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展示历史智慧宝藏的探索——读六本史学家评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传论文,史学论文,宝藏论文,智慧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今天、未来，犹如一根链条上的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今天的社会有过往时空的折光，未来的岁月将是今天的延续和发展。这种逻辑关系似已成为不征之论。因此，对历史的看重与尊敬，当是每个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有史必有“家”。这在具有悠悠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犹为突出。当我们徜徉在历史长廊时，在接受、领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赐予的时候，不该忘却那些为后人留下我们中华民族宝贵史学遗产的史家群体。拜读了《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李侃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掩卷思之，心中充满景仰之情。
一
近20年来，史学界关于史家传记的研究和撰述，比起以往来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有著者对中国史家作出评价，且有一人一传的专书。其中，自不乏独到见解，然毕竟“独木不成林”；更有不少著者把中国的众多史家合传成书，显示了中国史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然毕竟为篇帙所限，难以尽述史家的生平、思想和成就。将一批成就最为突出的史学家撰写成如此规模的评传，即一人一传，撰为专书，编成“系列”，似尚属首次。这个创举帮助人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大军中行进着一支特殊、重要的队伍。有了他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才被完整地记载下来，流存下来，一条生生不已的浑浩流转的传统史学长河才能流淌、奔涌在人们的心中。这部“评传”的出版，使我们及后人得以认识中国史学家群体，窥其一斑，得以掌握中华历史文化进程的脉搏与风貌。
通览已经出版的六本“评传”，即许凌云著《司马迁评传》、安作璋著《班固评传》、瞿林东著《杜佑评传》、宋衍申著《司马光评传》、仓修良等著《章学诚评传》、陈其泰著《梁启超评传》，笔者以为有以下共同特点：
1.“评传”均出自专业研究者之手笔，反映了作者们多年的学术积累和认识上的创见，读来使人感到不只是一般性的了解知识，而且是对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的领略。这些作者都是以研究中国史学见长的专家，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学有所长，著述甚丰。如许凌云著有《读史入门》、《儒学与中国史学》等，安作璋著有《班固与汉书》、主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瞿林东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等，宋衍申著有《司马光传》、《史学·史实·情感》等，仓修良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陈其泰著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等。因此，他们对传主的时代、生平及学术成就谙熟，或叙或评，得心应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评传”避免了某些系列丛书在撰写上参差不齐、悬殊不一的缺陷，从而使每本书的学术品质与学术价值有了可靠的保证。
2.“评传”所述史家较好的做到了“评”、“传”兼顾，浓淡相宜，传主面貌栩栩如生，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史家从事的是严肃的历史撰述与研究。作为评传，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又不是人物生平的流水帐。如何使传主的思想、活动、音容笑貌在十几万字的篇幅内跃然于纸上，可亲、可敬、可信，确实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作者们注重对传主总体上的勾勒与描述，即从其生平中遴选最主要的史实，给予叙述、评论，而于史学成就上，则浓墨重笔，从而把对传主生平的白描与史学成就的工笔，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家往往与宦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传主既是撰史的学者，又是宦途的行者。作者较好地处理了传主作为政治家与史学家的关系，将其既有交叉联系的一面又有独立特别的一面，表述得适宜、得当。所以，这部“评传”丛书又是生活在百年前、千年前的人们的生活画卷。可以说，评传里面有历史，有社会，有甜酸苦辣，有人生三味。
3.“评传”传主均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流人物，他们的史学活动和史学著作，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读来使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史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得以发展，不曾中断，全在于从古至今每一个历史时期史家群体的共同努力。作为一部系列丛书，只能择其要者而选之，即选择那些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突出、成就卓著的史家。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六部“评传”来看，其传主均是中国史学上的佼佼者。这样的传主阵容，奠定了整套书上乘品位的基础。作为一流史学人物，他们不仅呈现出优秀史才的一面，而且显示出其代表性的一面。这种特征告诉人们，他们对于当时历史的撰述、评价，均为后来史家续写历史打下了基础；他们还为当时的和后来的一代代统治集团提供了治国安邦的经验，“彰往而察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句正是由于史家的建树而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认识。这是中国史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贡献。经过几千年赓续不断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作为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汇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
二
如果说，显现在史家群体身上的这些共性足以使人击节兴叹，那么，史家各自的独特之处则更具魅力。六本“评传”除有上述共同之处外，也都写出了各自的特色。因此，六位传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栩栩如生、鲜活生动的形象：发愤著书终成千古良史的司马迁，从洛阳花下读书郎走向“马班”齐名的班固，创造史学与政治结合艺术的杜佑，一生精力尽于《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乾嘉时期在史学上独树一帜的章学诚，开辟“新史学”道路的梁启超。这幅神采各异的历史画卷告诉人们：看似凝固的历史中却仍然奔涌着激励人、感染人的巨大力量——
司马迁以其恢宏气势、旷代奇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巨著——《史记》。作为中华民族的史诗和颂歌，《史记》在史学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不仅给后人留下一份永垂不朽的文化遗产，同时为当时人及后来人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和理想的光辉榜样。《司马迁评传》开篇引用郭沫若为其作的碑文，将司马迁“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的历史地位展示给人们，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司马迁的独特贡献：创纪传史法、创史评形式、明史学宗旨、扬实录精神，揭示了才、学、识、德高度统一，事、文、义浑然一体的学术品质、风格造就了千古良史的司马迁和成为史著典范的《史记》。
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家是班固。事实上，马、班往往未能“齐”名。隋唐之际，“《汉书》学”大兴，《汉书》成为“六经”之亚，《史记》研究则相对失色。而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论著较多，相比之下，关于班固的论著鲜见，且在某种程度上班固受到了不应有的贬抑。《班固评传》作者在本书“酒酣谁与品《汉书》”（凡四篇）中，以有力的论证，对班固与《汉书》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宣扬了班固“创立著史新体例、继承前贤补遗阙、开拓史学新领域、经世致用存实录”以及他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的突出贡献等史学成就，从而有力地肯定了《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先河的历史地位。
杜佑的独特之处经著者的精心撰述而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政治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杜佑那样，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境界。他是精于治道的史学家，又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他在这两个方面为中华历史文化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司马迁之后，继承、发扬史学上的“通古今之变”的一位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创造史学与政治结合的艺术的一位大师。他用36年时间撰写成的历史巨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章制度史，为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上，都是划时代的著作。
司马光，因其少年“击瓮救友”而妇孺皆知。对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史家，评传则着力于其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的评述。著者给予《资治通鉴》以客观、公允的定位：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极负盛名的，其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精详、文字的简洁以及综合评论，都是上乘的。作者在介绍这部书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此书的广泛传播从未间断过，已成了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它的社会影响可与任何一部古典名著相媲美。作者借用王夫之的话，揭示了《资治通鉴》“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巨大生命力。
章学诚第一个从史学理论上对“史义”进行重点论述，进而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推向了新的阶段。作者把对章学诚的评论置于时代对史家的要求中进行考察，通过缜密的论述得出这样的结论：章学诚没有辜负历史的托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史学理论之大成的著作，与唐朝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共同成为古代史学理论上的“双璧”。而章学诚的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更是超过了刘知几，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对近代著名的史家梁启超，著者同样写出了新意，认为他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同辉，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先驱，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者对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十分推崇，认为“在今天读来也仍具有审美价值”，故对其名言、名文，酌予征引，以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总之，六位史家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在“评传”著者们力透纸背的撰述中凸现出来，读后颇易于理解，并使人深受感染。循着中国优秀史家活动的轨迹，人们可以进一步领悟中国史家群体的精神，这就是忠实于历史的求真精神，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关注于社会的经世精神。在滔滔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优秀史家们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们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他们的历史实践，也逐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可供后人敬仰、学习的治学精神。
三
读了这六本史学家评传，还有一点很深的感受，这就是：“评传”的作者们在每本书的构思和文字表述上都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努力做到深入浅出，追求雅俗共赏的文章境界。《司马迁评传》用“江山入怀抱，风情启宏思”为节题，委婉细致地写司马迁的壮游和任使。其中有这样几句是：“出生在黄河岸边的司马迁，喝着龙门的水长大，又踏遍了千山万水，深深体会到一个真理：水的为利为害实在太大了。元封二年，他曾随武帝背草堵塞宣房决堤，亲耳听武帝的《瓠子之歌》，后来他写了《河渠书》。”（第35—36页）《班固评传》的“前言”，作者开篇就写得引人如胜：“幼年时曾听老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宋朝有位大文学家苏舜钦，好饮酒，豪放不羁。他住在岳父杜祁公家，每晚读书，定要饮酒一斗。祁公感到很奇怪，暗中观察，原来他在读《汉书》。每读到快意之时便饮酒一大杯。祁公不禁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也不算多。’（见清人褚稼轩《坚瓠集》）用汉书下酒，可见其韵味之醇，感人之深。”（第1页）故本书的七、八、九、十凡四章，均以“酒酣谁与品《汉书》”为题。《杜佑评传》的末章，作者着意写出了杜佑的“晚年情趣”：写他虽已致仕，仍为朝廷所倚重的威望，写他在元和五年唐蕃会议中的重要作用；也写到了长安南郊樊川的秀丽景色和杜佑在樊川别墅与同僚们的欢快的聚会，写到了一代文章“宗匠”权德舆为此而撰写的《杜域郊居记》，写到了若干年后杜佑之孙杜牧是怎样因为樊川和樊川别墅而激发起他的诗人的激情（见第142—151页）。历史和现实，史学和诗歌，政治和友情，都汇聚在樊川别墅了。《司马光评传》叙述传主“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讲到他去世时，朝廷停止政务，京城停止交易，百姓设祭悼念；当司马光的灵柩运往夏县时，人群夹道送别，哭泣不止。在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宰相、史家的去世，受到如此广泛而真诚的哀悼，是罕见的（见第224页）。《章学诚评传》对传主“堂堂正正地做人”，“在平平淡淡中渡过一生”极为推崇，称赞他“默默无闻地辛勤笔墨耕耘，才为我们在史学理论园地里树起了一块丰碑”（见89—90页）。《梁启超评传》的作者，用“九曲回澜，归依著述”为一章的标题，细致地描绘出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活动和思想的轨迹，经过曲折反复以后走上“专门著述的晚年”，成就为一代学问家、教育家（见第106130页）。像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精彩之笔，在六本史家评传中随处可见，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作者们的思想、旨趣和动力。
李侃先生在序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可以以百数，他们的著述，可以汗牛充栋；他们的文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六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藏！”（第3页）从史学家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来看，他们对于这个评价，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历史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过往性，因而往往受到人们的误解，以为这门学问只是以认识过去、说明过去为目的。这种误解不仅对历史学、历史学家是不公正的，而且也常常使人们限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困境，从而影响到人们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减少以至消除这种误解，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走进这座史家画廊，看看史学家们是怎样在关心着人们，关心着社会，关心着人类的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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