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论文文献综述）
颜子明,杜德斌,刘承良,邱小鹃,黄晓东[1]（2021）在《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时空演变及生成机制》文中认为跨境水资源合作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水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166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选择1948—2008年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事件为基础数据,提取合作关系并构建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网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跨境水合作事件及其网络的时空复杂性,阐述了跨境水合作生成机制与合作类型。研究发现:水合作事件数量与频次呈波动增长,阶段特征显着;水合作网络结构的去中心化、多极化和区域化趋势明显,东西方阵营在冷战时代主导了全球水合作,后冷战时代的热点合作广泛产生在非洲、东欧地区和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合作对地理距离表现为高敏感性,同一流域内国家互动频繁,域外大国在不同时期介入热点流域水合作事务;国家行为体、区域合作关系和国际合作体系三个层次综合影响水合作关系的生成,各层次内部有着复杂的多因素互动,强制型、功利型、规范型和意识形态型水合作是四种主要跨境水合作类型。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甘子鹤[4]（2021）在《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南亚地区作为日本长期经营和投资的重要地区,一直以来为日本的提供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橡胶、木材、锡和石油等,也为日本生产了大量的轻工业品和低附加值产品,成为了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并且东盟国家控制的区域是日本重要的海上生命线。因此东盟国家在日本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是日本重点实施公共外交政策的对象。安倍上台时,日本不仅面临朝鲜导弹威胁、日俄北方领土争端、日韩竹（独）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地缘危机,还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福岛核危机、3.11大地震复兴、日本经济疲软等棘手状况,地缘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更坚定了持“新国家主义”立场的安倍晋三扩充日本自卫队、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决心。但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话语权因为历史原因被限制,东亚国家也对安倍的举动十分戒备。为寻求突破,安倍晋三向东盟开展了以频繁的首脑外交为主的公共外交,同时在ODA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支援、法制建设支援和人文交流合作援助方面都给予了特别多的帮扶,同时日本积极向东盟国家宣传日本国家品牌形象,传播日本的价值观和社会流行文化,推动日语教育在东盟的发展普及,培养大批“知日派”和“亲日派”,为日本在东盟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打下稳固基础。日本还借助东京奥运会机会,开展体育公共外交,宣传福岛赈灾实际效果,推动日本旅游品牌宣传。安倍内阁对东盟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还是从日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文化交流,构建共有价值观,为日本的迈向政治大国打造舆论优势,这是公共外交作为实现对外战略的一种手段所负有的使命。安倍想通过塑造日本“和平主义”国家的形象,争夺地区政治事务的主导权,并与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东盟国家和民主盟国一同打造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包围圈”。安倍内阁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日本的形象构建和东盟民众対日本的好感方面日本长期处于最受欢迎的位置,日语和日本文化也在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和印尼十分盛行。不过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东盟对于日本走向“新国家主义”道路的警惕和对日本未能好好反思历史的不满,而日本流行文化中的糟粕文化随着日本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影响到东盟的青年群体,引来东盟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议论,使得日本的国家形象打了折扣。虽然日本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政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日本的公共外交政策机制日益成熟,对我国的正在快速发展公共外交起到了有益的启示作用,日本在东南亚地区采取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的重大成绩,必须要引起重视。随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往越来越深入,中国与日本对东盟的公共外交竞争也会变得越发明显。中国的公共外交水平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发展也要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但是中国目前并未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外交运作机制,也没有深入开发自身的软实力资源。因此,要学习日本的国家品牌营销手段,调整公共外交政策的针对性,调动华人华侨、海外有识之士、对华友好人士和各种官方驻外机构等公共外交资源,减少其中的官方性和正式性,充分发挥市场、智库、NGO甚至是普通民众的力量,运用现代传媒、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型传播方式,高效地发挥出中国公共外交的潜力。
王静[5]（2021）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文中认为对外援助是日本二战后恢复正常对外关系、重回国际舞台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外援助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开始重视全球性问题。随着气候变暖、森林破坏、海洋污染等全球各类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国际社会绿色援助潮流的兴起,日本也逐渐重视起在环境领域的外交战略,欲借助环境援助这一外交工具在国际环境议题上占据主导权。东南亚与日本地缘关系独特,对日本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也是日本援助项目和资金投放的首选区域。日本自战后便以战争赔偿等形式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对外援助。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活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环保项目也成为日本援助东南亚的重点内容之一。冷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环境援助项目主要集中于与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对当地环保问题的实际考量,因此收效甚微。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借助各类环境机制,积极同东南亚国家开展环境对话,并以与环保相关的政府开发援助为主要工具深化与东南亚的环境合作关系,大大改善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提升了日本在该地区环境议题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欧美大多数国家将援助作为“慈善事业”的援助理念不同,日本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互利互惠”主义,即日本始终是将实现本国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考虑援助受援国的发展问题。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相比,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对外援助问题时注意到了援助和受援双方之间的利益互惠关系,同时还强调了在总体权力对比上作为“弱”势一方的受援国在援助交换关系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其主要包括三类权力: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派生性权力。在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与东盟受援国在这一援助交换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利益互惠关系:对日本而言,开展环境援助有助于继续维持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对东盟受援国而言,环境援助项目所带来的资金、技术和治理经验本身就是一种获益,利用这些援助资源也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另外,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对受援国在具体问题领域权力资源的分类,东盟受援国在环境援助交换关系中也拥有三类权力资源:在自然性权力上,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广大的商业投资市场等天然优势使其在援助交换过程中对日本形成一定的权力资源;在制度性权力上,东南亚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一员,能够同时利用国际组织和东盟组织等多类国际机制,在国际性以及地区性事务方面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派生性权力上,其他援助国尤其是中韩等国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投入给东南亚带来了更多的援助选择,降低了对日本环境援助的依赖,进而增加了东南亚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权力。尽管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具有较强的利益互惠性,但在实际的援助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制约了双方环境援助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日本而言,首先基于“自助努力”的援助理念使其对受援国实际状况的考量不够充分;其次,以贷款为主的援助结构也会降低受援国申请环境援助项目的积极性;再次,就援助内容上,日本在“一般环境保护”项目为主的援助活动投入比例较小,这也与其在国际舞台上争做“环保大国”所做出的承诺不太相符。就东南亚而言,一方面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政府都认为经济发展相较于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大部分受援国自身的环境监管体系发展不成熟,管理能力较弱,导致援助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从发展长远的援助交换关系来看,这些影响因素都不利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推进其环境援助项目。
陈小鼎,王翠梅[6]（2021）在《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刘康雅[7]（2020）在《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ODA）研究（1993-2018）》文中提出“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指,二战后发达国家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名义,直接或间接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日本称之为“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开発援助）。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表现,研究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是理解日本外交的重要途径。本论文旨在探究日本对巴勒斯坦地区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背景与动机,分析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政策、内容以及实施情况,总结其特点并评价其得失,最终为我国提供对外援助提供借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考察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缘起、背景和战略意图。日本的中东政策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扬以抑阿”到“中立”,再到“亲阿”,最后变成积极参与。与此相对应,对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理念也完成了从经济驱动到政治驱动的转变。1993年巴以双方达成《奥斯陆协议》,为日本介入中东和平问题提供了契机。日本试图通过对巴勒斯坦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来实现其战略目标:保障能源安全、平衡外交政策和获得大国地位。第二章是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历史分析。主要从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政策与实施两大方面进行分析,并且回顾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决策和实施体系,最后根据以上内容总结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特点。目前,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主要由外务省统筹主导并进行决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具体项目实施。在坚持“两国方案”的基础上,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政府开发援助”提出了三个直接目标,分别涉及民生、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最终都是为巴勒斯坦建国和人民独立而服务。此外,日本还在2006年和2013年分别提出了两个独特的多边合作机制,拉拢其他国家一同参与到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当中。由此可以总结出日本对巴勒斯坦援助的一些特点:重视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重视跨国合作和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第三章主要是对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进行评价,首先总结其成果,然后分析制约日本对巴勒斯坦援助有效性的因素。最后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启示,为我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一些借鉴。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但也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比如巴勒斯坦复杂的政治派别和斗争、以色列的不配合、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日本国内的财政压力等,都是日本对巴勒斯坦援助有效性的制约因素。最后,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供我国借鉴。比如,在之后的对外援助中应该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完善援助决策和实施的机制;充分发挥我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
詹子懿[8]（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张锡武[9]（2020）在《二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演变及其影响》文中指出日非关系是全球“南北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通常也被视为最后一片待开发之地,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对外界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日本在传统上被公认是亚洲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和第一个发达国家,其对外交往战略除了影响自身的国家利益,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区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发展。长期以来,受限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经济合作在双方交往历史中占据了主要位置。本文认为,在对非经济合作的实践过程中,援助、投资和贸易是日本关注的三大主要领域,援助长期以来在其中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同时,对日本而言,对非经济合作的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其核心要义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二战结束后至冷战终结前,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在完成战后国家重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经济腾飞。在此时期,包括对非经济交往在内的外交活动是为了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因此,能否获取现实中的经济利益是实施上述行为的首要考量;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以及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稳固,显然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纯粹的经济利益,对非经济合作逐渐显露出攫取政治收益的迹象。以主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下称“东京会议”）为契机,日本政府进一步调整并强化了对非交往,日非关系出现了向前加速发展的趋势。这也反映出日本在经济大国地位确立后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体现出的迫切感与务实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京会议的机制化程度愈加成熟,以此作为实现自身政策目标的操作平台,日本对非经济合作的战略目的性更加清晰。随着大国在非竞争加剧,日本不再满足于获得经济、政治利益,新时期的对非经济合作已有了抗衡大国竞争的意味。日本希望以经济合作为主要抓手,在抢占非洲市场上不再落后于中国、美国、欧洲等主要竞争对手。从第五届东京会议开始,日本政府多次强调要从“对非援助”转向“对非投资”就是这一结论的主要明证。本文认为日本对非经济合作的推进及日非关系的发展必将给中非关系提出新的课题。另外,本文还关注到了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取得的成效,并对其带来的影响作了说明。本文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的基本视角出发,运用相关分析方法,主要关注其在大方向上的调整和转变问题,探究二战后至今日本在对非经济合作在政策方面的演变过程及其带来的影响。正文各章节内容设置如下:第一章论述二战后日本开展对非经济合作的实践历程,分成发展合作、对非投资和贸易合作三个领域来展现其历史沿革;接下来三章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分析不同阶段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演变过程。其中,第二章讲述二战结束后初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概况;第三章阐述冷战期间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发展情况;第四章探究的是后冷战时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的战略调整和推进情况,着重分析冷战后政策调整背后的动因;第五章主要讲述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所取得的成效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另外,在本章节中,笔者从日本、非洲及中国三个不同角度分析了日非之间经济合作带来的影响,并对中国的应对方向提出了个人意见。
王翠梅[10]（2020）在《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基于日本对中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比较》文中提出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日本也不例外。21世纪以来,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不断削减,走向终结;而长期并未受到日本特别重视的对印政府开发援助却逐步攀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围绕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策中的这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显然不能简单地以战略考量一言以蔽之。究其实质,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就援助国对某一受援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而言,当主客观上均获益且符合国内外的社会期望时,将重点援助;当两者均不具备时,将不予援助;当经济上获益但违背社会期望时,将在利益诱导下假意回应社会期望进而逆势援助;当符合社会期望但经济上受损时,将出于照顾社会期望的目的进行少量援助且多为“面子工程”。至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所呈现的“双重标准”,正是援助国“角色平衡”的客观结果。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取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这两个阶段的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基本上佐证了“援助国角色平衡论”的适用性。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与“社会人”角色扮演逐渐失衡,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最终未能经受住“经援政治化问题”的考验,从不断削减走向了终结。与此同时,无论出于主客观上的利益权衡还是为了迎合国内外的社会期望,印度都日益成为日本的重点援助对象,对印政府开发援助逐步攀升。基于此,以角色理论来探寻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为同一援助国针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提供了一种初步的解释框架。此外,由于中国因素是近年来日印接近的重要驱动,中国需充分注意中日印三角互动走向,进而探寻共处之道,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二、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时空演变及生成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无向加权网络构建 |
| 1.2.2 网络整体测度与中心性评价 |
| 1.2.3 国际水合作因果机制探究 |
| 2 结果分析 |
| 2.1 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网络的时空演化 |
| 2.1.1 水资源合作网络的整体特征 |
| 2.1.2 水资源合作网络的节点中心性演化 |
| 2.1.3 水资源合作网络联系的空间演化 |
| 2.1.4 水资源合作网络的社团结构与区域效应 |
| 2.2 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的生成机制与合作类型 |
| 3 结论与讨论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1、选题的依据 |
| 2、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政策科学分析法 |
| (四)概念界定 |
| 1、公共外交 |
| 2、公共外交政策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一、安倍内阁对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政治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政策 |
| 1、加强与东盟首脑外交,推进“积极和平主义”主张 |
| 2、调整对东盟ODA援助政策,强调“软援助”方式 |
| (二)社会文化领域的公共外交政策 |
| 1、推进“观光先进国”战略,强化日本“国家品牌建设” |
| 2、利用流行文化“软实力”,促进日本文化在东盟的传播 |
| 3、推进日语普及与人员交流计划,培育东盟的“亲日派” |
| 4、利用东京奥运机遇推进外交宣传 |
| 二、安倍内阁制订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 |
| (一)为日本实现“正常国家”梦提供舆论支援 |
| 1、实现“国家正常化”这一日本的战后“夙愿” |
| 2、冲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
| (二)提升日本对东盟的经济开发以反馈日本经济 |
| 1、开发东盟市场,运用东盟经济活力刺激日本经济复兴 |
| 2、加大对东盟投资,发掘东盟人力资源 |
| (三)打造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包围圈” |
| 1、宣传“中国威胁论”,在东盟与中国展开公共外交竞争 |
| 2、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包围圈” |
| 三、对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的评价 |
| (一)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的成绩 |
| 1、日本在东盟国家的整体形象和影响力处于领先地位 |
| 2、日本文化品牌和日语教育在东盟深入发展 |
| (二)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存在的问题 |
| 1、安倍内阁发展“新国家主义”理念引起东盟国家的警觉 |
| 2、日本对美“随从”政策降低东盟对日印象 |
| 3、日本流行文化传播中的不良因素影响日本国家文化品牌形象 |
| 四、中国应对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的对策 |
| (一)推动公共外交主体多元化发展,发动全民参与公共外交 |
| 1、拓展公共外交主体,发挥智库公共外交力量 |
| 2、构建“民心相通”外交局面,开展全民性公共外交 |
| (二)合理运用公共外交资源,持续提升中国政府形象 |
| 1、完善公共外交实施机制,消除误解与危机 |
| 2、鼓励当地华人华侨参与中国的东盟公共外交活动 |
| (三)尊重东盟国家的价值取向,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 |
| 1、提高对东盟国家公共外交政策的针对性 |
| 2、开展文化公共外交时要注意把控内容和选择合适的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与社会交换理论相关的研究 |
| (二)与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相关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
| 三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基本框架 |
| 四 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与概念介绍 |
| 1.1 国际政治中的社会交换理论 |
| 1.1.1 社会交换的基本内涵 |
| 1.1.2 社会交换理论与对外援助 |
| 1.2 环境援助的基本内容 |
| 1.2.1 国际社会中的环境援助 |
| 1.2.2 日本政策中的环境援助 |
| 第二章 日本环境援助的兴起与发展 |
| 2.1 冷战结束前日本环境援助的兴起背景 |
| 2.2 冷战结束后日本环境援助的发展 |
| 2.2.1 冷战结束后日本环境援助发展的推动因素 |
| 2.2.2 冷战结束后日本环境援助发展的主要表现 |
| 第三章 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整体情况 |
| 3.1 冷战结束前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概况 |
| 3.1.1 日本对东南亚开展环境援助的背景 |
| 3.1.2 冷战结束前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主要方式 |
| 3.1.3 冷战结束前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效果 |
| 3.2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调整 |
| 3.2.1 东南亚仍是日本环境援助优先考虑对象 |
| 3.2.2 以援助为主要工具推进日本与东南亚的环境合作关系 |
| 3.2.3 利用各类环境机制强化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功效 |
| 第四章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分析--以后冷战时代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为例 |
| 4.1 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的主要措施 |
| 4.1.1 通过Lo CARNet与东盟共享低碳发展知识 |
| 4.1.2 设立JMC项目向东盟推广日本先进减排技术 |
| 4.1.3 建立多元资金机制为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
| 4.1.4 借助城市-城市合作关系推动东盟实现低碳发展 |
| 4.2 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互利关系分析 |
| 4.2.1 日本的获利分析 |
| 4.2.2 东盟受援国的获利分析 |
| 4.3 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权力资源分析 |
| 4.3.1 日本的权力资源 |
| 4.3.2 东盟受援国的权力资源 |
| 第五章 后冷战时代日本与东南亚环境援助交换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1 日本方面的制约因素 |
| 5.1.1 援助理念上缺乏对受援国实际情况的考量 |
| 5.1.2 援助结构上日元有偿援助占比过大 |
| 5.1.3 援助内容上“一般环境保护”项目占比较小 |
| 5.2 东南亚方面的制约因素 |
| 5.2.1 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 5.2.2 环境管理能力弱,援助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代表性研究述评 |
| （一）现有理论分析及其局限 |
| （二）相关实证研究及其不足 |
| （三）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援助国角色属性问题 |
| 三、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背后的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 |
| （一）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角色 |
| （二）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社会人”角色 |
| （三）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倾向 |
| 四、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视角下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
| （一）20世纪90年代的“逆势而上”与“骤然停止” |
| （二）21世纪初的“不断削减”与“逐步攀升” |
| 五、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 |
（7）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ODA）研究（199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引言 |
| 第一章 战后日本对中东“政府开发援助”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的中东政策以及“政府开发援助” |
| 一、第一阶段: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 |
| 二、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 |
|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
| 四、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 |
| 五、“政府开发援助”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二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背景及战略意图 |
| 一、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背景 |
| 二、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意图 |
| 三、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历史演变 |
| 第二章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历史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直接目标 |
| 一、安定民生、提高生活水平 |
| 二、强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行政财政能力 |
| 三、促进巴勒斯坦经济持续性增长 |
| 第二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情况 |
| 一、援助类型与规模 |
| 二、援助决策及实施体系 |
| 三、主要援助领域 |
| 第三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多边机制 |
| 一、“和平繁荣长廊”构想 |
| 二、东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会议(CEAPAD) |
| 第四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特点 |
| 一、政治追求大于经济利益 |
| 二、重视跨国多边合作 |
| 三、注重发挥民间作用 |
| 第三章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主要成效与挑战 |
| 第一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成效 |
| 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巴勒斯坦的积极影响 |
| 二、日本战略目标的初步实现 |
| 第二节 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的制约因素 |
| 一、巴勒斯坦政治局势对援助实施的制约 |
| 二、以色列方面对援助实施的制约 |
| 三、国际局势变化对援助实施的制约 |
| 四、日本国内压力对援助实施的制约 |
| 第三节 日本政府发展援助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加强国际合作 |
| 二、完善对外援助组织建设 |
| 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
| 四、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立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二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演变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研究难点及本文创新点 |
| 1.研究现状 |
| 2.研究难点 |
| 3.本文创新点 |
| (三)本文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框架 |
| 2.研究方法 |
| 二、二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实践历程 |
| (一)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背景 |
| 1.东西方阵营对抗下的国际环境 |
| 2.国内经济恢复发展的现实需要 |
| (二)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历史沿革 |
| 1.发展援助地位突出 |
| 2.对非投资逐渐增强 |
| 3.贸易合作起伏前行 |
| (三)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基本特征 |
| 1.结构形式长期单调 |
| 2.资源导向性质明显 |
| 3.政治意图日趋上升 |
| 三、二战后初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概述(1945-1955) |
| (一)二战后初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基本方向 |
| (二)二战后初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指导原则 |
| (三)二战后初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内容与目标 |
| 四、冷战期间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变迁(1955-1991) |
| (一)对非经济合作平衡政策的形成 |
| 1.与非洲白人政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
| 2.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政府的经济合作 |
| (二)对非经济合作平衡政策的两次调整 |
| 1.第一次调整(20世纪60至70年代) |
| 2.第二次调整(20世纪70年代前期) |
| (三)对非经济合作平衡政策的延续与终结 |
| 五、冷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1991年至今) |
| (一)冷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的战略重视 |
| 1.日本对非合作机制化平台建立 |
| 2.日本对非合作领域在不断深化 |
| (二)冷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转变动因 |
| 1.经济利益因素 |
| 2.政治方面动机 |
| (三)冷战后日本在对非经济合作上的推进 |
| 1.20 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 |
| 2.新世纪以来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 |
| 六、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走势及影响 |
| (一)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取得的成效 |
| 1.援助结构不断优化,取得成效相对显着 |
| 2.投资贸易政策系统,实际效果不及预期 |
| (二)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走势 |
| 1.采取优化机制建设巩固盟友在非利益 |
| 2.补强自身对非投资以及贸易薄弱环节 |
| 3.鼓励官民合作全方位扩大在非竞争力 |
| (三)日本深化对非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 |
| 1.对日本方面的意义 |
| 2.对非洲方面的意义 |
| 3.带给中国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及其缩写 |
| 附录B 本文中用到的图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基于日本对中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代表性研究述评 |
| 2.1 相关实证研究及其不足 |
| 2.2 现有理论分析及其局限 |
| 2.3 角色理论对于理解援助实践的独特价值 |
| 第三章 政府开发援助政策中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
| 3.1 政府开发援助的双重特征 |
| 3.2 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双重角色 |
| 3.2.1 “经济人”角色 |
| 3.2.2 “社会人”角色 |
| 3.3 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倾向 |
| 第四章 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比较分析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核试验之后的“逆势而上”与“骤然停止” |
| 4.2 二十一世纪初的“不断削减”与“逐步攀升”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时空演变及生成机制[J]. 颜子明,杜德斌,刘承良,邱小鹃,黄晓东. 自然资源学报, 2021(07)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安倍内阁的东盟公共外交政策研究[D]. 甘子鹤.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D]. 王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J]. 陈小鼎,王翠梅. 当代亚太, 2021(01)
- [7]日本对巴勒斯坦“政府开发援助”（ODA）研究（1993-2018）[D]. 刘康雅. 西北大学, 2020(06)
- [8]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9]二战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演变及其影响[D]. 张锡武.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10]援助国的角色平衡 ——基于日本对中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比较[D]. 王翠梅.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