说被读者接受，则是革命回忆录具有“契约”特性的立足点。
所谓“契约写作”，就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来自“历史真实”的生产与阅读关系，在这种“真实性”的笼罩下，作者作为“历史亲历者”所撰写的作品，补充了读者对于自己所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小说《红岩》中“革命传奇”的神话性，作为“纪实”写作出现的《在烈火中永生》，采取的是更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追忆苦难”的叙述模式。这一点，从作品的结尾就可见一斑：
《在烈火中永生》中，突出的是“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整整进行了三个钟头”，“有几个突出重围，躲在附近松林中的人清楚地听见，洪亮的歌声停止了，口号声也逐渐微弱，最后完全歇了下来。只有几个重伤的同志，传来最后的喘息声，在那微弱的声音里，还隐约地听得见，他们在呼唤着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残酷的野兽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扫射以后还不放心，他们把牢门打开，逐室地检查补枪。未断气的被打死了，尸体上再次地被贯穿无数的弹孔”。
“苦难叙述”，往往出现在战争和苦难变成了往事，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只有此刻，对以往叙事才能理直气壮地将苦难表现在读者眼前，因为苦难已经成为了光明的前奏，在民族国家已经得到新生的历史条件下，回忆过去的苦难，不仅不会带来一种阴霾，反而是通过临界点——低潮与高潮的转折相比，突出了实现这种逆转的主导者——党——的伟大。
然而，这种写作却并未完全达到建构公共记忆的效果，最主要的是基调问题，作者悼念死难烈士的心情过重，又拘泥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真实生活”的描写，所写作品被批评“调子低沉压抑，精神不够昂扬，没有充分揭示出狱中斗争的深刻性和烈士们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因此，从最后成书的《红岩》来看，两者在基调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小说《红岩》的结尾，显然是另外一种振奋人心的悲壮：
“扫射吧！”他把双手叉在腰间，一动也不动地分开双脚，稳稳地踏住岩石。“子弹征服不了共产党人！”……突然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在耳边响起。他猛然听出，胜利的号音，已经来临。这胜利的号角，多么的接近，多么动人！……党来了。胜利的黎明也来了！齐晓轩听见一阵狂热的欢呼与呐喊，禁不住满脸须眉颤动，无限喜悦地倾听着胜利的枪声指向山下溃败的魔影……
从《红岩》出版后的畅销情况①可以看出，这种宏大的叙事模式，论证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张扬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国家确立的合法性与进步性。同时受到了国家政权和大众读者的青睐，而这一成功和作者的改写是分不开的，由“满纸血腥”到“焕然一新”[2]，这样的改写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理想化叙述，在这种重构历史记忆的过程中，一方面，以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得到高扬，另一方面，具有具体性和真实性的历史细节也被鲜明的意识形态话语消弭。
(二)榜样与典型
在以军事文化价值观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战争年代，英雄可以说是其中价值观的最高体现，时代的重负以及民族的渴望注定主要由他们来承担。新中国成立以后，军事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因此自动消隐。而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和建构全局性的战争美学氛围，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撰写的主要任务，小说纷纷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诠释新中国的历史观。这一时期，在回忆录作品中则出现了大量的“榜样”形象，“十七年”革命回忆录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由于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于是成了一种精神符码——榜样。考察“榜样”与“典型”的异同，可以更好地看到民族国家想象建构的过程。
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明确规定创造新的英雄人物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其内在动机与目的就是树立政治典范(即“榜样”或“英雄”)。在为这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方面”，“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使之“成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榜样”的出现也就是一种必然。正如周扬所言：“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去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应该成为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以及一切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最中心的任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就是创作先进人物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塑造先进人物，其实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典型”化过程在小说创作中贯彻得最为有力，《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小说塑造了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评论家好评如潮，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员梁生宝这个光辉形象的塑造，“应当被看做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3]。
然而作为虚构性文学创作，小说塑造的形象固然可以以“典型性”去引导读者，但纪实文学所拥有的“真实性”是无论多么成功的典型都无法替代的。《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部革命英雄的自传式回忆录，是建国以来较早的革命回忆录。吴运铎通过书写自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真实经历，为当时的读者塑造了一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式的楷模。在作者亲切、朴实的自述中，人们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强大的感召力——把一个出身贫穷的学徒工、半文盲，引导、教育成人类解放事业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勇于科学探索的兵工专家。作者成长的历程，因为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高度一致，产生了巨大的、超文本的、超时代的精神力量，出版后，在青年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10年间，这本书陆续印行过10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本。“学习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口号。一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03年，《吴运铎》还被改变为电视连续剧，在“红色经典”热潮中拥有一席之地。
“榜样”一词，仅仅可以用来指称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模范。如果说“典型”的创作方式是“杂糅”真实生活中的各种原型而塑造成的人物形象，那么“榜样”则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并具有榜样所要求的特性的人物本来面目上，通过“提纯萃取”获得的。比如“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比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多面的，由政治、家庭、个人情感等组成，而作为“榜样”形象出现的他们，却被强调凸现了意识形态要求宣扬的“先进性”而遮掩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由于“榜样”所具有的真实性，国家意识形态可以采取一系列相关的纪念仪式，来不断反复渲染，以提高这一系列形象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烈火中永生》中的白公馆和渣滓洞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刘胡兰的塑像被不断重修，吴运铎的故事在《把一切献给党》出版50周年之际被改编为电视剧……因此，考察“十七年”革命回忆录所确立的“榜样”形象，可以揭示为何在庞大的革命历史小说集合之外，革命回忆录写作会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赢得大规模的参与。
英雄和英雄崇拜是一个古老而深远的话题。“榜样”产生于人类英雄崇拜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却是意识形态一种自上而下的规约。榜样所形成的指代具有奇特的感召力，可以消除公民身上的那些能使其个体独立的自然素质，来改变其生理生命，“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4]。因为只有如此，个人才真正依赖于国家这一“高级人造物”。这也是革命回忆录的提倡者和执笔者所赞同的，《把一切献给党》的书名就意味着一种泯灭个体的奉献，从此，个人的历史被整合进国家的历史，由此才能像剔除了一些私人性的江姐、许云峰那样在烈火中得到精神性的“永生”。作为一种“改制”的努力，有了人民、土地、军队和政府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最为立国基础所需要的一套大“叙述”，有了这种“大叙述”，通过一些即将广为人知的“成长”故事，在想象的空间中使得国民对自己的国家确立认同感和亲和力。
二、文学生产与文学系统
(一)“无名”的写作
考察“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由庞大的写作主体组成的集体性创作运动，参与写作的包括工人、农民、普通军人、高级干部等，然而在这些貌似形式多样的写作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无作者文本”。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丛书中，有许多作品是属于集体创作，或者是当事人口述记录者执笔的，于是，作品的作者成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全民创作”，成为无数文本构成的一个令人激奋的运动高潮。
文学评论家希治在目睹这一盛况时，不无激情地指出：“呵，我们的文学，多么殷切地希望着大家动起笔来啊！不只期望作家，更期望广大的有经验的同志们，不只作家能写，大家都能写。谁说只有作家能写呢？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要找个专搞创作的作家都找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从事的活动之一的人们。’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可以是这样的‘人们’。而在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今天，大家不是就应该开始‘活动’起来了么？”[5]
权威批评话语对于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形式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甚至在文章写成后的署名上，也有一场“斗争”：老干部不愿署上自己的名字，要多次说服才愿署名，而有些“写手”却热衷于在文章的结尾写谁记或者谁执笔整理。福柯说：“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在一个文本中，作者的名字具有“功能性”，它甚至可以“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而这种“无作者写作”的出现，造就的是一个“集体作者”形象：用自己的叙事行为建构一种集体型的叙述声音和群体型历史，而且他们自己也是集体型听众，在不断的创作和接受中，把所有的文本聚合成只有一个明确指向的整体。
(二)作者与读者的“合谋”
意识形态不仅造成了革命回忆录文本的单一性，而且也使文本的解读单一化，它不仅同化了作者，也同化了读者，从作者到读者的阐释过程有一种惊人的一致，这其实是革命话语的自我重复、传达与接受，写作与研究之间互相强化，这种循环导致作品和评论之间具有同构同质性，其结果是强化了革命回忆录的意识形态性。
“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代表性作者王愿坚，在撰写过程中拥有一个特殊身份——执笔者。如果说独立性较强的作家，是根据自己的写作理念反映生活的话，那么执笔者的写作行为，通常是更好地明确了读者的要求后，根据意识形态的规约而进行题材取舍的。与亲身经历过的作者不同，王愿坚作品所描写的革命斗争，都是他在接受《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的撰稿任务之后，到革命根据地采访老游击队员听来的故事，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
我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晚辈和后代来听这些故事的，听着，也经常受到这种感染，而不由得把过去年代的斗争生活，老一代的优秀品质和今天的幸福生活，和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毛病联系起来，从而想得很多，感到十分激动。……我想，如果把这种创业的艰辛和今天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把老一代人的优秀品质和我们的幼稚、不足对照起来，可能表现出这些故事的新的意义，从而给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以更强烈的感染。[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这样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所谓“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后来也成了“对于一切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一时期革命回忆录的作用，是在真实性的基础上以影响公众领域为目标的，其内容是在某种方式下被建构出来的，建构是通过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进行的，同时还借助于那些用来表现被选择故事的技巧。
如《文艺报》1960年13期希治的创作谈中就批判了一位作者“没有注意塑造人物”的缺点：因为其突出要将“在伟大的时代里，在抗日战争中，将无数人民的英勇事迹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接班人作纪念”，因此作品就需要“更多地注意塑造人物，这就要求运用艺术概括和艺术创造，不必要求处处与当时的情况符合”。评论家还举了这样的例子：“这本作品中写了朱新阳连长的英勇战斗：敌人战败溃退，他夺了敌人的一把指挥刀，截住敌人的后路，一连砍倒八个敌人。这时飞来一颗子弹，从他身后穿腹而过，他的肠子流出来了，于是他隐蔽起来，不久就牺牲了。他的隐蔽，在当时情况下，似乎也是可以的。当时这个情节使人感到，如果他处在继续战斗的情况下，不写他隐蔽起来，而写他拖肠大战(比如说)，也许会使人物的形象更加典型化，更高大和生动。这样的更高大的英雄人物，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原是很多的。”[7]
这样一种选择性的技巧，是一种“洗牌作弊”式的转换。作为现实性很强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在以下几个方面无法避免现实环境的影响：一是题材选择上的限制，二是叙述方式上的限制，三是阐释方式及内容上的限制。虽然这几个方面在“十七年”的三个不同的话语环境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宣传目标。所谓的“宣传”是建立在真实描写的基础上从而引起读者大众的共鸣基础上的，其产生的效果也由此而生。由于读者大众与创作者同时受到革命话语的影响，思维模式也被同化，“共鸣”的产生也就成了一个必然。在意识形态的调控下，个体意识消失在革命话语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出现了代表当时国家本质的群体性形象：
全文只有三千多字，只表现了震动全人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你能看到许多抱着枪望着太空而深思人类命运的战士，同时，你能听到永不屈服的心脏跳动的强大声音。
你只看到他的身影，一个极为巨大的身影。……这人，这背负着中国人民希望的战士，他们，像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化身者似的，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也可以说，讲述中国几千年历史凝结起的严峻的经验。这些人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战士，是从广阔、肥沃的中国土壤的深处生长起来的人。[8]
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中”，而这种群体形象的塑造，目的就是在于以过去的形象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从而使新的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三)文学系统的一体化建构
对于“革命回忆录”这一文体来说，在建国初的“十七年”创作中，显然是被当成一种文学创作来看待的，然而由于其篇幅、结构、题材等方面的特殊性，回忆录写作在许多方面具有边缘文学的特性。一方面，纯粹书写革命战争的回忆以及意识形态浓厚的规约使其无法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和艺术性；另一方面，在权威历史叙述之外形象化地建构公共记忆的目的又迫使其必须使用虚构、典型化等手段。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做烈士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
在“十七年”革命回忆录的指导性评论中，这次集体运动的组织者就曾经指出：“要想把回忆录整理好，整理者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研究历史资料，熟悉历史情况；同时在写法上也须讲究结构和艺术加工。”[9]因此，在真实与虚构这一意义上讨论革命回忆录，是后人永远无法探明的一个谜题，然而，考察这一文体与“十七年文学”其他文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却可以厘清“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进程。
首先，作为“真实”的记忆，革命回忆录的叙述，通常处于一种稳定统一的节奏中。如《我的一家》，叙述了一个对革命毫无认识的女子，是如何帮助丈夫革命，在丈夫牺牲后，又是怎样在艰苦的状态下继续为党工作，并奉献了自己的3个孩子的。全文通过作者自己的回忆，突出了一个普通妇女在革命年代是如何英勇无私的。当丈夫去世时，她的信仰支持着自己：“梅生生前已经给我指出一条路，这就是跟着党走。我不能在他死后，背弃他的信仰！战士倒下了，未死的应该接过旗帜，再向前进。”当“组织”决定把她一个又一个幼小的孩子带走时，她表现出一个母亲少有的豁达：“太好了！他们本来是属于党的啊！”“我对孩子们的景况非常满意。在党的抚育之下，他们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而且能在复杂的环境里跟敌人斗争。我做母亲的，也就觉得尽了心了。”
女主人公的这种坚定和执著，与叙述者的身份——劳动妇女有关，去除了知识分子的各种独立的精神化追求之后，这部分文本显然与“一体化”的政治形态更加符合。相比而言，另外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女性——《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则复杂得多，不管是刚入社会时的迷惘、不舍，还是与卢嘉川英雄美人式的“革命加恋爱”，林道静的革命道路上充满了种种关于自我的“隐形话语”，虽然经过几次洗礼，林道静最后走上了革命之路。然而知识女性的个人话语，依然未被严酷的战争过滤。因此，对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来说，英雄往往有一个成长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或多或少地会出现一些话语的缝隙，如爱情、亲情等。而革命回忆录由于作者的文化水准和操作方式所限，整合去了所有的“隐形叙事”，作为一个更加封闭统一的结构，更好地起到诠释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
其次，作为单个文本，“十七年”革命回忆录的叙事与情节都显得较为单薄无力，然而作为一项集体性写作运动，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写作活动，更是一种写作集合。这具体表现在一系列征文运动中，在革命回忆录选集的编排中亦可见一斑，如《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1期的一系列文章，以《欢度新春话当年》、《朱总司令爱兵》、《覃大娘和她的全家》、《怀念你，妈妈》等为题，以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叙事角度，共同打造了一个主题——军民亲情。相对于小说、诗歌等各自独立的文学篇章来看，这种多方位的集体叙事，起到的是强化记忆的作用，集体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群体性的文艺生产方式，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组织化、群众化与民主化的写作方式，这种类型的大规模写作运动，在新的政治一体化语境中完成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大众。
注释：
①《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20多次，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