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业组织的重新阐述——基于熊彼得式经济分析的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得论文,经济分析论文,角度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56(2006)02-0059-05
产业组织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的产物，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产业内部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形成的规律。哈佛大学SCP模型对产业的解释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而近年来演化理论的引入，对产业组织理论形成一个重构的过程。本文的目的在于回归熊彼得式的经济分析，利用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经济学概念重新解释产业组织的形成规律。
一、概念和假定
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产业、产业组织和产业链等是必须界定的概念。
其一，关于产业。作为基本的原则，产业的概念是从产品出发的，而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产品只有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才能称其为商品。这个原则的内涵是，产品必须经过市场实现，市场实现的价值包含了产品的结构功能。在此基础上，产业可定义为：为实现产品的结构功能而进行经济活动的所有厂商。
其二，关于产业组织。显然，产业的结构是动态的，产业在变化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企业之间相互关联的静态结构形式，本文将这种结构形式形成的过程称为“组织”，将形成的结构形态称为组织形式。
其三，关于产业链。对产业链的研究始于价值链，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福特主义的工厂。在福特主义的大规模工业企业中，工序被分解成数个子工序，子工序的产品作为最终产品的原料存在，这种工序之间存在的、由产品之间联系表现的形如链状的关系被称为价值链(value chain)。随着进一步的工序分解，生产分工形成了，分工带来产品生产厂区甚至企业的分离，最终产品与其零部件之间的联系从同一条生产线向不同生产线、不同厂区、不同企业甚至不同国家转化。价值链无论在链的构成还是在地理距离上都被拉长，链的主要环节往往不在同一个企业，甚至不在同一个地区。价值链的变化带来产业内涵的变化，在以最终产品代表的产业中，价值链的拉长意味着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更多的环节，每一个环节可能由一个或者多个企业(甚至是企业群)组成，各环节之间由相对独立的市场连接。这时，同一产业内不再是由同一产品构成，但不同产品之间仍然以链的形式相互连接，所以称为产业链。我们假定产业内同一市场上的产品同质，这一假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了降低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交易费用，产业链往往存在产品生产的统一标准，这个标准限定了各环节产品的性质，甚至生产工序。同一市场上产品同质的假设与现实具有相同的基础，这个假设并没有对同一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做出限定，即企业可能有一个，也可能有几个，或者作为企业群存在。这一假定也没有限制市场结构，由于产业其他市场外部性的存在，即使产品同质，市场结构也可能多种多样。①
其四，关于熊彼得式的经济分析方法。SCP模式及其发展出来的各种产业经济学模型将研究对象集中于一个完整的产业，通过观察产业的结构，总结出产业组织规律。熊彼得是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根本动力，从这一角度看，产业组织也是企业获取最优利润的结果。企业牟取最优利润的行为导致了企业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才会形成分工，并最终将产品的市场实现由一种企业行为演化为一种产业行为。
二、企业行为
当产业仅以一个企业的形式存在时，所谓的产业组织实际上仅仅是企业的治理机制，产业链也仅仅是企业内部价值链的结构，因此，针对产业的研究将在企业内部进行。本文研究的是在分工实现后，产业由众多独立的企业组成，产业链通过这些企业的产品实现。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产品并非仅指实物产品。
产业组织的形式是指产业链的结构以及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产业链的结构包括产业链的长度以及各环节在链中的地位。因此，产业组织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产业链结构形式的规律。
就动力而言，产业组织的发展变化是企业经济行为的结果，企业行为则是企业创新的结果，因此，产业组织本质上是企业创新的过程。
按照熊彼得的企业创新理论，企业创新的方式包括产品、技术、工艺、组织和市场五个方面。对于企业面临的生产集Y，在投入才有产出的假设下，任何一种企业创新形式都要投入资源，所以五种创新即为投入新的资源条件下的新产出。
企业的创新不仅仅是单一方面的创新，某一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往往伴随着其他几个方面、甚至企业整体的创新。本文并不研究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过程，因为从企业创新对产业组织作用的角度，对企业创新的主要方面进行研究，已经足能说明问题。
我们先看对企业生产边界的假设。在技术约束下，企业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在生产转换边界以下区域进行探索，以寻求最优的生产方式。当资源也受到约束时，意味着出现一个新的生产集Y'，显然Y'∈Y，企业将在Y'的转换边界之下寻求最优生产方式。
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于扩展转换边界。在新的转换边界内，企业原有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集将不再适用。为了获得最优利润集，企业将重新寻求生产向量。与原有向量相比，新向量维度和元素的值都将不同。显然，转换边界的变化带来新一轮企业对于最优生产向量的不断追寻，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偶然的、路径依赖的。
依据演化经济学理论，企业调整其生产集，实际上意味着产品、工艺、组织甚至市场上的创新。由于信息不完全和风险的存在，企业总是利用目前可以获得并有能力运用的信息，并在评估可以用概率表示的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因此，决策的过程是以信息的采集和运用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认为，这个过程由于更多地依赖决策者(或者是决策群)的个人素质，而个人的成长和企业决策层的形成都是偶然的，所以单个企业的决策是偶然的。演化经济学则认为，企业为了节约决策成本以及降低风险，其决策往往依赖于已有的经验。经验相对丰富的企业，其在治理机制上存在着应对新决策的结构。其结果是，企业在面临新情况下的决策确实取决于决策层的素质，但已有的经验和企业组织同样重要。前者是偶然的，后者则是路径依赖的。
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条件下，任何一种企业的创新形式都可能改变生产集，使转换边界移动。在潜在生产能力被改变之后，新的生产向量的产生同样是偶然的、路径依赖的。
在不存在规模报酬(没有递增也没有递减)的条件下，新的产品、工艺、组织和市场的创新仅仅是对最优生产向量的追求，换句话说，是企业不断追求最优利润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也是偶然的、路径依赖的，其与技术约束变化的区别在于偶然性与路径依赖的比重。但是，这仍然不能抽象出一个较为一般的关于两者关系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偶然性和路径依赖的发生取决于非经济的外部条件，这样的外部条件又受到更多限制因素的影响，往往是一个微不足道因素的变动，就可能带来结果的差异。因此，对企业创新带来的生产集的变迁，最为合理的描述应该是给出一个生产向量的集合，并尽可能说明其限制条件。
三、产业组织的再阐述
产业组织源于企业创新，但不是单个企业的创新，而是产业内企业合力而为的结果。链的存在来源于分工，企业通过市场形成链的关联，所以企业创新也通过市场来传递。
前文已经论及，无论转换边界是否移动，企业创新都会带来生产向量的变迁，或者利润函数解集的优化。在已有的产业中，这种优化或者被同类生产企业(链的同一环节)学习，或者吸引新的进入者，由此带来上下游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进而作用于产业组织。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供需的变化通过价格影响上下游企业的利润，从而影响上下游环节的内部结构。利润分配的变化可能对链的结构产生影响，增加或者减少链的环节。由于竞争性市场不排除交易费用，② 所以交易费用成为利润分配的关键。③ 显然，在企业创新发生之前的第0期，④ 交易费用的处置方式构成了当期的产业组织形式。企业创新后，由于生产集的变化，产业内的交易费用发生变化，由利润分配引发了交易费用处置方式的变革。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交易费用的处置由企业之间第0期至利润分配结束这一过程中市场力量的对比决定(即企业的谈判能力)。⑤ 产业链的变化与交易费用的性质有一定的关联。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福特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没落与交易费用的变化有关。40年代开始的技术创新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了新的交易费用。福特主义能够将生产工序进行近乎无限的细分，其原因在于，在技术约束下，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远远小于分工带来的收益(特别是对熟练工人培训费用的节约)。到了60年代，以福特T型车为代表的福特主义产品开始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福特从50年代开始倡导的大众消费(mass consumption)已经使美国的物质生活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平，社会需求开始从简单的物质满足向更高层次的多样化需求转变(刘晓君，2001)。同时，经过20年的发展，欧洲开始复苏，经典文化恢复了对欧洲社会需求的控制。总之，统一的产品样式已经难以满足市场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是，30年代开始出现的技术突破已经累积至足以实现商业生产，这为企业的供给创造了条件。与新出现的企业及其生产方式相比，福特式的生产虽然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由于巨额投资带来的巨大重置成本，使企业很难以丰富的产品种类适应多变的市场。那些以新的生产方式满足市场的美国新企业也面临种种难题。分工是美国企业面临的首要难题。由于60年代美国工资成本很高，分包的产品制造部分很难降低成本，于是，美国将轻工产品(如成衣、制鞋等)转包给亚洲的中国香港和台湾企业。但在汽车、机械等行业，由于管理体系差异等原因，美国一直没有将其中的制造部分外包。70年代，日本利用以东南亚为制造基地建立的“雁阵”模式开始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日本汽车以及电子产品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标志着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的优势在于其低廉的制造成本，在电子产业中，日本利用国内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人才储备以及合理的政府产业政策，将研发、市场开发留在国内，而将制造和组装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以充分利用那里低廉的制造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在亚洲地区进行重工业的投资。对于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言，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并不陌生，甚至于很多地区的重工业就是日本投资建立的。日本在亚洲很多地区的企业并不排斥日式企业的企业文化，尽管语言不同，但交流上的障碍要远远小于与西方人的交流。⑥ 所以，“雁阵”模式的实施及其成功并非是分工恰到好处，而是“雁阵”所在地区的交易费用较小。
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相比，产业经济学对垄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就研究对象而言，传统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将一般性的市场行为作为目标，研究均衡价格实现的条件和可能性。与之相比，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更加具体，它不以一般均衡作为最终的追求目标，而是更加重视那些被经济学忽略的现象。其中，最为核心、可以用来刻画产业经济学的概念就是非竞争市场。就经济学而言，竞争市场是一种趋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作为趋势终点的完美市场，也包括向这个完美市场发展的过程。就经济史而言，现实经济中总是存在种种与这种趋势相背离的现象，自马歇尔基本确定了经济学体系后，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有没有或者有哪些因素可以破坏最终均衡。经济学家们公认的结论是，非经济因素可以影响甚至破坏一般均衡。对于经济领域本身是否存在同样的因素或者机制，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但是，在固定成本无法忽视的短期内，经济学家承认，非竞争市场至少是作为一种市场形态而存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产品为概念起点的产业，当一种非竞争行为出现时，对整体市场而言，这可能仅仅意味着一次扰动，对于一般均衡的产业向量可以忽略，但对于产业而言，在产品生命周期限制下，固定成本往往无法忽略不计，非竞争行为可能导致产业链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一个确定的产业组织模式。因此，对于产业经济学而言，作为市场常态的非竞争现象，是研究产业组织的起点。
仅仅从理论推演的角度看，在产业角度的市场，非竞争性也是一种常态。由于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的限制，企业之间以及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博弈往往无法得到最优结果，占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可以利用其在固定成本(或者沉没成本)上的优势获得更为有利的谈判优势。⑦ 固定成本(或者沉没成本)优势可能表现为加速产品生命周期、抬高市场的进入门槛，市场利润分配的结果将由此改变，占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将获得更大比例的利润分配，并侵占其他企业的利润。这种利润分配的格局一旦形成，一部分交易费用将转化为有形的制度成本，这将成为产业组织演化的约束，形成路径选择(以及路径依赖)的基本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个环节(市场)实现垄断⑧ 的企业并不一定具有塑造整个产业组织形态的能力，形成最终的产业组织形态还依赖于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力量对比。在相对独立的市场上，每一个环节上的企业都有可能实现对本环节的垄断，环节之间的讨价还价在垄断企业之间、垄断企业与竞争性企业之间或者两个环节之间均是竞争性的。如果条件适合，讨价还价会达到一个均衡，从而确定产业组织的形式。对整个产业而言，这个均衡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当出现替代性产品时，新的产业所形成的产业组织将会对既有产业形成竞争。⑨ 如果竞争失败，既有的产业组织形式和以之为基础的产业可能消失(依赖于替代的程度)。此外，讨价还价也可能难以实现均衡，其结果是出现新的环节，并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
当然，竞争从来就不是以市场为单一维度展开的。⑩ 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企业往往可以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极为有利的位置，利用政治领域的“胜者多得”法则，获得超过超额利润的收益，维持垄断地位。更有甚者，企业可以通过立法和政府干预直接获得垄断地位。这时，垄断者直接获得纵向控制能力，产业组织将变得更为复杂，在没有学习对象的条件下，产业组织将不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注释：
①产品同质的假设实质上排除了供方产品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这个假设仍然是合理的，其原因在于，在非垄断和寡头垄断的产业链市场上，市场进入门槛往往由整个产业发展变化决定(如标准)，而不是来源于该环节产品的差异性。除此之外，不妨假设存在于某个环节的市场具有众多企业，显然，证明这个市场是否为垄断竞争，只需证明企业是否能长时间保持垄断利润，同时，市场的企业个数不发生巨大变化。假设某个企业在产业约束下运用某种特殊生产方法(如技术进步)，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假设企业可以保持对该种生产方法的垄断(如专利)，显然，企业可以通过降价或者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市场份额。在存在规模经济(平均成本递减)的条件下，企业将进一步确立市场优势。否则，在市场需求压力下，其他企业将寻求各种方法弥补市场缺口，产品仍然是同质的。
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无交易费用的完全竞争市场仅仅是一个极端理想化的市场模型，而在现实市场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不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样的市场就不是竞争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导致垄断的市场势力仅仅是动态市场中的偶然现象。换句话说，超额利润是市场的常态，价格等于平均利润是市场的趋势，是否是竞争市场就在于是否存在这种趋势。交易费用是超额利润存在的基础，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竞争性的市场总是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耗散的趋势，其形式可能直接通过价格，也可能通过分工实现。
③显然，在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如果存在产业链，利润将迅速、无障碍地在产业中分配。分配的形式完全由当期企业的市场份额决定。关于收入的市场分配以及交易费用存在条件下的分配，参见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④这个时点与前文假设的产业转移第0期相同。
⑤显然，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的谈判能力与交易费用处置方式相互作用，新的处置方式形成新的利润分配方案，对企业的谈判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得出稳定的解，原因在于t-1期的利润分配格局并不能作为第t期企业谈判能力的充要条件。实际上，在竞争市场上，由于竞争是一个过程、一个趋势，因此，企业的潜在获利能力更为重要。对t期而言，企业的历史积累(沉没成本)和t-1期的利润分配共同形成企业谈判的潜力。依此类推，在第t期，新的利润分配和新的企业沉没成本形成企业在t+1期的谈判能力。
⑥这一点似乎无需证明。从美国中国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以及他的学生罗兹·墨菲撰写的《亚洲史》罗列的史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普通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⑦换句话说，是超过了影子价格条件下的收益对比。
⑧本文的垄断取竞争的对立面的涵义，而非完全垄断。
⑨例如，MP3播放设备与附加MP3功能的手机，当USB存储技术获得突破，手机内嵌存储芯片的成本极大程度地降低后，附加大容量存储芯片成为可能，手机完全可以取代MP3播放设备的播放功能，成为其替代品。但是，市场是否因此放弃传统的MP3，还要看两者其他功能的比较。能否迅速实现更多附加功能并降低成本，是MP3产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的关键，这一点显然依赖于产业组织形式。
⑩关于这一点，哈罗德·德姆塞茨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中的论述堪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