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波论文,明清论文,集市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分析了明清宁波集市变化及其原因。认为宁波的集市形成于宋，明清迅速发展，出现两个“勃兴期”，一为明代嘉靖前后，一为“康乾盛世”。嘉道以来，集市发展出现错综复杂趋势，形成一些新的特征。
宁波是浙东经济文化中心，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明清期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兴集市纷纷出现，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一些集市也出现衰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探索明清江南市镇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一
集市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载体，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江南集市一般形成于宋，到明清普遍勃兴。宁波也是如此〔1〕。
关于“市”，宁波到了宋代才有明确记载。北宋名词家舒亶（慈溪人）在他的诗中提到明州“四郭皆有市……草市朝朝合”〔2〕。南宋《宝庆四明志》专门设有“市”项目。但宁波集市的勃兴则在明清时期。其主要表现：
首先，集市数量急剧增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宁波在明清集市普遍勃兴。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集市数量的剧增。宁波府及所属五县的集市情况：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宁波府集市数为22个，其中：鄞县8，慈溪6，奉化4，定海（镇海）3，象山1；明代天顺六年（1462），宁波府33市，其中：鄞县16，慈溪6，奉化7，定海（镇海）3，象山1；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 宁波府44市，其中：鄞县16，慈溪7，奉化10，定海（镇海）4，象山7〔3〕；清代康熙年间，宁波府76市，其中：鄞县28，慈溪22，奉化15 ， 镇海4，象山7；清代雍正年间，宁波府80市，其中：鄞县29，慈溪22，奉化12 ，镇海10，象山7；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宁波府113 市，其中：鄞县31，慈溪32，奉化23，镇海21，象山9〔4〕。
时属绍兴府的余姚县，明代集市遍及城乡，有临山、浒山、姚家店、蓝溪（陆埠）、新坎、梁弄、马渚、周巷、天华、方桥、垫桥、黄清堰、埋马、石人山、匡堰等15处。清初，随着经济发展，集市增多。康熙时增皇封桥、沈塘饼桥、大塘新市、庙山、第四门、湖堤、低仰堰、塘堰桥、郎霞、天中、彭桥、蔡家堰、石婆桥等13个市，计28处。乾隆时增宝藏、悦来、天元、长河、百两桥、回龙桥、上塘、五车堰等8 处，计36个集市〔5〕。
其次，集市开市日期增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期间宁波形成定期集市。文献中此类记载俯拾即是。比如象山县，在明代是“十日一市”。白石市，逢九有市集，坟头市逢四有市集，南堡市逢五有市集，泗洲头市逢二有市集，三角市逢七有市集〔6〕。 此所谓“逢九有市集”，即每月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有市集，其余以此类推，均属十日一集。在清代初期，市集发展为“五日一集”。据《雍正宁波府志》记载：附郭市，一六有市集；南堡市，五九日有市集；溪口市，三八有市集；泗洲头市，三日有市集〔7〕。
时属台州府的宁海县各市的日期均匀地分布在一旬（十日）中的每一天。明末，宁海县有十市，其中一市——朱岙，二市——桐山市、竹林市，三市——西店市、停傍市，四市——沙柳市、夏奇岙市，五市——汶溪市、桑洲市，六市——南门市、朱岙市，七市——柘浦市、岔路口市，八市——梅林市、梅枝市、停傍市，九市——东岙市、深畈市、胡陈市、北门市、十市——桑洲市〔9〕。从全县看， 一旬中从一日到十日（或十一日到二十日，二十一日到三十日），每一天都有集期，其中朱岙为一六日市，停傍为三八日市，桑洲为五十日市。属于五日市外，其余均属十日一市。此类“十日一集”、“五日一集”的市，遍及宁波府各县。慈溪的鸣鹤市、范家市、龙山西门市也为“五日一市”。
再次，集市形式多样。宁波集市勃兴还表现在集市的多种形式。这表现三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集市。一些集市因交通方便，地域适中，逐步形成交易粮、棉、油、山货、禽肉、瓜果、鱼鲜、蔬菜及生产资料等综合市场。比如，余姚的浒山等市（今慈溪）在清初就有鱼行、果行、柴炭行、木棉行、米行、鸡鹅行、猪行、羊行、布行等。分为大集、小集。大集定期为市，小集为“半天集”，一般为凌晨上市，近午散市。
二是庙会集会。明嘉靖年间，宁波普遍出现庙会集市。参加者大多为附近农家男女。庙会期间集镇街道两侧或庙宇周围自成集市，俗称“拦街”。起先，商贩以兜售香烛等迷信品、饮食点心为主，后来经营范围逐步扩大，每逢庙会期，香客、游人、农工百作、商贩艺匠携带货物，择地搭棚设摊买卖，交易商品多以手工业、竹木及生活用品为主。庙会集市一般为2到3天，有的3到5天，各地举行的时间不一。以慈溪为例，有农历正月初八万寿寺（时属余姚）庙会，二月十二洋山殿庙会，二月二十九芦城庙会，二月廿二文武殿庙会，三月初三胜山庙会，三月廿七庙山（时属余姚）庙会，四月廿八龙山尚王庙会，十月初一周巷平王庙会，十月廿七天元市庙会等。庙会期间，邻近乡民赶集，远处客商云集，南北百货竞销，集市贸易十分兴盛。
三是专业集市。这一期间，宁波出现了不少专业集市。包括棉花、丝织、粮食、水产品、竹木山货等。棉花集市有慈溪的彭桥、逍林，余姚的周巷、泗门；水产集市有慈溪的新浦、篮溪、坎墩，象山的弦歌（丹城）、爵溪、昌国、石浦，舟山的沈家门、岱山等；山货竹木市有鄞县的凤岙、韩岭、小白，慈溪的文溪、车厩、黄墓、大隐；丝织品集市有鄞县的小溪、林村，奉化的泉口等。这些专业集市十分兴盛。比如，小溪妇女咸事蚕织，“出售于市。率以五鼓往，日大明而散”〔10〕。府城后塘街市的水产品集市品种多，市场繁荣。“千万鱼儿叠水涯，常行怕到后塘街。腥风一市人吹惯，夹路都将水族排。”〔11〕
第四，集市有一定规模。这一时期，宁波的一些集市已有一定规模，府城及市镇里的集市设施齐备，有商店、工场、茶馆、酒楼、旅馆等。府城有8个集市。其中东渡门外和灵桥门外两个集市，具有相当规模。 灵桥门集市是主要商业区。这里以药材、木器、篾器、漆器为主， 还有南北货、海产等。灵桥西侧，停靠各种海船，十分繁荣。“此地原因贸易名，灵桥彻夜有人行”。余姚城区的集市，商行林立，街上有鱼行、果行、柴炭行、米行、鸡鹅行、猪行、羊行、布行等专业行栈。鄞县横溪的集市有130家商店。奉化的南渡市，明代天顺年间有酒馆、 饭店、旅馆，接待来赶集的客商和乡民。慈溪的文溪市，天启间集市有一定规模，“此民富庶，商贾辏集，有酒楼三座，歌管之声不绝”〔12〕。
当然，有兴必有衰。这一时期，也有一些集市衰落。比如定海的郭巨市、新人头市，余姚的临山市，象山的昌国市，慈溪的龙山市等在嘉靖年间由于倭患一度有所衰落。舟山的岱山、定海等地集市在清初因“封海”、“迁界”也有过中断。
上述表明，明代至清朝前期，宁波的集市虽然是兴衰并举，存废互见，但从全面考察，无论数量与规模都是兴多于衰，存多于废。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宁波新兴了100多个集市，其中大多数是在嘉靖、 万历年间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形成的。比如，鄞县在南宋仅有8 市，到嘉靖年间为16市，康熙间28市、雍正时29市、乾隆时31市。奉化在嘉靖间形成一定规模集市，交易商品有蔬菜、水果、茶、笋、千层饼、小件木雕刻制品等。当时全县已有10个集市。到清初达到23个。这就反映出这样一个规律，从洪武元年（1368）朱明王朝的建立到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的爆发这472年之中，宁波集市的发展， 出现了两个“勃兴”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代嘉靖年间。这是明中叶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第二个时期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康乾盛世”又恰好是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宁波的集市在这两个时期“勃兴”，正好说明它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
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它也改变了宁波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道路。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对外开埠，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深入宁波。洋纱代替土纱，纺与织相分离；洋布代替土布，耕与织相分离；商业性农业发展，并且交通路线、自然条件也有某些变化。因此，在清代后期，即道光到宣统期间，宁波集市的发展出现了错综复杂的趋势。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一些旧有集市衰落。清代后期，一些集市由于交通路线变化的影响，贸易地点迁徒，逐渐走向衰落。比如，慈溪的棉布集市彭桥，明末清初曾为浙东地区颇有名气的棉布专业市场，嘉（庆）道（光）以后，由于鸣鹤、逍林等地布市的设立，彭桥的布市逐渐衰落。庙山集市在道光间中断，破山路市、胜山市、水云浦市、王家埭市、石人山市、甘露市、界堰市、觉爽市、梅林市、百两桥市都先后在光绪年间中断过。余姚的黄清堰市在清末也因上述原因而衰落。
第二，一些旧有集市继续发展。为了适应开埠以后中外互市的新的形势，宁波原来的一些旧有的集市继续得到发展，日趋繁荣。比如，浒山市，道光年间，四周街道密布，市场兴隆。“浒山市自所城东门到西门，百货丛集。逢单日，鱼虾蔬果陈列街巷，自东门外至城内板桥为止。”〔13〕据《道光浒山志》记载，当时街上有木棉行、子花行、布行、鸡行、猪行、羊行、豆麦行、粮食行、柴行、油坊、船埠等。在东门外的周家路还设有典当。象山在清末，弦歌（丹城）等集市也有较大发展。“商路渐开，市肆益增”。县城及石浦、爵溪、西周、鹤浦等地集市都有“较大店铺”。县城有隆泰、通泰、聚泰等绸布庄，通生、隆润等南北货号。石浦有宏章、瑞丰祥、祺昌、高贝龙等商店，爵溪有渔行及腌制运销商号多家，西周有保太和、大兴等铺，鹤浦、大何、源大等店号，除“坐贾”外，尚有“行商”，流动于城乡及县内外之间，主要经营粮、棉、麻、畜禽、鲜咸肉、竹木柴炭以及瓜果特产〔14〕。奉化的大桥集市，在光绪七年（1881）也成为浙东著名的“综合市场”，大桥西岸设有新兴的土产代理行，交易兴盛，“成交额为全县集市之最”〔15〕。
第三，新的集市应运兴起。清代后期，宁波的集市往往是兴衰并举，其趋势是发展的。这里一个重要现象是新的集市应运而生。奉化县嘉靖年间有奉化市、江口市、蔡桥市、尚田市、溪口市、南渡市、泉口市、白杜市、袁村市、公棠市等10个集市，到清初康熙年间，有南渡市、泉口市、白杜市、江口市、坊桥市等15个集市。乾隆时23个。光绪间有大桥、大堰、尚田贩、莼湖、裘村、西坞、泉口、南渡、方桥、江口、溪口、亭下等33个集市，比乾隆年间增了大堰、莼湖等10个市〔16〕。余姚县在明代有梁弄、临山、马渚等15处集市。乾隆时，增宝藏、悦来、天元、长河、百两桥、回龙桥、上塘、五东堰等8处集市。 光绪时又新增斗门、庙后桥、前方、南庙、历山、庵东、高王庙、拆落、高兴、长生、郭相桥等11处，全县达45个集市〔17〕。宁海县明末清初有桥头湖、长街、桑洲、一市、西店等17处，到清末，达23处〔18〕。
但应该看到，近代宁波的集市与明至清代前期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主要表现在：
其一，集市开市日期从定期到经常。近代以前开市日期一般为“十日一集”、“五日一集”。随着集市贸易的兴旺，集期渐次频繁，定期市终于转化为经常市。经常市称为常市，一般为双日市和日日集、每日市。它们大多是由间日一集。这是比较发达的集市贸易形式。比如，道光年间，象山县新开了三叉路、新桥、田洋湖、西山下、涂茨等集市。各市“逢日开市，百货俱集”〔19〕，甚见兴盛。慈溪的日市也很经常。形成于咸丰间的高王市、马家路市、高兴市、尺六市（现为拆落市）、庵东市是每日市。光绪年间新增的新浦市、水云浦市为日市。坎墩市甚至有“早、晚二市”〔20〕。鄞县的集市也出现了双日集（市）和日市。《民国鄞县通志》记载清末鄞县集市的日期，逢一、三、五、七、九日有集，有的逢二、四、六、八日有集。这是间日一市。宁海县的集市常市常见，是“一月之中靡日无市”〔21〕。慈溪的一些集市还出现了夜市。
其二，集市商品结构变化。明代及清代前期，集市中交易的货物，主要是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这种交换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其时，宁波劳动力70%务农，20%从事渔盐业，10%从事运输。宁波经济的基本格局是自给自足。道光后期，虽然已经开埠，但集市的交易货物依然是农产品以及作为补充的手工业产品，宁波集市还保持着清代前期的态势。即使是少量外国商品进入集市，也被淹没于传统的农副产品的汪洋大海中，不能导致集市内的商品结构的变化。咸丰、光绪年间，宁波集市的商品结构，与前一时期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变化。集市上交易的货物，不再仅仅是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农民之间或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余缺调剂。外国商品，诸如洋纱、洋布、煤油及家用杂器开始充斥集市市场。《鄞县通志》记述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倾销棉布对宁波土布生产打击的情况：“土布俗称结布，或称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当清同（治）光（绪）之际，洋布输入，花色尤少，惟光滑为土布所不及，故其时民俗多好土布，以其质坚耐用也。……至光绪十年（1884）后，外人益诣吾国民嗜好，乃至有各种膏布输入……而土布已受打击矣。”〔22〕作为通商大埠的宁波，其市镇乡民“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3〕。集市充塞着洋布、洋纱，从而使参与集市活动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市民前往集市赶集交易，而且有一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商人、产业工人和外国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集市活动。比如，虞洽卿创办“宁绍”、“三北”轮船公司，以百吨上下的“镇北”、“慈北”、“姚北”三轮航行镇海龙山（今属慈溪市）至附近浙江沿海各处，并沟通与国外联系，使龙山市和附近的集市的商品运往全国各地及海外。
其三，集市趋于更加开放。嘉道以前，宁波府属的各县集市，已经与外地发生联系。商人、小贩到市镇贩卖商品，沟通府属各县和邻近地区，一些集市商品经长途贩运远销全国各地。慈溪的大隐市、诸山市制作的椅凳“航海鬻沪”，鄞县一些集市加工的盐笋也在苏州出售。宁波开埠以后，集市更趋于开放。集市汇集起来的商品，原来主要在区域内或国内流动，现在则汇聚通商口岸而进入国际市场。这样，集市纳入了以宁波口岸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结构之中，成为国际商品流通体系的一个部分。宁波府所属市镇的集市上交易的粮食、丝、茶、棉、药材等货物，通过甬江和镇海海口运往海内外。“凡民间米、面、麦、豆、油、烛、花布……等物，悉仰郡城，肩挑背负，聚集镇海，附搭航船出口。”〔24〕甬江呈现繁荣景象：“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25〕。新的经济因素渗入，进一步推动宁波的集市向商品化、开放化发展。宁波“旧称鱼盐粮食码头；及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这种转变的实质在于集市中的商品流通的扩大导致半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的突破。
开埠以后，机敏的宁波商人，抓住开放的历史机遇，纷纷涉足集市，贩运家乡货物，至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从事对外贸易。如上海，“海通以来，挟土物与外人交易，或居间逐什一利，以宁波人居多。”〔26〕不少宁波商人由此发财致富。
鸦片战争后，宁波一些集市有所衰落，而更多的新兴集市在兴起和发展，走向开放，从而促进了宁波经济的发展。奉化县一向比较闭塞。“盐、丝、蔬、木、蜓蛤、果植、器畜之饶，不通于四方。”到了清代中期还是“水浅势泻，舟楫难通，境内之货不得出，外方淫巧之物也无自至”，“衣食皆资于本邑”〔27〕，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到了清末，不仅出现了33个集市，其中大桥、莼湖、泉口、江口等市还具有相当规模，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三
明代至清代前期宁波集市所以勃兴与繁荣，嘉道以后集市发展呈现错综复杂趋势，以及形成一些新的特征，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物，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其根本的原因是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宋代开始，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到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嘉道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使耕织结合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促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产品日益卷入商品经济之中，社会经济得到畸形发展，致使新兴集市大量涌现。
促使明代至清代前期集市勃兴，除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第一，驻兵重地、军事要塞嬗变为集市。明初，宁波府推行卫所制度。“宁波处东南海滨，常有日本之患，故多设卫所，以守御之。”〔28〕这些卫所当时是驻兵重地、军事要塞，具有军事性质，后来嬗变为集市。浒山以境内西北之浒山而得名。洪武二十年（1387），为防倭寇骚扰，沿海筑城建所，以境内有浒山、眉山、乌山三山，名为三山所，俗称浒山所，驻千户及其以下官20名，兵1313名。永乐间，设城门、水门、月楼、吊桥、角楼，并置了望台、烽台。“延至清代，海防渐松，卫、所裁撤，迁东部之三山司署于城内，商贾工匠入城居住，市井渐兴”〔29〕，逐渐形成浒山市。余姚东山乡的临山卫，清代前期成为浙东有影响的市镇，集市中工商业十分发达。自东门至西门，铺户林立，百货陈列，商品琳琅满目，被时人称之为“小扬州”〔30〕。慈溪的观海卫、龙山千户所，象山的昌国卫、石浦前后所，定海的郭巨千户所，原为驻兵重地和军事要塞，以后也嬗变为观海卫市、龙山西门市、石浦市、郭巨市等集市。
第二，设榷税务机关之地嬗变为集市。宁波的榷税务机构在唐代已形成。到两宋，为了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许多地方设置了税务。宝庆年间，鄞县的小溪、横溪，奉化的公塘、白杜就设有税场，对商人征收赋税。仅奉化、慈溪、定海、小溪、石碶、宝幛、澥浦七税场征税40530贯文。这些地方成为经济和贸易集散点。上述的小溪、石碶、宝幢、澥浦等税场都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集市，交易盛极一时。比如，鄞县的宝幛税场，到明代嘉靖年间形成宝幢市，到清代康熙年间，宝幢市贸易兴盛。“璎珞河头船日看，宝幢街口贩夫回”〔31〕。肩扛背负的商贩来往不绝。
第三，水陆交通要道之处嬗变为集市。宁波一些乡间村落，地处水陆交通要道，车马舟楫来往不断，客商军旅络绎不绝。繁密众多的水道和便利的陆路交通将四邻丰富的农副产品运到这些地方加工成手工业商品或者转销到各地。于是，逐渐形成了集市。鄞县的横溪市，因溪流横贯市镇而得名。横溪河道由南向北，沟通鄞县东南及奉化、“三北”（指慈溪、余姚、镇海北面）地区的水网，水陆交通便利。到明清，商业十分繁荣。每逢农历一、六，来自奉化、象山、镇海、宁波等地的乡民云集，贸易兴旺。《鄞县通志》记载：横溪市的店铺林立。商店从横溪王家至横溪河头，有130多家，其货物以竹木为大宗。 余姚县周巷（今慈溪市周巷镇），镇浒山11公里，东临云城，西接郎霞、曹娥，南与低塘毗邻。主街临河，为慈溪、余姚的交通要道，明初形成集市，商业繁荣，是余姚、慈溪物资集散地，有“姚北第一镇”之称〔31〕。鄞县的集士港市、小溪镇，镇海的大碶头市、新碶头市，象山的石浦市，都靠近海道、河道。可见水陆交通便捷，已经成为明清时期宁波集市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海塘兴修和渔盐业的发展，促使一大批集市兴起。宁波地处沿海，唐宋以来各级政府重视水利工程的修筑，促进了渔业和盐业的发展，使一大批集市应运而生。比如，慈溪、余姚，宋元间筑海塘，从而逐渐筑起了西起临山，东达洋浦的大古塘。塘南以农作为主，塘北制盐业为主。民间各以自产的物品互易，逐渐形成市。至明代中叶，沿大沽塘先后形成了龙山市、龙头场市、范家桥市、裘市、东埠头市、鸣鹤场市、王家埭市、石人山市、匡堰市、埋马市、店桥市、浒山市、周巷市等集市。后随海塘向北围筑，地域扩大，集市不断增多。海塘的修筑，使盐业得到发展。明代就有大嵩、岱山、鸣鹤、清泉、长山、穿山、龙头、王泉和宁海长亭等盐场。鸣鹤盐场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置盐课司，天顺六年（1462）有盐仓78间，盐团14处，灶舍46座，篾盘54面，仅盐课达7443引1187斤，折合1488.66吨。 盐的运销除慈溪全县以外，由横河堰、梁湖坝、 曹娥江、东关河运抵绍兴批验所过掣， 再转运上江各地行销。当时慈溪县内肩贩90名赴场支盐行销。乾隆元年（1736），以银2000两收买余盐，分给滨海近灶贫、难、老、小肩贩货卖，从而形成了以贩盐为主的综合为主的市场。明万历年间，每逢一、三、五、八日，这里商贩云集，已有固定集市贸易时间。乾隆四、五十年间（1775-1785）“市场逐日繁荣， 因成集镇”〔32〕。龙头场， 清初由商人在场收盐运绍兴过掣后转运上江各路行销，附近鄞、奉等县则领取商引在龙头场买运抵宁波府过掣后，运至各地设店住卖。肩贩向商人买引一道，每日至场买盐100斤， 转手行贩须以盐场联票为凭营业。从而在明清期间形成龙头场市。每逢一、四、六、八日为市集。与此同时，养鱼业发展起来。一些渔民把海塘中捕捞的鱼，投到市场上去卖，水产品市场产生。象山石浦、爵溪、昌国，慈溪的篮溪、新浦、渔溪、坎墩、鸣鹤，以及舟山的沈家门、岱山、洋山、陈山（嵊山）当时都是著名的水产品集市。明代吴权《石浦鱼市》就反映了石浦水产市场情况：“海气昏黄夕，江豚吹浪腥。涛奔远岸白，帆暗近峰青。野戍灯悬月，渔舟火聚星。石城鱼市好，击棹复扬舲。”〔33〕
第五，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推动一批棉织、丝织业集市形成。明清以来，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棉作经济和蚕桑经济，包括与之相配套的家庭手工业日趋兴盛，推动了一大批棉业和丝织业的集市产生和发展。宁波府所属各县及余姚普遍种植棉花。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浙花出余姚，中纺织，棉稍重，二十而得七。”〔34〕这里的“浙花”产地就是今天的余姚市、慈溪市一带。可见当时余姚、慈溪的棉花质量好，产量较高。“纺之作布，民尤大利之”〔35〕。许多妇女以织布维持生计，棉布业集市逐渐形成。“余姚小江布，今出彭桥”〔36〕。明末清初，余姚的彭桥成为专业的棉业市场，每逢农历二、五、七、十日，各地乡民和商贾来此交易棉花和布匹。嘉庆五年（1800）以后，逍林、浒山等地产棉区，也纷纷设立布市。道光年间，浒山市街上就设有木棉行、布行、子花行等棉布市场。各地客商纷纷来宁波收购棉花和各种布匹。乾隆六十年（1795）《修助海侯庙碑记》中记载：“姚邑之北乡濒海，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37〕蚕桑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明清期间，宁波桑树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宁波府嘉靖间栽桑5.8128万株。奉化泉口“百里桑麻”，鄞县的小溪、鄞江桥、林村尤为蚕桑经济著称。《光绪鄞县志》记载：“养蚕纺丝，向惟小溪鄞江桥一带为盛。近日种桑者多，妇女咸事蚕织。”〔38〕清初学者万斯同在《
西竹枝词》中描写过林村妇女丝织的情况：“独喜林村蚕事修，一村妇女几家休？织成广幅生丝绢，不数嘉禾濮院绸。”〔39〕并且有不少机户，织不同色泽的丝绸。乡民“出售于市。率以五鼓往，日大明而散。”〔40〕小溪、林村等丝织专业集市随之形成。
明至清代前期的新兴集市，尽管嬗变的途径有所不同，但大部分是以消费品集聚地为主要特色，与农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进入近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宁波的经济侵略和掠夺。1875年，外国向宁波倾销洋布721566匹，煤油98029加仑。到1896年， 洋布增至742569匹，煤油2411600加仑。洋纱民由1886年的30担增至1896年的16856担，从而使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城乡手工业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原来与小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衰落，并与农业分离，手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巡行百里，不闻机声”〔41〕，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私人手工业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宁波集市因此冲出本区域，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由于国外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日益发展，乡民放弃自给性耕耘生产，种植棉花、桑树、蓝靛、烟草等经济作物。比如，棉花，由于世界市场价格高涨，1860年突然从每包9元涨至28元， 使宁波的农民放弃了其他作物的种植〔42〕。1886年，宁波港出口的原棉达66万磅，到1887年增加到138万磅。甲午战争以后，外商在宁波建立了棉纺织厂，以及宁波通久源纺织厂开办，对棉花需求量不断扩大，促成了宁波地区棉花种植业进一步发展。当时余姚“东至慈溪观海卫，西至上虞夏盖山一带，共百余里的农民、沿海百姓，名曰沙民，皆植木棉为业。”〔43〕
随着传统农业结构的改变，必然导致集市结构的改变和某些集市专业化。鸦片战争以后，宁波的农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经营重点不再是粮食作物而转向经济作物，自给性的农业进一步向商品性农业发展。大量农产品的出口和清末民初政府对经济作物的提倡、奖励，这些都加速了宁波集市结构变化。棉织业、蚕桑业的不断发展，鄞县小溪、林村，奉化妇女都事蚕织，余姚、慈溪也改种棉花。使原来一些乡村兴起了新的集市，一些小规模的集市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当时浒山市、周巷市等专业棉布集市和小溪、林村、泉口蚕业集市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明清时期，宁波一些集市也出现了衰落和萧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自然条件变化、贸易地点迁徙和交通路线变化外，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
一是战争导致明清时期宁波集市衰落。嘉靖年间，倭寇对宁波侵扰洗劫达18次之多〔44〕。比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烧掠慈溪、余姚，惨不忍睹，甚至连所掳的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45〕。5月，倭寇200余人犯定海（镇海）郭巨、新碶头， 一路烧杀抢掠。“所过之处，一洗而空”，致命郭巨市、新碶头市以及余姚、慈溪的一些集市一度荡然无存，走向衰落。清初，清军在宁波烧杀、掳掠，也使宁波人民民不聊生。经过兵火洗劫，社会经济严重破坏，“战垒村村见，愁云日日浓，乱骸争白草，旧鬼失青松。”〔46〕府属各县集市衰落。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宁波也加以烧杀劫掠，导致宁波一些集市萧条。
二是清廷的“迁界”、“海禁”，导致宁波一些集市衰落。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厉行“片板不许下洋”、“禁绝下海船只”的“禁海”政策。次年，清军攻下舟山“以海澨难守，命毁其城迁其名，而空其地”〔47〕。尽迁岛上居民过海至大陆，舟山成了一片空地。沈家门、岱山、陈山、洋山等重要渔业集市毁于一旦。康熙二年（1663），在宁波府所属各县的沿海地方，钉定界桩，再申禁令：“商舟、渔舟不许一艘下海”〔48〕。象山等地沿海地区都受其害。石浦、昌国、爵溪以及慈溪的新浦、坎墩等市贸易窒息，集市遭毁。
三是外国商品倾销，近代工矿企业出现，对集市的变迁产生一定影响。宁波是首批开放口岸，洋货倾销严重，促进集市向专业化发展。然而，在另一方面也促使一些集市衰落。因为集市不再被收购农产品者所重视，许多交易从集市中分离出去，使近代某些集市衰落。如慈溪的石人山市、甘露市、王家埭市等都先后在光绪年间中断。另外，破产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外打工，成为外资企业与近代民族企业的工人。“宁波自通商后，民之服役夷人者以万计”〔49〕。光绪二十一年（1895），宁波通久源纱厂雇佣女工1200人，另有女工350 人在清花部协助工作，小工250人在厂外工作。由于农村大批农业劳动力和手工业者破产出走，也使宁波农村一些集市走向衰落。
四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和长期存在，这是明清期集市缓慢发展的根本原因。以男耕女织的结构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后，尽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没有成为主要形式，占主导的依然是自然经济。明清两代，宁波的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基本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规模比较小，资金薄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侵袭，阻碍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不可能给集市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使集市发展受到制约。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还习惯于满足现状，向往自给自足生活，这也改变不了农民与集市间的若即若离的基本格局。这就成为宁波集市发展缓慢，商品经济程度不高的原因。综观明清两代，宁波市的发展较快，镇的形成不多，与杭嘉湖三府相比较，有一定差异。明代中期，杭州府有22镇30市，嘉兴府30镇11市，湖州府15镇7市，而宁波府只1个镇，却有44市。到清初，杭州府有39镇46市，嘉兴府26镇2市，湖州府21镇1市，而宁波府则2镇80市。这一基本格局表明宁波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不如杭嘉湖，这对集市的专业化和繁荣程度也势必带来一定影响。
注释：
〔1〕宁波，指明清宁波府管辖的鄞县、慈溪、奉化、定海（镇海）、象山等县外，还包括时属绍兴府的余姚和台州府的宁海两县。
〔2〕舒亶：《舒懒堂诗新集》卷一。
〔3〕资料来源：《元丰九域志》卷五；《宝庆四明志》卷十三、 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宁波府简要志》卷三；《嘉靖宁波府志》卷九。
〔4〕《康熙宁波府志》卷五；《雍正宁波府志》卷八；《乾隆鄞县志》卷二、《乾隆镇海县志》卷一；《光绪奉化县志》卷三、《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光绪镇海县志》卷四；《奉化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
〔5〕〔17〕《余姚市志》第八章《集市贸易》，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6〕《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
〔7〕《雍正宁波府志》卷八《乡里村市》。
〔8〕〔14〕〔19〕《象山县志》第二十一章《工商行政管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崇祯宁海县志》卷二《建置志·市集》。
〔10〕〔25〕〔38〕〔39〕〔40〕《光绪鄞县志》卷七十四《土风》。
〔11〕〔30〕李邺嗣：《东竹枝词》，见《杲堂诗文集》、《杲堂诗 辑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天启慈溪县志》卷二《坊巷亭市》。
〔13〕《道光浒山志》卷三《镇市》。
〔15〕〔16〕《奉化市志》第八章《集市贸易》，中华书局1994年版。
〔18〕〔21〕《宁海县志》第十一编《商业》，第五节《集市贸易》，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20〕《慈溪县志》第七章《集市贸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2〕《民国鄞县通志》卷三《博物志》。
〔23〕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
〔24〕《光绪定海厅志》《市志》。
〔26〕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方志经济史料选编》。
〔27〕《光绪奉化县志》卷一。
〔28〕《嘉靖宁波府志》卷八《兵卫》。
〔29〕《浒山镇志·概述》（1994年）。
〔31〕《浙江地名简志·周巷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2〕《慈溪地名志·鸣鹤镇》（1988年）。
〔33〕吴权：《石浦鱼市》，《象山县志》附录《诗文辑存》，浙江人 民出版社1988年版。
〔34〕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注。
〔35〕《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
〔36〕〔37〕《慈溪农业志》第三章第一节《植棉沿革》，上海科技出 版社1991年版。
〔41〕《民国鄞县通志》卷三。
〔42〕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宁波。
〔43〕《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0页。
〔44〕见拙作《宁波古代史纲》第八章，第四节《明朝宁波对外关系》 ，宁波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45〕采九德：《倭变事略》卷二。
〔46〕李邺嗣：《兵焚后野步哀甬东》，《杲堂诗文集》卷四。
〔47〕夏完淳：《续幸存录·舟山始末》。
〔48〕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
〔49〕《浙志便览》（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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