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横向一体化与中国企业的国际所有权优势_横向并购论文

中国企业国内横向整合与国际化所有权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横向论文,所有权论文,优势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新”趋势：①大批传统出口加工的外向型企业开始转向内销，或一些曾经开始以海外业务为增长重点的企业开始转向以国内市场为重点。②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出现激增，其中，有相当一批中国企业收购了发达国家的同行业企业，这种逆向跨国并购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两种趋势从表面上看并无直接联系，但实质上存在共同点：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化战略行为与竞争优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种重要性体现在：①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一直凭借着国家特定优势而非OLI(折衷)范式中的3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当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中国，共享了这种国家特定优势时，出口导向企业“回到”国内则无优势可言。由此，出口导向企业转内销的实质是要根植于母国，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互动中重新建立其一直缺失的所有权优势。②同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能成功，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从并购发生的角度看，中国市场的规模和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地位是跨国并购中提高谈判能力的关键[1]；从并购整合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中所建立的能力是有效整合国外企业的基础。

      事实上，国内市场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及竞争优势的影响早在我国加入WTO，即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时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变得极其重要，并且国内国外无法割裂。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到底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行为，才能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基础？对此，本研究聚焦于一些已经具备了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并对这些先锋企业进行案例研究，找寻国内市场与国际化之间的逻辑联系，发现这些企业在坚持主业集中的同时，通过对国内市场实施横向整合战略，改变国内的市场结构或价值链分布，建立独特的特定优势，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国内横向整合与国际竞争优势的关系？放入OLI范式框架内，该问题转化为：横向整合对提升企业所有权优势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正是参与了“修正OLI理论范式”的学术大讨论中关于母国效应的讨论[2]。传统的OLI范式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3]，其中，所有权优势是国际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然而，近年来兴起的中国等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无法被传统OLI范式所解释。DUNNING等[4]指出了OLI范式的修正方向，表明增加对制度内涵的研究，尤其是增加对“制度优势”这一新型所有权优势的研究，是OLI范式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行为解释的未来研究关键。换言之，母国效应产生的新型所有权优势是解释中国等新兴国家企业国际竞争优势来源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为此，本研究提出分割的国内市场为中国企业构建国际化所有权优势提供新的机制，中国企业针对分割的国内市场的横向整合行为可能有利于新兴所有权优势的建立，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母国效应，本研究以构建中国企业国内横向整合的行为与国际化所有权优势间关系的概念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以期从理论上解释国内横向整合行为与企业国际化所有权优势的逻辑联系，解答新兴国家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为扩展OLI范式的制度内涵及修正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国内横向整合程度与国际化所有权优势的关系

      横向整合概念出自于古典经济学，是指市场体系中相同环节的合并[5]。具体而言，有两方面的内涵：①企业把某一类或某几类产品或服务从原有市场扩张到其他区域市场；②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追求垄断以及增强市场势力的行为，具体方式包括新建和并购。可见，在第一方面的内涵中，企业在横向整合中必然要克服跨区域的进入障碍，这些障碍中有一些是市场机制导致的进入劣势，例如，某个区域市场消费者尤为成熟、竞争尤其激烈，而有些则是制度因素导致的非市场障碍。传统理论认为一国之内跨区域的障碍和成本是极少的，远低于跨越国界的成本，因此西方情境下国内的横向整合主要表现为对市场垄断和市场势力的追求(即第二方面内涵)，然而，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中国则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市场复杂而分割的特征已经直接塑造了中国企业极其独特的国内经营环境。所谓分割，一方面指由于自然条件因素造成的国内不同地区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例如，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东西南北部省份在不同的行业一定程度地出现不同的消费行为和需求偏好；另一方面，分割是制度安排的结果，钱颖一等[6]提出中国的经济运作采用的是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即块块形式)层级制形式。中国行政管理的条块分割和税收等政策向地方放权的过程造就了地方利益主体或地方保护(本位)主义的发展格局，分权式改革一方面造就了地方发展专门产业的目标冲动，同时也形成了以行政划分(而非经济范围)为格局的地区经济分割。其实，国内经济学界对中国市场的分割性特征已经形成共识，区别仅是这种分割性在提高还是下降[7]。中国市场分割是制度选择与安排的结果[8]，在这样的制度设计造成的分割市场下，中国企业进入不同国内地区市场(特别是跨省)面临着差异显著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压力，企业在追求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同时，这种分割也导致中国国内形成若干“小市场”，众多行业充斥着成千上万家分散的中小企业，产业集中度相当低。鉴于此，中国企业在母国所进行的横向整合具有独特的意义，改变了企业获取、运用以及组合资源的一般路径，进而形成不同的能力；这种战略行为为中国企业构建国际化所有权优势提供了新的机制。为此，本研究根据横向整合的两个方面内涵，选择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与国内横向并购次数作为国内横向整合程度的替代变量，讨论它们与所有权优势之间的关系。

      所有权优势是OLI范式的核心概念，自OLI范式提出的30多年来几经修正，所有权优势的内涵也随之不断扩充，目前所有权优势被分为3类：①资产优势(O[，a])，指一系列能为企业带来垄断优势的资源与能力，包括生产管理能力、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财务管理能力等；②交易优势(O[，t])，指企业协调管理能力，来源于多国经营、集团企业经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③制度优势(O[，i])，能为企业带来非市场效能的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激励制度和执行机制[9]。前两种所有权优势表现为市场效能和组织效能，制度优势表现为非市场效能。本研究就地域多元化、横向并购与这3类所有权优势的关系提出假设。

      (1)地域多元化 地域多元化是企业跨越本地区边界或本国国界的业务扩张行为[10]，国内地域多元化则是将地域扩张的范围界定在本国范围。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跨越省份越多，企业能通过协调配置不同省份的资源禀赋以及共享研发成果、销售渠道等方式实现协同效应、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11]，提升交易优势。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越强，与上下游议价的能力大有提高，而且通过规模经济获取的收益能用于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能力[11]，议价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属于资产优势。与此同时，企业在跨区域扩张中，为适应市场分割带来的制度差异而建立了获取地方合法性的执行系统，地域多元化程度越高，这种执行系统越复杂，企业获得的由地域多元化所带来的市场准入、声誉和当地合法性等非市场效能越高，即制度优势越高，然而，地域多元化带来上述经济后果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无法忽视的成本，包括企业作为新进入者或外来者的劣势，信息在企业层级结构中传递出现的缺失、漏传、误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12]，科层制及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高昂管理成本。鉴于上述成本的发生远早于经济后果的实现，并且其初期的累积速度较快，直到地域多元化程度到达一定的阈值后这些成本才会被摊薄，进而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成本的增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国内地域多元化与所有权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假设1a：国内地域多元化与资产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假设1b：国内地域多元化与交易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假设1c：国内地域多元化与制度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2)横向并购 横向并购能使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13]，不断接近卖方垄断和提高卖方价格，获取市场势力。通过对被并企业采购、分销和研发等职能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14]，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增加。随着横向并购次数的增加，越可能提高市场集中度，获取高的市场势力，而市场势力增加所带来的资金留存有利于研发投入。此外，横向并购还能为企业直接获取目标企业的专利、商标、诀窍、研发人才等战略性资产，这都有利于提高资产优势。横向并购次数越多，越需要企业具有较强的并购整合能力，越可能提高交易优势。由于横向并购对企业获取当地合法性的要求更高，企业在横向并购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与当地政府、目标企业的谈判协商。随着并购次数的增加，企业与政府、被并企业的斡旋经验和能力也在累积，企业内部更是会形成一套可克服主并企业与被并企业之间差异的激励政策和内部管理制度，提升了制度优势。同时，正如并购本身的风险较大，成功率较低，横向并购也会产生成本，如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对目标企业过高估值，并购中聘请专业团队的成本，并购后续投入的整合成本等。这些成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并购之初就出现的，早于经济收益的实现时间。尽管如此，从组织学习视角来看，企业在多次并购中积累的经验是一种隐性知识[15]，能帮助企业规避并购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16]，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换言之，随着并购次数的增加，并购的成本能有效降低。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国内横向并购与所有权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假设2a：国内横向并购与资产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假设2b：国内横向并购与交易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假设2c：国内横向并购与制度优势呈U型曲线关系。

      1.2 国际化程度对国内横向整合程度与所有权优势关系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是企业地域多元化的结果[17]，与国内地域多元化的差别在于国际化是跨国界的地域多元化，其内在逻辑与地域多元化无异。受“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放权搞活”的制度安排、以经济绩效为纲的地方官员考核晋升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市场具有分割性的特征[18]。这使得中国企业在进行国内横向整合时会遭遇以下困境：地区文化及地方制度存在差异；地方政府间存在着“经济竞赛”，企业进入不同地方市场需要协调各方利益；丧失熟悉的社会环境与产业环境；跨区域经营、发展的组织关系网络变得庞大而复杂[19]。上述的制度障碍及带来的各项成本与跨国经营遭遇的基本一致，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中小企业跨越省份经营的交易成本要远高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其视为进入国际市场，不如看作是一种对国内市场的“逃离”战略[20]，但本研究更倾向于将其与企业国内横向整合看成是一种组合战略，无论企业是先国内整合后国际化，还是先国际化后国内整合，两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交叉重叠的时期，国内横向整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国内横向整合的经验可以从国际化经验中借鉴。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来看，国际化是企业学习的过程，通过国际化积累的经验可转化为知识与能力，这种知识与能力运用到国内横向整合中能够帮助企业规避那些类似于国际化经营中的风险，对遭遇的障碍做出快速且准确的应对，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放大横向整合的经济效益，促进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实现。当然，企业的国际化经验还包括与国外政府、上下游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接触的经历，以及掌握获取当地合法性等非市场能力的技巧，这些经验和知识运用到国内整合中时能够帮助企业理解国内区域间文化、制度差异带来的障碍，降低由制度差异带来的国内横向整合成本，进而促进制度优势的提升。除此之外，国际化能更有效地降低企业的非系统风险，通过运用内部的资源与能力弥补全球不同区域市场的不完善[17]，分散新兴市场不完善及多变性带来的风险，避免企业在本国经营所带来的收益波动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国际化程度对国内横向整合程度与所有权优势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1.3 所有权优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现有关于所有权优势与企业绩效直接关系的研究存在于解释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之中。OLI范式的核心思想在于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国际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所有权优势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不少研究也以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21]。其实，从资源基础观而言，所有权优势代表的是企业所拥有的一系列稀缺的、独一无二的、可持续的资源与能力的集合[3]，特定资源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2]。鉴于这是一个达成共识的理论观点，本研究不再对传统的所有权优势(资产优势和交易优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讨论，而制度优势理论于2008年才被提出，目前尚未在实证中进行过检验，本研究拟对此展开讨论。

      制度优势作为制度要素，是一种市场机制不完善条件下新兴经济体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能力的一种体现，表现为在市场不完善以及各种制度约束下的合法性、商誉等非市场效能。具备制度优势的企业内部已形成一套能为企业获得非市场效能的激励结构、机制，这可以帮助企业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歧，减少委托代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此外，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最为重要的和主要的资源，企业具备制度优势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较强，这能帮助企业获取优惠的政策、土地以及资金支持[23]，对企业的竞争力有重要的影响，有利于绩效的提升。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4 国际化程度对所有权优势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鲜有直接研究国际化程度与所有权优势的关系，但从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能找到国际化对所有权优势作用的观点。从组织学习的视角看，国际化有利于组织学习与创新，促进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和加大研发投入。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企业需要克服的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和制度障碍也更多，积攒的经验逐步转化为企业与不同国家政府议价的能力，获取当地合法性及商誉的能力。此外，国际化还为企业特定资源和优势的发挥创造了条件[24]，帮助企业利用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全球布局的方式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25]，因此国际化能够扩大制度优势对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制度优势的建立过程也是有成本的，国际化能够有效地分摊这一成本[26]，缩短制度优势的构建时间，这也是对制度优势与绩效关系的强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基于二手数据的实证研究，选取了2009年沪深A股的所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继而，按照下列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了ST、ST*以及主营业务收入为负值的公司；②剔除了未进行任何国际化业务的公司；③剔除了未进行国内横向整合的公司；④剔除了年报中所披露的公司分地区销售收入总和与实际主营业务收入的差异超过10%的企业。最终，获得226家既发生了国内横向整合行为，又发展了国际业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上市公司年报、国泰安(CSMAR)金融数据库和国家信息中心上市公司数据库，其中，财务指标数据如资产负债率等直接从国泰安数据库的上市公司研究数据板块获取，其他测量指标的数据则来源于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

      2.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国际化所有权优势包括资产优势(

)、交易优势(

)和制度优势(

)3类。资产优势的测量已较为成熟，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特点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研发规模和广告密集度作为其替代变量。研发规模是指研发员工数占总员工数的比例；广告密集度是指广告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27]。由于交易优势和制度优势尚未有成熟的替代变量或测量方法，本研究根据其内涵及参考资产优势的测量方法，用营业费用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作为交易优势的替代变量。同样地，鉴于制度优势的具体内涵，即一系列影响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活动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难以被直接测量的，而其产出效果——包括合法性在内的非市场效能更具观测性，本研究从制度优势的产出效果着手，将制度优势的概念具体化。中国是市场制度仍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掌握了关键资源的支配权，政府支持是企业非市场效能的重要来源。本研究通过测量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程度来间接测量制度优势。为保持变量测量结构的一致性，将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作为制度优势的替代变量。

      企业绩效的测量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在多元化战略、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中企业绩效的测量多采用客观性指标，本研究也参考该做法，将销售利润率ROS作为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

      (2)自变量 本研究国内横向整合程度的测量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与国内横向并购。其中，地域多元化程度的测量较为成熟且指标众多，本研究选取最为常用的指标之一——熵指数(RD)进行衡量[17]，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是指国内第i个区域的销售收入在总销售收入中的占比；n为企业业务在国内扩展的区域数。具体把中国划分为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东北和西北七大区域。

      横向并购以横向并购次数来测量，这是战略管理领域对并购行为最常用的测量方法[17]。

      (3)调节变量 国际化程度是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其测量在理论界已较为成熟。根据我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及上市公司数据披露对海外收入不按来源类别加以区分的特点，本研究参考KOTABE等[27]的研究，采用本国以外的营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FRTR)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4)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特征是在国际化进程中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28]。同样地，这些因素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也有所影响，因而本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其中，企业规模采用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替代变量；企业年龄的测量是2009年减去企业成立的年份；本研究将行业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类，并采用0-1虚拟变量进行赋值。由于本研究认为自变量涉及并购行为，因此将企业的净资产、资产负债率也纳入控制变量[28]，其中净资产以净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测量。

      3 实证结果与讨论

      3.1 国内横向整合程度对企业国际化所有权优势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与资产优势没有出现曲线关系，而是线性的正相关关系(β=0.050，p＜0.1)：由表1模型1可见，即随着地域多元化程度的增加，资产优势增加，假设1a得到部分支持。同时，地域多元化程度与制度优势呈U型关系(β=0.003，p＜0.05)：由表1模型4可见，当中国企业的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达到一个阈值后，企业的制度优势随着地域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即假设1c得到显著支持。假设1b没有得到显著支持。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市场分割性背景下，企业在国内地域多元化的过程中，确实能够增加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优势——研发能力，因此，本研究假设中引入的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企业规模扩张带来的留存资金增加进而增加研发投入和能力的假设得到了验证。中国市场规模很大，但是由众多“小市场”而构成的市场规模却难以被利用[1]，只有在进入、覆盖以及充分利用后才能真正利用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进而提升企业所有权优势中的资产优势。同时，在获取克服区域制度障碍和文化差异、获取市场准入与当地合法性、与政府议价斡旋等非市场能力的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成本，需要有足够的地域多元化才能得到分摊。地域多元化与制度优势的U型关系揭示了中国企业在市场不完善、市场分割条件下提升制度优势的一种新的机制，这是处于完善市场机制下的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未必具备的，这就为中国企业在具备所有权劣势的情况下仍能成功国际化的[29]现象提供新的解答，回答的关键在于对“所有权劣势”的认定，本研究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所有权劣势”是着眼于传统的所有权优势，而中国企业国际化凭借的还有制度优势，符合OLI理论中所说的具备了所有权优势才能进行国际化的观点[3]，认同DUNNING等[4]对OLI理论的修正方向。

      国内横向并购次数与企业国际化所有权优势的U型关系没有得到显著性支持，即假设2a、假设2b和假设2c没有得到显著性支持(见表2)。这可能是因为目前中国企业的国内横向整合仍处于地理覆盖的阶段，尚未进入提高产业集中度以及提高市场势力的阶段。中国的市场分割性带来的影响除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能力较强以外[18]，还表现为要素资源市场的分割，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都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许多行业的市场渠道受行政监管体系的层级划分而分割，使得我国大多数产业处于集中度极低和分散的状态。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过低的产业集中度不利于创新。换言之，在中国大多数行业集中度仍很低、存在分割性的情况下，当前中国企业有限的横向并购整合不足以影响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构建和提升。这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以下启示：要构建和提升所有权优势，企业所实施的横向整合战略不能仅实现对跨区域地方进入障碍的克服，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高产业集中度。

      

      

      3.2 国际化程度对国内横向整合程度与所有权优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分别检验了国际化程度对国内地域多元化与3种所有权优势的关系、横向并购次数与3种所有权优势的关系(共6组关系)。研究表明，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与国际化所有权优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企业国内横向并购次数与国际化所有权优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3没有得到显著性支持(见表3)，即企业国内横向整合对所有权优势的构建不会受到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国际化程度不是影响横向整合构建所有权优势的权变条件。大部分中国企业仍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以出口、国际分包生产等业务为主，通过新建或并购的方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只占较少的一部分。由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化所遭遇的障碍和管理困境远低于高级阶段的国际化，因而其经验尚不足以积累和转化成企业的特定资源或知识，也无法有效借鉴或转移到国内横向整合行为中。

      

      3.3 制度优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由表4模型1可见，企业的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不显著，不仅如此，其系数为负值(β=-1.050)。这与OLI理论中所论述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能为企业国际化带来收益[30]的观点相反。这种新型的所有权优势为何不能带来正效益甚至是负效益？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在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是否存在一个阈值，只有在这个阈值之前或之后才会出现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关系？为此，本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二次

这一变量以检验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表4模型2的结果表明，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β=0.019，p＜0.05)，即当制度优势达到某个阈值后，企业绩效会随着制度优势的增强而提升，部分支持了假设4。本研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U型关系是因为制度优势与无形资产类似，其溢出效应往往要有一定程度的投入与成本，并且具有时间滞后性。同时，中国企业在具有不同制度环境特征的省份经营时，如果组织的合法性压力和效率要求是矛盾的，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要把内部运作和组织正式结构分离开来[31]，建立自己的内外部合法性平衡机制，然而在一个省份所能建立的内外部合法性平衡机制未必能复制到其他省份，而运行多套机制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构建的能力制度优势也较低，不足以抵消这些成本；只有当企业同时拥有的多种平衡机制能够协调并发挥学习曲线效应，才可能发挥范围经济，从而降低平衡机制运行的成本，带来溢出效应而具有正效益。

      

      3.4 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表5中的模型1可见，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β=-146.930，p＜0.001)，反向支持假设5。鉴于本研究发现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因而增加了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U型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见模型2)。研究表明，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的U型关系为负向调节(β=-4.226，p＜0.001)，且受国际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影响，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的曲线关系由正U型转为倒U型(β=-0.378，p＜0.001)。

      

      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直接改变了制度优势与绩效关系的方向，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制度优势与绩效的关系从U型转变为倒U型(见图1)。这至少揭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内涵。

      

      图1 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的曲线关系

      (1)在制度优势较小的阶段，当国际化程度增加时，制度优势增加，绩效增加；与不考虑国际化程度时相比，两者关系从负相关变为了正向相关 这说明尽管制度优势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成本并且具有时间滞后性，但是若企业同时从事国际化，国际化能快速消化制度优势的成本，加快其溢价效应的出现。国际化为传统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发挥创造了条件[24]，也为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地域范围，企业在不断扩张的国际化进程中必然经历了与国外政府、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交涉的过程，由此积累的克服文化距离和制度差异的经验能直接抵消制度优势的成本，使得国际扩张所获得的利益超过成本增加的速度，企业绩效随制度优势的增强而减少的效应被弱化，甚至逆转了。

      (2)在制度优势较大的阶段、超过一定的阈值后，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制度优势增加，绩效下降 制度优势与国际化程度的交互作用产生了更大的折价效应。企业国际化程度增加导致企业的管理层级也在增加，因信息传递缺失而造成的交易成本[12]和因监管受限而造成的委托代理成本随之突显。此时，国际化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会减弱两者的正相关关系，甚至使其逆转为负相关。这明确地揭示了制度优势与绩效关系的机制，即在考虑国际化程度的条件下，其正向效果是有限的；对中国企业而言，制度优势只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低的阶段具有正效益，而在国际化程度高的阶段，反而带来负效益。

      4 结语

      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企业国内横向整合与企业国际化所有权优势的逻辑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基于二手数据的研究证实，部分假设得到支持或反向支持，具体得到支持的结论有：中国企业的国内地域多元化程度与资产优势正相关，与制度优势呈U型关系；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国际化程度对制度优势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这些关系揭示了：①中国企业确实可以通过国内横向整合建立一种新的所有权优势——制度优势，其中的机制是横向整合在地域多元化层面的程度与制度优势成U型关系，并且不受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限制；不仅如此，国内横向整合还能有利于传统资产优势的提升。②制度优势确实能够为企业带来绩效，但需要制度优势超过一定阈值后才能为企业带来正效益。在考虑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时，这种新型所有权优势只有在早期有正向作用，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增加，它的正向作用在减少甚至损害绩效。这也表明，中国企业如果不是凭借研发能力、营销能力、组织能力等传统的资产优势、交易优势国际化，而是仅凭借制度优势来进行国际化时，只有在早期国际化有效，随着国际化程度增加，制度优势的增加会损害绩效。换言之，到了国际化高程度的阶段，中国企业最终还是要依赖传统所有权优势来取得正效益。

      本研究的结论基于中国情境对OLI理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1)参与了OLI理论修正的学术讨论 尽管近年来OLI理论在回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从何而来”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建立”两大商务命题[32]上的统治地位遭到挑战，有学者甚至提出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替代OLI理论，如LLL模型，它认为所有权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不是必要条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后来者的新兴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外部联系、利用外部资源的杠杆效应以及学习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33]，但本研究表明，寻找中国企业国际化竞争优势来源的突破口可能是制度优势这一新型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可以基于分割的国内市场而通过横向整合构建新型所有权优势，从而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这是符合OLI范式基本假设的，没有颠覆其要求具有净所有权优势才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张，对大部分学者赞成通过修正OLI范式的内涵和拓展理论边界以增强理论解释力[30]的观点给予了实际的支持。

      (2)提出了基于中国情境的新型所有权优势的形成机制，丰富了OLI的内涵 ①虽然DUNNING等[4]提出了制度优势的概念，以回应OLI理论对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解释力度不足的问题，但却没有清晰界定其概念。本研究提出：中国国内市场分割性的特征为中国企业采用某些战略行为来提升新型所有权优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企业如果能克服国内跨区域障碍进行地域多元化，而不是躲避这些障碍[7]，就有利于建立制度优势。本研究提出的制度优势形成机制既是对OLI修正的丰富，也是中国情境理论化的一种尝试[8]。②本研究初步探讨了3种所有权优势的关系，制度优势在低度国际化时能为企业带来正效益，但在高度国际化时会损害效益；高度国际化可能更需要传统所有权优势来获取正效益，这补充了目前OLI范式在探讨3种所有权优势关系上的不足。③目前已有研究对所有权优势的研究和测量，仅是将其分解为研发密集度和广告密集度[27]，本研究对3种所有权优势的测量进行了明确区分，尽管制度优势的测量研究仅仅开始，但推动了所有权优势测量的精细化，也丰富了OLI理论的研究。

      (3)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关注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母国制度效应的呼吁[3]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市场分割性情境下制度理论与OLI范式整合的新视角，以实证研究证明了中国企业针对分割的国内市场的横向整合行为，特别是在应对国内多重制度差异时有可能推动新兴所有权优势的建立，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母国制度效应。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包括：基于国内分割性市场的国内横向整合行为对培育国际化所有权优势有重大意义，国内横向整合战略行为应该与国际化作为组合战略实现企业的国内外共同增长，这不仅能进一步发挥国家特定优势，而且更能够促进新型所有权优势的建立。目前中国企业的国内横向整合仅停留在地理覆盖层面，需加大整合行业集中度的力度，提高市场势力，以实现所有权优势的建立。同时，在新型所有权优势与传统所有权优势的构建中要注意节奏和布局，国内横向整合中的地域多元化能够同时有利于增加资产优势和制度优势，而制度优势只在国际化早期有利于绩效提升，因此中国企业在国内横向整合时要注意同时构建资产优势和制度优势。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所使用的数据仅是2009年的横截面数据，应该考虑多年数据以平滑某些突变因素所导致的数据突变[17]，或采取面板数据的处理方法。②受上市公司数据结构的限制，本研究对交易优势、制度优势的测量是在参考资产优势替代变量测量的方法及数据可获得性进行的初步尝试，因而，未来的研究中需对交易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测量进行更多的尝试，找寻最合适的测量方法，并可考虑通过一手数据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本研究的假设做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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