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进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对全球问题的概念作出界定基础上，通过分析科技发展的历史特点和科技进步的内在矛盾，阐述了全球问题与科技进步的紧密联系，重点探讨了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产生和激化的内在机理。从而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与人—社会发展目标的背离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全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全球问题：概念与内涵
全球问题是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其棘手和紧迫的问题。其中的某些部分如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已为普通大众所熟知。但在学界，对其概念界定还存在模糊之处。其一是对全球问题的产生时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时代，全球问题就伴随着人类一起成长，这可以从世界各种文明、各个地域的宗教、神话和传说中关于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描述和预测中得到验证。如圣经中关于世界性洪水泛滥，《启示录》中关于许多重大的世界性灾难，以及中国道教中所包含的虚无主义思想，都是人类社会在危机笼罩下的一种反映。（注：（苏）阿·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另有观点认为，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是全球问题的肇始。地理大发现使全世界在空间上连成一片，而工业革命带动了商品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使全世界在物质生产上融为一体。第三种看法则认为全球问题是在20世纪中叶，伴随着新技术革命而出现的。其要点是全球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也相互牵制。（注：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章有关论述。）
其二是关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概念混同。从概念的外延上说，“全球化”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发生的，而“全球问题”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和结果。“全球化”进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工业革命；而全球问题的出现则晚得多，确切地说，起始于本世纪中叶。（注：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章有关论述，第5—6页。）从内容上看，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注：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王逸舟列出两种观点：一、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二、全球化乃是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同步的过程，或称“西化”过程。这里取第一种观点。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全球化：概念与动力”。）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性影响；全球问题则侧重其消极性一面，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全球危机”或“人的困境”。他们如此描述全球问题：“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旧的危机已波及全球尚未消除，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这些危机是难以克服的，人们企图孤立地克服其中任何一个的各种尝试都只能取得暂时的收效，并且往往顾此失彼……人类必须正视现实，大量的危机已经构成世界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危机综合症’，应该把这些危机作为一个整体，进而采取互相协调的多种措施加以解决。”（注：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之二——人类处在转折点》中文版，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全球问题具有以下特点：1、 全球规模的普遍性；2、涉及人类根本利益的深刻性；3、各组成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相关性；4、发展前景的不可预测性。 概括地说：“全球问题就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复杂性，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密切关注，通过协同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注：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第11页。）
全球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战后新技术革命与全球问题的产生和激化有着独特的关系。阿·贝切依认为，全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对科技的依赖，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地托付给自己的大脑，即是说，托付给自己的技术能力，并通过这种能力来改变环境”（注：阿·贝切依：“全球问题的发端”，载《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王兴成、秦征鳞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在当今以个体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中， 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造成了对技术的片面追求。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无法预测和不可控制；科学技术的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即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产生了偏离，导致所谓“技术的异化”。正如赫曼·康恩所说：“文明已卖身于科学、技术和工业——一项可称为‘浮士德式’的交易。”（注：赫曼·康恩：《未来两百年世界的展望》中文版，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因而， 对科学技术的重新认识就与对现行全球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当今全球危机的关键。
二、从“婢女”到“恶魔”——科技进步的悖论
“科学应该是人的婢女”。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上个世纪末说的这句话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直至“二战”前夕人类的自信、天真和对科学所报有的无限信心与希望。人们普遍相信，科技发展的目标就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有能力控制科学技术；科技革命带来的无穷力量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人类前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整个人类，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随后，新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带给人类“未来的震荡”。人们发现，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突然面对着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危机：资源短缺、物种减少、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社会两极分化……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发明在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物质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且已经到了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的境地。这一切仿佛证明，科学技术已从当初人类的“婢女”蜕变成为危害人类的“恶魔”。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科技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忧虑：拒绝使用电话、汽车等现代化工具，渴盼回到中世纪，或者沉湎于各种宗教幻想以寻求解脱，或者呼吁社会生产实行“零增长”……
全球问题的凸现迫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人与科技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危机的阴影下，科技文明将向何处去；在未来的世纪中，科学技术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手段，由于人的推动而获得发展。但由于人类科学观念的差异和科学技术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矛盾，使得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显示出对社会越来越大的破坏力。对科技进步作一个逻辑上的重新认识，可以发现科学的社会功能受到内在矛盾的制约。
（一）科技进步的非均衡性。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在全球社会形成以前，人所面对的世界系统中，事物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相对孤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可以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以个人、集体或国家为单位，在局部领域单独加以解决。这种分散的体系决定了从中发育而成的技术体系具有同样的特征。各门科学和学科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彼此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也缺乏整体的统一性；而且由于其中的某些学科能带来更直接和明显的利益而得到片面发展，这就使各学科发展变得极不平衡。例如，社会科学相对物理学和化学，就显得非常落后。（注：杰·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页。）从而导致科学技术体系的无效率，致使近代“大科学”局面迟迟难以形成；另外，文明成长的差异以及科学技术越来越作为文明进化与传播的决定性力量，更导致科技乃至社会进步的“马太效应”和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凭借高科技优势更深入地盘剥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并消耗着大部分自然资源而让落后国家地区承受其污染和治理代价，这就是当今全球问题凸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科技进步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矛盾性。本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的“绿色革命”确实部分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然而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塑料薄膜却造成了土壤生产力的下降和污染的恶化并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最终结果是：从短期看，粮食短缺问题稍有缓解；但从长远看，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消化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为了解决某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常常陷入类似饮鸩止渴的困境。因此，新技术和新发明给社会带来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不一致的矛盾始终客观存在。这固然与人的急功近利心理（尤其在落后地区）和社会体制不完善（尤其是私有制根源）密切相关，但把科技作为器物的实用主义倾向无疑是导致这一矛盾的内在原因。
（三）科技进步的福利二重性。人对于技术的设想空前美妙，无形中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只限于对人有利的一面。几乎每一项新技术，在某一方面给人及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则可能在另一方面隐藏着巨大的负面效应。诸如核技术这样的尖端科技，我们很难将其在开发能源方面的正效应与其作为毁灭性武器及污染源方面的负效应作出定量的比较。这说明科技的背景是价值中立性，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善御之自强，不善御之则自伤”。
（四）科技的高成本化。技术进步以加速度进行的同时，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在以加速度递增。在伽利略和牛顿时代，科学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少数科学家们独自试验和冥思苦想的产物；现在，重大的技术创新和理论突破倘无大批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和巨额投资将无以为继、无缘奢求。科学技术的高成本化及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是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的内在根源。
（五）科技的政治军事化。随着科学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和近代西方文明的迅速扩张，科学技术便成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和殖民侵略、导致全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重要革命性力量。近代以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因素不断凸现并越来越影响着上层建筑，导致其意识形态化功能日益增强。科技力量对战争手段的创新与转化便是世界大战得以爆发的必要前提。冷战期间，科技发展由于军事工业与军备竞赛的推动而日益显示出其政治军事化效应，成为综合国力较量的制高点。当今的科技发展已成为影响人类安全与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力量，成为战争与和平等全球问题产生、激化与解决的肇始与希望。
科学技术的这些内在属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反动性，从而构成科技进步中的两难处境。这种根本性矛盾便是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这一命题的实质所在。
三、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H·弗罗洛夫认为，全球问题包括三种类型：第一、 国际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社会经济体系、国家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的相互作用，如和平与裁军问题、南北问题等。第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同社会的关系，如人口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妇女问题等。第三、自然——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与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包括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注：（苏）H·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人是整个社会最基本也是终极性因素，而且还因为人创造了科技文明，是科学技术的主体。
但是，人对科学的认识并不是充分的和一致的，这归因于以下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集团利益、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这种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和经济利益的分裂状态，客观上造成了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利用上的游离与放纵。对发展的迫切要求，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使人越来越沉迷并无端受制于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日益形成目标上的分离，便是全球问题的实质。
因此，人和人类社会与科技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全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视角，具体来说，以下几个原因是主要的。
（一）科技进步作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生产力提高的首要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导致全球社会的形成，从而也为全球问题的出现奠定了前提。科技进步的动力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1、 科技革命特别是新技术革命极大地强化了人的有目的的改造活动，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2、 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全球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的趋同引发了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人们在行为、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变化。“在科学技术革命急剧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几十年内发生的变化比整个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发生的变化还要多……其结果是，地球上不仅不再有什么‘空白点’，实际上，不论是在地球表面还是海洋、大气及地层等空间，‘净土’已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使人们把地球的生物圈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而所有的人都面临的那些共同的问题，则成为全球问题。”（注：阿·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第8—9页。）因此，科技进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为全球问题的产生做好了准备。
（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要素。直到新技术革命以前，世界还是由自然、社会和人三个要素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现在，有了突破性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第四个因素获得了越来越独立的地位，并在打破上述平衡。人不仅不能始终控制技术，反而不断为技术所束缚。科技作为“双刃剑”的两面效应共相辉映，如脱缰之马，任尔驰骋。技术实际上成为地球上不论好坏的一切变化的催化剂。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医疗卫生领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并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然而正因如此，如今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口爆炸的巨大压力，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接踵而至……
（三）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日益显著，其作为制度的工具，服务于政治和集团利益，造成战争烈度的增加和军备的扩大，使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A·贝切依认为，当今社会的科学事业， 主要是为强者服务的。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的发明和使用都是为了增加强者的福利和财富，扩大其权力和威望。在现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科学技术几乎成为发达国家的专利。据估计，1980年发达国家用于军事计划开支高于其援助穷国资金20多倍；而美国每年军训费用比南亚三亿儿童教育经费高出一倍。（注：阿·贝切依：《未来问题一百页》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0—63页。）近20年来，科学技术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全球贫富分化中的恶性循环，南北问题显示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加深。
（四）科技革命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人类迅速增长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它提供了人的生存空间和物质消耗的基本原料——土地、空气、水、森林和矿产资源。现在，人施于自然循环系统的巨大压力已使之不堪承受。一方面，人类社会的需求以指数方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科技进步的力量使人对自然界的开发能力大大增强，这两者的结合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分消耗。据估计，仅仅最近25—30年，世界上已经消耗掉了与此前整个人类历史所消耗的数量相等的原料，而在今后的几十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可能还要增加2—3倍，这对自然界又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注：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第13—14页。）自然生态系统很可能因此而退化到不可逆转的境地——而且，人们不断地向地表、大气及水域丢弃越来越多的拉圾和污染物，其中包括放射性核废料和剧毒的化学废品，自然界已很难将之完全消化。
（五）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特别是战后的新技术革命，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及社会心理均造成了巨大冲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却无法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如此深刻而迅捷的变化。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快速变化造成了人们心理调适能力的相对落后。面对计算机网络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大量信息，人们不知该如何选择，也无法预料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愈发难以为继、行将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全球观念的混乱：反主流文化、女权主义、绿党、邪教泛滥、艺术堕落，甚至吸毒也成为时尚……在“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价值压倒了人的价值，人们失去了作为社会核心与万物主宰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于是巨大的心理危机由此产生。
（六）科学技术的异化。对技术的崇拜和偶像化是同科技的神奇般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部分地出于对现行社会制度的失望和不满；人们似乎从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中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希望，科学技术被神化为可以不经过社会因素而能直接改造人的生活，创造新的时代。在丹尼尔·贝尔所构造的“后工业社会”里，新的社会结构不再以所有制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知识和技术熟练程度为基础，最终的决定因素是适用于经济的各种科学知识。（注：（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7—416页。）于是寻找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被认为是首要的价值目标，科技进步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人寻求自身发展的手段变成了直接追求的目的。这种“技术的异化”与前述科技进步的局部针对性和整体的盲目性以及人类对待科技的实用主义密切相关，是科技自身畸形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求相脱节的必然结果。有关“克隆”技术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克隆人”的技术诱惑作为可能摧毁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潜在压力，是又一把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结论是明显的：单纯追求技术，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协调，从而成为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
以上方面都涉及人——社会与科技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理解全球问题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的内在矛盾也正籍此作用于社会，最终导致全球问题的产生与激化。
四、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的解决
全球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危机已迫在眉睫，甚至有人认为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受到多大阻碍的时候，而是近几十年里人类如何生存的问题。因此解决全球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自从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出“零增长”方案（注：关于“零增长”，参见麦多斯等著：《增长的极限》中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麦多斯等并未明确提出“零增长”概念，但其提出的获致全球均衡状态的措施，评论者一致认为实际上是主张“零增长”。参见前引徐崇温：《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第136页。）以来， 人们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管理学等各个角度作出了细致和深刻的探讨，以期全面解决全球问题，或证明其不可解决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和前景，以及人——社会与科技进步的相互关系，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和人们争论的焦点。概括地说，有两种主要观点：
（一）技术乐观主义。即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它会自然消除本身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已经存在的全球危机；新的科学和技术手段如控制论、系统论和模糊理论的广泛应用会提供人们以大量有效的办法，为人类开拓积极而光明的前景——极端的技术统治论者甚至倡导建立“科学社会”和“计算机乌托邦”（注：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第110—115页。）……这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技术手段的极度推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和人的理性的失望。
（二）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失控发展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止尽的灾难，人和社会必将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益处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需求方面差异性的消失和意识形态的没落；技术统治人类导致思维的单一类型，即“单向度的人”。（注：（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前景是灰暗的：人将最终成为技术的奴隶。
实际上，极端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不是主流，大多数人尚在乐观与悲观之间徘徊，认识到科技进步应与人类的社会经济体、意识形态以及人本身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协调发展，一起构成全球问题的未来解决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受到社会经济体制的有力制约。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扭曲效应是与战争和社会制度矛盾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分不开的，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异化发展的结果。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产物。因此，全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社会结构（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改革与进步，其方向就是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
当然，全球问题全面而彻底的解决是人类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对科技进步的争论远没有结束。不过我们相信，人类最终会在争论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充分发挥人作为科技主体的作用，同时又增强社会制度作为科技发展与作用的保障功能。这将取决于人类能否做到以下几点：
1、人类能否保持其社会内部的和平与信任， 从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一个基本前提（事实上，核战争的威胁本身就是全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2、能否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对科技进步的正确认识， 通过国际立法合理规划全球科技进步与竞争。
3、如何在科技进步的前提下实现全球生产的有机增长， 使科技进步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科学技术能否作为一种创新手段， 在整体上改变目标以个体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位的全球政治体系，重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5、人类社会如何调整自身价值观念， 以实现对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道德的重新构建。
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变革着人类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又受到人类社会本身的制约。科学改变着人，人也在改变科学。要避免把影响社会发展的某些个别因素形而上学地绝对化和相互对立起来，把它们同存在于现代世界中的整个社会关系割裂开来；相信科技进步在产生全球问题的同时也蕴育着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是人类自身如何通力协作、共同规划，使科学技术不仅成为人的“婢女”，而且成为“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