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兵学与古代军事文化
中国古典联盟战略中的地缘因素
李如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战争研究院，北京100091）
摘要： 联盟战略是孙子“全胜”战略智慧的重要内容；而“联盟战”是实现孙子“全胜”思想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就是“剪敌羽翼、以孤其势，迫敌屈服”。 实施“联盟战”，首要的就是制定正确的联盟战略，然后科学合理地付诸于实施，以此达成战略目的。 制定正确的联盟战略，除了正确判断天下大势、准确定位敌友关系之外，地缘因素绝不可忽视，必须引起战略决策者足够的重视。 对联盟战略中的地缘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揭示地缘因素在联盟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关键词： 联盟战略；地缘因素；伐交
“联盟战”在中国古代亦称“伐交”，是指运用外交策略瓦解、破坏敌方联盟，发展、巩固我方联盟，陷敌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其向我屈服的斗争手段。 其实质就是离敌党与，剪其羽翼，以孤其势。 “伐交”与“伐谋”一样，两者都是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要战略手段。 实施“联盟战”，首要的就是制定正确的联盟战略，然后科学合理地付诸于实施，如此才能达成战略目的。 而制定正确的联盟战略，除了正确判断天下大势、准确定位敌友关系之外，地缘因素绝不可忽视，必须引起战略决策者足够的重视。 对联盟战略中的地缘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揭示地缘因素在联盟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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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因素对联盟战略的制约与影响
毫无疑问，联盟是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因利益关系而形成的合作关系。 而国家的地理特点、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对这种合作关系具有无法回避的影响。 具体而言，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条件，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赖以存在和维系的客观基础；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曾经把地理、地缘和国家作一形象的类比，认为地理类似棋盘，地缘类似棋格，国家类似棋子。 制定与实施联盟战略，就好比在这个世界大棋盘上对弈，要走好每一步，都必须慎重对待，否则就会遭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地缘因素是制定联盟战略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很早以前就已注重地理和地缘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根据距离远近实行不同统治方式的“五服制度”，《尚书·禹贡》把其称之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国语·周语》也有“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记载。 周灭商时，先联合、拉拢和进攻商朝周围的方国，形成对商的包围之势，又利用商军主力外出征服东夷致西线空虚之机，一举灭之。 这一与诸方国联盟的决策，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了地缘因素。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十分注重地理环境和地缘因素对各诸侯方国的影响，在他的一系列治国良策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地缘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管子认为，气候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品性，同时又对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国家应有大小之分，万乘之国为大国，千乘之国为中等国，百乘之国为小国。 如果再从地缘上分的话，还可以分为“抵国”、“距国”和“衢国”。 把前有大国，后有中等国的国家叫“抵国”；后有大国，前有中等国的国家叫“距国”；国土正方，四面受敌的国家叫“衢国”，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衢国，处境就特别危险。 他的这一观点同样是考虑到了地缘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苏秦等人所采取的“远交近攻”、“合纵”与“连横”战略，实质上就是地缘性联盟战略。 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多集团多极斗争的联盟战略运用，都十分慎重地考虑到了地缘因素。诸葛亮的《隆中对》，堪称地缘性联盟战略的杰作，他在审慎地分析各派军阀势力斗争格局的同时，又从地缘的角度提出了全新的斗争策略：一是避强就弱，在荆、益这一政治对抗较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二是利用荆、益的地缘优势据险而守，徐图发展；三是东联孙吴，共抗强曹；四是对西边的诸戎实行抚剿政策，进一步巩固后方。 这一基于地缘因素运筹的联盟战略，在帮助刘备三分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总之，兵要地理和地缘因素，对联盟战略具有制约作用，它是决策者在制定联盟战略时的重要依据。 即使到了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缘因素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视。 本世纪初发生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盟国土耳其，基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地缘因素)，没有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向邻国伊拉克直接投送兵力，迫使美军不得不重新改变进攻路线，因此而延缓了这次战争的进程，即是一明显例证。
(二)地缘因素影响联盟目标的选择
联盟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获得战略优势，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对于联盟目标的选择，不可不审慎对待。 目标选择不当，轻者实现不了战略意图，更为严重的，有的还会因此而亡国。 选择联盟目标，就是寻求盟友，而这种联盟伙伴的选择，往往又不是一相情愿的；除了谋求共同的利益之外，地缘因素则是不能回避的。 在某一地区受到共同威胁，或在某一地区谋求共同利益的国家，往往就能成为联盟伙伴；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也是选择联盟目标的重要依据，春秋时所谓的“唇亡齿寒”，讲的就是这种利害相关的道理。联盟战略的历史实践还告诉我们，牵制和制约一个强大的敌国，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它的邻国结盟来反对它，这往往也是选择联盟伙伴的依据之一。
我国历代王朝在选择联盟目标时，往往采取“以夷制夷”的斗争策略，这一斗争策略也包含着对地缘因素的考虑。 中国古代边防分为“内边”和“外边”，中原以外的边疆地区称为“内边”，把中原以外的国家则称之为“外边”。 当时的“夷”不仅是指境内少数民族，也用于指中国周边国家。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既用之于边疆少数民族，也用之于周边国家。 隋朝初年，强大的北方突厥屡次内侵，隋文帝杨坚采纳了长孙晟的离间政策，利用一方打击另一方，使东西突厥相互攻伐，自相残杀，使突厥势力大为削弱，各可汗纷纷臣服。 唐代时，东突厥占据漠北，对唐朝北部边疆构成了严重威胁，唐太宗同样也是利用突厥内部矛盾，实行离间计，挑拨其内部矛盾，为最后消灭东西突厥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斗争策略从实质上来说，都是运用“以夷制夷”联盟战略对敌实施分化瓦解，最终达成了战略目的。 他们对联盟目标的选择同样是基于地缘因素考虑而确定的。
(三)地缘因素制约联盟战略的实施方向与目的的达成
从常规的角度来说，制定联盟战略时，弱国首先想到的是与盟国的联合来应对强敌入侵，因此，它所选择的联盟战略应是防御性的联盟战略，谋求的是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环境，以图逐渐发展壮大，等待机会。 而强国则正好相反，它所选择的联盟战略应当是为自己进攻它国服务，它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进攻，因此，大国应采取进攻性的联盟战略，以便利用最佳时机，攻城掠地和牵制未来的潜在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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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地缘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春秋初期，秦晋两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质上就是同盟国。 “秦晋之好”也就成了盟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代名词。 尤其是秦国，在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诸多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两国关系十分密切。
然而，两国的地缘关系以及双方所处的战略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战略结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恶化。 秦国要争霸天下，必定要越过黄河，染指中原。 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天下，也必定要竭力扼阻秦国东进，将秦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西方。 两国都以维护各自的政治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发生激烈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双方由友好同盟转化为敌对状态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公元前627 年爆发的秦晋崤之战，是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重要标志。 这场战争的根本症结主要是：秦国要克服东进争霸的障碍，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中原腹心之地，谋求更大战略生存空间；而晋国则千方百计地要挫败秦国的战略企图，维护自己在中原的根本利益。 由于晋国在这场战争中，将“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的“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终于使秦国终春秋之世没能得志于中原。
“秦晋之好”根本不能使秦国达成问鼎中原的战略目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战略的实施方向受到地缘因素的极大限制。 这就使得秦国不得不重新调整联盟伙伴，转而同魏国结盟以牵制晋国，使晋国无法集中力量与楚国决战。 楚国则因此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使春秋整个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使得秦国达成了独霸天下战略目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地缘因素制约着联盟战略的实施方向和目的的达成。
二、中国古典地缘性联盟战略解析
基于地缘因素而建立的战略联盟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存亡的影响关系重大。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兴衰存亡，都是与之相互关联的。比如，西周向东周的演变，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秦王朝的兴起与灭亡，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足鼎立，以及后来各朝代的兴衰无不如此。 在此当中，成功地制定地缘性联盟战略达成战略目的的经验很多，以下仅就几个经典性的地缘性联盟战略作一解析。
(一)远交近攻
历史上的国家统一或对外扩张，一般都是由近及远进行的。 以往的列国争雄，都是企图利用各种矛盾以兼并土地为根本目标。 从地缘关系上看，只有善于从整个地缘环境出发进行谋局布势，才有利于土地兼并。 结交远邦、攻取近邻，就能像蚕吃桑叶一样先近而后远，逐渐展开。
“远交近攻”这一地缘性战略思想在我国出现很早，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用之于“国”与“国”之间的多极斗争了。 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三十年(前630)九月，因郑文公对晋国“无礼”，并依附于楚国，晋文公和秦穆公就联合发兵包围了郑国。 当时三国的地理位置是，秦国在西边，晋国在中间，郑国在东边。 秦晋联兵攻打郑国，对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郑国虽然与楚国结盟，希望楚国发兵相救，可是楚国慑于秦、晋两大强国的威力，不敢轻易出兵。 为破解这次危难，郑文公遂派遣烛之武大夫前往秦营中拜见秦穆公，进行外交周旋。 烛之武对秦穆公进行了一番游说，使秦穆公认识到了利害得失：秦、晋两家消灭郑国，对秦国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秦国跨越晋国去管理距离本国遥远的郑国土地十分不易，只能使晋国得到实惠，得到壮大；而晋国强盛，又只会使秦国削弱。 郑国若作为秦国的盟国，不仅可以保障秦国使臣的往来，还可以协助秦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阻止晋国对秦国的威胁。 秦穆公权衡利弊之后，当下就和郑国结盟，不但不再攻打郑国，还派人帮助郑国戍守城池；晋文公得到这一消息后，也只好解围而去；郑国因此得以免除了这场灭顶之灾。 不难看出，烛之武说服秦穆公的话语中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你秦国与其行“越国以鄙远”不可能之事，不如交远以防近。
战国初期，商鞅从魏国到秦国见秦孝公，提出了统一天下的宏伟计划：其中提到，首要的是攻打与秦接壤的魏国，他认为，“秦之于魏，辟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3 年版，第338 页。 。 后来的张仪也主张秦实行远交近攻的战略，用他的话说，叫做“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②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175 页。 。 其中“亲齐、燕”即为远交，而“举赵亡韩，臣荆、魏”则属近攻。
远交近攻的实质，就是结交远邦，蚕食近邻的兼并策略，这种联盟战略思想虽在我国很早就产生并广泛用之于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缘战略概念的提出，或对这种思想作出理性概括的，其功劳还应归于战国后期的范雎。 是他将这一战略思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种战略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昭王时，秦相穰侯魏冉要出兵攻打齐国，从魏国死里逃生跑到秦国来的范雎(化名张禄)得到秦昭王的召见，乘机对魏冉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魏冉的做法是“借贼兵而赍盗粮”(把兵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强盗)，并列举赵伐中山而独得其利和齐闵王攻楚而“肥韩、魏”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远交而近攻”才是唯一正确的方略，这样做，“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他进而提出建议：“现在的形势是韩、魏两国居于中原之地而成为制约天下的枢纽。 大王您要称霸天下，必须首先掌握韩魏以成为天下的枢纽，然后用此来威慑楚、赵。 楚国强，就使赵国依附我们；赵国强就使楚国依附我们。 楚、赵都依附我们，齐国必然畏惧。 齐畏惧了，就会卑辞厚礼来侍奉我们秦国。 齐国依附了，我们就可把韩、魏灭掉。”范雎的这一建议被秦昭王采纳，并成为秦国后来与六国斗争的战略方针。 魏冉因此而丢了相印，范雎则被拜为秦相，并封为应侯。
“远交近攻”这一冷兵器时代多极斗争格局下产生的地缘性联盟战略，此后成了我国历史上各政治势力进行多极斗争的重要谋略。 在随后各朝代的建国斗争中，大都采用过这一战略。
(二)合纵连横
中职生年龄一般为15～17岁，不仅有青春期中学生的普遍特征，还有一些自身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中职生基本上是中考失败的学生，都有考试失败、家人责骂、老师不重视以及认为中职学校学生低人一等的感受，他们频繁出现的课堂问题行为，与其自卑、焦虑、紧张、敏感和自我保护心理是分不开的。有的中职生为了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关注，故意扰乱课堂秩序；有的学生则因多次受到老师责骂而心怀怨恨；一些学生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这样便形成了中职生比较特殊且严重的课堂问题行为。此外，厌学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如果从地缘上看，当时的弱国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结楚为纵；与此相对应，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 因此，也有人说，“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493 页。 。 当时鼓吹并实践这一谋略思想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被人们称之为“纵横家”的苏秦、张仪等一批谋臣策士。 他们根据各国地理位置、物产、幅员、人口、地形等地理和地缘因素，从战略角度具体分析了“合纵”与“连横”战略的利弊得失，并东奔西走于各国之间，凭借其雄辩的口才和娴熟的外交手腕，纵横捭阖。 或鼓动几个弱国结成联盟共抗某一强国，或献策于某一强国，拆散众弱之盟，并把弱国各个吞并。 这些谋臣策士在整个战国时期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应当看到，无论是苏秦的“合纵”策或是张仪的“连横”策，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但应该说，“合纵”、“连横”对整个战国时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策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一怒而诸侯惧”。 “合纵”战略曾见效于一时，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 “连横”战略拆散了纵约，达到了诸侯各国“争相事秦”的目的，使得秦国得以统一六合，结束了战国诸雄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
(三)以邻制邻
在中国的战略传统中，富国强兵固然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根本策略，但是，外交手段也同样必不可少。 在综合国力强大的前提下，通过成功的外交手段，使自己多几个盟友少几个敌人，无异于为自己增加数十万大军，使自身力量倍增；而使敌人则背上沉重的包袱。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国时，它往往会感觉受到威胁。 一旦强邻怀有敌意，祸患就会降临到它的头上。 因此，历代战略家都遵循着同一条古老的战略规律，就是当一个国家周边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国时，牵制和制约这个邻国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它的邻国结盟来制约它，这也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常常采用的“以夷制夷”的策略。 “以夷制夷”原是春秋时代中国统治者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斗争策略，后来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所采用，用来对付周边藩属和国内少数民族。 现代地缘战略学上的“以邻制邻”策略当是源于“以夷制夷”联盟战略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把实力最强且怀有敌意的邻国看作是主要敌人，是要对付的主要对象；当原来的强邻因衰弱而不再是主要威胁时，又把它当作联合的对象来制约新出现的强邻。 三国时期(公元190 年—公元264 年)的魏、蜀、吴之争中，曹操就曾成功地运用以邻制邻的战略策略，瓦解了孙、刘针对曹魏的联盟。 赤壁之战后，曹操元气大伤。 关羽在水淹于禁、庞德七军之后，率军急攻樊城。 此时的关羽威震华夏，令曹操十分惊慌，甚至准备迁都以避关羽之锐。 据《资治通鉴·汉纪六十》记载，魏国大将司马懿敏锐地发现：“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 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这一策略，正中孙权下怀，早就急不可待的孙权便立即在关羽的背后插了一刀，使得关羽败走麦城。 此后的一段时间，刘备一蹶不振，为报此仇，孙、刘两家反目成仇。 在此后的吴、蜀征战中，曹操始终作壁上观，不动一兵一卒，达到了以邻制邻的目的。
从兵学的角度来认识“以邻制邻”策略，就是在战略上追求孙子主张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 这一策略的运用，在战国时期十分普遍。 苏秦用反间计挑起齐国与赵国之争；张仪用欺楚误楚的方法拆散了齐楚联盟；魏惠王在桂陵、马陵之战后向齐折节求和，然后派人挑拨齐、楚关系，挑起了齐、楚徐州之战等，这些都是运用以邻制邻策略的经典之作。
笔与墨会，是为氤氲，氤氲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氤氲之分，作辟浑沌手，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盖以运夫墨，非墨运也;操夫笔，非笔操也;脱夫胎，非胎脱也。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㉗
(四)衢地交和
对战略衢地的争夺与控制，历来都为战略家们所重视。 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兵圣孙武对“衢地”就予以高度的重视。 《孙子兵法》对“衢地”做了明确的说明：“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利者为‘衢地’……‘衢地’则合交”。 又说：“‘衢地’，吾将固其结。”①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6 页。 孙子这里所说的“衢地”，指的显然不是本国领土，但它确是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能事先占领，就可以得到全局的利益。 然而，兴师动众远离国土以武力去攫取这种不属于本国的战略要地，并非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求必须是先敌占领。 因此，孙子认为，攫取这样的战略要地只能是“合交”和“固其结”，就是运用外交手段牢固地与属于此战略要地的国家结盟，这才是安全而可靠的方略。
孙子在与吴王的一次对话中，也明确阐述了获得衢地的具体方法。 吴王问孙武：“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孙武回答：“诸侯三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旁有他国。 所谓先者，必先重币轻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 我有所助，彼失其党；诸国掎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② 黄朴民、赵海军：《孙子兵法集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2 年版，第230 页。 这种通过“重币轻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的战略策略，也是基于地缘因素的角度考虑的。 这一地缘性联盟战略，在战略上能达到“以迂为直”的目的。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赤壁大战，实质上就是孙、刘、曹为争夺荆州这一衢地发动的战争。 后来魏、蜀、吴三国形成鼎立之势以后，荆州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的地位就突显出来了。 这种战略要地地处三国交界之处，也就是兵法上所称的“衢地”。 因此，荆州对于三国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进取和发展的跳板，相互控制的锁钥。 曹操只有夺取荆州，方能南越长江，实现南北统一大业。 孙权要确保江东的安全，求得长江以南的统一，也必须占据上游的荆襄。 而对刘备来说，要向西川发展，必须以荆襄为基地。 因此，在《三国演义》中，围绕孙、刘两家在争夺荆州的问题上有许多精彩的描写。 应该说，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已经得了荆州，但是他却不公开对外强调荆州归己所有。 因为这关系到孙、刘两家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 如果刘备公开对外宣布荆州归己所有，那么，吴、蜀联盟马上就会破裂，进而，将会影响刘备的生存问题，也会导致下一步的发展出现极为不利的局面。 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灵活策略，以“借”为名，力求以外交手段为军事斗争谋取有利的转机。 在“借”与“要”的斗争过程中，贯穿着一系列的谈判、协议和扯皮，直到关羽违背诸葛亮的联吴战略，骄傲轻敌，造成吕蒙智夺荆州前，吴、蜀两国尽管存在着不少矛盾和磨擦，但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军事冲突，从而为刘备赢得了大量的时间。不难看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从地缘因素的角度考虑到了“荆州”这一衢地的重要性。 他的“借荆州”之策，也完全符合孙武“衢地则合交”的外交斗争策略。
(五)唇亡齿寒
在地缘性联盟战略的历史实践中，由于战略上的短视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唇亡齿寒”这个成语。 春秋时期，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虢(今河南陕县东南)两国原是晋国的毗邻，两国唇齿相依，而晋国早就有吞并两国的野心。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晋献公采取了大夫荀息的计策，先用宝玉、名马买通了虞公。 虞公允许借道给晋国军队去攻打虢国，还派兵为晋军带路。 当年夏天，晋军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东南)。 到了公元前655 年，晋献公又向虞国借道伐虢。 虞国大夫宫之奇从地缘关系的角度，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向虞公说明虞、虢两国相互依存的利害关系，劝虞公应联合虢国抗晋，不要借道给晋国，以免引来祸患。虞公不听，再次许诺晋国借道伐虢。 这时，宫之奇预言到虞和虢将同归于尽，等不到过年就会灭亡，随即带领家眷逃往国外。 果然，晋军灭了虢国，虢公逃到洛阳，晋军回师后，驻扎在虞国，乘其不备，发起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地又灭了虞国。
晋献公以伐虢为由，借道于虞，从而一举吞并了两国。 再一次印证了《孙子兵法》所说“兵以诈立，以利动” ①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第117 页。 的用兵原则。 如果站在弱国的立场上来看待“假道伐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能不为虞公战略上的短视而感到可悲。 假如虞公不贪图小利，采纳宫之奇提出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这一地缘性联盟战略，与虢国结盟共同对抗晋国的侵略，晋国的这一图谋就不可能得呈，两国也不致覆灭。
平心而论，陆机生平与谢灵运生平，相看似是而非，也不无互通之处，确实容易引起诗人的文学联想，也足够帮助他在转述时不经意间完成大手笔的改造，借此一浇自己内心块垒。但在真实历史的时空中，发出“华亭鹤唳”之叹后，陆机的故事还没有立即结束。
1.2 试验设计 试验包括密度、氮肥、磷肥、钾肥4个因素，每个因素5个水平(表1)，采用通用旋转组合设计，共20个试验处理组合(4因素的1/2实施)，小区面积为48 m2(6 m×8 m)，供试豇豆品种为中豇1号。肥料均做底肥一次性施入。试验开展所采用的化肥为尿素(博大实业N≥46%)、粒状过磷酸钙(九华山牌 P2O5≥12%，S≥10%，Ca≥10%)、硫酸钾(俄罗斯牌K2O≥52%)。试验于2015年5月14—15日人工播种，分别于8月30日、9月14日、9月23日分批采收豆荚。
唐太宗的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缘藩屏战略思想，也是充分地考虑到了地缘因素。 唐王朝把归附的少数民族作为唇齿相依的地缘藩屏，然后加以扶植，从而保持了唐王朝周边环境的稳定。
这种地缘藩屏战略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地缘性联盟战略思想。 联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联盟的对象作为地缘藩屏，以此来保持唐王朝的稳定。 联盟的对象主要指与唐边境直接发生关系的充当唐王朝藩屏角色的周边民族政权。 这种地缘藩屏，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夷狄内属，并作为唐州县充当藩屏，如突厥等。 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其根本在于他充分考虑了地缘因素在巩固唐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重要地位。 将突厥降众迁徙到内地或边州予以安置，从此成为唐朝绥纳归附民族的一项重要政策。 二是唐周边的民族政权抚顺伐叛，扶植亲唐势力，作为唐周边的缓冲地带，以作藩屏，如吐谷浑等。 后来随着吐谷浑日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对唐边境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直至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在采取和亲、质子实行羁縻和控制无效的情况下，诏唐军征讨吐谷浑获胜后，拥立亲唐的慕容顺为可汗。 唐太宗扶植亲唐政权，也是从地缘因素的角度考虑的，其目的无非是借此以解决整个西南的边境安全问题。
中国古代地缘性联盟战略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战略财富，对指导我们今天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上述主要策略之外，“乖其所之”与“怂齐攻宋”也是比较经典性的地缘性联盟战略思想。
“乖其所之”，就是以利益诱惑为手段，转移矛盾视线，引开祸水，转嫁危机的一种斗争策略。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就是赵王战略上的短视引发的惨祸。 当时，秦国攻打韩国，韩国为了转嫁危机，主动把战略要地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献给赵国。 企图挑起秦、赵冲突。 赵国的平阳君赵豹认为，“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力劝赵王不要接受上党，以免引火烧身招致祸患。 赵王不听劝谏，结果导致40 万赵军被围于长平。 直到这时，赵王才慌了手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打算派使者赴秦国求和。 策士虞卿对赵王说，现在派人求和，“利媾者在秦”，也就是说主动权在秦国一方。 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先与楚、魏结盟，再与秦国讲和，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赵国手里。 否则，秦国就会利用赵国的求和大肆宣传，使楚、魏看到赵国既已与秦国讲和而不会救赵。 赵王又是不听，结果正如虞卿所预料的那样，秦军增兵长平，楚魏不施援手。 长平一战，40 万赵卒被坑杀，赵国都城邯郸也险些陷落。
秦国策士冷向提出的“怂齐攻宋”，以达到转变齐、秦力量对比的策略也十分高明。 秦昭王本不同意“怂齐攻宋”，只是直观地、孤立地看到齐国灭宋后的疆域扩大，增大了齐、秦的力量对比。冷向认为，齐国攻占宋国，便对魏国东境构成了威胁，必然导致魏国战略重心东移，此时，正好趁机夺取魏国西部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 不仅如此，由于齐国灭宋，燕、赵也会倒向秦国。 这样一来，秦、齐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 齐国攻宋后，事态的发展对秦来说，比冷向预料的更为乐观和有利。 齐国因为攻宋，引起了五国联军伐齐的济西之战，险些亡国。
“你别扭什么？死的又不是你家人，咱们做得不错了，你小子就是想得太多，肖玉跟我说，她跟你总共没说过三句话。”
三、中国古代实施地缘性联盟战略的主要策略
《兵法百言》说：“胜天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恃也。”这一观点，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来说都是适用的。 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每战必盟。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联盟战略是任何国家和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盟是绝对的，不盟则是相对的，即使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其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联盟，实质上就是“盟而示之不盟，用而示之不用”。
中国历代丰富的战争实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实施联盟战略的斗争策略，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指导今天的战略思维和战争实践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利用地缘关系联盟制敌须防引火烧身
在多极格局相互斗争的形势下，调整国际力量对比以保持战略均势，对于中小国家来说，策略的灵活性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中小国家既是大国掠夺的对象，又是大国联合的对象。 在这种形势下，中小国家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依附大国不行，太依附了也不行。 正确的选择应当是“有所附则无不重”和“谨静而寡信诸侯”。 如果把握不好，就会适得其反。
“有所附则无不重”是说中小国家的离合背向，是权衡和调节大国力量平衡的砝码。 燕国策士苏代利用这一策略使燕国联合楚、魏，摆脱了孤立，提高了燕国的国际地位。 事实上是利用地缘关系建立战略联盟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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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的“合纵连横”之争，可谓充分利用地缘因素制定战略并指导实践的经典性案例。战国中、后期，诸侯割据，秦、楚、燕、韩、赵、魏、齐七雄之中，秦最强盛，齐、楚次之，赵、魏、韩、燕等国又次之。 用同时代思想家韩非子的话来说，“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弱小国家联合起来攻一强国，其目的就是维持现状和均势，把许多弱小国家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被强国兼并；“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就是弱国与一强国联合起来攻击其他弱国，目的在于大国独霸和夺取优势，由强国分化、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逐个兼并、统一天下的目的。
所谓“谨静”，就是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不参与大国之间的争名逐利。 赵国在赵武灵王执政时期就曾采取的这一方针，不参与中原的争斗，专心于“胡服骑射”，发展国力，很快就强大起来。 “寡信诸侯”就是不要以大国作保护伞，用国家的命运作赌注。 历史的经验是，“小国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 一旦大国危亡，小国就会遭殃，成为大国的替罪羊。 自春秋到战国，曹国恃齐抗晋被晋所灭，缯国恃齐拒越被越所灭，郑国恃魏抗韩被韩所灭，原国恃秦抗晋被晋所灭，中山恃齐魏抗赵被赵所灭。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殷鉴。
“以夷制夷”是晚清政府在其后推行的主要地缘性战略策略，它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这一策略的出发点就是利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上的冲突和他们固有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来达到避免一国独霸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目的。 清政府实施的这一策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实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弱国政策，是弱国在强国的夹缝里求生存的一种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导致“引火烧身”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二)利用地缘关系联盟应固牢盟友关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国与国之间关系，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存在共同的利益。 昨天的朋友可能是今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朋友。 尤其是处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利害交织，颇费权衡；事物的发展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具有多种可能，进退回旋难以预料。 因而，敌我友之间的关系，不象两极斗争格局那么明显，受利益驱使的影响更容易互易其位。
春秋时期自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起，诸侯各国相互攻伐，离合背向，斗争错综复杂。 用一个成语“朝秦暮楚”最能说明当时的诸侯各国关系的这种不确定性，受利益的驱使，任何形式的结盟都是靠不住的。 直至公元前546 年弭兵运动为止，此间多集团的多极斗争关系都表现为不明朗的混沌状态。 虽是智者，往往也难辨敌友。 此后的战国诸雄争霸的全过程都是如此。
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之争，同样作为曹魏兼并对象的孙吴政权，本应成为蜀国的可靠盟友，但是，由于战略上的短视和受利益的驱使，中了魏国的离间之计，不惜背盟，以蜀国为敌，使蜀国意想不到地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孙吴的背盟无形中帮助了曹魏，结果是魏国坐山观虎斗，令其两败俱伤。
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盟友之间的背向离合，在当今世界也露出端倪。 两伊战争中的盟友伊拉克和科威特，后来反目成仇。 这次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友德、法两国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而冷战时期的对手波兰则站在了美国一边。 正是这种基于地缘因素和历史渊源基础之上的盟友关系，才使得他们之间演义出一幕幕历史的活剧。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形式的联盟，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的，盟友之间的关系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地缘性联盟战略盟友更是如此，因受到地缘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往往利益关系更显得复杂，双方的得失利害关系更难处理，正确的策略应是，对盟友必须恩威并施，以防盟友靠不住或倒戈。 处理不当，后患无穷。
(三)利用地缘关系建立联盟应力避四面出击
自古以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是兵家大忌，在多极斗争中尤为如此。 在我国古代战争实践中，犯这种错误的战争决策者不乏其人。 战国史上，齐国与楚国的决策者们都犯过这种错误。 尤其是魏国，由于处于中原四战之地这一地缘环境，加之决策者屡屡犯下两面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由强变弱、由弱到亡的结局。
从战略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魏国处在中原腹心之地，西边与强大的秦国接壤，东边与强大的齐国相毗邻，北有赵国，南有楚国，在战略上处于四战之地的内线地位。 周边的四国都是强国，同时与四国为敌必将是死路一条。 要摆脱这种不利地位，主攻方向只能有一个，两线作战或四面出击都是错误的选择。 攻击的目标应当是先弱后强，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针对魏国所处的这种不利的战略地位，纵横家张仪有一个精彩的总结：“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 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与齐，则韩攻其西；不亲与楚，则楚攻其南”①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注》，第1272 页。 。 这一特殊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魏国只能成为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制约了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 面对这一不利局面，魏国的战争指导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错误地选择了四面出击战略，结果导致向北攻赵，两败俱伤后，又遭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10 页。 的局面。
(四)利用地缘关系建立联盟应谨慎采取进攻或防御战略
联盟战略的实施方向不是凭空随意确定的，主要是依据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国内战略形势的基本状况而定的。 有时，地缘因素对一个国家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 早在春秋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和破裂，都可以从它们所拥有的战略地理条件和地缘关系中寻找一定的原因。
中国古代进行的多次战争，大都是“兼并统一”的大势所决定的。 在整个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进程中，战略要地的得失和战略地理环境的变化对各国攻守形势具有重要影响。 从整个攻守形势来说，魏、韩地处中原腹心之地，相当于现代地缘学说所讲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这一地区，谁就控制了整个战略格局。 所以，秦国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进攻和控制魏、韩。 “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③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注》，第396 页。 这就决定了秦国一切对外的联盟都是为了进攻和控制韩、魏。 要实现秦对天下的统一，秦国只能采取进攻性的联盟战略。
三国时期，就魏、蜀、吴三国的实力比较而言，蜀国从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上，显然要比魏国弱小许多。 因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联吴抗曹”的地缘性联盟战略，这一策略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得以证明是明智的选择，按照常理来说，它本应该自始至终贯彻这一正确的决策，联合吴国共抗强曹，采取积极的防御性联盟战略，但是，刘备为报杀弟之仇与孙权反目成仇，破坏了孙刘两家的战略联盟。 蜀国丢失了荆州以后，地盘窄小，人口有限。 据史料记载，自刘备彝陵(今湖北宜昌东南郊)大败之后，到蜀军六出祁山之时，蜀国军队仅有十万人，若用如此少的兵力在战略上以宛、洛出正兵，从秦川出奇兵，实际上是在分散兵力。 也就是说，此时的西蜀已经无力在战略上造就声东击西的态势了。 长期为人们猜测思考的一点，就是此时的诸葛亮本应继续把“联吴抗曹”作为主要的防御性战略策略，不知是他没有认清当时的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还是他有意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虽然比曹魏弱小，但是诸葛亮却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略方针，亲率大军六出祁山，最后的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四、中国古代地缘联盟战略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丰富的地缘联盟战略实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战略思想财富。 这些以血为代价换来的中华人文智慧，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并给予我们以启示。
(一)“避免两线作战”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仍未过时
中国古代地缘联盟战略中“避免两线作战”的思想，仍然是现代地缘战略中必须慎重对待的一个重要原则。
众所周知，在一次战争的具体战术应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才是上策，分散使用兵力历来是兵家大忌；历代战略家都是千方百计地迫使敌人分散使用兵力，谋求“我专而敌分”①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第92 页。 的战略态势，从而使自己牢牢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因此，无论是战略策略，还是战术策略，就谋势和造势而言，目的都是谋求整体上的“我专而敌分”，造就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 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地缘联盟战略，实际上也是为了追求“我专而敌分”的战略态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于1950 年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从地缘因素的角度考虑的在战略上“避免两线作战”而进行的保家卫国战争。本来，刚建国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台湾还没有解放，国家尚未统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仍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在北方因与苏联是友好邻邦，几乎没有设防，对于这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可以说是没有预料到，一旦战争打响，我们设在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以及首都北京又都在美军轰炸机的轰炸半径之内。 如果我们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以及法国和南越的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就将我们置于战略上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国内建设以及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领导人，从地缘战略的高度决定推迟解放台湾，出兵朝鲜。 虽然损失惨重，并冒着很大的风险，而最终则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这次战争的胜利，挫败了反动势力对我们进行南北夹击的企图，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战略环境，造就了对我有利的战略态势。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们，提出了立足同时打赢两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口号，这是美国一超独霸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一旦某个地区甚至是两个地区有事，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实力，制造各种矛盾，寻找事端，借机发动战争，置敌对国家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以便他们更能充分地控制整个世界。 这种一超独霸的格局，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令各国人民深感不安。 这是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结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避免两线作战，往往不是一厢情愿的，只要有强权，就会有侵略战争，正象我国建国初期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样。
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苏地缘战略，也体现了利用“攻其所必救”、迫其两线作战、分散其兵力的思想。 在当时，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与苏联相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在欧洲和中东都居于劣势。 美国过去所执行的是所谓“挑拨战略”，即在中东出事时，由其他地区调兵前往支援，这样做往往是捉襟见肘。 为了有效地制约苏联，美国决定采取“多线灵活作战”的战略，即在中东以外的地区作战，采取攻势，迫使苏联分散力量。 经过分析，美国认为东北亚是最理想的地区。 因为，从战略地理上看，苏联远东滨海边疆地处东北亚，是苏联国土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薄弱地区，美国从这里既可以由本土直接攻击苏联，也可以利用驻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基地以及驻夏威夷的部队，威胁苏联乌拉尔以东的地区。而对苏联来说，远东滨海边疆地区是其未来工业发展的资源基地，战略意义重要，但目前却处于内陆交通不便、没有强大工业基地支持的不利地位。正是美国采取的这种“攻其必救”地缘战略，对苏联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迫使苏联不得不作出分兵两线的战略对策。
远交近攻作为一种地缘性联盟战略，在当代的地位已远不如古代那么重要。 西方国家所施行的联盟战略除仍考虑地缘上的距离因素外，更注重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即在全球范围内，不管远近，只论顺逆，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注重用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我，排斥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对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其主要手段是“文化”与“武攻”兼施。 这种“文化”或“武攻”战略无疑是其全球联盟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已经远远超出了“远交近攻”的范畴。
据了解，此次瑞丰生态投资2.5亿元，打造安徽宣城50万吨新型肥料生产基地——安徽伽雅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一期设备安装建设已经完成，设计年产20万吨碳能结晶肥；二期128米碳能结晶新型功能肥料高塔建成后年产能30万吨，预计于2019年3月投产。随着安徽宣城50万吨碳能结晶新型功能肥料基地的投产建设，瑞丰生态集团将会进一步满足全国业务发展的需要，为土壤修护、生态农业提供更多的新型优质功能肥料产品。
据悉，西江肇庆段共170公里，占西江广东段（界首到磨刀门挂定角347公里）的48.9%，在一年多的创建工作中，肇庆海事局积极牵头建设，履职好三保一维护主业，肇庆市各单位积极参与，辖区水域功能划分科学有序，通航秩序得到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肇庆辖区没有发生一般等级以上事故，一般等级以下的事故同比下降80%。
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经济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国防建设。 中国的强大是某些霸权主义国家所不愿看到的，他们会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的和平统一和现代化建设。 有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散布“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就是挑拨离间，使我国陷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破坏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以及经济建设，都是一句空话。 我们也要有同时进行两场反侵略战争的能力，这是时代发展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二)“远交近攻”的地缘性联盟战略在现代应重新解读
“远交近攻”这一在冷兵器时代多极斗争格局下产生的地缘性联盟战略，在冷兵器时代以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常被各国作为国家战略来使用。
现代意义上的“衢地”概念，已不单单局限于军事范畴，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对战略衢地的控制，既是军事战略需要，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目前，各大国不仅从军事意义上理解它，更看重的是对这种“衢地”战略资源的控制。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海上运输能力大大提高，陆军部队的机械化程度不断进步，并出现了飞机等空中运输工具，“远攻”战争才逐渐多起来。 如1840 年的鸦片战争及后来的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等，都已是远攻战争。 但地理因素仍在影响着各国战略的制定和战争的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基本上也是由近及远进行侵略的；而日本远程袭击珍珠岛，致使美国参战，则是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1971 年印度之所以能够轻易肢解巴基斯坦，挟持原东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西巴基斯坦难以越过印度去管理东巴这一地缘因素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远程运输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高，距离不再成为人类行动的障碍。 随着区域化的迅猛发展，“远交近攻”这一地缘性联盟战略已发生了变化；从以往“远交近攻”增地广土转变为“近交谋远”，为在更大的国际棋盘上展开竞争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人们对“利”的内涵的认识已不仅仅限于土地，“利从近取”的方式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一些强国更看重的是世界各地的市场和资源，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夺海洋、陆地乃至太空的资源，再远的地方他们也要去征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击伊拉克、科索沃、利比亚、阿富汗等，就是远攻。 他们确定“交”还是“攻”的主要依据已不是距离的远近，而是本国利益的损益。 利之所在，再远也会去争。 害之所在，再近他们也会设法规避。 本国利益至上，已成为他们大搞世界霸权主义最根本的动力。 还有一些地区霸权主义者，为了在某一地区称王称霸，仍在拾中国古人的牙慧，实行“远交近攻”的战略，结交远方的大国，不断攻伐邻近的国家。 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密切注意和足够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对外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与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国家和平共处，坚决维持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已经彻底摈弃了古人的这一传统战略策略。 但当敌人对我实施侵略时，不管他是来自远处，还是近处，我都将予以坚决反击。
近年来的几次战争，就是美国霸权主义强加给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等国的侵略战争。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我们注意到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美英联军随心所欲地对伊拉克发动了一系列不同方式和手段的打击，采取了多线同时作战的策略。 在战争的进程中，国内外有些专家、学者认为美军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 其实，对战争的认识除了战争的正义性之外，不应该忽视双方的强弱对比。 事实上，就实力而言，他们完全有能力在两个地区同时进行两场战争。 这次战争的双方实力悬殊太大，伊拉克无论怎样抵抗，最终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对美国而言，只是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和损失程度的不同而已。 这一事实并不是说明“避免两线作战”在现代战争中已经过时，能否进行两线作战，取决于诸多因素，最主要的应是双方实力对比。
(三)“衢地交合”的战略目的在现代更为广泛
在古代乃至近代，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主要表现在对人口和土地的占有上，而这些占有的矛盾只有在邻国之间才会发生，因此，古代乃至近代的战争大都是在邻国间发生的。 另外，当时人类尚没有出现远距离杀伤武器，并缺少远程运输工具，即使是强者，也很难做到“越国以攻远”或“越国以鄙远”，对外侵略只能是蚕食渐进、逐步扩张。 正是由于这种地缘原因，中国古代以及世界近代战争大都是在邻国之间发生的。
目前，位于海湾地区的某些国家，如伊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说，都具有“衢地”的意义。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这些战略衢地互相争斗了若干年。 直至今日，某些大国仍在以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达到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目的。 墨西哥湾东面的“衢地”古巴，曾一度被前苏联“固结”以牵制美国，在当时曾极大限度地改变了两个超级大国在西半球——南北美洲的战略地位。 “衢地”在战略上是致命的因素，因此对战略衢地的争夺与控制，在当代世界更显得重要，诚如曹操所称的“先至，得其国助也”。
时至今日，人类已进入太空时代，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航空和航天技术已广泛用之于军事，未来战争的形态必将相应地会发生变化，陆、海、空、天、电立体作战在某些国家已经成为现实。 但是我们相信，不管如何变化，归根结底，一切都要受大地的制约；导弹、卫星、航天飞机都必须以大地为依托。 只要人类还生存在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离不开大地，因此，人们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就是必然的，对战略衢地的控制和争夺也就难以避免。
(四)“以邻制邻”仍然是现代世界强国首选的重要策略
地缘问题上的一条古老信条就是“强邻是祸不是福”。 因此，“以邻制邻”成了古今地缘联盟战略中首选的重要策略。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国时，牵制和制约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它的邻国结盟反对它。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不止一个邻国，实力最强且怀有敌意的邻国是主要敌人，是要对付的主要对象；原来的强邻因衰弱而不再是主要威胁了，那么，它就成为应联合的对象以对付新出现的强邻。 “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浅深”，就“以邻制邻”这一地缘联盟战略而言，并没有因岁月的流变而失去它的价值。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写作应当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学生每每提及写作课便怨声连连，害怕动笔，不知从何处着手。每每写到“学雷锋”，就是帮助老人过马路，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等等。引发这些现象的背后的原因，着实发人深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某些大国为了搞世界霸权，极力地防止其它大国的崛起，而它要防止的大国不一定是它的邻国，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遏止苏联，而苏联并不是美国的主要邻国。 世界霸主防止其它大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新崛起的大国的邻国制约它。 美国在冷战期间就是利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苏联的邻国遏制和围堵苏联，这样，就世界霸权国家而言，“以邻制邻”就演变成了“以敌之毗邻制敌”策略。
图2给出了正交各向异形板分别在5 636 J，10 675 J和21 318 J冲击荷载作用下的Mises等效应力云图,表明随着冲击能量的增大，最大等效应力从13.0 MPa和15.3 MPa,增长到17.9 MPa；并且最大等效应力出现在板的底部。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在美苏各自的全球战略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两国争霸世界的战略重点虽在欧洲，但中东是欧洲的侧翼，对美国来说，中东和欧洲、东亚并列为三大战略区，也是它海上两洋战略的中间环节，中东北层国家就是遏制前苏联的前沿阵地。 而对前苏联来说，中东是它南下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它要扼住西方的石油龙头，把自己在欧洲、南亚和远东的战略部署连成一气，必须控制中东，以便在关键时刻扼住西方的经济命脉，从而达到削弱对手和称霸世界的目的。 直至现在，中东战火不断，究其原因都与当年两霸的相互争夺不无关系。 目前，中东地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矛盾纠纷，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为超级大国上演“以邻制邻”甚或“以敌之毗邻制敌”提供了舞台。
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某些大国，为了谋求世界霸权，想尽一切办法阻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限制中国的发展，以达到一超独霸世界的目的。 其中就包括阻扰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利用中国周边某些盟国，对我国进行限制和牵制，最终目的就是企图阻挠和破坏中国的强大。 实质上，他们对我们采取的仍然是“以邻制邻”策略。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五)广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我们没有忘记，大清帝国对外采取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外国通商和文化交流，认为如此方能确保大清江山的万年永固。 直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大门，统治者们才从梦中被惊醒；先是对外宣战，后是割地求和，最终也没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经典表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崭新的姿态和平等的身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也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周边以及世界各弱小国家。 早在1953 年，周恩来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建立在国与国平等的基础上的全新的国际关系准则。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下，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对外交往的一贯宗旨和目标。
当前，中国的战略总目标应是为经济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为了这一目标，从地缘因素的角度考虑，我们的战略定位应是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以“立足亚太、巩固周边、放眼全球”作为总体规划。
首先，我们必须谋求一个广阔的地缘发展空间，营造一个有利的周边地缘环境。 周边国家的战略依托作用对于维护中国的地缘安全，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边界线较长、相邻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有20 多个国家，周边国家总的人口达20 多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且彼此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能否妥善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甚至统一大业的实现。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得到稳定发展，这一点对于中国走向国际舞台至关重要。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们在规划地缘战略时要有更广括的视野，不仅着眼于周边，更要放眼世界。 广泛加强国际间的各种交流与合作，比如通过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摩擦，以及谋求共同发展等形式，越来越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即使是某些超级大国，在用武力谋求霸权的时候，也会顾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不敢妄为。 我国一贯奉行的是不针对第三国结盟的政策，这并不是说不能与其它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 随着科学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在经济利益上相互渗透，各方利益错综复杂。 广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的国际环境是我们谋求发展的大好时机，趁着这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发展国民经济，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才不至于被动，才能谈得上维护世界和平。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联盟战略中的地缘因素”，由此，我们自然会将“地缘因素”突显出来进行专门论述，这并不是说明地缘因素对联盟战略起着决定性作用。 分析和研究联盟战略，我们既不能夸大地缘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它的重要影响。 地缘因素绝对不是决定联盟战略成败的根本性因素。 各联盟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兴衰、军事成败以及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才是影响联盟战略诸多因素中的主要因素。 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 B21；E2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28(2019)04-0062-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4.09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孙子注汇要”(15GJ007-3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如龙，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校军衔，主要从事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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