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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1)02-0067-05
至今为止，没有人能说清第一篇中国现代散文何时呱呱坠地。它们仿佛是久已置身泥土中的一把丰满的种子，得一个响雷，经一场春雨，忽然间纷纷破土而出，一夜里生根展叶，一日间绽蕾舒蕊，不约而同地在“五四”新文学大潮中放散出阵阵醉人的馨香。当它们以少女般楚楚风姿令读者赞叹不已的时候，早些时出生的白话新诗仍在呀呀学语，而迟到的现代小说还挣扎在襁褓之中。面对此情此景，现代文学创造者与研究者对新散文的来龙去脉表示了强烈的兴趣。早在1922年，胡适就于《五十年来的中国之文学》一文里，探讨了现代白话散文的发展渊源，认为这一发展脉络大致有如下五步：由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谭嗣同、梁启超的政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章士钊一派的政治文章——现代白话散文。以后，周作人又从明代小品这一历史背景上寻找现代散文的源头，认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1]，朱自清却在《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里，强调指出外国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直接影响”[2]。
此后，随着现代散文创作的日趋繁盛，创作理论的日渐丰满，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散文源流的探讨也日益深入，终至众说纷纭。1986年，佘树森先生在《现代散文理论鸟瞰》一文中，将它们概括成三种有代表性的论点，即：“公安派与英国小品合成论”、“‘文学革命’影响论”、“历史使命论”[3]。它们或从传统文学与外来影响上寻找现代散文的根源，或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议论短章为现代散文的源头，或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时代环境、作者队伍、读者口味方面探寻现代散文发生发展的原因，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真正源头？其实，诸种分歧意见的一个关键问题正是“什么是散文”。在高等院校中文系的讲台上，“散文”常常有三种解释：广义、次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散文指一切无韵的文章，它最早见于南宋《鹤林玉露》[4]，专指与骈文相对的文章体式。自南宋至“五四”运动七百年间，这一阐述几无变化。20世纪初刘师培《文章源始》中还以“散文”与“韵文”对举，称“韵文完备，乃有散文”[5]。“五四”之初，《新青年》载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也提出“散文之当改良者三……，韵文之当改良者三……”[6]。目前许多散文教材所采用的“广义”说，证明它仍然“活”在灰色的理论界。然而，生命之树常青。“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的革命风潮，将中国文章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文言文的衰落、白话文的兴起，古代文章学的旧有的体式全被打乱，各类文体处于大裂变、大融合的动荡中心。一方面，近现代小说应运而生，从“散文”中分裂而出，自成一体，得到创作者、评论者的一致承认；另一方面，人们在突变的匆忙间，将尚处于胚胎期的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各种文学作品统纳于“散文”名下，使散文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在实践上，它表现为自1918年4月以来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录”，也表现为雨后春笋般于1919年问世的抒情记事之作，譬如李大钊的《五峰游记》、鲁迅的《一件小事》、周作人的《前门遇马队记》、江绍原的《一回希有的经验》、谢冰心的《晨报……学生……劳动者》……。在理论上，1919年2月傅斯年发表于《新潮》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正是这一时期散文内涵的说明。一方面，他认为散文是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品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散文包括了政论性文体，这既为此后的散文文体的进一步明确打下基础，也使散文文体的再一次裂变成为必然。
也许“五四”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想到散文第二次裂变的讯号出现得如此之快，然而，裂变却是势所必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空前的程度上唤起了“人”的自觉，以这一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时代迫切需要一种以抒发作者自我情感为特征的文学品类出现，以满足广大读者不断提高的审美要求，满足作家不断增长的“言志”需要。1921年6月8日，现代散文的一代宗师周作人率先提出“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便可以写成“美文”。他呼吁在“现代的国语文字里”，治新文学的人试一试这类文章。他为“美文”的内涵做了最初的解释，即“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7]。周作人的这一倡导受到创作者的一致拥护。当年11月，瞿秋白在《赤都心史》序言中写道：“《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感……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8]。1922年许地山称自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是记个人“心中似忆似想的事”[9]，孙福熙则在散文集《山野掇拾》中说：“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而朱自清对此的评价却又是“但可爱的正是这个‘自己’，可贵的也正是这个‘自己’！”[10]与周作人在理论上取一致步调，1922年，王统照以“剑三”之名，在《晨报副刊》发表《纯散文》，提倡“使人阅之自生美感”、“使人看了易于感动而不倦”的纯散文[11]。同年叶圣陶在《读者的话》一文中写道：“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荷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12]。他认为散文的要旨在于使读者认识作者的心灵。1926年3月，与《晨报》同样具有广泛读者的《小说月报》十卷三期刊登署名胡梦华、吴淑贞的短论《絮语散文》，再次提出散文应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描画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既然如此，本文提出散文的特质应当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和那些非个人的，客观的批评文、议论文、叙事文、写景文完全不同。因为它是由个人的主观散漫地、琐碎地、随便地写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又从表面看来虽然平常；精细的考察一下，却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
与理论同步却又比理论更加繁盛，二十年代初期一大批作家从人生各个角度落笔，写出了灿若群星的散文佳作，从实践的意义上说明着中国现代散文的突出个性。现代散文的最初倡导者周作人创作《山中杂信》，努力“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13]，谢冰心的散文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14]。作为一代散文大师，朱自清无论抒写大自然景观抑或观照广阔的社会人生，总是深深地抹上自己的感情色彩。1924年至1926年间，鲁迅写就著名散文集《野草》，这部作品更以深刻的内省精神，显示着鲁迅这位时代伟人对自己的孤独、寂寞、绝望、反抗、悲剧感等等心理状态和现实际遇的充分自觉，显示着努力在剧烈的心理冲突中维持心理平衡的鲁迅的精神自我。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散文作品，主旨都在自我情感的抒发，本质都是作者“心弦上乐谱的记录”[8]。由此可见，狭义的散文——美文——絮语散文——文学散文，自上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展现了它那卓然不群、优雅清新的独特身姿，取得了独立于世的资格。
如上所述，时代思潮冲击下的文体裂变使现代散文迎春风破土而出。但这些种子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勃发、繁盛，自然还得力于本身遗传基因的壮健，得力于可以视为现代散文渊源的历史的内蕴力。
一提起现代散文的历史渊源，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秦诸子与历史散文。其实，先秦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之所以被称为“散文”，最重要的依据来自它们是“散行的文字”，与现代以表现创作主体感受的文学散文有形式上的相似，少本质的相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作为现代散文历史渊源而存在的首推“骚”、“赋”。
屈原的《离骚》崛起于我国思想发展史的第一个理性觉醒时期。奴隶制衰落、封建制兴起的特定历史时代，作为个体的“人”的初步的自我表现意识，是《离骚》得以问世的社会思想基础。它“把最为生动、鲜艳、与最为炽烈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期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熔化成了有机整体”[15]。为了表达这种蕴积丰富的内容，《离骚》在形式上显然是综合了四言诗与散体文的特色，一方面采用了民歌形式，押韵、富于节奏感，另一方面又将诗句加长，构成巨篇。由此可见，远在屈原时代，伴随着理性的初步觉醒、人的自我意识出现，我们的祖先已经感到有那么一些思想、有那么一种感情，是一般文体所难以表现的。屈原找到了骚体，一种介乎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体裁，从这里我们难道不能感觉出一种隐隐的动向，一个颇应注意的信息？
“骚”为“赋”祖。这一点理论界虽有争议，但至少不能否认，《离骚》是汉赋的“另一传统”[16]。以骚为祖的赋不同于《子虚》、《七发》、《长林》等铺张扬厉的大赋，它们没有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心，独具抒情写志、自鸣不平之意。汉初这类赋的代表作当推贾谊的《吊屈原文》。本文表面上是说屈原，实质上是讲自己，生不逢时之感是全篇基调。沿着这一基调发展下去，西汉时又有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等，均以抒发个人情思为特征。这些赋是赋而又为骚体，明显地留下了由骚向赋的转化痕迹。吴小如先生以为，赋的形成，“乃是在《诗经》与《楚辞》这两种诗体的基础上，在先秦散文十分发达的影响下，由韵文渐趋散文化的结果”。他还认为“赋，原是韵文的一体，虽说它是‘古诗之流’，其实质与散文非常接近”[16]。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以后，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使赋“与散文非常接近”的实质也日益鲜明。由于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能够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人性之美，尊重人性价值，出现了更多托物言志、述景抒情之作。譬如弥衡的《鹦鹉赋》，字面上是替鹦鹉诉衷怀，词句之间却是写有志之士在乱离年代那种委屈苦闷的心情。又如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登楼赋》、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或状写久留客地，才能不得舒展的抑郁情怀，或勾勒描绘各色人等的离情别绪，或写景赋物、自悲身世，无论是篇章结构还是抒情言志的表现手法，都为后世的文学散文创作打下了基础。放下作品，我们再看著名文论家刘熙载对“赋”的论述：“赋起於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17]。由此，我们是否已经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赋与现代抒情言志的散文，体内流动的原是同一血液？
骚、赋之后，唐代柳宗元的山水记伴随古文运动而出现，八大家散文抒情写意各尽其妙。尔后，又有晚明小品体制精微、性灵独到，提出文学作品应有作家“性命的影子”，成为“人之注脚”[18]，“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18]的真声、真情、真趣，这显然是与现代文学散文一脉相通，其理论要点，也为现代散文评论者频频使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作人认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的说法，实在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考察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学修养，因而才能于创作中“信手信腕，皆成律度”，迅速将现代散文创作推向繁荣，而现代散文一进入成长期即陆续出现一流作品，成绩居于其它一切文学品类之上，也不能不归功于它那深远悠长的历史渊源。
自然，现代散文的兴起与繁荣，还得力于外国文学的输入，尤其是西洋散文的影响。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首次谈到国外有不少散文样式值得取法，有许多“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19]，此后，傅斯年首先引进"Essay"这一概念，将英国随笔导引进中国散文界。他在《怎样做白话文》中提出，散文“以杂体为限，仅当英文的Essay一流”[20]。但这些只言片语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21年6月，周作人《美文》发表，专门介绍和倡导试做Essay时，才引起散文作家的重视。他明确提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性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7]。周作人的介绍，为正在探索创建现代语体散文的新文学作家打开了异域散文宝库的一扇大门，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此后中国出现了译介和取法西洋随笔的热潮，诚如一些文学史家所说：“德国尼采、英国小品文名家以及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王尔德等的散文诗译作，散见于当时大量的报刊杂志。当时的散文名家都通晓外文，无须借助翻译，可以直接阅读、揣摩外国散文珍品。我国现代作家在对英、美随笔，日本小品，德国格言式语录，以及俄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的散文和散文诗的译介中，丰富了散文的艺术手法，提高了表现人生的能力。外国散文的引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散文的成长”[21]。确实，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诸多作家，其作品都有西洋随笔的明显痕迹。1928年，朱自清写作《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指出即使是认为现代散文源于明代小品的周作人，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22]。郁达夫此后也曾说过：“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们的智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决不会消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势力。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梁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爱利亚了，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见得英国散文对我们的影响之大且深”[22]。
另一方面，外国散文理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继周作人之后，王统照根据美国文艺学家韩德的《文学概论》专著中有关散文的论述，写成《散文的分类》，介绍了英国随笔的特点及功用，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既论述了絮语散文的重要特征，又综述了自蒙田、培根以来这一文体的承传变革。像这类概述英国随笔发展史的长篇大论，30年代还有毛如升的《英国小品文的演进与艺术》。理论译介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鲁讯翻译的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之作《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其中"Essay"和“Essay与新闻杂志”两节介绍西洋散文的篇章，成为我国散文作家和散文理论家经常引用的经典论述。这些理论文章在现代中国散文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外国文学的影响毕竟是流不是源。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说：“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23]。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学体内，一直蕴涵着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倾向，即抒情写意的散行文体。中国现代早期散文家钟敬文就曾说过，现代散文“这类文艺花园中的异卉的作者，各时代都不断生产着”。他并且列举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疏》，以及柳宗元山水记、明十六家文集为例，说明传统散文“有许多真是小品的上乘，使我们读了飘飘然欲仙的”[24]。即使是朱自清，也在认定“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的同时，又一再说明“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2]。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英国学者卜立德的文章，也多次提到中国现代散文不容忽视的历史基因，认为“晚明小品跟英国随笔伯仲之间，理论也颇相似”，而晚明公安派的思想，又恰恰是“现代读书人最容易接受的一种”[25]，这才是西洋随笔能够迅速进入中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散文迅速走向繁荣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它学习借鉴了西洋散文对自我精神的大力张扬，表现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大胆抒发自我情感意愿和个性解放要求，富于时代气息，做到了与那一时代读者的声息相通。另一方面，“究因东西洋民族的气质人种不同”，传统散文“在中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英国的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26]，大多数作家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审美心态，散文创作讲究的是清丽、含蓄、简单，难怪卜立德先生不无惊讶地说，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他们想的是叙事、写景、抒情的散文。因为清新和漂亮，以简洁的结构为宜，重单纯，切忌搀杂，而议论散文难免有点搀杂”，因此中国散文家不尚说理，“不知道为什么把好玩的都让给杂文家”[27]。然而，也正是这样，中国现代散文才能从走上文苑的那一刻起，就赢得新旧时代交接点上最广大的读者的欢迎，以特有的中国风范，成为现代文学艺术园林中典雅、清丽、绰约可人的一片新花。
综上所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且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国古代抒情言志的骚、赋及其后的散行文体可称是中国现代散文最古老的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这一濒于淹没的河流重新注入活力，得到汩汩涌进的外国文学清泉的滋润。事实恰如半个世纪以前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新散文的发达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就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
收稿日期：200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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