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的宽容文化心理之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壮族论文,宽容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2)03-0067-004
壮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从新石器时代起，百越先民就在祖国南疆生产生活，创造了各自独具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壮族与汉、瑶、傣、布依、苗、侗、仫佬、毛南、京、彝、水等民族毗邻而居，和睦相处。诸民族之间互相往来，关系密切，共同发展。那么，作为岭南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壮族，何以能够在与众多民族的交融和互动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壮大，这是当今西部大开发宏伟战略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本文拟运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从壮族的宽容文化心理的角度，透视壮族文化的结构形态和内涵特质。
宽容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其主要表现为对异族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及在民族生存发展中的自然生态观。具体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给予接纳吸收和发展创新，对大自然的开发强调和谐平衡的依存关系，对人与人的交际倡导平等、相亲、相和。壮族人民的宽容文化心理，体现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各个文化层面，下面就社会习俗中的风土人情来审视壮族文化心理的宽容性特征。
一、民居建筑方面
居住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民居建筑及其居住习俗则是民族居住文化的载体和表征。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历史上壮族先民曾经历过巢居（依树搭棚）、穴居（山洞）、干栏居（木楼）的发展过程，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民居的建筑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地方民族风格。其中，高脚干栏式房屋是壮族地区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居建筑形式。壮族地区是干栏式建筑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是最早发明和营造干栏建筑的古老民族之一。“干栏”又称麻栏、葛栏、或栏房，来源于壮族语音。《旧唐书？南蛮传》记有“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其基本特点是：在山坡上整平房基，立木为柱，柱间设木穿卯接横梁，构成全木结构的屋梁。铺板为楼，拼板为墙，顶上钉木桷盖瓦、茅草或杉树皮。房屋分上下两层，底层架空，围栅圈养猪、牛、羊等家畜；楼层住人，设梯而上。这种别具一格的离地而居的干栏建筑，反映了壮族人民善于就地取材和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积极适应的聪明才智。古代岭南气温温热多雨，地面潮湿，植被茂盛，野兽横行，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这种经济实惠的干栏式房屋应运而生。清代的谢启昆在《广西通志·风俗》记载“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惟有一牛皮为裀席，寝食有斯。……考其所以然，盖因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此乃上古巢居之意焉。”这一道人兽和谐相处的风景，说明干栏式建筑起源于远古时代。这样的巢居或“依树积木而居”的寮棚，是壮族先民为适应当地潮湿瘴气及虎豹横行的自然环境而营造的。干栏建筑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至今，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因为它具有一下几个优点；其一，由于住宅离开地面数米，所以室内干燥通风，空气流通，日光充足，适宜于华南沼泽多雨地带的居民居住，有利于防潮、防兽、防蛇、防洪等等。其二，利用底层潮湿地方来豢养牲畜，安置舂碓磨，堆放农具及杂物，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建筑面积，便于看管家畜。其三，这种住宅的建筑材料，以竹木结构为主。岭南地区盛产木、竹，便于就地取材，造价低廉。其四，利用金属工具凿木柱为榫卯来衔接，结构简单，经久牢固，便于因地制宜，在起伏不平的山区，随地均可建筑，不占或少占耕地面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壮族先民这种对大自然的适应和依赖的亲和行为，从一侧面反映了壮族人民的宽容心态。
壮族人民的宽容心态在民居建筑方面还表现在与汉民族的建筑文化的关系上。在目前壮族民居住宅建筑中，仿汉式建筑——硬山搁檩建筑组群，也是壮族人民住宅构造的显著特色。这些建筑利用有利的地形，依山就势，格局不一，但实用功能优越。“硬山”，就是房屋山墙以砖、石或夯土筑成，因其厚实坚硬，故名之；“搁檩”，就是把桁条直接搁置于山墙上，然后在桁条上铺钉瓦桷来盖瓦，建筑学把这种结构的房屋建筑类型称为硬山搁檩式。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汉时代，随着中原人的南迁，在汉族聚居的桂东北和东南地区已开始出现这种住宅形式。然后又随着汉族人民不断向桂中及桂西地区迁移，这类住宅建筑的分布日趋广大。由于这种住宅建筑结构简单，安全实用，而且可就地取材，材料来源丰富，不仅易于建造，造价也比全木结构的干栏式房屋低廉，所以很快就被与汉族邻居的土著壮族所接受和仿造。与此同时，汉族建筑也深受壮族建筑的影响，相得益彰。例如，广西横县旱桥村建筑组群就是依山就势而建，以台阶、连廊、错层等手法组合，平面对称封闭，其屋脊、封山、门窗皆施彩绘，既是岭南汉族富裕华贵宅第的典型代表，又具有浓郁的壮族建筑风格。这种壮汉风格相互融合的建筑形式，既不同于当地壮族的干栏建筑，又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汉式建筑，而是二者的合理取舍和巧妙结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无庸置疑，这一方面体现了汉壮人民之间建筑文化的交融，另一方面，表现了壮族人民善于接纳先进事物的广阔胸襟与务实创新精神，这其间壮族的宽容特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服饰饮食方面
壮族服饰与饮食是壮族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壮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化，起到表征、再现壮族文化内涵的作用。壮族先民服饰，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白莲洞人”。在柳州市郊白莲洞遗址，发现一些用砾石打制的石器，其中有一件扁平的骨锥和一件粗制的骨针，经过鉴定，证明是“白莲洞人”使用过的工具，这个考古资料表明，从那个洪荒蒙昧的时代开始，聪明智慧的壮族祖先从大自然学会了利用野生的植物纤维和动物的皮张、羽毛，加工成简单的衣物。到了周秦之际，壮族先民越人已有一定的服装样式：上身穿左衽、短袖、无领短衣；下身穿通裙，亦称桶裙；一年四季打赤脚，称为“徒跣”，或称“跣行”。这与中原地区汉族先民流行的“右衽”衣式截然不同。在桂西的大片地区，壮族服饰至今还保留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按服饰区分，壮族可分为“斑衣僮”、“红衣僮”、“花衣僮”、“黑衣僮”等多种。在壮族传统服饰中最流行的一种主色调是蓝色（包括青色、深蓝色），这种色素以一种称为蓼蓝色的植物叶子加工提炼而成，俗称“蓝靛”。用这种蓝靛浸染出来的布料（染料中还要加入碱水、茶水、酒、蛋青等用来稀释和固色的原料），具有色调沉着，色彩清新亮丽的特点。蓝色属于冷色调，容易使人联想到绿色的植物、蔚蓝的天空和湛蓝的潭水，给人以平静、清爽和稳重的感觉，飘逸着素雅的韵味，是自然、生命和活力的综合体现。壮族人民常穿着蓝布服装，披戴蓝布头巾，吊蓝布肚兜或围裙等，具有与大自然中的绿色和蓝色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而在服饰图样的织绣过程中，壮族人民常用红、黄、绿、紫等色彩斑斓的色线。色线的搭配则根据织绣的图样题材灵活运用，一般以忠实于自然色调为原则，如织绣花草图样，叶子用绿线，花瓣用红线，花蕊用黄线，给人以真实、自然和生动的审美感受。（注：参阅覃彩銮：《壮泰民族传统审美之比较》，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98.4。）壮族传统服饰洋溢着青春活力，显示出朴实优雅的美感，反映了壮族人民崇尚自然美、和谐美、均衡美的审美心理。
在饮食方面，壮族人民的饮食习惯颇有特色。在红水河一带的壮族民间，就有一系列非节日性的却带有独特的地方风味的食品和传统菜肴。这些食品和菜肴是当地壮族居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所制作，故而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如煨南瓜饭、竹筒煨饭、玉米饭、生菜包饭、烧香猪、魔芋豆腐等等，它们既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也丰富了当地饮食文化的内涵。在饮食习惯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吃生血，即宰猪、羊、鸡、鸭这些禽畜时，将血放在盆里，不断地搅拌，然后将肝、肺及各种去腥添味、芬芳浓郁的配味原料煮好，趁热放入血中搅拌，待凝结时便可吃。由于调料是去腥杀菌的，所以吃惯了的人颇觉爽口，亦无害，有些地方甚至有“不得吃生血，等于未宰猪”的观念；吃生鱼，将鲜嫩的生鱼块切成薄片，拌以花生油、米醋、黄豆粉、葱蒜、姜及各种芳香的去腥杀菌配料，烘红锅头炒熟黄豆粉，然后投入生鱼片及佐料，拌匀即可，味道鲜嫩酸甜；五色糯米饭，又称“五色饭”、“花色饭”，制作时把糯米泡进枫叶、紫香藤、红蓝草、黄花的汁水里，分别染成黑、紫、红、黄，加上糯米本色，就成了五色，蒸煮即成饭。这种花色饭不仅色彩缤纷，而且香味袭人，甘甜爽口，并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壮族人民在饮食方面注重从自然界获取天然原材料的特点，也从一侧面说明了壮族人民与大自然的依存关系以及崇尚自然的民族心态。
三、人际关系方面
壮族人民厚道诚恳、热情好客，民风淳朴。壮族人民在交际习俗中对他人采取友好团结的态度，同样是壮族人民宽容心理体现的一个方面。明代的邝露在《赤雅》卷上说：“人至其家，不问饭否，辄具牲醴，饮啖，久敬不衰。”清代的闵叙在《粤述》中说：“（客）至，则鸡黍礼待甚殷。”宴客时，要让贵客坐正位，并先给客人斟酒。每上一道菜，要请客人先尝，其他人才动筷。席间，要对客人说一些热情礼貌的话。有喝交怀酒（或串杯酒）的习俗。在一些地方，一家来客，各家招待，客人要轮圈吃一遍，不吃者不礼貌，只要各家都尝一点，便是领到了情，尽到了礼。壮谚“千金难买客登门，杀牛难得亲友来”，足见壮乡人民十分重视友情。以地处广西红水河西岸的东兰县壮族山村为例，从古至今，每逢新年到来，都要欢度一次盛大的蛙婆节（青蛙节）。蛙婆节自农历正月初一起延续至月末。经过20多个日夜的游蛙婆及孝蛙婆活动，到了正月末，按照传统惯例，各地先后下葬蛙婆。葬蛙婆是蛙婆节的尾声，却又是欢乐的高潮。一个村子葬蛙婆，远近同贺，男女同往，成千上万的人流，涌向葬蛙婆的村子，大伙同去对歌或看热闹。这天，主寨人家格外喜悦，家家杀鸡鸭，蒸猪肉，酿米酒，包豆腐丸，蒸五色饭，隆重设宴招待八方亲友贵客，比过年还要热闹。这天各家各户多有来客，少则二三十人，多达数百人；家中人来人往，主家一视同仁。有些人并不沾亲带故，也被主寨人家当作新友新客，拉至家中热情款待。凡是进门的客人，都要吃饱喝足，尽兴而归。而没有客人进门的人家，被视为“衰户”和“冷门”，为此会深感不安。（注：参阅覃剑萍：《壮族蛙婆节初探》，见于《红水河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再者，壮族民间还有积公德做好事的习俗，壮族人民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如在村寨交通要道植树建亭，供行人休息或避暑躲雨，这里同时也成为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在各岔路口竖立“将军箭”来指示方向，方便人民识别方向；在弯弯曲曲的通径跨溪的道路上，沿途修建有“阴功桥”、“阴功井”；在宰杀年猪时，村人共食一餐；在喝喜酒时，连妇女怀中的婴儿也有一份菜食，并由母亲打包带走。
壮族人民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是彼此尊重，互相理解。夫妻两人，相让相爱，和睦相亲。这种“相让”精神，不仅表现在解决家事时互相商量，相互尊重上，还表现在承担家庭生活角色和处理家庭矛盾上。壮族《传扬歌》之十六《夫妻》歌提出这样的道德规范：“夫妻一条心，勤俭把家当”、“相爱两不厌，和睦把家当”、“小事多相让，大事好商量”。这里不但规定了持家的生活准则，还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道德品性方面作出了良好引导。在家庭中夫妻共同分担生活的责任，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自然分工。壮族农村妇女勇于分担大量在传统上属于男子的生产劳动，如承担田间的大部分劳作，从事运肥、插秧、耘田、收割等重活，而男子主要从事田间管理、打柴以及家庭房舍建设等事务，并应付各种社会交际，青壮年男子则多外出打工、经商，农忙时赶回家从事农耕。这种各自自觉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庭事务和生产责任的夫妻模式，是壮族人民追求男女平等的宽容性格的又一种表现。
壮族人民对待老人，则是即敬重又孝顺的。壮族《十劝歌》之《劝孝顺歌》云：“我劝晚辈们，孝顺老年人。老人若生病，服侍要殷勤。早端洗脸水，晚端洗脚盆。口渴帮倒茶，风冷要关门……”这种敬重老人的习惯，还可以通过大量具体而生动的民间故事得以反映，故事中既有对尊重老人的行为进行表扬，也有对不敬重老人、虐待老人的行为进行讽刺。如壮族民间故事《老头和他的三个女儿》，就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尊敬和不孝顺老人的举止。故事说的是三个女儿都出嫁了，有一天老头去看大女儿，女儿正在蒸糯米饭，害怕父亲吃，就撒谎说正在烧热水准备洗被褥，把老头气走了。到了二女儿家，女儿正在蒸糖糕，害怕父亲吃，就骗老头说正在煮猪食，也把老头气走了。到了三女儿家，三女儿煮粥给父亲吃。老头回家后，想出了一个教训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方法。他假装死去，大女儿回来伏在他身上哭泣，说：“昨天你还到我家吃糯米饭呀。”二女儿回来，也伏在老人身边大哭道：“昨天你还到我家吃糖糕呀。”等两个女儿说完，老头这才爬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揭穿她们的谎话，并且教训她们说：“像你们两个，不要养儿女了。”故事通过老人的装死，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女儿二女儿卑劣的丑态，无情鞭挞了她们的丑陋行径，从反面告诫人们要尊重和善待老人。（注：参阅韦苏文：《红水河民间故事中的文化心理》，见于《红水河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又由于老年人经历多见识广，往往德高望重，在处理村民公共事务过程中，年长者常常起到关键作用。在红水河流域壮族村寨中，还有一种称为“都老”（或称寨老）的社会组织。“都老”是壮语“老者”的汉音记音，这里意译为“头人”，是壮族村民对其族长和头人的尊称。称为都老者必须是年纪较大，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热心为群众服务，有工作能力的长辈。“都老”的职责是：领导制订村规民约；维护村中社会秩序；掌管全族公共财产；主持集体庆祝和祭祀活动；领导公共设施建设；负责涉外事务；主持各种会议，如村寨长老会议、村民大会等，凡是商讨村中各项事务，一般都在亭棚举行。村中举行重大活动需要聚集村民时，则在亭棚的横梁上挂起铜鼓，以鸣鼓为号令。关于“都老”制，《隋书》、《宋书》早有记载，现在，亭棚仍然是村民聚会议事的场所，是长辈教育后辈，或对违犯村规家规的地方，同时是人们文化娱乐的中心。（注：参阅覃乃昌等：《红水河文化考察与研究》，见于《红水河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都老”制遗风的保留，说明壮族人民推崇和谦让老人，体现了与老人相亲和谐的关系以及宽容礼让的心态。
此外，壮族人民的宽容性表现在文化的交融方面同样是十分突出的。以与汉族的文化互动为例，如在唐宋时期，壮族就仿造汉字的“六书”构字法，创造了表达壮语音义的方块汉字；融道教文化并移植为本地道；将梅山教派的“三元”神与民间神组合，吸收楚文化的傩舞，在壮巫的基础上形成了师公教；由于接受在广西的汉族地方剧种如桂剧、彩调、邕剧、粤剧的影响，壮剧、师公戏在清代相继产生，并移植汉族剧目和故事；汉族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经过壮族化以后亦广泛流传，而壮族歌仙刘三姐的山歌，大多数为汉语歌词，《明诗综》就载有她的两首歌词。
正因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壮族既具有对汉文化趋同的进取心理，又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共同观念，并表现出自主、灵活的适应性。例如在教育方面，壮族地区基本上实行双重文化和双语教育，以学校的汉文教育为主，以民间传统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工匠教育和宗教教育为辅；在多民族杂居的桂柳一带的壮族歌手，能够根据不同的场合及对象，在歌场上用壮语或汉语交错唱答；在壮族婚姻文化方面，壮族的择偶条件不存在民族的界限，壮族和汉族的家庭血缘也就这样相融而合一，使历来的民族关系友善和睦。这其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以及互化整合有着紧密关系，而这一切伴随着壮族文化在民族文化的比较冲撞中重组共生的过程，可见这种文化的双向互动与壮族的宽容特性，更是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壮族的宽容民族文化心理的社会表现无疑是多方面的。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壮族人民在与其他民族长期共处中，互相涵化，彼此交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融而不合，既保留着原有民族主体文化的特征，又在借取、融化并加以整合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化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